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諾姆·沃瑟曼
摘編 | 周琪
跳還是不跳
卡羅琳快30歲了，她小心翼翼地規劃著自己的職業，這樣她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東西：完美的簡歷、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事業上的成就。
在商學院的最後幾個月里，卡羅琳在選擇工作時總是舉棋不定。她一直想在社會企業中做點兒什麼，最好是與有特殊需求的工作有關，因為她的妹妹患有自閉症。但就在卡羅琳躍躍欲試之時，她突然意識到，如果一味地追求夢想，那麼想要還清自己讀MBA（工商管理碩士）欠下的貸款和再買套房子的願望怕是要等許多年才能實現。於是，她轉而選擇了金融行業的工作，這份工作有助於發揮其聰明才智，為她提供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以及可靠的經濟保障。這份工作證明了卡羅琳為拿到學位支付的學費以及搭進去的兩年的工資都是值得的。
幾個朋友曾經對卡羅琳講，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她可以先積累更多的工作經驗，打牢經濟基礎，然後再投身社會企業去做點兒事情。總有一天，她會真正擁有自己想要的一切。
卡羅琳和丈夫用她的簽約獎金在波士頓郊區買了一套維多利亞風格的房子，那裡有一個優質的學區。隨之而來的是壓得她喘不過氣的巨額房貸。然而，卡羅琳的父母曾經勸過她，房子就該儘可能買大些，在參加過幾次喬遷宴後，她發現朋友的選擇也與自己一樣，於是心裡舒服多了。依照計劃，卡羅琳和丈夫有了第一個孩子，伊娃。為了重返工作崗位，他們雇了一個全職保姆來照顧孩子。照顧孩子的費用高得驚人，但正如她的朋友所說，一旦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兼顧家庭和事業，你就會不惜一切代價堅持下去。
卡羅琳的很大一部分薪酬是遞延補償金，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在公司待的時間越來越長，所以就會得到遞延補償金。畢竟，對公司來說，卡羅琳的價值越來越大，公司想提供讓她留下來的動力，或者至少讓她在打算離開時三思而行。隨著事業的向好發展，卡羅琳的薪酬不斷提高，但由於其生活方式的成本太高，她的可支配收入實際上是變少了。
幾年過去了，如今卡羅琳每天都要工作很長時間，而且由於公司等級制度森嚴，她對自己的工作已經不抱任何幻想。她知道自己還要在公司待很久才能得到重要的職位。卡羅琳很少有時間來照顧伊娃。儘管經濟壓力減輕了，但她沒有感受到她原本以為穩定的生活能給自己帶來內心的寧靜和滿足感。
於是，她動了換工作的心思，但害怕因為多年專注於一個行業，會限制自己轉入其他更具活力或更具晉升空間的行業。卡羅琳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她無奈地對我說：「我的專注成了枷鎖，讓我難以進入新的領域。」她在校友雜誌上讀到的一篇文章加深了她的焦慮。那篇文章是針對MBA學生的研究，他們持續且密切地關注著某一特定行業，但與不那麼專注於某個行業的學生相比，他們畢業時獲得的工作機會更少，薪酬也更低。這一影響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行業——職業體育——中也有所體現。有些籃球運動員專注於三分投籃，儘管他們為球隊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與全能型球員相比，他們的工資水平和受歡迎度一向都略遜一籌。
一天下午，卡羅琳偶遇了一位以前的同學，這位同學從商學院畢業後直接去了一家公益組織工作，該組織在新英格蘭的冬季度假區開辦了滑雪學校，專門教殘疾兒童滑雪。卡羅琳聽到同學對公益活動的熱情，心中感到一陣悔恨，但同時也備受鼓舞。適應性滑雪這一概念讓卡羅琳想起自己和妹妹對騎馬的熱愛，而且只要有馬的陪伴，她的妹妹就會很開心。那麼，卡羅琳是否也可以為某個專門教自閉症兒童騎馬的組織或類似的組織工作呢？
她腦海中的這個想法越成形，其細節就越令人生畏。她可能需要學習許多該領域的知識。她接觸自閉症的渠道很少，只有個人經驗。她將不得不接受減薪，還可能得搬家。做公益就意味著風險和犧牲。卡羅琳知道，在這個人生節點，自己和丈夫都不想失去他們舒適的房子和友好的鄰居。要維持目前的生活狀態，她必須得有可觀的收入來保證不菲的資金支出。卡羅琳的支出率——用專業術語說就是「燒錢率」 ——是她通往個人自由之路上繞不開的障礙。
換句話說，卡羅琳當年的處境就是我們當下的處境：我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貌似都是有意義的，但結果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做出改變的成本越來越高，這挑戰著所有對現狀的重大突破。
卡羅琳背著房貸，而一家人享受著寬敞的住宅，她的決定已經將自己困在了金殿裡。在工作上，延期支付的報酬和她正在享受和消費的高薪已經把金手銬戴在了她的手腕上。
卡羅琳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紐約大學的蘭格拉揚·薩達拉姆和戴維·耶馬克兩位教授在校方資助下，對1996-2002年的237家世界500強企業的薪酬進行了評析。這些企業CEO（執行長）的身家已達數百萬美元，但有趨勢顯示，他們更有可能在拿到全額養老金後才退休。這些有錢的高管可能沒有想到，他們首選的CEO任職期限居然會受公司董事會制訂的養老金發放計劃的影響。原則上，他們已經是百萬富翁並且可以隨性而為了，但這副手銬讓他們動彈不得。
手銬不僅是金的，也是社交和情感的象徵。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表示，一份工作的次要方面也會出乎意料地限制人的行為。比如，一個人選擇了一份工作，他起初可能是為了高薪，但後來會因為這份工作某個意料之外的次要方面，而拒絕一個薪酬更高的工作機會。這個人在剛入職時甚至沒有考慮過某種可變因素，比如和新同事的友情或意想不到的便利通勤。我們很少因為這些因素而決定接受一份工作，但它們常常會成為阻止我們離開的手銬。
卡羅琳的手銬慢慢地、不知不覺地變緊了，因為她辭去了之前的工作去商學院學習，結了婚，接受了現在的工作，做了母親，積累了資產。所有這些做法都讓她在社交和情感上融入當前的圈子。這些非經濟因素的手銬通常包括讓我們保持原狀的積極聯繫——強大的人脈、潛在的晉升機會、讚賞和忠誠、威望和聲譽等。
掙脫手銬的束縛
有些手銬是十分明顯的，這使得設計手銬變得容易，但很多影響最大的手銬並非如此。比如，在計劃改變時，預測我們可能面臨的經濟挑戰比預測等待我們的心理挑戰要容易得多。精神手銬往往更隱蔽，更難被發現，甚至更難被承認，而且少有明確的解決方法。這兩種類型的手銬讓我們內外交困，通常很難通過自我磨鍊加以規避，就像卡羅琳一樣，直到一切再也無法挽回。企業家的最佳實踐表明，我們可以提前採取措施減少或掙脫手銬，讓手銬漸松而非漸緊。
降低個人燒錢率
克里斯蒂娜在取得MBA學位後，在紐約的一家諮詢公司找了份工作。讀研究生之前，她在非營利機構工作，拿著相應的工資。畢業後，她把新工作看作期盼已久的機遇，希望藉此提高生活水平，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從我的課程中學習了卡羅琳的案例後，克里斯蒂娜打消了這個念頭。她告訴我：「我原本就很清楚，做諮詢工作是暫時的，是不會長遠的，我當時並不想習慣那樣的生活。」經濟緩衝可以給克里斯蒂娜安全感，如果她願意她可以選擇薪水較低的工作，因此，她開始設法存錢。舉個例子，克里斯蒂娜居住的曼哈頓區是美國的最高消費地區之一，但她只租了一間小公寓，每月房租是1350 美元。她極力避免增加貸款，同時通過各種創造性的方式降低生活成本，比如她會在約會或者參加派對的時候蹭飯吃。
克里斯蒂娜首先集中精力積極處理學生貸款問題。費城聯邦儲蓄銀行研究顯示，當潛在的企業家為貸款所累時，他們便缺少儲備資金來開辦企業。在一個郵區內，學生貸款每增加一個標準差，擁有1～5位員工的初創企業數量就會降低25%。放到日常生活中，這意味著貸款真的可以成為手銬。畢業後，克里斯蒂娜拼命償還貸款。她沒有像許多同學那樣把簽約獎金用於旅行或是購置公寓家具，而是還了一大筆貸款。兩年後，她與別人合夥創辦了一家服飾公司，闖勁兒更足了。在公司正式成立之前，連著4個月，她每月還款額是最低月還款額的3～4倍。
克里斯蒂娜一直在努力工作，先當顧問，後又創業，她為什麼選擇了這種還款方式呢？在克里斯蒂娜的成本意識、償還貸款和積極儲蓄之間，她MBA畢業後的工資與讀學位之前相比並無多大變化，她還是靠著同樣的工資生活，但她得到了未來的自由。每走一步，克里斯蒂娜都會問自己：現在花錢能讓生活更舒適，但以後會受到更大的約束，值得嗎？
瑞安·布羅伊爾斯的工資比克里斯蒂娜高了許多，但他也擔憂未來的種種束縛，因此選擇了類似的路徑。布羅伊爾斯是NFL（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的一名球員，他拒絕像其他球員那樣過奢侈的生活，強迫自己每年靠6萬美元過活，儘管他的年收入是60萬美元。此舉動機何在？他所看到的數據顯示，NFL球員的職業生涯是十分短暫的，個人經歷讓他明白了一個事實，只要再受一次傷，他就得退役。最有效的動機通常是從痛苦中得到的第一手教訓，就像布羅伊爾斯從過去的傷痛中學到的那樣。通過運用研究球員職業生涯長度的數據，間接獲得經驗並強化動機，就沒那麼痛苦了。
在薪水與資源充足的情況下，我們很難這樣磨鍊自己。但與克里斯蒂娜和布羅伊爾斯一樣的傑出創業者能夠頂住社會壓力，即便經濟條件允許也不買豪宅，而是選擇租房，或者購買低調的住宅。他們每月自動把錢匯入儲蓄帳戶，踐行節儉理念。有了低個人燒錢率省下的資金，創業者就能讓自己創辦的公司多運營一天（或一年），為自己和家人帶來信心，相信即便公司發展的時間多一倍，開銷翻一番，他們也不必為錢所困。
越早採取這類措施越好。一開始就規避手銬是比較容易的，等到手銬漸緊再嘗試掙脫則會困難許多。（如果卡羅琳先強制自己每月存錢，之後再去買房，那就好了！）即便你對職業生涯的下一步並無明確規劃，但無論是想要在低薪行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還是重返校園深造，你也需要採取同樣的關鍵步驟來限制消費和減少貸款。
解開精神手銬
金錢手銬固然牢固，但精神手銬可能更難掙脫。如果你預期的改變包括搬家，比如你可能會遠離朋友和家人，或者失去宗教機構或民間機構的社會支持，這意味著你必須自力更生，那你可能就要面對失去社會地位或者管理崗位的結局，也可能會因為每天無所適從而心存不安。你可能會面臨新的環境，在這裡已有的專業技能根本發揮不了作用。或者你可能會缺少潛在的企業合伙人或供應商等有利的行業資源。而回到家中，你可能又要應付配偶或家人的反對意見。
企業家每天都面對著這樣的問題。安德烈婭是一個年輕的丹佛女孩，她熱愛滑雪，親近家人，她的工作是一名電腦程式員。後來，她在移動廣告領域有了一個非常棒的創業想法並想投身其中，但她擔心可能需要辭職來全職創業。她也想搬到矽谷這個創業樞紐，以獲得資金和人才。然而，考慮到轉變太大，安德烈婭猶豫了。她告訴我的研究助手：「現在親人都在我身邊，搬家會讓我遠離他們。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讀書，在丹佛工作，並且在過去的10年裡建立了龐大的人際關係網。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不錯，但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想在別處重新開始，要放棄的好像太多了。」
當我們評估潛在的飛躍時，我們通常只關注在做出改變時失去的東西，比如薪水降低、聲望降低、職位降低，諸如此類。你至少應該同等重視得失，也應該後退一步，反思一下現實——你看到的損失可能僅僅是感覺上的，問問自己那些損失是否真實存在。比如，你目前僱主的名聲是否會妨礙自己跳槽到小公司擔任更重要的職務？
我自己就曾備受這個問題束縛。我在哈佛商學院工作了將近20年，後來得到一個機會，可以到別的學校擔任更重要的職務，就在這時，我猶豫了。我認識的許多同事都被哈佛大學的手銬束縛著，難以掙脫。我從自己的課程和研究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對這些經驗教訓進行了反思，甚至還為這本書的寫作做了計劃，這些都有利於我看清這副手銬並設想改變。即便如此，我仍然發現自己需要逐步轉變身份和思維模式，以便認真考慮別的選擇。
比如，我曾尋求機會在別的大學教書，在正式離開哈佛大學前，我曾到三所大學做客座教授。我提前一年離開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停用了自己喜愛的簡潔郵箱「noam@hbs.edu」，儘可能不再參加教職員會議。即便像換電子郵件簽名這樣的小事都能幫助我掙脫手銬、轉變身份，我不再強調自己是哈佛大學的老師，而是強調自己曾在多所學校擔任客座教授。
我也減少對其他院校商學院排名的關注，更加看重我在新學校的影響力。我不再是哈佛商學院200位全職教授中的一員，而是全美第一所創業中心的主任，我成為一群工程學教授里第一位負責編寫全新創業課程的商學院研究員。我學會了欣賞更具創新精神與合作精神的文化，走出了自己習以為常的封閉文化。
還有一點很關鍵，在這個過程中，有人邀請我到一家大型創業集團做演講，報酬頗豐。我一直以為，別人之所以對我的講座有興趣，主要是因為我和哈佛大學有聯繫。我知道說出實情會讓我失去這次機會，但我想讓對方充分了解情況，於是我回覆說自己即將離開哈佛大學，建議他們請我昔日的同事來做演講。他們回覆：「不論您所屬何處，我們仍然想讓您來做演講。」他們的回覆終於幫我認清自己不再需要依附哈佛大學，也許自己當初高估了哈佛大學的力量。在校內和校外人士看來，哈佛大學是代表學術的完美典範，但細想後便會發現我更適合別處。
掙脫完美的手銬
人生來討厭變化，這會讓我們推遲所有不完美的改變。對於不完美的方案，我們不為所動，但會希望真的碰到完美的情況，因此被手銬縛住手腳。例如，很多人只有在時間充足的情況下才會健身。我也不例外，我喜歡40分鐘的動感單車訓練，這比在波士頓的暴風雪中慢跑好得多，還能確保我每天至少有40分鐘的讀書時間。但要是只有30分鐘的空閒時間，我就可能會產生逃避鍛鍊的念頭！然而，即使是三分鐘的強烈間歇性運動也能大大改善你的健康狀況。做點兒運動總比不做運動好，但追求完美的手銬常常讓我們什麼也不做。
追求完美是一種阻礙我們完成項目的態度。我的一名學生寫道，他最大的「失敗恐懼症」就是害怕無法完成任務，因此經常不敢著手做事，害怕投入的時間不夠，無法取得成果。
不要提前給自己下定論並譴責自己，不要因為擔憂而不敢嘗試，就像我那個有「失敗恐懼症」的學生一樣。我還記得自己和簡·里夫金的談話，他是哈佛商學院最傑出的教師之一，對教學設計有著深刻思考。他當時剛接手哈佛商學院的核心策略課程，這門課的情況一直都不好。當我和他探討應該如何把課上好時，他指了指自己寫在白板上的一句摘自《父執倫理》的話：「拉比塔爾豐說，『完成這項任務不是你的義務，但你也能自由地放棄它』。」我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在他的白板上寫下這句話，提醒自己對於完成任務的顧慮不應阻止他開始行動。想要為漫長而艱苦的比賽做好心理準備，有時你最好只關注賽跑的第一圈或者攀岩的第一座高峰，而不是想像遙遠的終點線，進而畏懼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