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宋末元初傑出的史學家馬端臨，就觀察到了這個現象。
他的一段話說的切中要害：「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益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以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以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借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積以身為累矣。」
宋代的「文武分途」，本身就是一條錯誤的歧路，遠非某些觀點認為的「歷史的趨勢」。宋朝的所謂「制度改革」，本身只是對晚唐五代的「應激反應」，而絕不是真的重構社會體系。
所謂的「應激反應」，就是說，士兵鬧，我就給錢哄。
而對社會體系和兵制的重構，是類似三灣改編，類似近代西歐國家體系的建構和代議制民主的形成，類似英國在1688年以後打造的國債金融體制。而絕對不是宋朝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調整。
前者和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從基本的問題和基層的視角出發，由小到大地解決問題，一步一步逐漸擴大影響力，在開拓的過程中逐漸調整。
後者則是先「預設」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然後站在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去考慮「解決一個大問題」。這種思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因為宋朝看到的問題就是錯的，它對社會的認知本身就出了很大的漏洞。
宋朝的倒退
宋朝之後的華夏，表面去貴族化的同時，士人藉助科舉崛起，農民淪為佃戶乃至奴隸制的人身依附關係。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時代的國野之別，國人經常出城去，監督野人為他們種地，但國人至少還承擔國家的軍事義務。
士人有佃戶給他們種地，卻大多為了利益集團站隊，去結黨營私和爭權奪利，卻又不承擔軍事義務。而戰國時代打破國野之別，全民都是國家的國人，各國都在改革提高國民的組織能力和軍事能力，能動員出數十萬的戰士，而國民軍事能力提升，又加強遭遇利益侵害時的自衛能力。這就是戰國至西漢的組織能力看上去遠大於宋明的原因。
宋元王朝的全面崩潰，和羅馬帝國晚期的全面崩潰非常類似，都是絕大部分社會中下層都被地產關係束縛在了他們的土地上，鄉間自由農很少。後來女真蒙古入侵時，都沒有再發生舉族結塢堡自保的情況，有些漢軍世侯，但那和南北朝的豪強也已經相去甚遠了。
明朝的遺憾和過失
如果沒有十六國的鄔堡歷練，如果沒有北魏的一系列改革，沒有對草原-中原地緣博弈關係的重新認知，沒有北周北齊對於法律和新軍事擴張模式的探索，那麼隋唐的出現根本就不可能。
隋唐的成功，離不開十六國時遍地鄔堡對於新制度和新擴張模式的探索，離不開南北朝時關隴地區新體制的搭建。這些新制度的探索，都是需要200-300年的長期孕育的。
而處在蒙古-女真-朝鮮邊緣等混雜區域的東北地區，恰恰可以用來作為新制度的探索試驗田，畢竟這裡可以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多主體博弈的試驗場，其意義並不亞於南北朝後期的關隴地區。
南北朝的主要制度在鄔堡裡面逐漸萌芽和發育。
而明朝時期，明朝朝廷本身做了一部分制度探索，包括一條鞭法等。
但此時，充當南北朝」鄔堡「作用的，反而是遼東地區的海西、建州女真。他們都修建了城寨，開始從事農耕開發。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從事貿易和狩獵，並且和戰爭的攻伐相互配合，逐漸摸索出了一種新的組織模式和進攻思路。
1400-1600年，恰恰是早期近代時期，是歐洲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的時期，是商業資本主義萌芽和成長的時期，是日本紛爭的戰國時期，是人類開啟大航海的時期，是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前夜期。這二百年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錯過了這一窗口期，後面想再趕上就太難了。
然而，明朝對東北情況的漠視，使得本來可以在東北進行新一輪的「鄔堡新制度探索」沒有成功，結果女真們卻結成城寨，在城寨裡面逐漸摸索新的制度和新的擴張模式。最後摸出了東北版的「軍商盜模式」，和17世紀英荷的軍-商-海盜模式驚人的相似。
結果不出所料，女真們將摸索出來的新模式直接對準了關內。
近代的困境
明清時代的華夏，不僅缺乏15-17世紀近代早期的國家博弈過程，甚至也缺乏12-14世紀的中世紀轉型過程。因此很多問題不是僅僅在明清才出現的，而是宋朝的問題，一直延續到了明清，並越來越惡化。
因此，近代的革命者們，面對的難題，遠不止是工業化，還有缺乏中世紀轉型和早期原工業化和近代國家治理博弈經驗的問題。這比日本沙俄普魯士的」工業化「，要難上至少兩個檔次。
博弈能力和組織力弱化在學術上造成的影響
同樣的，這種問題可不僅僅出在商業領域，軍事領域和政治領域。政治軍事上的失能和無組織狀態，必然會影響到學術本身。
在宋元明時期，我國的數學和技術有很大的發展，也湧現出了像秦九韶這樣的數學大家以及水利機械等工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的數學越來越局限於民間數學和商業數學，機械技術的推廣也逐漸停滯。
這背後並不是中國」自古就沒有科學思維「，而是宋元明沒有及時整合各領域的知識，並充分運用數學！導致各種資源和思想全部都是分立的，孤立的，隔絕的。
背後的問題，南宋的學者馬端臨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以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以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
這就是典型的社會各群體之間完全沒有溝通，完全孤立的情形，背後是欠缺有效的組織，再背後則是欠缺適當的博弈和擴張的動力。最終必然使得所有領域日益內卷化，也日益小圈子化，狹隘化。
歐洲的博弈與整合
相比宋元明清，歐洲在13-18世紀的做法值得仔細分析。中世紀的大學，開設了各種辯論術的課程，學生相互辯駁，甚至相互爭鬥的熱情很高，這恰恰在無意間促進了各領域和各學科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也促進了各種社會資源的相互博弈與最終的有效整合！恰如教員所說，」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適當的爭鬥和博弈，才能帶來後來的高效整合。
這就是歐洲的活力被有效地釋放出來的體現。但同時期的華夏，許多有激情有活力的年輕人，其活力卻被道德保守主義抑制住了。
道德保守主義的桎梏
宋王朝關閉了改革之門，任何略帶變革色彩的建議，一切機構改革都遭受到『背離儒家』的責難，新政權無意於進行機構改革；相反，它堅信道德高尚的官員會自然而然地改善這一切，把帝國鞏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崇高道德標準的新觀念上面。（多麼像今天的美國！怪不得歐美如今陷入了科技與經濟的停滯局面）
更為災難性的後果還在於， 在道德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知識份子注重內省、修身，而無意涉足並整合其他知識領域，國家也不能從保守的意識形態迷戀中抽身而出，關注商業和改革。一種來自道德保守主義傳統的巨大慣性，導致此後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在一個又一個世紀中固守其樊籬，從而造成了這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相對穩定以及後來的停滯。
道德保守主義在十三世紀之獲得「勝利」與中國在十九世紀對近代契機的拒絕，兩者之間埋伏著千絲萬縷的因果聯繫。雖說早在十一世紀，手工業生產、商貿、城市化、市民階層等近代因素已經出現，然而這一切卻為日趨保守、內省的意識形態正統所排斥和壓擠，即使到了十九世紀之後，國門洞開，西風東漸，近代因素風生水起，但意識形態上的自足與自負還是導致帝國與近代契機一再失之交臂。
」小分流「現象與地中海和阿拉伯地區的落伍
當然，同時期的地中海地區，尤其是希臘，也陷入了這種道德保守主義的藩籬之中，這就是為什麼，產出過《幾何原本》的希臘，在近代卻同樣落後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文藝復興的起源地義大利，在近代也逐漸落後於西北歐地區的原因。畢竟，寫出過《幾何原本》，可不見得能用好《幾何原本》。更不用說阿拉伯地區和印度地區，這些地區的組織力更差，更為鬆散，因此更不可能誕生出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900—1300年，經濟增長在歐洲是一個普遍現象，幾乎所有地區都出現了人口顯著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實際收入增長。然而，早期現代的情況非常不同。這一時期的增長，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低地國家和英國在內的北海地區，荷蘭和英國先後成為歐洲經濟增長的領頭羊。與此相反，義大利北部的人均收入在15—16世紀達到和保持高位後，於17—18世紀開始下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在16—18世紀接近停滯。西歐大部分地區也是如此。那麼，歐洲內部的人均收入差異始於何時？研究表明，15世紀上半葉，歐洲內部的實際工資差異非常小，但從1450年後開始增大。這表明，北海地區與西歐其他地區出現了「小分流」。加州學派宣稱工業革命導致歐洲脫穎而出，但其所說的「歐洲」只是作為工業革命發祥地的西北歐，並非整個歐洲，這是值得注意的。
掌握整合的主導權
過分強調「分工促進文明發展」，本身就是不對的。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強有力的整合。尤其是自底向上，由小到大的整合。
誰能占據主導權，關鍵在於誰能主導這種整合，誰能把握這股潮流。
當然，這種「強有力的整合」不一定完全來自於上層，也可以來自於基層和上層的互動，近代西歐的崛起就離不開基層豪俠和上層君主的默契聯合。甚至這種「整合」也可以來自於基層和中層，比如18-20世紀資本家階層的興起。
同樣，南北朝後期的制度改革，也離不開前期的鄔堡內部進行的探索。在紛亂的戰爭中，各地的能人勇士逐漸登上舞台，在一個個鄔堡內完成了對原先的腐朽士族的換血和洗牌。之後北魏北周再對這些鄔堡進行整合，最終誕生出隋唐。
其實，研究宋以後的衰落，並不困難，但需要把春秋戰國，南北朝，近代革命，中世紀到近代的歐洲崛起，進行通盤的考察，進行橫向和縱向的對比，自然就可以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