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幾乎是中國媒體最活躍、最少禁忌的報導評論領域，因為它和政治極少關聯，最關鍵的是，在中國足球這個特殊的環境裡，罵了足以平民憤，還不用承擔社會責任。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的足球記者多數不是「體育傳媒」專業出身，而是「中文系」的高徒。不過遺憾的是，當年被視為最有獨立性思維的足球媒體人們，現在多數也淪為跟風狗。
中國足球媒體水平，與中國足球教練、球員、裁判、球迷的水平，大致是等同的，屬於配套建設，所以誰也別笑話誰。叫囂著「一流球迷，二流教練，三流球員」的中國足球媒體們，從沒想過給自己排個名。
八千足記
據說二零零二年的時候，中國媒體裡有八千足球記者，在足球激情燃燒的時代，各種寫法、各種風格百花齊放，產生了一批飲譽足壇的名編名記。
那是中國體育媒體的黃金時代，中國足球只要放個屁，全國足記趨之若鶩。米盧上任後，開始帶領國足衝擊世界盃，於是幾乎所有和國足有關的事，足記都採取圍攻態勢。
在圍攻米盧這件事情上，只有李響獲得了成功，成功之處不僅僅在於她拿到了和米盧零距離接觸的機會，還在於她拿到了那筆在千禧年堪稱天價的百萬轉會費。
這件事情，似乎讓馬德興很是不解氣，於是他後來先知，先覺地攀上了阿里漢，不過後者除了拿下亞洲杯亞軍外，衝擊世界盃再次失利。從那年開始，中國足球熱潮開始逐漸消散，足記們走的走，逃的逃，當然這是後話。
米盧時代，採訪國足那叫一個嚴格，想申請到採訪證，必須要有新聞出版署的記者證，採訪證工本費五十元，每場比賽，每次集訓少不得千八百記者，主辦方僅此一項能發筆小財。
除去這些還算正式的途徑，各種小偷小摸也是層出不窮，跟做間諜沒什麼區別。當年流傳一句順口溜，「某某的新聞是編的，某某的新聞是猜的，某某的新聞是偷的，某某的新聞是買的」。
有中國足球的地方就有假新聞，話雖刺耳，卻是事實，至少職業聯賽三十年來基本就是這樣。
其中「某某」是誰，都是圈中人也不便透露，反正都是大腕。大腕姑且「坑蒙拐騙」樣樣齊全，更何況一些小字輩。
當時的國足動不動就喜歡封閉訓練，急於發稿的記者們要麼在球場周圍門洞內尋找縫隙偷看，要麼跑到高樓上去用高倍望遠鏡偵查，還有的買通場地工作人員鑽到球場內辦公室透過窗戶觀摩。
回過頭來說，在國足征戰世界盃的三場比賽期間，前方足記究竟炮製了多少篇國家隊的「專訪」，根本無法統計。
當時全國的足記都撲向了西歸浦，但米盧只接受《零距離》李響的專訪，再加上國家隊「防火防盜防記者」，足記們能採訪到的東西屈指可數，各種胡編亂造的專訪「應運而生」。
再後來，隨著中國足球的步步走低，未來形勢的叵測迷離，無數足記的生存空間已遭到無情擠壓。
足球報導信息活躍、各地媒體交流走動頻繁，以及由報導多元化衍生的對比參照，良性循環已成昨日黃花，足球報導開始走向「緋聞化」、「故事化」的畸形軌道。
紙媒時代
紙媒時代，寫足球評論的有幾個名記，周文淵、馬德興、李承鵬，後來還有董路。
足記也分派別，比如以汪大昭為代表的傳統正派，做新聞講究嚴謹客觀；以馬德興為代表的「權威派」，喜歡挖一些所謂的獨家和內幕；以張曉舟、李承鵬為代表的「南方系」，這些人大多中文系出身，擅長舞文弄墨，文采斐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無疑是馬德興和李承鵬，馬德興那時的文章讀起來有個明顯的感覺，「這是個入錯行的南郭先生」。
他似乎既不愛好，也無才華，純粹是來這行混口飯吃。每周一篇流水帳，寫得痛苦，讀者看得更加痛苦，純屬互相折磨。
李承鵬做文章，就像個無門無派、無師自通的廚師。把那些毫不相干的材料一勺燴。再端上桌來，口感奇特，五味皆全。
有時寫得高興，一通嬉笑怒罵後，已是離題萬里。往往一篇球評能夠寫成一篇雜文，嬉笑怒罵盡在其中。再加上身上的那股「俠氣」，所以經常會出一些引起轟動的作品。
據傳，李承鵬最巔峰的那些年，有雜誌跟他的約稿開價是十元/字，一篇千字的文章，稿費就高達萬元，所以可以想像，單靠寫稿、出書，那幾年的李承鵬賺了有多少錢，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李承鵬。
在這些流派彼此之間，多少有些互相看不起。「馬德興們」認為「李承鵬們」只是賣弄文字，而「李承鵬們」會認為，「馬德興們」只會整天挖空心思去製造無從考據的新聞，失去道德底線。
當雙方的對簿公堂，卻以雙方律師四小時的唇槍舌劍收尾後，這件事情就此不了了之。馬德興安守一畝三分地，李承鵬開始劍走偏鋒。
再後來，「黃健翔們」離開央視，「董路們」由足球評論員轉型為電視節目主持人，「許勇們」成為俱樂部老總之後，頭也不回地潛入商界。
式微時代
金元時代結束後，國足戰績依舊一塌糊塗，李鐵掀起的封閉，讓寒冬下的中國足球逐漸成為各路神仙互撕的最佳領域。
在中國足球最新一輪的反腐中，冉雄飛爆料：「中國足協又有兩名中高層幹部（何璽和徐馳）被體育總局紀檢組調查」。
隨後，李璇在社交平台發文稱：「經與中國足協確認，從李鐵案爆發至今，總局紀檢組從未找過何璽和徐馳接受所謂調查，冉雄飛所說的純屬胡編亂造。」
「並且表示中國足協已表示，不會容忍冉雄飛一再對中國足球毫無底線的公開誹謗，將會收集證據，通過相關部門上報。」
而隨後冉雄飛稱，自己手頭有很多關於足協領導和下面很多中高層幹部的猛料，考慮自己不在國內，無法一一核實，所以出于謹慎沒有開炮。足協若是想辦他，他會肆無忌憚地爆料。
在冉雄飛的這段論述下，董路參與到這場混戰中，他和冉雄飛進行了友好互動，隨後李璇發文稱董路和李鐵的交情這麼快就忘了，表示董路和李鐵之間有什麼勾當，要不要拿出來說一說。
隨後董路進行了回應，稱趕緊把自己和李鐵的「勾當」曝出來，曝點新鮮的，別都是自己以前說過的。
至於誰在說謊，本身就是沒有答案的問題，最可能的發展趨勢大公是隨著李鐵事件的息事寧人，伴隨著多數人「狗咬狗」的論斷，這個時代已經沒有足記的痕跡。
其實糾結於誰對誰錯沒有太大意義，在二十年前，那個足記最輝煌的年代，編造新聞和歪曲事實就屢見不鮮，馬德興抹黑克勞琛的那些年，成為「上書房行走」派與足協方面之間千絲萬縷最好的印證。
隨著中國足球的沒落和足壇浪漫氣息的喪失，足球媒體幾乎成為「鄙視鏈」的最底端，而身處這個底端里的各路媒體人，似乎也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興趣。
這是中國足球最壞的時代，也是中國足記的最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