·紅色收藏·
股票只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嗎？革命蘇區勝利縣是怎麼來的？紅色收藏的特殊意義在哪裡？
新年過大年，瞭望收藏特刊發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副主任、秘書長洪榮昌的文章以饗讀者。
通過收藏，可以解讀過往，了解歷史，探秘真相，學習知識，接受教育……
中央蘇區可以掛在在胸前的股票
洪榮昌
在今天這個近乎「全民炒股」的時代，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以為股票是時尚的「舶來品」，誤以為炒股是「洋務運動」，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殊不知，股票作為資本市場的長期信用工具，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我黨領導的中央蘇區就已經出現了「股票」和商業的股份制。
紅色的中央蘇區曾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股票，它不是紙質的，而是用布做的，而且其形狀也是橢圓形的，這種橢圓形股票上方還有一個便於佩戴的小掛耳。可謂是股票中一朵燦爛的奇花，讓人看了賞心悅目。
估計很少人見過掛在胸前的股票，因為人們在通常的認知上，股票就是印有一定的圖案與文字，蓋有印信的一張紙，紙怎麼可能掛在胸前呢？怎麼掛呀？
確實，股票這東西，就是股份公司為籌集資金分發給出資者的一種憑證，是所有權者取得股份公司股息和紅利的一種有價證券。股票的出現、發展到消亡有一個歷史過程。現在，電腦發達了，無紙化辦公，實物股票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由於實物股票成為歷史，不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股票是什麼樣子。
在收藏交易市場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實物股票，絕大部分是紙質的。雖然大小形狀各不相同，但都有持股權利的記錄，即多少股份，出資多少，入股時間及證明機構的簽章等要素。有的還有分紅的記錄表格。
其實，除了紙質股票之外，也有極少部分是用其他材料所做的股票，如布質股票、銀質股票、銅質股票等，這些特殊材質的股票，很難在現實生活中見到。
我收藏的中央蘇區的這種非常特殊的股票，正面為紅布，中間蓋有一個黑色的四方形印章，印文是「勝利縣總商店集股證」。背面為白布，上方用毛筆書寫入股人的姓名，接下來是「集股大洋壹元」6個字，下方是股票的編號；中間蓋有一個紅色的四方形印章，印文是「勝利縣總商店」。
據史料記載，蘇區各縣創辦的總商店是縣級消費合作社的直屬部門，是一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商業組織。其職能相當於過去的基層供銷合作社。
蘇區消費合作社的創辦，對改善蘇區群眾的生產生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33年11月14日《紅色中華》第125期第3版有這樣一篇報導：敵人在五次「圍剿」中，對蘇區採取更殘酷的經濟封鎖，奸商更乘機操縱，日用必需品更加貴起來了。為了要使紅色戰士和工農群眾，吃便宜的油鹽穀米，穿便宜的布和買便宜的東西，福建軍區已經組織了合作社，紅色戰士節省伙食錢，踴躍的加入合作社，社址設連城。連城過去的鹽小洋每毫只賣得八錢，到幾天又減到七錢，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的鹽，小洋每毛便賣一兩，群眾都到合作社去買，奸商們才又回跌到一毛小洋賣一兩。平時商人屠豬出賣，小洋每毛只賣一兩八錢，合作社買豬殺，現在小洋每毛賣二兩，群眾紛紛前來爭買。還有合作社自己買穀米賣給紅軍，所得的便利，更是不少。我們剛剛才創辦合作社，就得到了許多便宜，可見只有合作社，才是打破敵人經濟封鎖和姦商操縱剝削的最鋒利的武器。
蘇區這種發動群眾創辦消費合作社的辦法，對以後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建設，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直至全國解放以後，仍然按照這個經驗，在全國辦起了供銷合作社。
供銷合作社成為溝通城鄉經濟往來與合作共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重要，成為了在經濟上聯繫廣大農村群眾的紐帶，是廣大農村非常信賴與群眾非常嚮往的經濟組織。
還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看過一部電影，其中有這樣一個鏡頭：一位領導對一個小學老師說：「你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當供銷社營業員！」由此可見當時的基層供銷社何等吃香！
但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以後，基層供銷社受到很大的衝擊，絕大部分基層供銷社銷聲匿跡。
最近，網上對於供銷合作社的事情又被炒作的沸沸揚揚，大有重振雄風之勢。甚至有人提出，現在社區的醫療衛生、餐飲服務等職能都應該由供銷合作社來承擔。當然，事情的發展究竟會怎樣，還得拭目以待。
勝利縣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江西省境內于都縣、寧都縣、興國縣、瑞金市的交界地區成立的一個縣級蘇維埃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包括賴村、銀坑、平安、馬安石、曲洋、車頭、仙霞貫、三貫、橋頭、江口、梅窖、樟木、古龍岡、半涇等區的蘇維埃政府。
關於勝利縣的來歷，有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故事。
中央紅軍在取得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的1931年9月間，以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名義，同時命名了二個紀念自己領袖的縣。一個是為紀念被毛澤東主席稱為「農民運動大王」彭湃而命名的「彭湃縣」，另一個是為紀念第三任黨的總書記向忠發而命名的「忠發縣」。
向忠發（1880—1931年），湖北漢川人，曾做過徒工、水手、碼頭工人，1922年入黨，黨的「六大」時，他被選為黨的總書記。1931年４月，黨中央情報保衛機關的總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給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各機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周恩來果斷地採取應急措施，切斷了顧當時所能知道的一切線索。總書記向忠發也另遷了住所。當時和向同住在一起的有其姘婦楊秀貞以及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
不久，形勢更加險惡，黨中央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把向忠發送往中央蘇區。臨行前，他提出要見楊秀貞一面。起先，中央沒有同意。後來，由於他堅持要見，組織上便明確要求他：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趕回來。但他6月21日上午去後，不僅在楊處吃了飯，而且還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向忠發準備離開，當他去附近一家汽車行叫車時，認識他的車行會計為圖一筆賞金，去特務機關告發了他。向忠發遂被捕。向忠發被捕後，黨中央準備組織力量進行營救。但很快就得到消息說，向忠發已經叛變了。他叛變後，首先供出了陳琮英的住址，致使陳琮英被捕。同時，特務還在向忠發的引帶下，搜查了周恩來、瞿秋白等同志的住處（幸好周、瞿等人早已撤離）。在審訊陳琮英的法庭上，向忠發還親自出面對質，並對陳說：「你不要編口供了，有什麼就講吧。我們是什麼人，他們都知道了。」上海的敵人原本想利用向忠發的叛變，一舉搞垮我黨中央，但由於周恩來等及時採取了措施，他們的企圖未能得逞。正在這時，他們接到了蔣介石下達的「就地槍決」的命令，於是，於6月24日將向忠發處決了。
可惜的是，這個事情由於當時消息閉塞，在中央蘇區工作的同志並不知道真相，誤以為向忠發是為革命犧牲的，故而在其處決之後二個多月，還用他的名字命名一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待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同志到達中央蘇區後才恍然大悟，發現搞錯了，不能用叛徒的名字命名，便更名為勝利縣。這段命名歷史，由於其羞以啟齒的原因，早以被人忘卻，史料難以尋覓。
勝利縣總商店發行的股票之所以如此奇特，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用布製作的東西比紙質的東西好保管。贛南閩西地區屬於南方亞熱帶氣候，尤其是春天，陰雨連綿，紙製品容易受潮損壞。雖然繳納的資金不多，但那時候生活貧困，一二塊錢群眾也覺得很寶貴。
二是橢圓形的東西美觀大方。正面使用紅布鮮艷熱烈，非常契合蘇區的政治氛圍。背面使用白布，便於書寫入股對象的姓名與入股數量及其編號。
三是股票特別製作一個小掛耳，便於股民佩戴。股民開會時只要用別針一扣即可；穿「中山裝」的人可直接扣在左上口袋扣子上；也可以用條繩子穿過掛耳系在脖子上。蘇區創辦消費合作社，對於農民而言是改天劈地第一回，股東享有平等的權利，直接參與蘇區的經濟管理，是翻身做主的身份象徵。尤其是召開社員大會時，佩戴上股票既有自豪感，又可作為一種代表證件，一舉兩得。
四是蘇區黨和政府發動群眾參與經濟建設的一種工作策略。開會時把股票佩戴在胸前，除了使入股者感到光榮之外，對未入股者是一個沉重的精神打擊，既可對那些思想後進、拖後腿的人予以鞭策，又可對富農、資本家及其他剝削者形成一種政治權利的震懾，從而更快地促進蘇區各種經濟組織的建立，更好地促進蘇區經濟的發展。
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掛在胸前的股票，彰顯了我們的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一種智慧；體現了蘇區政府提高辦事效率、努力發展經濟決心和作風；反映了蘇區軍民義無反顧，鐵心跟黨走的一種精神。
【作者簡介】洪榮昌（筆名：紅歌），1952年8月出生於福建省武平縣，大學文化。年輕時曾經種過田，當過兵，教過書，從政之後至正縣處級國家公務員退休。現任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副主任、秘書長，《中國紅色收藏》雜誌主編，《中國錢幣》雜誌特聘審稿專家，龍巖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龍巖市檔案館榮譽研究館員，武平縣博物館特聘研究員，上杭縣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專家委員，武平縣慈善總會終身榮譽會長。中國紅色收藏鑑定師、評估師。
其收藏領域涉及郵票、錢幣、蘇區文物、毛澤東像章等。對蘇區文物有比較深入研究，出版過《紅色票證》《紅色貨幣》《紅色收藏》《紅色糧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五分銅幣》等專著。曾在北京、福州、遵義、廈門等地舉辦蘇區紅色文物展覽。其個人事跡在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紅網等多家新聞媒體介紹過。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國國家圖書館、全國各大圖書館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等海外知名圖書館收藏。大量學術論文被英國劍橋大學等國內外著名雜誌、網站刊登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