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關於「大禮議」的討論一直未曾中止，甲是乙非，聚訟紛紜，「大禮議」的複雜與爭議也直接帶來了後人對參與議禮的楊廷和等人的褒貶不一。

就嘉靖本朝而言，因為楊廷和在「大禮議」過程中，堅守「濮議」，致世宗懷怒，被削籍為民。君臣因議禮諸事而關係漸遠，從被呼為「先生」到稱「欺朕沖年」，君臣離心而成水火之局，所以，終世宗一有直論楊氏功罪者。

嘉靖一朝，首輔或削籍，或被誅，或罷免，言官多有受杖而死，幾進詔獄者。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議禮罪魁」楊廷和的安定社稷之功已然不能被皇帝稱允，其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的罪名直接宣告了其為官勞績的煙消雲散，因彈劾楊氏而被降職遠謫的史道等言官被恢復官職，則又間接地表明其前參劾之言非完全誣衊之詞，有被世宗認可之處，在此種情形之下，楊氏之罪惡奸名猶如泉涌。宿怨政敵、議禮新貴以至邀寵求進之臣，皆以批貶楊氏為快，肆意誣陷詆毀，以「黨附楊氏」之名挑怒皇帝，排斥異己。

「左順門事件」後，世宗以廷杖、詔獄使得議禮諸臣喪失了廟堂上的話語權，議禮之事也成為皇帝忌諱，諸臣死杖成邊者多矣，而終難被赦。嘉靖時期雖然是明代史學發展的勃興期，但是，「大禮議」作為本朝重大事件，牽涉多方，風險重重，實鮮有論者。然楊氏削籍而功不可沒，楊氏同鄉熊過挺身而出作其墓表，參與「左順門事件」的鄭曉、同情楊氏諸臣的唐樞直言楊廷和於正嘉之大功，首將楊氏列入名臣傳中。

世宗與楊廷和君臣關係的變化

若要考察嘉靖時期對楊廷和的評價首先要關注的就是官方對楊氏的定性，或者說是世宗與楊廷和的關係問題。嘉靖皇帝雖以外藩入承大統，但其敏感極強，雷霆手段不遜色於明初二祖。他在位期間，英斷獨治，禮制更改，內閣更迭，天下四方無不運於帝心。他的絕對權力保證了他在整個國家的核心話語權，他的論斷具有絕對的強制性與權威性，是嘉靖時人議論楊廷和的基本參照，所以，本節先討論世宗對楊氏之態度。

從正德十六年（1521）迎立世宗到嘉靖八年（1529）楊廷和去世，定策首輔楊廷和與嘉靖皇帝的關係可謂是積漸緊張、由近而疏，特別是從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初楊廷和致仕期間的議禮之事更是使君臣關係「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崩於豹房，其無兄無弟，無後無嗣，明王朝出現了繼位危機。張太后召內閣楊廷和等議定當立之人，以《皇明祖訓》「兄終弟及」之義，議定迎立孝宗弟興獻王朱祐機之子、武宗堂弟朱厚熜為皇帝，以武宗遺詔的形式確定了繼位之君。

在嘉靖即位之初，君臣二人的關係是極為親近的。武宗崩後，朝廷內外危疑，江彬等人握重兵於京師肘腋之間，實為隱患。楊廷和為了使世宗順利即位，在毛澄等人前往安陸迎接世宗時留守北京，借武宗遺詔與張太后的支持大力整頓朝局，調京營精兵把守皇城、京城之門，分別遣還邊兵、邊使、番僧等，罷除威武團練營，擒拿佞臣江彬等人，北京局勢安定，世宗才消除顧慮，安心即位。

隨後，楊廷和借武宗遺詔與世宗登極詔書革除弊政，其中涉及興革之事合計有80條之多，與天下更新，一開新朝氣象。另外，楊廷和又先後調喬宇、彭澤、孫交、林俊等人為六部尚書，閣部相協，君臣同心，天下欣然望治，儼然一派再開中興之氣象。在世宗即位後，作為內閣首輔的楊廷和深懼正德荒政之事再演，故而盡心輔助，他多次上疏勸世宗，要關注天下子民，勤加學習，明辨是非，善於納諫，親近賢臣，節儉修身，又上疏請開經筵日講，力請罷織造，諫言齋醮事。

對於剛剛登基的世宗而言，除去楊廷和的迎立扶龍之功，他以藩王身份登基，尚乏治國經驗，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行需要武宗的班底，特別是樞機之要的內閣，故對於首輔楊廷和極為倚重。世宗即位初，楊廷和因除弊政而得罪多方，有欲持白刃刺之者，世宗聽聞特調派兵士百人護從之。世宗又稱楊廷和為「先生」，可見其禮，亦可見其密。這種倚重與親密可以從君臣奏對批答中窺見一二。

從世宗即位後，楊廷和前後多次上疏乞休，世宗一再挽留，言辭之間透露出其對楊廷和品行、功績的肯定，稱其「功在社稷」，以之朝廷柱石，欲成美政不可無楊氏。嘉靖二年（1523）九月，楊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滿，世宗特命加「太傅」之銜，楊廷和四次上疏請辭，嘉靖亦批答「卿匡輔先朝，贊襄新政，備竭心力，茂著忠勤，勳績既多」等語。」綜此諸事，可見君臣魚水之情。

然而議禮之事卻使得君臣關係出現裂隙。由於武宗無嗣無弟，其逝世之後，按宗法倫序，時為興獻王的朱厚媳入承大統，對世宗親生父母的追尊等禮制問題就牽及皇族大宗、小宗的問題，繼統與繼嗣的問題。楊廷和等力主世宗繼統又繼（孝宗）刷，並以此取得士大夫集團對皇權的制約。但是，世宗並不想為文官集團所左右，做孝宗的嗣君，而是想既繼承大明的皇統，又要保持興獻王的統系。世宗名義上是為其父母爭取名分以表孝心，實際上是為了獲取完整的獨立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