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美國社會學家蓋伊·塔克曼（Gaye Tuchman）是康乃狄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她於1978年出版的《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基於她1969年在布蘭迪斯大學答辯完成的博士論文《新聞，新聞人的現實》（News，The Newsman's Reality），並經過長達9年的重新審視和繼續研究修改而成。這部著作與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的《什麼在決定新聞》 （Deciding What's News）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整個世界在觀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一起，開啟了對大眾媒體新聞生產的社會學研究，成為20世紀新聞傳播研究領域的經典文本。
《Making News》1980年版封面
1969年，26歲的蓋伊·塔克曼拿到博士學位以後，先後應聘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及其研究生院。1990年她轉至康乃狄克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直至2012年初退休，前後執教43年。
《做新聞》2008年、2021年版封面
《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是她的5部學術專著之一，2008年曾由華夏出版社引進國內。2021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又將此書收入「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並由浙江大學李紅濤博士重新翻譯。
✦✦
塔克曼教授在家中接受本刊專訪
2022年8月初和10月初，79歲的蓋伊·塔克曼教授在位於康乃狄克州曼斯菲爾德鎮斯托爾斯（Storrs，Mansfield，CT）的家中兩度接受了本刊的特約訪談。
感謝學者未冬為本次訪談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最有意義的問題是，
全球經濟的變化
如何改變新聞的採集與定義
Qustions
&
Answers
Q
請您介紹一下《做新聞》兩個中文版本之間有何異同，以及這本書在各國的出版情況。
蓋伊·塔克曼：第二個中文譯本的譯者李紅濤博士聯繫了我，告訴我他們取得了版權，問我能否為他解答一些問題，並且邀請我撰寫一篇前言。與第一個譯本相比，我跟這位譯者之間有了更多聯繫和交流。據我所知，這個新版本增加了三篇前言。
《做新聞》最初於1978年由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出版，後來自由出版社被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 Schuster）收購。當中文版要聯繫出版時，英文版已經絕版，在舊書店裡以250美元一本出售。後來我聯繫擁有版權的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希望這本書可以由另外一家美國出版社出版，他們這才開始做市場調查，發現這本書的需求、學術價值和影響力，遂決定再版。我不記得它再版了多少次。一般來說，一本學術專著的生命周期大概是40年，可是此書出版至今已超過40年，它的引用率依舊相當高，特別是在國外。它曾經被翻譯成西班牙語、日語和中文等多種語言。我別的著作也被翻譯成法語、德語、希伯來語、波蘭語、瑞典語等數十種語言。
這次中國的出版社將我的書列入「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我收到中文樣書後就拿到附近的中餐館，希望知道一起被列入大師經典的還有哪些大師。其中很多人物我都很熟悉。比方說，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他的太太是我以前在皇后學院的同事。麥可·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跟我是同齡人。我在美國社會學學刊上發表《客觀性作為策略性儀式》一文後，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邀請我一起喝過咖啡。我還是研究生的時候，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聽說我在做有關新聞的研究，就跟我通過電話。此外，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是我的老師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指導教授，可以說是我的師爺了。我在研究生院時就讀過他的書。能與他們一起被列入這個大師經典系列，感覺與有榮焉。
Q
《做新聞》一書已被視為新聞學研究的經典之作，中國的學界對此書進行了不同的詮釋與解讀。學者尤為關注此書的理論與方法視角，並探討在數位化、網絡化的新媒體時代，現象學社會學能否為當下的新聞傳播研究提供路徑與面向。在這個問題上，您有什麼看法或建議？
蓋伊·塔克曼：我能給你的最好答案是從西北大學（Northwest University）的巴布洛·伯茨考茨基（Pablo Boczkowski）入手，因為他的博士論文和最初的研究就涉及新媒體。那是一個對阿根廷報紙的民族志研究。他擁有足夠的關係讓他進入那個研究場域。據我所知，他並沒有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方面的專業訓練。我把我自己的研究看作是社會學的。我認為，對新媒體的研究必定帶來巨大的挑戰。因為許多挑戰發生在那些跟我做的研究看上去略有不同的場域中。我的意思是，如今多少報紙關閉了，多少記者編輯被解僱了。新聞工作的性質已經發生多麼大的變化。
另外一個話題，是我跟史蒂芬·奧斯特加（Stephen Ostertag）試著要撰寫有關傳統媒體的經濟如何影響新媒體運作的可能性。那是基於史蒂芬的數據。因為我如今已經快樂地退休了，沒有再緊盯這方面的研究文獻。我大概有40多年沒有專門做新聞的研究了。上次我如此專注於新聞的研究，可能是1977年。那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經很久沒有收集有關新聞的民族志數據了。我覺得這項工作如今更加艱難，也就是說新聞人的工作更加艱巨，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做這方面的民族志工作更加困難。如今人們關注點擊量如何計算，這很重要。那跟我以前工作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我去電視台工作的第一個星期，六點新聞的編輯即刻就告知我，是新聞人生產新聞，他們不受讀者或者觀眾需求的影響。顯而易見，如今已不然。
從我零星閱讀的一些研究文章中，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經濟層面的問題，不只是關註記者和新聞媒體面臨的問題，比方說他們的工作是否可以保留。當然這是一個問題。但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問題是，美國以及全球經濟正在進行的變化，如何改變新聞的採集以及新聞如何被定義。對於這過去三四十年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我還沒有看到讓我興奮的相關討論和書籍出版，去檢視這樣一個大的時代。我曾經思考過想做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在美國，更加顯而易見，新聞是如何生產的也伴隨著我曾經研究過的美國大學的轉變以及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保守地說，金錢看起來「略微」變得比曾經被稱為「專業主義」的概念更重要了。
算法時代，
學者過於關注其差異性，
而沒有看到相似性
Q
《做新聞》一書主要聚焦新聞生產活動，尤其是組織化生產。如今，隨著技術變革、媒介生態的演變，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流程和模式都已發生巨大變化，個體化的非職業記者正在不斷湧現，職業記者作為唯一新聞提供者的地位不復存在。您如何看待個體化新聞主體的「做新聞」？
蓋伊·塔克曼：你實際上談及的是社交媒體的影響，這還未被足夠地研究和認識。我得聲明我也沒有緊追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不訂閱任何的學術期刊，不管是社會學，還是傳播學。我服務的一些編委會每次出版後會寄給我一份。我最近看到的一篇就是話語研究刊物上關於中國的研究。在我看來，對於社交媒體的影響有對立的說法，具體取決於那是誰做的調查，以及你相信的調查手段。有人說現在人們從社交媒體上獲取新聞多過從別的媒體上獲取新聞。也有人說不全然如此，只是現在人們比預期更多地從社交媒體獲取新聞。另外，個體化的新聞主體，他們採集傳播一些內容，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稱之為「新聞」。但他們可能被認為是新聞的來源。
Q
在《做新聞》的開篇，您即採用了「窗口」的比喻，形象描繪出「新聞是一種框架」。而在數字環境下，算法推薦主導著新聞內容的聚合與分發，傳統職業新聞生產邏輯遭到一定程度的顛覆。那麼，您當初得出的「新聞建構現實」等相關結論是否已經發生變化，如今是否已成為「算法建構現實」？
蓋伊·塔克曼：我們所說的「算法」，涉及到數學和計算機，依賴於新的科技。我記得，六點新聞的新聞編輯曾告訴我，是他們在做新聞，別管人們想聽到什麼。但在某種程度上，那些人是在自欺欺人。問題是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自欺欺人？他們當然有一個概念，即你的觀眾或者讀者對什麼感到有興趣。有一天晚上，我在觀察一份報紙如何組合一組副刊，它通常在11點半上街面市。我那天離開得較早，大概是7點鐘，那個負責第二版當地新聞的編輯說道：「看這篇，是不是很棒？」他遞給我這篇文章說：「你可以帶回家去。」這實在是難以置信。那篇文章是兩個雙胞胎姐妹因為覺得自己很醜而雙雙自殺的新聞。後來他告訴我，我帶走那篇新聞故事離開編輯部以後，他們收到一張那兩個女孩的照片，而女孩真的很可愛。當看到這張照片時，他認為這個新聞變得更「有趣」了。為什麼？因為這些男人們覺得那很有吸引力。他們絕對相信讀者看到這張照片和這個新聞故事，下巴會掉下來，會感覺很神奇。我們可以描述那不是一種「算法」，而是一種「感覺」——他們的讀者會對什麼感興趣，他們的隔壁鄰居會對什麼感興趣。
我得強調這些男性（因為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是男性），當他們強調自己的職業判斷時，不願意深究的是其所謂的職業判斷多大程度上包含了他們對受眾的感受。他們有自己的眼光，也有自己的眼鏡。打個比方，在大學裡每個系開會，多年來你大概清楚每個同事的投票取向，如果你不清楚，那你得換工作了。新聞人也是如此，他們知道彼此有一個感覺——他們的讀者對什麼更有興趣。
我可以給你再舉一個例子。這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新聞故事。大概是七八年前，我兒子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個非常肥胖的黑人女性。她是個有意思的人，我非常喜歡她。她住的那個公寓有天晚上起火，她被送醫了。當地的報紙第二天沒有指出這個公寓是在一個黑人社區，而只提到沒有人死亡。我兒子的朋友在那個新聞發生的兩個星期後去世了。如果她是個白人，或者被認為是重要人士的孩子，我覺得那就會有一個關於她的新聞故事。因為編輯們會覺得：「嘿，我們的讀者會對一個名人的孩子，或者一個中產階級的白人社區發生的事感興趣。」但實際上，她的喪禮很隆重，媒體知道有人被送醫，但沒有人願意去查詢這次大火中被送醫的黑人們有沒有從醫院回家或者有沒有人死亡。我認為社交媒體和新聞媒體製造的「算法」，每一塊都是種族主義的。占主導地位的白人媒體也一直如此。
Q
在您的書中論及了通過新聞「建構新的現實」，如今算法出現後，您覺得這對您的「新聞建構新的現實」這個結論有什麼新的發展？
蓋伊·塔克曼：它們有差異。但我認為，相關文獻過於關注差異性，而沒有看到其相似性。我再舉一個例子，上世紀70年代，我生活在紐約，在我住的大樓的街對面有一家私人網球俱樂部。這不是一個多麼棒的社區，要不然那裡的土地會很貴，俱樂部也不會開在那。有個在那兒打球的男子是一名電視記者。他得到了一個工作，接替一個人去試鏡並有可能成為周日晚間新聞的體育新聞播報員。地方電視台周日晚間新聞的體育時段會根據不同的季節選擇播報橄欖球還是棒球，可因為這個人喜歡網球，他就讓一場網球賽成為了體育頭條新聞。後來他再也沒有在那兒工作了。這沒有那麼不同。
在新聞中，
定義什麼是事實
包含在人與組織的關係中
Q
《做新聞》一書較早地關注到媒介組織對「時空秩序」的重視，還提出了「時間的空間化」概念，從空間維度對新聞生產進行了考察。近年來，「空間」概念和理論被廣泛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研究中，2015年美國學者提出了「空間新聞學」的概念，並逐漸成為學界新的關注熱點。中國國內也有學者指出，新聞研究領域出現明顯的「空間轉向」。您如何看待這一轉向？
蓋伊·塔克曼：我是最早關注時空問題的學者之一。我不清楚現在人們還在談論些什麼。因為我好久沒寫了。有一位紐約大學的學者做的量化研究非常好，他的書有一部分是關於在美國和法國的新聞報導。大概10多年前我讀過他的書，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空間的意思經過了多維的改變。我們可以簡單說世界變得更小了。現在通過電子媒體就可以了解事物，加之傳播的便捷，世界變得小了。
不過由於新聞媒體的經濟危機，世界又變得更大了。所以在某個時間，拿紐約時報做例子，他們曾經在柏林、巴黎、羅馬等城市都設有記者和記者站。在上世紀60年代，因為時差，他們把資料發送到倫敦，在那兒迅速編輯，然後將編輯好的文章發往紐約，以便後續做排版或者計劃的編輯更容易地將它們整合起來。如今由於金錢的因素，主要的報紙不再設立記者站，甚至不再派遣記者常駐那些我們能想到的國外主要城市。如果在以色列、沙特或者別的地方發生了什麼，總有人從好幾百英里外不得不被派遣去。從這種意義上說，世界變得更大了。
對新聞媒體來說，通過自身的記者編輯去獲取好的信息也變得更難。如今從一地到另一地傳遞新聞變得很容易。以衣索比亞為例，這是一個問題重重的國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芝加哥的主要報章、倫敦的泰晤士報和別的國際主要媒體沒有專職的記者在衣索比亞的首都，如果那兒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他們可能會從南非派人去採訪。但這意味著這些人不可能像以前在那兒的常駐記者那樣容易獲取新聞信息，並且深入地理解當地的情勢。但同時，因為網絡和電腦技術，他們很快可以獲取某些信息，讓他們可以派遣自己的記者去衣索比亞。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矛盾性，而且這種矛盾性變得更為有趣的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費舍曼（Mark Fishman）訪問了很多在紐約的蘇聯記者，他好像還接觸了不少曾經駐莫斯科的紐約記者。他寫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探討如何基於所在國當地記者所定義的什麼是新聞來定義國際新聞。我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初讀過的，至今仍印象深刻。如果莫斯科當地的記者將此作為最重要的新聞在報導，在莫斯科的紐約時報記者很可能也認定它為一個重要新聞。相似地，如果美國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正大篇幅地報導某個新聞，在紐約和華盛頓的蘇聯記者也很可能認定它是一個重要新聞。馬克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發現，即一個國家的地方新聞，是另一個國家的國際新聞。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在當代環境下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空間有好幾種意涵，我在三個不同方面使用了「空間」這個概念，一個是地理的距離，一個是電腦化的距離，還有一個可以被視為在地與外國之間的問題性關係。
Q
事實與真相一直是新聞學中的關鍵概念。《做新聞》一書中引入「索引性」和「反身性」的概念，來說明新聞所搭建的「事實性網絡」，且指出新聞並非是對真相的苦苦追尋。但在「後真相」時代，「事實性網絡」正在遭遇挑戰。有學者認為，「後真相」時代給新聞內容生產帶來嚴重危機，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蓋伊·塔克曼：你是說在新聞生產中面臨著真相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嗎？在美國，「事實性網絡」意味著報紙所定義的事實同樣取決於他們跟強有力組織的關係。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了：現在存在各種各樣的新聞機構，也許還認可不同的組織作為可靠的來源。但同時，我想強調新聞媒體多麼依賴於他們所認可的傳遞真相或者事實的消息來源和機構。
我觀察到某些文字是不完整的真相。這更是當今的問題，因為新聞媒體的組織產生了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謊言從來沒存在。人們想否認這一點，那是非常幼稚的。但是什麼是事實，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用什麼來定義事實，總是跟特定的新聞機構包括特定的平台他們的選擇和認可有關。他們認可誰是一種選擇。在美國，一個希望保留自己工作的記者，通常明白什麼是為編輯們所接受的事實。我們追溯上去就要涉及到金錢了。這個特定的報紙、電視台或者媒體平台是以某種方式接受資金的投入，這種資金如果運作會關係到哪些機構可以被認定為事實的來源。
Q
在《做新聞》一書中，您將新聞客觀性原則的運作概括為「策略性儀式」，一些學者多有將其作為「客觀性不存在」的依據，這是否存在誤讀？對於客觀性原則，您的真實看法是怎樣的？如何評價這一原則在新聞職業理念中的作用或地位？
蓋伊·塔克曼：我所說的「客觀性」本身也是一種社會建構。一個記者所能認定的客觀真相，依靠記者所牢記的各種新聞實踐。追求客觀性依舊很重要，如果他們還想做這份工作。不管是做媒體記者，還是做教授，各種與大多數的職業相關的活動都會有後果。不認識到這一點是很愚蠢的。
我想強調的是，各種職業都有自身的規則，這些規則關涉到經濟和政治上的生存。不這樣看是可笑的。我是不是說得很重？追求客觀性是很重要的，就是去追求你的組織所定義的客觀性。當然，你應該知道所定義的客觀性是什麼。在新聞中，定義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包含在人與組織的關係中。
客觀性是存在的，但構成它的因素取決於在特定時間或特定地點的制度化理解。歐洲人曾經認為世界是平的，鑑於他們對宇宙本質的其他理解，他們的知識是客觀的。我們也有不同的假設，如我們的世界不是平的，也不是完美的圓形。我們的觀點取決於社會對於什麼樣的證據構成客觀真理的定義。
田野觀察，
可以讓你看到
那些數字反映不出來的東西
Q
中國有學者認為，新聞生產的研究是《做新聞》的一條主線，而新聞本身的研究是一條副線，這在最後一章「作為知識的新聞」中有充分體現。在當前新的新聞生態下，新聞本身的內涵、功能、價值已有所變化，關於「作為知識的新聞」您是否有新的見解？
蓋伊·塔克曼：如果你注意到就會發現，那些引述是來自達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我的意思是它的意涵，所有事實和真相的概念，都是社會建構的。我不會把新聞跟更大的世界隔絕開來。新聞是一種形式的知識。知識是社會建構的，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依舊如此。何為知識，何為新聞，何為真相，都是社會建構的。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是足夠複雜的，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版本」的新聞、知識和真相。
Q
在最新的中文版《做新聞》的序文中，您提到「觀察可以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看到其他方法看不到的東西」，可見您對田野觀察的看重。從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成果來看，實證研究仍然占據絕大部分比例。在您看來，田野觀察這一研究方法有何必要、為何必要？
蓋伊·塔克曼：這在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一個非常激烈的爭論，包括我所在的社會學領域。我個人認為，有些東西你可以通過面對面的觀察而看到，卻不能通過分析數字來看到。通過分析數字所可以看到的，不僅取決於你所選用的特定的統計測試，而且還取決於你選擇去提問的特定問題。如果我去研究中國的媒體，我可能會選擇去提問，而不是觀察。因為我需要數字去支撐我的研究，而不是個人的看法。我會選擇指向數字，並不是我覺得數字更客觀，但我確實覺得大多數人更願意相信數字是更客觀的。
雖然我並不覺得田野觀察就一定更好，但是田野觀察可以讓你看到那些數字反映不出來的東西。那些只處理數字的人是不會理解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是種族主義的。我認為一個21世紀初的觀察者會看到，有些新聞媒體還可能遇到一些同樣的情形。有些事情是無法通過數字看到的，但是用數字來說話一定可以讓你安全，而不至於讓你丟掉工作。
Q
美國的新聞界一直在討論新聞沙漠化的現象。新聞沙漠化是指一個城市或者鄉村的社區，在地方只能有限接觸到可靠而全面的新聞資訊的資源。我們看到持續性的地方新聞業的衰落，在美國這種新聞沙漠化在不斷擴大中。據統計，美國有200個縣沒有地方的報紙，大概有一半的縣（1540個）只有一份地方報紙，多數是周報，而且大多經營慘澹。您對此有何看法，有何解決方案？
蓋伊·塔克曼：《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就是關於地方新聞的。只是我做研究的城市，大概有超過50萬人口。我大多數時間都是跟那些做地方新聞的人在一起，從而觀察到許多現象。
如果研究我曾經成長的那個5萬人小城的報紙，或者是我現在居住的小鎮的報紙（這兒的當地報紙是由旁邊的一個小鎮willimantic的人出版，大概只有不到1000的訂閱戶），我可以打賭，我會看到很多一模一樣的事。現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報紙破產，這其實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大公司購買了小報紙、更多電視頻道的出現以及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變化。
但是那些只關注科技發展的人，有時候忘記除了變化以外，還有連續性的因素。我跟史蒂芬·奧斯特加（Stephen Ostertag）一起撰寫的論文，是關於在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後，博客主如何通過剛剛出現的博客共同合作開發一張網上報紙，最後成為當地一份小報紙的一個部分。他們告訴在手機上閱讀的人最壞的損失在哪兒、城市打算在哪兒拆除房子等人們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沃爾特·克朗凱特這樣的大眾媒體記者想知道的。這是所謂公民記者給大眾媒體所帶來的變化。
許多記者在紙質報紙關門以後，開始做網絡報紙的工作，一個例子就是Propublica，但並不意味著上網就一定會有全新的轉型。我不覺得公民記者是地方新聞沙漠化的一個解決方案。首先什麼是公民記者，沒有統一的界定；其次我們也擔心公民成為記者，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獨立性。那些網上的評論大多都是說他們為什麼是正確的，別的人都是傻瓜，而這樣的攻擊是不應該存在的。非職業的個體有權利有自己的見解，那些職業的新聞人也可能是錯誤的，不過有的時候前者展現出太多人性的惡。我擅長去分析問題，卻不善於找到解決方案。
「我一直希望有人邀請我去中國」
Q
自從《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出版後，您的研究從新聞的生產轉向了別的領域，可以介紹一下您的學術研究歷程嗎？
蓋伊·塔克曼：從1965、1966年開始做新聞生產的田野研究到1978年《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的出版，我關注新聞生產相當長的時間。我的博士論文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正式出版。我在皇后學院任教的那幾年，開始修改我的論文，最初就是從「客觀性作為策略性儀式」那篇論文開始的。在1974年我編輯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有關電視新聞的，名叫《電視制度：為權力和利益製作》（The TV Establishment：Programming for Power and Profit），專注於追逐權力和利益的資本主義的商業電視媒體研究。
第二本書《爐和家：大眾媒體上的婦女形象》（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是1977年春完成的。這本書通過對電視、女性雜誌和報紙及其女性版面的分析研究，檢視了大眾媒體對性別的刻板印象與影響以及當代女性的角色變化。此書被許多社會學家選為教材。
《做新聞：一個建構現實的研究》一書與《爐和家：大眾媒體上的婦女形象》幾乎是同時完成，因為這只是如何將我長期一直在認真思考的想法組織起來，而那些年我一直在重新思考，也撰寫了不少相關的論文，所以最後我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寫出了這本書。在那以後，我沒有像甘斯和舒德森那樣繼續做新聞和傳播方面的研究，雖然我們幾個幾乎是同時起步的。也許是我更容易覺得沒有新鮮感了。因為我在前後10多年的研究中感覺已經問了所有想問的問題。
上世紀70年代，我因緣際會應邀參與並且組織了「社會學家為社會中的女性」（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我是其中的一位創始人。我也代表社會學領域參與女性主義的期刊MS上有關女性新發現的討論。我還參與了婦女研究期刊Signs的工作。所以，我走了跟甘斯和舒德森不同的研究方向。偶爾我也會應邀為傳播學期刊撰寫論文。後面兩本書，每本大概花了10年左右的時間。
第四本是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邊緣化女性：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出版人和社會變遷》（Edging Women Out：Victorian Novelists，Publishers，and Social Change），這本書講述了男性如何成功地重新定義一種文化形式並且入侵占領了曾經是女性占主體的撰寫小說這一白領職業。
而最後一本書，是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想成為你：公司化的大學內幕》（Wanna be U：Inside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我是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寫成。這是我唯一一本沒有預先發表論文直接寫出來的書，因為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在做什麼。該書在我退休前出版了。最初著名的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 Beker）告訴我，上世紀50年代在耶魯大學有一個人類學家撰寫了關於耶魯大學的民族志研究，學校聽說以後，阻止了這本書的出版。我是1982―1983年開始這個研究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從我1969年入職高校就開始了。我所需要的只是關於一個特定大學的資料。我曾經想再找一所私立的學院，但那就會花更長時間，而我那時已經打算退休了。我的計劃是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退休。
有人對此問過我，也有當地的報紙訪問過我，我從沒有也不會去認定我所寫的是哪所大學。康乃狄克州的首府哈特福的一家報紙公布了我的年薪和工作量，說看看她做了這麼糟糕的事，出版了這樣一本關於大學的書，她的年薪是這麼多，簡直是浪費金錢。還有一篇在頭版的文章，刊登了我的一張大照片，當時我已年屆退休。我仍舊擔負著道德責任不去具體談論，誰是誰，什麼是什麼。我非常推薦這本書。這本書是關於美國高等教育自二戰以來到如今的經濟狀況的變遷，以及美國大學是如何展開商業化運作的。
Q
您跟中國的學術界有過怎麼樣的交往？
蓋伊·塔克曼：我一直想去中國內地，但還從沒去過。我1969年去過香港。我姐姐在上世紀90年代初訪問過中國。當時中國政府邀請了一個藝術批評家代表團，她受邀去了中國。我一直想去中國看看，一直希望有人邀請我去中國。這個願望可能不會實現了。我接受了這個現實。我如今年紀太大。如果有人邀請我，我絕對會接受邀請。我一直想親眼看看中國內地。
在我小的時候，我讀過一本給3歲孩童看的圖畫小人書，是關於五個中國兄弟的故事。我愛那本書，至今還記得它。二年級的時候我就可以真正開始閱讀圖書，是關於世界上的不同國家。我第一個閱讀的國家就是中國。
塔克曼教授的親筆簽名
（載本刊2023年1月號，原標題為《社會建構現實，不要把新聞跟更大的世界隔絕開來——訪《做新聞》作者、康乃狄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蓋伊·塔克曼》，注釋從略。學術引用請參考原文。）
編輯：江潞潞
審核：彭劍
圖片來源：塔克曼教授、視覺中國、豆瓣
傳媒觀察雜誌
媒媒與共。新聞人和新聞學人的家園。關注業學前沿，追蹤融合發展，透視輿情熱點。
本刊投稿網址：https://cmgc.cbpt.cnki.net
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