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楊廷和傳》，費宏、王瓊等傳中亦有關於楊廷和的記載，與《楊廷和傳》相為補充，且多為負面話語。
尹氏在《費宏傳》記復寧王護衛事，言時兵部尚書陸完與寧王交通，見費宏持異議，完竟謀於廷和，票旨與之，宏不知也。宏復大言於朝曰：「納重賊許護衛者何人？」錢寧輩以是深恨宏，遂共傾宏，罷宏去。」此處說法與《雙溪雜記》相同。而在《王瓊傳》中，尹守衡雖然提到王瓊與豹房諸佞相交之事，但卻重論其功勞才能，對楊氏的這位政敵極為推重，其言：「是時，乘輿出邊塞逾年，京師無房警，邊圉安堵如常，皆瓊鎮定功也。」
在眾說紛紜的寧王之事上，與《行狀》等言楊氏一語點破寧王謀逆事不同，尹守衡將此事首功歸於王瓊，並且以瓊語暗示楊廷和等屍位內閣，持觀望態度。其記載：「是時，上好出口不親萬，且未有皇子，朝濠反，不敢及各惴惴相語口事必成，瓊獨曰：豎子烏鼠聚，刻期成禽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此處與《楊廷和傳》「公卿大臣噤聲」說法相承，其所謂「豎子烏鼠」之輩顯然包括了對武宗南巡態度隱晦的首輔楊廷和。
關於「大禮議」的評價
在《明倫紀》中，尹守衡述「大禮議」之事不同於他書之平白直敘，他記載了一些其他文獻未見的細節，敘事更為生動。而且與列傳中楊廷和的形象前後相承，楊氏在《明倫紀》中的面目是可憎的，儼然世宗之「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的即視感。
其記載，議禮初始，楊廷和借主選庶吉士的機會，以濮議為題，考量諸臣，作為劃分陣營的依據，由是，新進官員便皆附廷和。又，楊廷和因張璁對其「濮議」有異議，遂將張瑞外調南京，其言：「璁出，廷和猶不自安，致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宿望素重公卿間，廷和欲決於俊，而俊遂即家上疏，建議一如廷和旨，廷和遂起俊為工部尚書，雲南巡撫何孟春頗有時名，亦上議附廷和，廷和悅其助，已摧入為吏部侍郎。」
尹守衡就林俊、何孟春之起用拔擢的敘述在引用《明倫大典》的記載基礎上進一步挑明其事，揭露了楊氏在議禮事之中拉幫結夥、黨同伐異、欲以群起之勢脅迫世宗妥協的非臣之舉。當世宗特旨命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後，吏部尚書喬宇堅決反對並因此致仕去，世宗命南京吏部尚書楊旦來代喬宇，楊旦推搪不來，時「群臣以此數人者，上所眷注，即共齡齕之，而莫敢誰何。
翰林修撰楊慎，廷和子也，伺璁等赴院，率同僚閉門拒之不聽，入奏言君子小人不兩立，正論邪說不並行」。在楊廷和致仕後，群臣仍然堅與世宗相左，失大臣事君之體，甚至不顧禮法名節，欲撲殺張桂二人，楊慎等又閉翰林院門抵之。在尹守衡看來，諸臣行為幼稚，亦非臣下所可為。
另外，群臣左順門哭門時，世宗怒而令逮諸臣下獄，尹守衡記曰：「初，百官實非真見國是禮體，獨沿大臣，墨守濮議，堅共附和為名高，聞當速多奔避，上令盡追系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詔獄。」全然沒有肯定楊慎等人的士氣之舉，反以諸臣假託附和而虛偽求名，其言群臣奔逃之事，未見他書有此說法，但頗有畫面感，與前之撼門大哭相對比，在此反差中展現出尹守衡對諸人好聲名而無節氣的諷刺。
尹守衡的議論明顯承接了世宗敕定議禮諸臣之罪時的說法，以楊廷和「定策國老自居」，不顧世宗純孝而堅持「濮議」，身處內閣首輔之權樞，上欺世宗，下迫群臣，而張桂等人勢單力薄，難以與之抗衡。議禮得成，全賴世宗神睿英斷，實乃大聖人之製作，此處論調與《世宗實錄序》頗為相似。但是，尹氏所言的最後一句卻發時人之未敢議，興獻之廟稱宗在隆萬初年確有曾提及，但是，穆宗與神宗皆以世宗親定不敢違背。
萬曆九年（1581），禮科給事中丁汝謙重提襯廟之事，認為興獻襯廟不妥，請將睿宗神主移出太廟專祭於玉芝宮，結果，上以睿宗襯享系世宗親定，汝謙輒敢輕肆妄議，詔降調外任。在私史撰述中，諸家為了避文網之禍，亦不敢直言世宗對襯廟稱宗事之不妥有直接責任，如黃鳳翔在《嘉靖大政類編》的《大禮》篇中，言興獻之廟稱宗「則導諛微寵者之過也」。
尹守衡言辭看似婉轉卻直中關節，他先給予了肯定，以襯廟稱宗事乃禮樂出於天子之所當，且足彰世宗之孝心，然後又自言竊恐興獻在天之靈有所不安，則是認為世宗此舉終是有所不當，而且此事根本責任還是在於世宗。至於興獻所不安者何？
尹氏沒有直言，但是嘉靖以來之人多有討論，也就是興獻未曾一日為君，且於正德時與武宗分屬君臣，而今入太廟位於武宗之上，興獻何可安心。在當時的史學環境下，尹氏敢發如此之論可謂有膽有識，也難怪其對其子言「毋謬出吾書示人，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長，且為吾戮，反不若付之咸陽之火」。
對楊廷和的總體評價
在梳理了《楊廷和傳》的書寫與尹守衡對「大禮議」事的基本評價後，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出尹守衡對楊廷和的褒貶。在《楊廷和傳》後，尹守衡有一段評論，對楊廷和於正德、嘉靖二朝之種種表現給予了評價分析。
尹守衡認為楊廷和是功過並存的。其在正德之時，能夠在武宗荒政的情況下盡力輔佐天子，確有其功，然其在正德末年，在諫止南巡等事中，虛與委蛇，尸位素餐，未盡到輔弼匡正之責。楊氏在武宗崩後能夠安定京師，迎世宗順利即位，實乃社稷之臣，本當君臣同心共謀中興之際，卻因議禮之事而致君臣離心，其堅持「濮議」，雖出於事君之忠，但是泥於舊說，不能暢明今日形勢，況又黨同伐異，身失大臣事君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