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貴州紳權的崛起
在咸同時期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背景下，貴州團練的規模也顯著擴大。咸豐以前因貴州社會較為穩定，團練規模大多較小。道光末年，獨山知州韓超制定《弭盜七則》規定：「城與百家以上大場寨人戶眾多，可合三十家為一團或四十家為一團，盡力不准逾五十家之數。」
但隨著地方形勢日益緊張，小團無力守御，聯團便被納入地方大員的視野。咸豐二年（1852）雲貴總督吳文鎔撰「堅壁清野築堡齊團聯村並寨諭說」令地方推行。咸豐四年（1854）貴州咸同起義爆發，起義軍龐大氣盛，小團勢單力薄，不足以捍禦。「當事之初起，即知非聯團自保無以圖存」。於是開始有官員將小團聯為大團，以期增強團練的戰力。
咸豐五年（1855）貴州巡撫蔣尉遠申明對聯團的政策，並「委員勸諭，歸小團於大團，互結聲援，以良苗攻莠苗」。在官府的倡導和地方形勢的緊逼下，貴州各地紛紛聯團自保。如銅仁府有頗具規模的「三元團」，後被查辦分為九小團。桐梓有趙旭聯團和王團，平遠州（織金）有丁寶楨辦的「聯鄉團」，遵義有規模較大的「和氣團」等，聯團大小、規模不一而足。
聯團顯著增強了貴州地方防禦力量，對維持地方秩序的穩定有著重要作用。但聯團也增強了聯團領導者——大團首（士紳）的權勢，並隨著王朝統治力量的缺位與官府的「優容」而愈發強勢，聯團主導者士紳遂成為地方權力重心，威脅地方社會穩定。曾在川黔邊境防堵石達開的湘軍統領劉岳昭即深有所感：「黔之團練歷年助剿出力者均予優保，惟是行之即久，流弊益多，始也欺壓鄉里，今也狹制官長，或因要求不遂播散謠言，無識者遂以飛語之雄黃定長官之賢否。
其為害最甚者曰『大團首』，以一團而合數州縣之團，取予生殺聽所欲為，小民無知，一唱百和。溯查咸豐年間有遵義縣團首王安國，其黨數萬，推曰：『大團』，已保官階，復為叛逆。上年臣剿辦仁懷縣號匪，訪拿帶團通賊之安邦元、任治邦等正法，民間稱快。現在安順府被圍，乃本處之六合團民與苗匪等勾結一氣。」
團練是一把雙刃劍，咸同戰亂期間，為了維護統治，清廷及地方大員鼓勵地方紳民興辦團練，「以助兵力，乃不良莠，概保官階」，因而貴州團練取得很大發展。但是戰爭時期，在缺乏強有力的監控和權力制衡下，貴州團練的發展脫離了官府的控制。團練的發展往往取決於辦團士紳，辦團良紳固然存在，倚團作惡者更不乏其人，對統治秩序造成挑戰。遵義府各地悍團即是貴州團練的負面典型，「遵義倡亂早，事定，餘黨往往自為團首，多不法」。悍團不僅危害地方社會秩序，而且有損地方官府的權威。
咸同戰爭時期，團練勢力的擴張增強了辦團士紳的權勢，隨著辦團士紳權力與官府權力的此消彼長，地方士紳不再滿足狹小的基層社會，開始干涉地方政治，成為凌駕於官府權威之上的權勢重心。曾國藩所言戰時「奸民借奉文團練為斂錢之舉，武斷鄉曲，挾制官長，尋至相為敵仇，釀成禍亂，其餘抗糧械鬥等事，所在騷然」。綏陽團紳廖熙培、廖正儒倚團勢要挾官府，危害地方，「致使十餘年來，官不敢問，任其招聚匪徒，霸占田戶，焚燒擄掠，殺戮姦淫，名為團，實為賊」。
桐梓團紳更是頡頏，聚眾抗官。「桐梓屬五里民素悍，自楊鳳亂後，強團往往藉事抗官，尤以夜裡太和團王正伸、蘆里張開梓為最，自王正儒誅，正伸繼之」。興義府團紳劉官禮憑藉團練，成為地方權勢重心，「舊日部下，均為各屬大紳，興義知縣遇事非諮詢請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項，一言而決，居然盤江小朝廷氣概」。此外，在辦理團練中，一批士紳立下軍功，被賞賜大小不等的頂戴、官銜。
如貴築士紳高以廉，「以在籍紳同練鄉兵，……積二十餘年，卒睹黔亂之平，敘功累保至補用道布政使銜」。銅仁李丕基因助官軍剿賊有力，「由俊秀累功保知府銜，候選同知」。貴陽士紳趙國澍在青岩舉辦團練，石達開「犯青岩，團首候選知縣趙國澍率團拒之，賊不得逞，以功保知州，旋晉候補道」。以上表明，憑藉興辦團練，貴州紳權得以崛起，對晚清地方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地方官府並不甘心團練凌駕於自身權勢之上，於是針對地方團練出現的問題，採取多種措施應對。概括起來，官府對貴州團練的控制大致有以下四種方式：
一是放寬辦團者身份的限制，並加強官府對團總、團長的遴選、任用及獎懲。如咸豐八年（1858），仁懷同知沈秋帆制定的團練章程明確規定：「每團視人戶之多寡公舉正派能幹者或二人或四人為正副長，無論紳耆、人民均准充當。又合數團為一總團，由本府遴選才品兼優、眾所欽服之紳耆為團總，經理團中捕盜、詰奸諸事。
團長等如果辦理妥善一年無過者，記功，三年無過者，詳請優獎。倘有藉團滋事，營私不法者，准聲明實據互相與發，以便革究，另選承充。」該章程具有顯著特點，即明確了官府在團練設立、團首選擇、履職、獎懲等方面的責任，通過允許非士紳群體辦理團練，限制士紳在團練中的獨大地位，同時通過對聯團團首的選擇、任用、履職與獎懲的全過程參與，對團練實行嚴密控制。
二是加強對大團首的監控，不准其聯團出境和作亂地方。入黔湘軍統領劉岳昭即強調：「凡有團練出力仍加獎敘，如有聚眾抗官立予懲辦，仍不准聯團出境，有大團首名目本屬齊民，應歸地方官管束，以防其尾大不掉。」
三是採取控制平衡策略，防止團練間相互爭鬥危害地方。民國《貴州通志》載：「滇黔跋扈不馴各團首均著，劉岳昭、岑毓英、曾璧光次第懲辦，檄令各歸地方官督理，嚴懲大團私行仇殺、干預公事等弊，以杜亂源。」如思南府「平頭蓋楊得友、黑羊溪李興國、渡蠟溪陳光華、泉口寺田慶傑、下四房安應斗諸大團互相爭長，為官府干涉」。四是對悍團及叛團團首實行武力鎮壓。如桐梓王正紳的「太和團」桀驁不馴、犯上倡亂，被官軍強力鎮壓。朗岱廳「中坡貢中寨團楊開祥等，數集眾御守，勢漸盛浸驕恣，卒為安順府知府畢大錫所殺」。
同治三年，銅仁三元團雷州等作亂，「楚軍周洪印進破松桃，天平營賊軍次省溪司自赴梵淨山查辦三元團雷洲等，革去三元大團分為九小團」。唐炯率川軍援黔時曾於遵義境內懲治若干不法團首，其稟稱：「卑府前於收復廟垻後，密委員弁，將該處積惡……不法團首，盡數擒捕正法。」官府通過限制、分化、鎮壓等手段不斷削弱地方團練勢力，戰後貴州團練勢力趨於瓦解。但動亂因素並未徹底消弭，晚清團練勢力的復興便不可避免。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貴州發生農民起義和群眾鬥爭既達73起。為消弭地方社會動亂，官府又寄望於團練。
如「光緒二十六年秋冬間，（開州）知州蕭漢傑以時方多故，曾編組壯丁一次，分全境為五大團，仿練營制，冠以福、壽、吉、慶、中等字，每字為一團」。興義劉氏團練在咸同戰亂平息後也一度解散，但是廣西會黨起義使得劉氏團練得以復興。在清末貴州辛亥革命中，劉顯世率團兵五百進入貴陽，後掌控貴州政局。劉氏通過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運作，從士紳轉變為地方精英，對清末民初貴州政局產生重要影響。
二、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動
咸同年間，地方士紳紛紛側身軍伍，形成名震一時的士紳「武化」現象。地方士紳通過團練的有效運作，確立了在團練中的領導權威，牢牢地握住了團練的權柄。儘管官府總欲「官掌其權，紳董其事」，但在咸同戰亂中，國家權力在鄉村的缺位與戰後官府勢力的孱弱，都使得地方士紳成為團練名副其實的領導者。貴州團練在戰爭中逐漸取代保甲成為新的基層社會控制組織。士紳作為地方團練實際的主導者，團練的壯大勢必帶來士紳權勢的擴張，進而突破官方對紳權的限制，形成「紳權大張」之勢。
士紳團練勢力的興起引發基層社會控制系統的變動。士為四民之首，通過科舉制所賦予的功名，上可為官治理一方，下可沉積到基層社會成為鄉土權威。但晚清以前士紳權力的施展受到官方設置的里甲、保甲等基層組織的限制，致使士紳的活動多局限在文教和慈善領域。咸同時期，在戰亂引發的社會動盪之下，貴州士紳通過組織團練形成紳權大張之勢，逐漸改變了貴州士紳在基層控制系統中的地位。隨著團練權勢的擴張，團練領導者——士紳突破保甲制的束縛，逐漸成長為基層社會的控制力量，從基層社會控制系統的被控制對象轉變成控制主體。
貴州士紳在基層地位的變動對地方社會產生重要影響。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武裝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團練與官府合作鎮壓起義，維護朝廷統治。如思南府「府城連陷，舉人饒以爵、武生安定邦結團與官軍連為一氣，互相倚賴，大著功績」。另一方面，因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團練權勢的過度膨脹亦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不肖者之借團自肥，勾結群小危害桑梓，二十年中亦正不乏其人焉」。湄潭士紳秦安慶組建的「烏旗隊」「人雜性悍，時相喧囂，與敵暗通」。
桐梓團紳王正紳與號軍勾結，「借團練之名盤踞鏵尖、修築堅巢、糾聚匪類，日以焚殺、訛詐為事，良民畏其茶毒，大半被脅入伙」。在正安州，「咸豐初，正安亦依照功令作團練之組織，其著者如達君陶曾心、吾嚴、宗六、安邦雲、胡先紹、胡先科等，其後勢力漸大寢，致不軌者亦有之」。銅仁團紳雷州、李丕基據三元屯與荊竹園起義軍暗中聯絡，響應紅號軍起義。
同時期，在全省戰亂之下，貴州士紳領導的團練大興，團練逐漸取代保甲成為新的基層控制組織。士紳通過在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多種角色，使團練組織向著多方面綜合職能方向發展，時至清末，團練已成為具有徵稅、地方治安、民兵徵募等職能的行政機構。晚清貴州士紳憑藉在團練中的領導地位，權勢大張，開始控制基層社會，干涉地方政治，為貴州紳權的擴張開闢了更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