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何以為資本主義樹立了標杆?

卓言日知錄 發佈 2023-04-12T07:56:30.673964+00:00

我是卓言,我們一起終身學習,第643天。每天一本書,今天我們來讀《財富之城》(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威尼斯海洋霸權」,說的是威尼斯這個傳奇城市的傳奇故事,回溯了威尼斯從一個海邊沼澤中的小城鎮,逐漸發展為地中海商業巨頭的歷程。

我是卓言,我們一起終身學習,第643天。


每天一本書,今天我們來讀《財富之城》(下)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威尼斯海洋霸權」,說的是威尼斯這個傳奇城市的傳奇故事,回溯了威尼斯從一個海邊沼澤中的小城鎮,逐漸發展為地中海商業巨頭的歷程。然而,有人會說,在同時代地中海周邊,各個文明和國家都對商業非常重視,為什麼唯獨威尼斯的商業霸權,能夠長盛不衰,還被譽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呢?


今天我們來看看,小小的威尼斯,進行了哪些制度創新,為日後繁盛的資本主義,構建了底層邏輯,樹立了標杆。


首先,發達的商業貿易,背後就要有各種各樣的工具和制度來支持。大家可能想不到,維繫現代商業正常運轉所必需的銀行、金融保險業務、股份制,都是在威尼斯這樣的義大利沿海商業城市誕生的。舉個簡單的例子,英文裡銀行bank這個單詞,來源是義大利語中的banco,就是義大利城市裡猶太人錢莊中高高的櫃檯。


近代金融制度之所以在威尼斯首先誕生,還是要感謝我們剛才提到的十字軍東征。當時,來自歐洲各個國家的軍人和商人,拿著各國不同的貨幣,在威尼斯採購補給物資,前往東方。打完仗、做完買賣的軍人和商人,從耶路撒冷帶著戰利品和利潤又回來了。大批貴金屬器皿和貨幣帶在身上又累贅,又危險。於是存款、鑑定、匯兌、借貸這些業務,開始發展起來了。再後來,風險奇高的海上貿易,又促使商人們合夥經營,平攤風險,由此誕生了股份制與保險業的雛形。


著名歷史作家麥克尼爾就分析過,說這種商業合作股份制,在威尼斯能發展起來,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中世紀的歐洲農業生產模式:為了深耕土地,歐洲人發明了一種沉重的犁鏵,叫重犁。它需要幾頭大牲畜,比如牛和馬,才能拉動。那普通農民很少有餘錢來買這種價格比較昂貴的重犁,也養不起幾頭大牲畜,那怎麼辦?幾家、十幾家農民一起湊錢買,輪流用。這種分攤開支的農耕模式,就給日後的商業股份制,奠定了基礎。


其次,威尼斯這個地方農業比較落後,農耕土地面積也不多,賺錢的機會和就業崗位都集中在威尼斯城裡。而城市,本身就帶有打破鄉土和親緣關係,鼓勵陌生人之間合作信任的屬性,也給這種商業股份制的誕生,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土壤。


看到這裡,有人會問,眾所周知,航海貿易周期長,風險高,是不是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投資,普通人壓根沒有份,從而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對於這種擔憂,威尼斯人其實也考慮到了,他們在實踐中,通過不斷摸索,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股份投資制度,讓普通威尼斯市民,也能從威尼斯繁榮的海洋貿易中獲益,並在日後,成為現代商業投資制度的基礎:一艘商船出海的成本,最多可以分成24份,由投資者認購。而為了照顧普通市民這樣的小投資者,每一份又可以再一分為四,允許本金不多的小投資者合股購買,也算一種普惠型商業投資。等商船回來之後,所有投資人再齊聚一堂,扣除所有開支之後,按入股比例分配收益。


更先進的是,到了後來,威尼斯還發明了一項制度設計,那就是,由威尼斯政府擁有的兵工廠船塢,來造槳帆船,造完了,每年通過公開拍賣承包給私人從事航海貿易,按照約定的航線和時間表,輸送固定的貨物,進一步減輕了航海投資者進入的門檻和所擔負的風險。


所以說,這種「全民皆商,注重現實」的資本主義風氣能夠在威尼斯首先誕生,既是它選擇的海洋貿易發展路徑的必然,也是威尼斯政府持續扶持鼓勵的結果。可以說,商業滲透了威尼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當時威尼斯的藝術創作中,也有反映:在今天遺留下來的中世紀威尼斯繪畫作品中,就有許多與商業投資相關的場景,比如修道士借錢給銀行家參與投資,或者普通老百姓排隊和商業公司的文書核對自己的帳單,諸如此類。


隨著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區的買賣越做越大,那麼不可避免的,威尼斯的政治影響力,也必然隨著它的財富水平而水漲船高,這樣,整個國家的各種開支也會急劇上升。這就好比,一家急速生長的網際網路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就必然直面那些同處一條賽道上的巨頭,如果要競爭,就必須備足彈藥,也就是現金流,來應付對方可能發起的價格大戰,或者加大研發力度,構築自己的技術護城河。


說回到威尼斯,當時的情況就是:威尼斯的財富,已經引發了周邊一些大國,比如法國的覬覦。另外,其他一些和威尼斯發展模式差不多的城邦,比如比薩和熱那亞,正千方百計,想把威尼斯手裡的貿易份額搶過來,甚至想訴諸戰爭。同時,繁忙的地中海,是各路海盜密集出沒的地區,而滿載各種值錢商品的威尼斯商船,是它們眼中的肥羊。所以,威尼斯如果想擴大自己的貿易規模,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不受損害,首先,就要繼續擴大自己的商船隊,以便形成規模效應。其次,就需要擴充軍備,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禦敵於國門之外,同時保衛自己的商船隊。第三,威尼斯必須要籌措一筆巨大的外交開支,來收買周邊能夠和自己結盟的國家,確保自己如果遭受了侵略,有幫手能夠站出來。


然而,這時候的威尼斯,政府收入極為有限,要想籌措龐大的造船、擴軍和外交開支,實在有點吃力。於是,在1164年,當時的威尼斯統領,就招呼手下的官員們和城裡的富商開會,大家一合計,咱們從老祖宗羅馬人那裡取經吧:羅馬人不是一打仗就讓大傢伙兒捐錢,打完仗用戰利品來償還嗎?那咱們按照這個成例,從有錢的富商家族那裡借錢,買賣做起來之後,用盈利逐步償還本息。於是,就有12個富商家族,和威尼斯政府簽訂了借款協議,年利率5%。


威尼斯市政府向市民借的這筆債務,從此就變成了現代國家財政制度的基石——公債;它通過「借麵粉做蛋糕,再分蛋糕」的模式,在不提升稅收加重人民負擔的前提下,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融資能力。而在此形成的契約關係上,也逐漸成長出現代國家的各種公民權利。一些歷史學家盛讚說,公債在威尼斯的誕生,堪稱「西方的首次經濟學探索」。


最後,在整個國家的外交大政方針上,威尼斯也開了歐洲的先河,本書認為,當時的信仰、種族或者意識形態,在威尼斯的商業利益面前,統統要讓步。蘭伯特說,威尼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左右逢源,為所有需要自己的國家服務,並支持那些最不可能損害自己海上貿易利益的大國。 比如,13世紀,蒙古帝國崛起,在歐亞大草原上,同時在東西兩個方向上向外擴張,在歐洲這邊,一度打到了今天的東歐,逼近維也納,一時間歐洲各國是聞風喪膽,人人自危。可威尼斯呢,別人看到的是危險,它看到的是商機。1332年,威尼斯派了大使,千里迢迢來到蒙古四大汗國之一金帳汗國的王廷,獻上了豐厚的禮物,然後請求,在一個叫塔納的地方,允許威尼斯人建立一個小的殖民貿易港口:這裡,位於亞速海的東北角,是俄羅斯境內一條大河——頓河的入海口,這裡一頭連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一頭連著威尼斯人的黑海貿易路線,可以說位置得天獨厚。從此,威尼斯人可以從這裡,用優惠的一手價格,拿到中亞的寶石、絲綢,俄羅斯的毛皮和亞速海地區的糧食、水產等商品,又可以轉手把來自歐洲的商品賣給蒙古人和俄羅斯人,獲利十分豐厚。


不過,這條利潤豐厚的貿易線路,也為義大利乃至整個歐洲帶來了災難。1348年,正是沿著這條航線,來自歐亞草原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從歐亞大草原來到了義大利,然後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


總結一下,作者克勞利用他深厚的學養和老練的筆力,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威尼斯五百年來縱橫地中海的恢宏畫卷:威尼斯從一個地中海邊的小城鎮,逐漸發展為地中海上舉足輕重的商業霸主,並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國家。這種堪稱奇蹟的經歷,既來自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深植於民族內部的航海與商業基因,也要歸功於地中海本身在世界上的貿易樞紐位置,以及歷代威尼斯統治者兢兢業業的經營和對發展機遇的把控。


但是這本書的記載,在16世紀初,就戛然而止。之所以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是因為,一位來自歐洲另一個航海殖民國家葡萄牙的航海家達伽馬,完成了繞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的壯舉,揭開了威尼斯衰落的序幕。


當然,威尼斯的衰敗,本身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蘭伯特說,威尼斯的衰落雖然悲壯,但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具體的決策失誤,而是深深根植於它的地理位置和選擇的發展路徑之中,威尼斯本身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充其量只能加速或者延緩這種歷史趨勢。


達伽馬的航行,標誌著兩件彼此關聯,直接導致威尼斯衰落的事件同時發生了,而威尼斯對此束手無策,它們分別是風帆航海技術的進步和全球貿易線路的轉移。


由於威尼斯已經壟斷了香料轉口貿易達幾個世紀之久,所以從15世紀末開始,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開始探索途經非洲,繞過好望角,直達遠東的新航線。通過迪亞士、達伽馬等航海家的不斷努力,這條航線逐漸成熟。


隨著抵達東南亞新航路的開通和成形,其他歐洲殖民國家終於可以拋開賺取中間利潤的威尼斯,直接從產地獲取物美價廉的香料。直到15世紀末,威尼斯還是歐洲香料貿易的重要集散地,但是僅僅過了10年,交易量就銳減了幾乎90%。到了16世紀中期,威尼斯商人居然要從葡萄牙的里斯本、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這些歐洲新港口城市進口香料了。


要在大西洋上航行,就需要更新的船舶。威尼斯人習慣駕駛的槳帆船,逐漸被證明是一種應用場景狹窄,並不經濟的船舶:因為它船舷過低,只適用於氣候相對溫和,風平浪靜的地中海,而且船上配置的大量划槳手,不但擠占了寶貴的船艙空間,讓槳帆船無法攜帶大量貨物,也迫使槳帆船每天要消耗大量的後勤物資,不能進行長途連續航行,經常要靠岸補給。這在島嶼港口星羅棋布的地中海上不是大問題,但如果是在浩瀚的太平洋或者大西洋上,就成了致命的缺陷。


大西洋和地中海相比,更加浩瀚,風浪更大。所以西班牙、葡萄牙這些歐洲沿海國家,就有動力開發噸位更大,吃水更深,風帆數量更多的大帆船。玩過電子遊戲《大航海時代》的朋友可能都熟悉這兩個名字:克拉克帆船和蓋倫船。


克拉克帆船和蓋倫船省掉了划槳的水手,所以能裝更多的補給、貨物遠程航行,不需要沿途有太多補給站,所以把貨運成本有效地降了下來。這些新式帆船一出現,威尼斯的划槳風帆商船隊,頓時就被降維打擊了。越來越多的英國、荷蘭大帆船出現在地中海,以廉價的運費和更大的載重量把威尼斯商船擠出競爭。


貿易的衰退,意味著威尼斯在社會、文化、經濟各個領域都失去了前進和開拓的動力。比如,1610年,著名天文學家伽利略,就離開了威尼斯的帕多瓦大學,這標誌著威尼斯不再是歐洲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同時,從全新的大西洋貿易中獲利豐厚的荷蘭與英國,可以用更優厚的待遇,把金融、造船和手工業人才從威尼斯挖走。如果把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看作一場田徑接力賽,那麼威尼斯在光榮地完成了第一棒領跑任務之後,就必須把接力棒,交給英國、荷蘭這些吸取了威尼斯幾百年商業智慧,但地理位置更優越、國力更雄厚的新一代歐洲大國,然後隱退到歷史的洪流深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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