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式的婚姻
公元1906 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夏，當17 歲的潘贊化乘船沿長江東下，途經揚州、鎮江的江面時，他再也不會想到，就在江北岸古老的揚州城裡，有一個貧苦人家的七八歲的黃毛丫頭將來會和他結合在一道，演出一段至為感人的傳奇式的故事。
潘贊化是安徽桐城縣人，1889 年出生。這時正是清朝末期，朝廷的腐敗和列強的侵略使中華民族危機日亟。他的少年時期就是在中國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過程中度過的。中國的災難點燃了這位少年的愛國激情。
1905 年初，他的安徽同鄉陳獨秀、柏文蔚等人組織反對清政府和列強侵略的「岳王會」，年僅16 歲的潘贊化不顧殺頭的危險，毅然加入其中。通過陳獨秀的介紹，潘贊化得以結識年長自己11 歲的桐城小同鄉吳樾，對這位鼓吹暗殺、革命的師範學堂學生佩服得五體投地。然而，就在這年10 月間，傳來了吳樾在北京暗殺清廷出國考察的五大臣，不幸殉難的消息，使潘贊化為之唏噓不已。
1906 年夏，在陳獨秀的影響下，潘贊化辭別父母，買舟東下，到上海換乘海輪赴日本留學，隨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而陳獨秀恰也是在此時第三次東渡日本，併入早稻田大學學習英語的。陳、潘二人是否相攜結伴而行，雖無確鑿史料記載，但決不是不可能的。頭年8 月，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許多立志革命的中國留學生紛紛加入，潘贊化自然也成為其中一員。
他一邊學習，一邊從事革命工作，至1908 年奉父母之命，返國成親，女方是小鎮上的名門閨秀。婚後，潘贊化再次東渡到日本繼續學習。
1911 年10 月，武昌起義爆發，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欣喜若狂，紛紛買票回國，參加光復戰鬥。潘贊化也返回安徽，參加了蕪湖的光復革命，不久被蕪湖軍政分府任命為蕪湖海關正監督，管理皖北各處海關、常關，共五關、十三卡。其時，潘贊化還只有22 歲。
1913 年「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爪牙倪嗣沖統治安徽，肆意捕殺國民黨人，潘贊化自然免不了顛沛流離。及至1915 年底，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帝制。各省志士紛紛聚集在護國軍的大旗下，安徽籍的將領龔振鵬等人直接參戰，潘贊化也贊襄義舉。在護國運動的打擊下，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而且於1916 年6 月羞憤交加而一命嗚呼。這年初夏，27 歲的潘贊化重返家鄉，繼續擔任蕪湖海關監督。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張玉良，一個具有中國古典傳統色彩的英雄與美人的故事在現實中展開了。
張玉良就是本節開頭提到的那個揚州城裡七八歲的黃毛丫頭，這時已是17 歲了。她是如何從揚州來到蕪湖的呢？這話還得從頭說起。張玉良生於1899 年，原籍江蘇鎮江，上輩遷移至揚州。父親靠手藝為生，不幸當張玉良剛滿周歲不久即撒手人寰，留下孀婦帶著兩個女兒艱難度日。然而禍不單行，到1906 年，張玉良的姐姐和母親也相繼去世。幼小的張玉良被舅舅帶去撫養。可這個舅舅卻不務正業，吃喝嫖賭佯樣都來，幾年內把姐姐遺留下的一些財產揮霍一空，竟至無法為生。浪蕩哥兒是什麼事都幹得出的，他一咬牙，把這嫡親的外甥女賣給了蕪湖妓院。
清朝末年民國初期，安徽的妓女大多是從江蘇拐騙收買去的，大抵來自三個地區：蘇州地區的稱「蘇州幫」，揚州地區的稱「揚州幫」，清江浦（今淮陰地區）的稱「蘇北幫」。在這些地區專門有一批人物色、收買貧家女兒，寫下賣身契，付清銀洋，然後用船運到安徽各地妓院。妓院中又分「清館人」和「紅館人」。後者是直接賣身接客的。而前者或是年紀尚幼不能接客的，或是文化修養較高、能寫詩作畫，只在場面上應酬的。張玉良初到蕪湖時，還只有14 歲，又完全不解風月場上事，自然屬於「清館人」。
民國時期常有「打花會」的陋習，又叫「喝花酒」、「打茶會」、「打茶圍」等，因地而異。所謂「打花會」，就是一幫富人借妓院、茶館、飯店等地款待客人，同時點名要若干妓女來陪酒。應召妓女不僅要勸酒、唱小曲，往往還要陪宿。當時許多官場人物也都經常「打花會」，許多政界、商界的秘密勾當，往往就是在這種燈紅酒綠、軟語巧笑之中實現的。所以，「打花會」成為當時官紳軍閥交際、應酬不可或缺的一種手段。
張玉良和潘贊化就是在「打花會」時相識的。潘贊化既然是官場中人，自然不能免俗，少不得有這方面應酬，這是不能用現在眼光來看待的。但他又畢竟是參加過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的新派人物，具有民主和尊重女權的思想，因此他對張玉良這樣因家貧而被迫賣笑的青樓女子深懷著一腔同情。
更何況張玉良天資聰穎，善解人意，17 歲的大姑娘雖不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貌，卻也是出落得水靈靈的——雙眼皮、高鼻樑、一張秀氣的瓜子臉嵌著一雙笑靨，顯出溫柔而又活潑的神情——完全符合中國傳統美女的標準。因此，當張玉良向潘贊化訴說了自己悲慘的身世和跳出火坑的願望後，潘贊化便慨然解囊為她贖了身，並毅然與她結為夫婦——準確地說，應當是納其為妾，因為潘贊化的原配妻子尚在桐城縣老家。納妾討小，是舊中國婚姻制度的陰暗面，但在當時是合法的，對潘贊化與張玉良的結合自然不能用新婚姻法去考究。相反，潘贊化此舉卻是為中國美術界、世界美術界挽救了一個傑出的藝術家！
走上藝術之路
結婚後，張玉良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潘」，一則是因為當時有妻從夫姓的習俗，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潘贊化給了她新的生命。潘贊化在上海乍浦路租賃了一間房，金屋藏嬌，讓潘玉良住在那裡，自己則往來蕪湖、上海之間。
玉良自幼喪失父母，未讀過書，在妓院裡學得些唱詞，也全不解其意，所以潘贊化延聘教師，為她授課。他要把這塊跌落風塵的璞玉雕琢成一塊晶瑩剔透的美玉。但是，潘玉良後來走上藝術之路，卻又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潘玉良所住的乍浦路上，有一所中國最早的現代美術院校——上海圖畫美術院。這所學校是由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劉海粟於1912 年11 月創辦的。該校即為今南京藝術學院的前身。該校在中國美術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擁有許多個「第一」，如第一所美術專門學校，第一個實行男女同校，第一個實施模特兒裸體寫生，第一個將學生畫展向社會公開等。因此，該校和校長劉海粟連續多年遭到社會上的封建衛道士和守舊分子的攻擊、誣衊。
1925 年秋曾掀起一場轟動上海灘的「模特兒風波」，遷延數年之久。及至1927年孫傳芳統治東南五省時，更下令通緝劉海粟，迫使他亡命日本。這已是後話，但足見上海圖畫美術院在一些人眼中的「異端」地位。
該院的一名教授洪野先生與潘玉良是鄰居。每當洪先生在家中作畫時，潘玉良總是好奇地在一旁觀看，並提出一些問題。洪野從她的發問中，敏銳地覺察到潘玉良在美術方面的天份，便嘗試著教她畫些素描。果然潘玉良對美術的悟性極高，加之獨居家中旁無雜務，一心一意專注於此，沒多久便頗有些上路了。洪野隨後又教她色彩和透視，進步也是顯著的。洪野還告訴潘玉良：「要學習美術，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沒有文化就沒有藝術。」
潘玉良在洪先生的指導下，又買來詩詞騷賦等作品，請先生講授。
潘玉良這時只有十八九歲，也就比現在的中學生略大一些，年紀輕加上聰明勤奮，所以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無論在美術基礎還是文化知識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她下決心要報考上海圖畫美術院。潘贊化果然開明，完全尊重潘玉良的選擇。1918 年，19 歲的潘玉良被上海圖畫美術院錄取，從此走上了藝術之路。她的素描功底非常不錯，因此在西洋畫科學習，師從著名畫家王濟遠。
劉海粟曾對學生說過：「學西洋畫不去西方，就等於沒有學！」義大利是歐洲文藝復興發源地，湧現過達·文西、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藝術大師，他們的作品真跡至今還是後學者臨摹的楷模。法國巴黎的盧孚宮珍藏著多少世紀以來的世界級藝術珍品，蒙娜麗莎的微笑曾使來自各國的藝術門徒流連忘返，為之傾倒。潘玉良自然也夢想著到歐洲去，親自觀摩、臨摹那些偉大的作品。
1921 年，當潘玉良取得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上海圖畫美術院改為這個名稱）畢業證書後，在潘贊化的支持下，她又考取了安徽省公費津貼留法的資格，成為里昂中法大學的第一批學生。但她到法國來是為了學美術的，所以一個月之後，她又去投考里昂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因素描成績優異而被錄取，跟隨德卡教授學習油畫。兩年後，她又來到渴望已久的巴黎，成為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西蒙教授指導的油畫班的插班生。在這個班上，有她上海美專的校友徐悲鴻。這位原本高她幾班的同學正帶著他的嬌妻蔣碧薇，在這裡過著艱苦而又充滿浪漫情調的學習生活。潘玉良與徐悲鴻夫婦及其他留法學美術的中國學生經常一道外出寫生作畫，切磋技法；參觀盧孚宮，臨摹那些大師名作；共同在藝術的山路上攀登。
1925 年潘玉良從巴黎國立美專畢業，算起來，她在法國已經呆了五個年頭，雖然與潘贊化靠鴻雁傳書，表達情意，但離別祖國和親人的時間確實也夠長了。然而，潘玉良認為到歐洲一趟不容易，回國後恐怕是再難有機會出來了；而她通過幾年的學習，深感藝海無涯，自己還只是在淺海灘上撿拾貝殼而已。她打消歸國的念頭，下決心繼續深造，於是搭上南下的列車，隻身來到義大利，進入羅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跟隨著名的康洛馬蒂教授繼續學習油畫。
在羅馬期間，她經常到著名的藝術博物館法迪坎宮臨摹那些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們的作品。她如饑似渴地吮吸著繆斯女神的乳汁，充實豐富著自己。她的紮實的功底和傑出的表現能力，使得羅馬國立美專的教授和學生們對這位中國來的女士都刮目相看，以至於雕塑班的教授主動建議她應當再學雕塑。潘玉良於是一邊畫油畫，一邊在私人畫室學習雕塑。1927 年，她從油畫班畢業後，隨即考入雕塑班，正式學習另一種藝術表現形式。
這時遠在萬里之外的祖國，政局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動。北洋軍閥被打垮，國民黨新軍閥起而代之，緊接著各派新軍閥又你爭我斗地混戰起來。潘贊化的蕪湖海關監督之職被新權貴們取代，他被安排到南京政府的實業部擔任一個有職無權的差事，心情抑鬱，好久不給潘玉良寫信。而教育部發放的留學生津貼也因內戰頻仍，無人顧及，竟至三個多月沒有寄給潘玉良。
這時正是潘玉良學雕塑的後期階段，也是最艱苦的階段。搞雕塑，先要扎胚子，然後把泥土往上抹，非常消耗體力；而且藝術家工作又往往是不舍晝夜的，當創作靈感涌動時，會完全忘記了休息。終於有一天，潘玉良發覺自己眼睛幾乎看不見了。她知道這是極度缺乏營養所致，因為好久以來，她只靠一兩片麵包度日，既沒有肉類，也沒有蔬菜。然而，困難並未嚇倒決心獻身藝術的潘玉良，她終於挺了過來。1929 年她從羅馬國立美專雕塑班畢業。
這時正在歐洲旅行的劉海粟恰好來到羅馬考察，應邀參觀了羅馬國立美專畢業生作品展覽。這位上海美專的校長親眼看到，自己當年的弟子潘玉良成為油畫、雕塑雙藝兼長的人才，她的作品受到教授們的讚賞，自然欣慰異常。他得知潘玉良準備歸國的打算後，當場寫下聘書，聘請她擔任上海美專西畫研究所主任兼導師。
1929 年，在歐洲習藝9 年的潘玉良終於學成歸國。潘贊化在上海碼頭迎接她的歸來，禁不住一再地端詳闊別多年的愛人。出國那年她才22 歲，而今已是30 歲的少婦。學業的艱苦在她臉上留下了成熟的風韻。是的，她在藝術上成熟了，在思想上也更加成熟了，她滿懷著希望，要把學得的知識毫無保留地教給年輕的藝術信徒們，為繁榮祖國的文化藝術竭儘自己綿薄之力。
在榮譽和屈辱中奮鬥
當潘玉良興奮地來到母校上海美專時，她當年的老師、如今西畫系系主任王濟遠熱情地歡迎她的到來。「我要為你舉辦一次個人畫展，讓國人們了解你！」王濟遠立即操辦起來。不久，《中國第一個女西畫家畫展》在上海展出了。200 多件作品出自潘玉良一人之手，有臨摹西方古典大師的作品，有她自己創作的佳作，有風景、有人體，真正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申報》專門發了消息報導。正在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擔任系主任的校友徐悲鴻得知消息，立即發聘書，邀請她擔任中大藝術系兼職講師。
潘玉良在京、滬兩地兼職，不免奔波，所幸是潘贊化在南京任職，她到南京也就是回家。這一時期，她除了辛勤執教外，同時還努力地創作。在上海，她參與發起組織美術團體「默社」，並積極參加活動，與同行們交流繪畫心得，互相觀摩作品。由於她的教學、創作，也由於她在法國、義大利留學多年的經歷，在上海美術界、上海美專中，潘玉良的名氣越來越大。
然而，一個真正有事業心的正直的藝術家在社會上必然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打擊，更何況潘玉良是一個婦女，是一個青樓出身、具有小妾身份的婦女呢！不久，她就感到身邊有暗潮湧動，令她困惑、痛心。她不願公開抗爭，只想忍辱退讓，於是向劉海粟和王濟遠辭聘，到中央大學藝術系任專職教師，與徐悲鴻分任油畫系的課務。
當時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畫家都認識到，西洋畫要在中國站住腳，就必須從民族繪畫中吸取營養；而中國畫要有創新，也必須從西洋畫的基本功和技法中學習長處。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等人最初都是學油畫的，以後轉畫國畫，把西畫的素描、透視、設色等技法、技巧，與國畫的詩意、空靈結合起來，成為融通中西的一代大師。
潘玉良也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因此一有空閒，她就觀摩學習國內畫家的作品。她不僅欣賞劉海粟、王濟遠、林風眠等人的油畫，而且對齊白石、張大千等人的國畫、篆刻也推崇備至。從1932年開始，她嘗試著用毛筆和宣紙畫素描，生動的線條表現出中國畫特有的柔和和風采。她以臨摹西方古典大師的深厚功底，兼取國內各家之長，力求形成自己特有的風格。
在歸國後的八九年中，潘玉良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以油畫為主，其中大多是風景，而尤為人們所嘆服的是她的人體畫。她參加過9 次畫展，其中5次是她的個人畫展，一次與他人聯合在日本展覽。由於她的油畫在國內美術界屬於佼佼者，外國駐中國的外交官十分喜愛，爭著收藏她的作品。在一次畫展上，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王世傑以1000 大洋的訂價收購她的一幅作品。那幅題為《壯士》的油畫，表現的是一個裸體男子正在搬去一塊巨石，以拯救石下的花草，反映了潘玉良期望著，中國能有巨大的力量戰勝日益囂張的日本帝國主義。
當時出版的《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一書在介紹繪畫部分時，列舉了幾名國內的西洋畫家，其中第二人就是她。文中是這樣記敘的：「潘玉良，現代女畫家中之傑出者，留歐多年，油繪和粉畫兼長，色彩渾和，艷而不浮，寫人體尤有獨到。」由此足見當時國內美術界對潘玉良的高度評價。
作為一個國內最高學府的教師、一個卓有成就的藝術家，潘玉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那大都是一些留學海外歸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她常與畫家徐悲鴻夫婦、張大千、作家方令孺、教育部科長郭有守夫婦以及張道藩等人相過從。1930 年，雕塑家張辰伯曾專為潘玉良塑了一尊頭像。這是現在我們唯一能見到的潘玉良在當時的形象。那年她31 歲，剪著童花頭髮型，兩側短髮齊腮，額前覆發及眉，顯得活潑、秀美。豐滿的鵝蛋形臉龐透出溫柔，凝視的眼神和緊閉的嘴唇則顯現了堅定、自信的性格。
然而，潘玉良的這種堅定和自信，往往回到家中就蕩然無存了。並不是潘贊化不再愛她，也不是鄰里們有什麼閒話，而是她痛楚地意識到，一個現代的藝術家和一個舊式婚姻制度下的小妾，這兩種迥然不同的身份同時落在了她一個人身上。這兩種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壓力，使她柔弱的肩膀無法承受。
那一時期，潘贊化的原配妻子常來南京小住。那是個抱著封建倫理思想的舊式婦女，她並不反對潘贊化納妾，但認定妻是主子妾是婢，要求潘玉良像小妾服侍正妻那樣，向她磕頭請安。潘贊化稍有異議，她就大吵大鬧，攪得合宅不得安寧。潘玉良為使丈夫和自己能有一些平靜，只得忍氣吞聲，接受這種屈辱的地位。這種不能與外人道的痛苦，使她經常徹夜流淚，她的心在流血……經過反覆考慮，潘玉良終於向潘贊化提出重返歐洲的打算，表示要把全部生命獻給藝術事業。
潘贊化理解玉良的心境，知道她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多麼的艱難。這意味著潘玉良放棄國內舒適的工作和相對安定的生活，獨自一人到異國他鄉去闖蕩；能不能闖出一片天地，等待她的是成功還是失敗，一切都在未卜之中。她能忍受那種「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孤獨嗎？還能再熬過那種3 個月只靠幾片麵包度日的艱苦嗎？然而，潘贊化在玉良的堅決懇求下，終於同意讓她出國。臨別時，潘贊化把他參加護國戰爭後得到的，刻有「雲南起義紀念」字樣的懷表贈給了潘玉良。他不知道此去經年能否再見，就讓這塊懷錶帶著自己的心意，跟隨自己的愛人一道去遠方吧！
在異國土地上的崛起
1937 年，潘玉良又回到了巴黎。這回她沒有助學金津貼，除了帶來的費用外，往後的生活就要靠她奮鬥來維持了。巴黎有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家，許多人貧寒、清苦，租不起畫室，於是聚在一起租用畫室作畫、雕塑，友好相處。潘玉良就在這樣的畫室里勤奮地創作出一批作品，並且售出一部分——她終於依靠自己的藝術才華來維持自己的生計了。
在巴黎的中國同胞了解到潘玉良的藝術功底，邀請她為格魯賽先生塑一尊頭像。格魯賽生前致力於向法國人民介紹中國文化，尤其是藝術，並多方幫助留法學藝的中國藝術家，因此得到中國旅法藝術家和僑胞們的敬重。潘玉良從未見過格魯賽，當她接受定貨時只能根據格魯賽的照片從事創作。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格魯賽的頭像塑成，巴黎賽魯西博物館館長審閱鑑定後，極為讚賞，遂邀請格魯賽夫人前來參觀。格魯賽夫人見塑像真實地表現出其夫的風貌，十分激動，當即熱烈擁抱親吻潘玉良，並請潘玉良複製一具石膏像給她，以留作紀念。格魯賽頭像鑄銅後，至今還收藏在賽魯西博物館裡。
潘玉良的作品在藝術家如雲的巴黎站住了腳，她的繪畫和雕塑陳列在巴黎一些畫廊里標價出售。她的身影也出現在巴黎蒙巴拉斯（巴黎藝術家聚居地）那些頗有名氣的藝術沙龍里。但是她不與任何畫廊簽訂合同，因為那樣她就不得不根據畫商的要求而作畫，進而阻礙自己在繪畫藝術方面的探索。
她依靠自己在油畫和雕塑兩方面紮實的功底，努力探求新的技法、技巧。她孜孜不倦地致力於中西畫的結合，追求國畫和西畫在藝術上完美的統一。她曾用墨和國畫顏料在宣紙上畫水彩畫，形成她專有的獨特風格。由於她頑強的努力，她的作品受到中外藝術鑑賞家的高度評價：「她的油畫含有中國傳統水墨畫的畫法，以清淡的色彩點染畫面，其色彩濃淡疏密又與線條互為相依，非常自然地顯露出遠近明暗、虛實生動的韻味。」「她在雕塑上的成績不亞於繪畫，成為兩藝聞名的美術家。」「她的畫有雕刻的立體意境，雕刻也有畫的風趣。」
潘玉良在創作上的認真、精益求精是令人驚嘆的。在國內，她曾表示過要為著名畫家張大千塑一尊像，由於繁忙而未能如願。到法國後，她開始完成這一夙願，但作品完成後卻始終未曾面世，因為她前後反覆修改達20 年之久。如今，這尊青銅鑄就的張大千像已被巴黎現代美術館收藏。張大千那碩大的頭顱前額飽滿，雙目炯炯有神，一抹美髯飄拂在胸前。整個塑像不僅形似，而且神似，充分表現了張大千那種豁達不羈、追求至善真美的境界的精神。
潘玉良在藝術上的勤奮與追求，使她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和榮譽，從1937年移居法國到去世之前，潘玉良共創作繪畫和雕塑達4000 余件。她的作品參加過許多次展覽，其中1953 年、1959 年兩次，是應歐亞出版社主持的多爾賽畫廊的邀請，舉辦的大型個人畫展。展品包括油畫、水彩畫、版畫、雕塑、浮雕等百餘件。她的作品除在法國展出外，還參加過英國、希臘、日本、比利時、瑞士、德國等國的畫展。在比利時，她的展品獲得銀質獎章，在法國則獲得巴黎大學的多爾烈大獎。歐洲各國博物館、美術館都購藏有潘玉良的作品。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覽時，她的大部分展品都被倫敦博物館收購。
在法國，巴黎市政府、國家教育部、巴黎東方美術館、國立現代美術館都收藏有她的繪畫與雕塑。在巴黎的中國藝術家們為潘玉良的成就而自豪，他們在潘玉良的發起下，組織了「中國留法藝術會」，推舉她為會長，大力開展中西藝術交流活動。
當我們看到潘玉良在1945 年所繪的油畫《自畫像》時，可以看出她更加成熟了。這時，她已經46 歲，移居法國又是8 年過去。但她額發依舊及眉，大部分的頭髮整齊梳向後頭。垂及雙肩，整個髮型還保持著中國的式樣。修飾過的眉毛下，一雙眼睛透出中年婦女的沉穩和風韻，但也流露出那一絲掩蓋不住的淡淡的哀愁。
一顆熾熱的遊子之心
這哀愁是永遠無法抹去的。她有家，卻因為這家庭的構成而不能回家；她有國，也因不能回家而難以歸國，更何況她離家這許多年中，祖國大半時間一直陷於戰火和苦難之中。
她思念丈夫，盼望著潘贊化的來信，從他的信中了解故國的變化。抗戰爆發後，潘贊化隨國民政府西遷入川，日子過得十分清苦。除了到江津小住，與當年引導他參加革命的陳獨秀在一起，還能握手言歡、促膝交談之外，他幾乎默默無言，信寫得也少了，漸漸竟斷了信息。抗戰結束後，潘贊化已經50 多歲，回到桐城，致力於鄉淬教育，辦起一所「孟俠中學」，紀念當年的戰友吳樾。大陸解放之後，潘贊化又由人民政府安排到安慶市擔任安徽省文史館館員，生活漸趨安定，與潘玉良的聯繫，也終於恢復。
她思念祖國，一顆愛國的赤子之心怦動在她的胸膛，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藝術報效祖國。1937 年上半年，她還未離開祖國時，日本帝國主義已在華北擴大侵略，為了支持華北抗戰，潘玉良曾應邀在上海雕鑿了一尊玉佛像，把所得的酬金盡數捐贈前方將士。1937 年12 月，她在巴黎聽到南京被日軍占領的消息，不覺大慟。她寓情於藝，特地創作了一尊《中國女詩人》的全身雕塑，並刻上「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再現了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愛國形象，寄託自己的滿腔激憤。
潘玉良還舉辦過作品義賣，將畫款購置防毒面具和藥品，從歐洲運往祖國。1941 年，潘玉良決心回國參加抗戰，用自己的畫筆來討伐日本法西斯。當時海上交通受阻，她打算取道蘇聯，也因蘇德戰爭而未能成行。1945 年4 月，潘玉良又以「中國留法藝術會」會長身份，聯合藝術家們聯名上書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和國內藝術界，籲請有關方面調查在日本侵華期間，日軍掠奪和破壞中國的藝術品、文物等罪行，準備在戰後向日本索賠。大陸解放後，潘玉良時刻關心著祖國的繁榮進步；中法建交後，她與中國駐法大使館保持著密切聯繫，黃鎮大使經常光顧她的畫室看望她。潘玉良還一直保持著中國國籍。在海外舉辦畫展時，她總要強調「中國女畫家潘玉良」的字樣。她以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自豪。
她念念不忘回國，在家信中她寫道：「我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國。」
解放後，她曾有過好多次計劃。50 年代，潘玉良了解到新中國婦女地位提高，可以揚眉吐氣地和男人一樣工作，她想歸來。可是她深愛潘贊化，希望和他廝守終身，而回國後若不離婚，仍擺脫不了小妾的身份，於是她又猶豫了。
1959 年，潘玉良榮獲巴黎大學多爾烈大獎，在向丈夫報喜的信中，她改動了唐代杜甫所寫的《月夜憶舍弟》一詩，用以表達自己盼望回歸祖國之情：「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身居繁華界，心涌故園情。何時飛故里，不做寄籬人。」
這時潘贊化的病已經很重，不久即告辭世。家中對潘玉良一直隱瞞著這個消息。潘玉良預感到不幸，多次催問，才得知真實情況，她極度悲痛。她深摯地愛著自己的丈夫，是他把她從苦海中解救出來，又是他為她提供了學習藝術，得以展示自己天賦的機會。然而從1916 年至1959 年，兩人的結合雖長達43 年，但實際上海天阻隔、異地相思的歲月卻有30 年之多，她尤其痛心的是，在丈夫久臥病榻的日子，未能親侍藥湯，盡一些心意。
但是，丈夫的去世又使潘玉良從此擺脫了小妾的身份，回國後不會再面臨妻妾名份的問題，於是她決意回國。當她把手中的工作告一結束之後，國內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大批知識分子慘遭迫害，潘玉良只得望而卻步。
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延續了10 年，潘玉良等不及了，她終於病倒了。「四人幫」粉碎之後，她向朋友們表示：「我要回去！只要回去，我的病就會好的。」
然而，醫生根據她這時的健康狀況，認為她不能做長途旅行。這位老藝術家流下了傷心的眼淚——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回不了祖國了。潘玉良久久地摩挲著丈夫贈送給她的那塊懷表，對旅法華僑團體的負責人說：「我生前不能回國，不能安息在祖國母親的懷抱里，這是終身的遺憾。請你有機會把這塊伴隨我22 年的懷表送回祖國，交給贊化的孩子們。還有那幅畫於1945 年的自畫像，也請帶回祖國，就算我終於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1977 年7 月22 日，潘玉良在法國的土地上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來自各國的藝術家、旅法華僑、法國友人聚集在墓地，默默地然而是虔敬地向棺木上投上一支鮮花。旅法華僑和藝術家們為潘玉良營造了一座肅穆而莊重的墓碑：黑色的大理石平滑如鏡，鑲嵌著她的白色浮雕像，墓碑上用漢字隸書鐫刻著「藝術家潘玉良之墓（1899—1977）」。人們讚美潘玉良的藝術成就，讚美她熾熱的愛國情感，也讚美她篤於情誼、助人為樂的高尚品質。
是的，講到潘玉良的為人，人們會談起許多許多……1929 年潘玉良歸國時，當年引導她走上藝術道路的洪野先生因病而陷於困境，一家人生活無著。
潘玉良毅然長期從自己的工薪中抽出一半左右，交給洪野先生維持家用。雖然潘贊化元配對她有失寬厚，但她卻把原配的孩子接到南京，用自己賣畫所得資助他們上學。在日後旅法20 多年時間裡，潘玉良一直從國外匯款給這些孩子，幫助他們成家立業，鼓勵他們為國效力。對到法國留學的中國藝術家，不論是大陸人，還是台灣去的，她都關懷備至，呵護有加。
1979 年，旅法華僑團體的負責人歸國時，把潘玉良託付的懷表和自畫像帶回了祖國大陸，實現了她的臨終遺願。祖國人民從此知道了潘玉良，知道了這位「第一個以雕塑作品走進巴黎現代美術館的中國藝術家」，知道了她的傳奇式的從藝經歷和充滿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人們撰文、寫書、拍電影，傳頌著這個20 世紀中國藝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跡，也表達著祖國人民對長眠異國土地上的潘玉良的呼喚：「歸來兮，畫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