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伍肆肆年，東魏武定三年。
北魏自正光年間以來，政務刑律鬆懈寬容，在位官員大多貪污。
高歡對於腐敗的態度，是不滿但縱容。
不滿，是一個君主必然會有的選擇；縱容，則是礙於當時的形勢。
高歡並不願意放縱這種局面持續下去，而他推行反貪腐的主要助手，就是崔暹。
崔暹早年被高歡賞識，任命他兼丞相長史。高歡出征時，留世子高澄坐鎮晉陽，又是崔暹從旁輔佐。因此，高氏兩代君主對於崔暹有著足夠的信任，而這也正是崔暹後來得以懲治貪腐的最大資本。
崔暹在歷史中的高光時刻是這樣的：
東魏武定三年，高歡從晉陽進京（鄴城），百官郊迎。在眾人的注目中，高歡走向崔暹，握著他的手慰勞說：「以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沒有人肯去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怕豪強，使遠近肅清，諸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我們高歡父子，實在是無以報答啊！」
在高歡看來，能夠攻城略地的武將大有人在，但是像崔暹一樣能肅清百官風氣的，卻百無一人。
因此，崔暹才顯得特別重要。
但那些敢於違背禁令、公然貪腐的人都是與高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比如高歡的姐夫尉景，高歡生下來母親就死了，從小是尉景夫婦把高歡一手拉扯大，可以說尉景夫婦對高歡是恩重如山，但尉景非常貪財，雖然高歡屢屢斥責，但尉景就是不改。
高歡想要整頓貪腐，不從身邊的人下手怎能取得成效？但，假如把自己的心腹們都得罪了，他高歡豈不又成了孤家寡人？
這點事難不倒高歡。
這些心腹舊臣都與高歡關係甚深，但世子高澄年紀輕，與這些人並無太多的親情，高歡想到一個一舉兩得的妙計——讓高澄利用輔政的有利條件，前在前面整肅貪腐。
作為高歡的長子，其實高澄很早就受到了栽培。很多人只聽說過他的花邊新聞，卻少有人知道高澄的能力，其實相當強。
高澄自小聰穎過人，能言善辯，十歲時曾獨自出馬，招降高歡手下第一猛將高敖曹。
十二歲時，高澄經常被高歡叫去談論時事政務，每次高澄都對答如流，並且詳加剖析，絲絲入扣。高歡極為賞識，從此讓他參與軍國要務的籌劃。
十六歲時，高澄自請入東魏朝廷輔政，並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朝臣們雖聽說高澄年輕老成，有風度、有見識，但總覺得他是個少年，心裡並不服氣。但高澄亮相後很快便以極高的決斷力和政務成熟度震懾了所有人。並於兩年後任吏部尚書——這就是在為未來接班做準備了，且高澄的準備是認真的，他當吏部尚書不是為了積攢資歷、積累人脈，而是真正在為帝國的未來籌劃布局。
首先，高澄改變了自北魏後期以來以資歷選官的方法，而是根據名望和能力來選官。
同時，高澄也沒有放棄選賢任能。
想要選賢任能，一個重要的前提是，領導者要能識人，且有意願、有能力把他的選官標準推行下去。
如果只是一個三五年一任的流官，那麼他對於推行一項短期內無法完成的目標是意願不大的。風險太大，還不如不做，反正也不是必須要做的事。
但高澄就沒有這方面的顧慮，這本就是我的江山我的國，我當然要全力以赴、去蕪存菁。
基於這樣的原則，高澄在選賢任能的同時，還開始著力肅清貪腐。他的主要助力，是崔暹。
此外，高澄還招徠文士大夫，並開放言路，允許民間議政。
一時間，東魏國內風氣大變，高澄聲望也水漲船高，隱隱有明君之稱謂。
乍看之下，高澄做的很多事、推行的很多政策，比如對權貴的整肅，以及趨緩民間高壓政策等，都是與高歡的執政背道而馳的。但事實上，這些並不是對高歡的背離。
但凡一個有理想有能力的政治家，都知道以上這些政策是使國治久安的不二法門。只不過，知道是一回事，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高歡就屬於知道但做不到的那種人。
可自己做不到，並不意味著就不可以追求了。如今高歡不做而高澄做，其實就是父子倆在唱雙簧：有高歡托底，給高澄一個安全邊界，高澄就可以放手去做，既能在短期內收到實效，又不至於引發顛覆時局的矛盾。
在任何組織中，一個人如果能得到像高澄一樣的做事環境，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高歡推薦宋游道擔任御史中尉，此舉也是為以後打擊朝中權貴、整肅朝綱做準備，對於父親的用意，高澄自然心領神會，但他與宋游道關係一般，更想任命自己的心腹崔暹為御史中尉，在高澄的堅持下，高歡最終同意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宋游道為尚書左丞。
高歡對崔暹、宋游道說道：「你們兩人，一個在南面的御史台，一個在北面的尚書省，當使天下肅然。」
高澄想要樹立崔暹的權威，當各位王公大臣在座時，他讓崔暹後到，按照高澄的吩咐，崔暹通報姓名後，昂著頭慢慢邁步，有兩人提著崔暹的衣裾走進大廳，高澄面對面和崔暹互相作揖，崔暹不表示謙讓便坐了下來。
酒才飲兩杯，崔暹即起身告辭離去，高澄留他吃飯，他回答道：「皇上剛剛下令，要我到御史台查核重要文書。」於是他不等吃過飯便離去，高澄降階相送。
還有一天，高澄與各位王公大臣外出至東山，在路上遇見了崔暹，前面的馬被崔暹的隨從用紅棒擊打，高澄馬上掉轉馬頭避開。
歷代反腐的目標並不是禁絕貪腐——這既做不到，也沒有必要，而是對貪腐形成有效威懾，把貪腐限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這個相對合理的水平，一是要設立清楚貪腐懲處的尺度，二是要通過打擊力度來加以控制。
崔暹面對的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局面：無官不貪。
而導致無官不貪的原因，一是因為政治風氣已經敗壞，二是當時「百官絕祿」，當官的人已經拿不到工資了。既然沒有工資了，那朝廷對官員的廉潔要求就很難提。因此才會出現官員幾乎人人都貪腐的局面。
而崔暹能做的，也只是遏制這種局面向嚴重蔓延，他選擇的策略是，抓大放小：不管地方官員的貪腐，只對朝廷重臣的貪污腐敗——尤其是有重大影響的貪腐予以懲處。
宋游道和崔暹二人果然不負期望。宋游道一上任就一口氣彈劾了太師咸陽王元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令司馬子如；崔暹專門彈劾權貴，無所迴避，前後上書彈劾了尚書令司馬子如、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太師咸陽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每一份奏摺語氣都很嚴厲。
被崔暹盯上的大老虎，是司徒、太師、錄尚書事、咸陽王元坦。元坦雖是元氏宗親，但官能做到這個位置上，本身就已經說明他是偏高歡立場的——這可能也是他敢橫行不法的最主要原因。
崔暹如果處置元坦，好處是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但困難的是，雖然處置元坦能夠狠剎貪污腐敗的歪風邪氣，但也因此減弱了高歡對於東魏朝廷的控制，那就真的得不償失了。
此時，元坦本身的貪腐，其實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主要問題是作為最高決策者的高歡，對於反貪腐的決心、對崔暹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朝廷控制的自信。
最終高歡還是支持了崔暹，崔暹也沒有趕盡殺絕：元坦雖被免官，但以王爵歸府。不久，元坦又復出為冀州刺史，且依然沒有改掉貪財的毛病。
這個結果粗看上去，崔暹似乎一無所成，但事實上這已經是他所能追求的最好結果了：元坦是不能被殺掉的，如今能把他趕出朝廷，已經是崔暹能力的極限。
且這個結果最重要的意義在于震懾，即便以元坦之尊，過分貪腐也是會被懲處的，不殺他是因為他身份特殊，但你們自己最好掂量一下，是不是也能有他那樣的免死特權。
高澄將司馬子如投入監獄，僅僅一個晚上，司馬子如的頭髮就白了，他寫信給高澄道：「我司馬子如從夏州駐杖投奔大王，大王給了我一輛上無篷蓋、四邊無車衣的車子，還有一隻彎角的雌牛犢，牛犢在路上死了，只有這隻牛犢的彎角我留了下來，除此之外的東西都是我從別人手中拿來的。」
高歡寫信吩咐高澄：「司馬尚書令是我的舊友，你應該對他寬大一些。」
高澄於是把馬停到街上，放出司馬子如，打開他的枷鎖，司馬子如惶恐問道：「不是要幹掉我吧？」
八月二十一日，朝廷撤銷了司馬子如的官職與爵位。
果然，高歡對鄴城的權貴們寫信，他在信中說道：「崔暹過去是我的弟弟高琛的定州長史，後來又當我兒子高澄的開府咨議參軍，一直到他升任左丞吏部郎，我也不清楚他的才能。他剛剛擔任御史中尉，就進行彈劾，咸陽王元坦和尚書令司馬子如可都是我老友，朝廷群臣論尊貴、論親昵，沒有超過他們二位的，他們兩人卻同時被懲處，而我卻不能相救，你們都應該謹慎從事！」
在高歡父子的安排下，通過懲治元坦、司馬子如等幾個重臣，崔暹有效形成了對他們的威懾，使東魏在初年的貪腐局面中，得以維持短暫的高壓態勢。
雖然如此，但崔暹對東魏貪腐的懲處，還是以失敗告終。
原因大致有三條：
首先，是勛貴的阻撓。
高歡在世時就沒有能力阻止勛貴的貪縱，因此這些勛貴們都是高歡所信賴的重要部將，高歡的編制需要這些人的支持。
到高歡身後，高澄、高洋更是依靠勛貴們的支持才得以繼位，因此他們自然不可能對權貴們的清廉有過多要求。
第二，則是東魏的政權特徵：不給百官發俸祿，本身也就意味著貪腐無法被根治。
第三，東魏富裕，所以反貪腐這件事，也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了。
東、西魏相爭，西魏一直受限於軍隊的後勤補給不足，但東魏卻不存在這種困擾，一直都能夠足兵足食。因此，反腐於東物而言，只是一件必要而不緊迫的事。
如果貪污之事發生在西魏，那反腐就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大事，但對東魏來說，它僅僅只是錦上添花。
但我們都知道，重要而不緊急的事，如果拖著不做就會有另外的惡果：一旦問題爆發，就再也沒有補救的機會。
東魏在經過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
高歡除了沒能耐反腐外，冬季，十月初六，高歡已經有行政能力徹查全境範圍內戶口了，朝廷委派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出任括戶大使，分別到各個州去，一口氣清查出來六十多萬黑戶重新進入國家帳本，僑居在外的人被安排回原來所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