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第六十七軍是東北軍這個軍事集團的一個主力軍，曾經駐守延安。張學良與紅軍達成合作抗日的協定後，該軍從延安撤防。西安事變時，六十七軍的軍長是王以哲，屬于堅決支持張楊行動的高級將領，捉蔣的部隊，主要是張學良的衛隊營和六十七軍。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臨上飛機前留下手令，令王以哲暫時統領東北軍。由於蔣的背信棄義，張學良一到南京即被扣押，東北軍群龍無首，陷入混亂爭吵，王以哲的身份地位難以彈壓。最終，1937年2月，東北軍發生內訌，王以哲被激進的少壯派代表，親自帶隊攻入華清池捉住蔣介石的張學良衛隊營營長孫銘九槍殺。隨後，副軍長吳克仁接任軍長。同年3月蔣將該軍調到安徽整編並參與圍剿鄂豫皖紅二十八軍，以達到分化瓦解和消耗東北軍的目的。該軍由四個師被縮編為三個師。
抗戰爆發後，吳軍長通電請纓抗戰，先是率部沿津浦鐵路北上滄州，接應第二十九軍撤退，戰鬥中擊毀日軍汽艇5艘，繳獲山炮三門。'10月，六十七軍調入平漢線作戰，吳克仁率領部隊堅決抗敵，雖給日軍以殺傷，但是部隊也傷亡慘重。
淞滬會戰爆發後，國軍的兩個德械師87師、88師攜手向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發起了進攻。日軍僅有3000兵力，國軍有10比1的優勢，不得已，日軍臨時將在上海的日本僑民武裝起來。國軍裝備精良，還動用了寶貴的戰車部隊參戰，但是，由於日軍據守的是高樓，國軍只能沿街道發展攻勢，雖前赴後繼取得一定戰果，仍未能一舉解決。之後，87師、88師的姊妹師第36師從潼關緊急調入戰場，宋希濂指揮部隊拼死衝鋒，終於攻到匯山碼頭，將日軍一切兩半，並對日軍最大、最堅固的據點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發起了攻擊。
眼看勝利在望，局勢突變，增援的兩個日本陸軍師團在上海北部的川沙口、白沙口登陸，對國軍形成夾擊，並威脅到連接上海至南京的寧滬鐵路。在北部戰線，姚子青營死守寶山，全體殉國，由此，國軍從十日圍攻轉入抗擊源源不斷增援的日本陸軍。此後，十八軍死守羅店，在這場被稱為血肉磨坊的戰場，中日雙方均付出重大代價，日軍被迫放棄切斷寧滬鐵路、斷絕在淞滬國軍退路、直接攻擊南京的企圖，沿寶山--溫藻浜--大場一線向上海發動攻擊。
隨著增援而來的桂軍5個師反攻大場失利，國軍在淞滬會戰失敗已成定局。當時，前線將領張治中、陳誠、羅卓英、張發奎等多次向蔣建議部隊後撤至吳澄線、錫澄線既設國防工事，但均遭蔣拒絕。大場失守後，幾十萬國軍撤過蘇州河，南北日軍會師，上海已經事實上淪陷。但是，蔣為了等九國公約會議，讓留一個營在四行倉庫，這就是大家熟知的《八佰》。此時的最佳策略是，趕緊將大部隊從淞滬戰場撤下來，部署到二線的國防工事，以達到節節抗擊遲滯日軍進攻的目的。
11月1日，四行倉庫的守軍退入租界，上海市區戰鬥結束。但是，沒有蔣的命令，幾十萬國軍在上海城下不進不退，也不知蔣排長是怎麼想的。
11月5，日軍第十軍從杭州灣的金山衛和全公亭大舉登陸，隨即向松江方向猛攻，企圖從西線遷回到中國守軍的後方，淞滬戰場國軍主力危矣！剛剛趕到淞滬的第六十七軍於11月6日接張發奎電令，堅守松江三天，為七十萬國軍逃出生天爭取時間。
當時，在松江城只有少量潰兵，六十七軍二萬餘將士沒有友鄰部隊支援，他們面對的是日軍最兇悍的第六師團的全力攻擊。為了掩護我方大部隊撤退，拼死一搏。戰至8日，死守三天的任務完成，但是，六十七軍仍死戰不退。9日，兩萬餘人的一個軍僅剩千餘人，軍長吳克仁率餘部從北門突圍西撤，試圖渡過蘇州河前往崑山，在泅渡時遭日軍飛機和追擊日軍襲擊，不幸中彈殉國，屍骨無存。
六十七軍在松江苦戰時，蔣介石仍沒有馬上下令國軍主力撤退，直到最後事已無可挽回，在所有國軍高級將領的懇求下方才同意。由於匆忙且組織無序，撤退行動最後演變為潰退，戰前花重金打造的吳澄線、錫澄線未起到絲毫作用，潰敗的部隊一路逃至南京方才穩住陣腳。日軍方面也犯了大錯，沒有派出有力部隊展開追擊，而是忙於在上海搞入城式，慶功會，僅派出航空兵搞了個效果不大的「飛機追擊」。
淞滬會戰後，國民黨以六十七軍傷亡慘重無力整補為由撤銷番號，英勇抗戰的事跡也未大力宣傳，軍長吳克仁也未追晉。而在四行打死打傷十幾個日本最弱的海軍陸戰隊的八佰則人盡皆知。從六十七軍在西安事變後的境遇來看，在民族危亡關頭，蔣仍然不忘通過日寇之手達到消除對手的目的，而六十七軍在抗戰中的表現也證明東北軍也是熱血男兒。
六十七軍被打散後，由於番號被撤銷，且也無其他部隊收容（當時整個國軍都處於潰退中），倖存的官兵無依無靠，流落到武漢、婺源一帶。
1938年初，我黨派到東北軍擔任六十七軍政治教官的中共黨員劉沖等人被推舉為代表，前往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要求抗戰。周恩來和葉劍英接見了這些代表。代表們表示：「現在東北淪亡，中華民族危在旦夕，我們是無娘的孩子，我們要跟著共產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打回東北老家去」。周副主席、葉參謀長根據他們迫切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願望，介紹他們到新四軍第四支隊去，由第四支隊領導他們抗戰。
2月，他們持著周恩來親筆介紹信，在延安派到四支隊工作的程啟文帶領下，步行5天，於3月初到達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七里坪。
不久，六十七軍一一七師少校副官韋郁周帶領 21名官兵和中共派到一〇八師新聞電台工作的周復生等同志，也幾經周折來到七里坪與劉沖會合。此時，已經聚集了103名原六十七軍官兵。
3月8日，新四軍第四支隊誓師出征。中旬，這批六十七軍官兵隨四支隊到達安徽霍山縣流波䃥（即流波鎮）。在這裡，四支隊召開了軍政委員會會議，經討論，決定將這些官兵單獨編為一支游擊隊，到皖東敵後去，自籌糧餉，自己發展。在確定該游擊隊名稱時，參加會議的劉沖表示，這些官兵都是東北人，將來要打回東北去，建議使用東北，抗日，挺進等詞，最後會議決定，命名該游擊隊為「東北流亡抗日挺進隊」（1938年7月，改名東北流亡抗日挺進縱隊，9月，改名東北流亡抗日挺進團），董東翹任司令員，不設政委，韋郁周任副司令員，劉沖任政治處主任。
挺進隊的臂章使用了新四軍最早的臂章圖案（1938年度），下面標上「向著白山黑水前進」字樣。這個圖案，一位戰士身背草帽向前衝鋒，既表明東北挺進隊是受新四軍領導的部隊，又表達了這些來自黑土地的兒女打回老家去的決心。
1937年12月，日軍進入滁州地區，1938年5月14日日軍由巢湖西進占領合肥。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國民黨軍隊潰敗西撤，皖東十幾個縣盜匪如麻，幫會蜂起，潰兵騷擾，搞得民不聊生。
1938年3 月下旬，東北流亡抗日挺進隊（下稱挺進隊）經廬江越過淮南鐵路到達巢縣，與張愷帆、馮文華領導的巢縣黃山游擊大隊建立了聯繫。張愷帆時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員，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在巢縣元山的「抗日幹部訓練班」任民運教官，該訓練班由馮玉祥的侄子馬忍言（馮宏謙）和馮玉祥的隨從副官馮文華（1935年入黨）舉辦。
挺進隊向張愷帆介紹他們在武漢接受中共領導，是新四軍第四支隊派到皖東來開展抗日鬥爭的先遣隊。張愷帆對他們表示熱烈歡迎，向劉沖等同志介紹了皖東巢縣、和縣、含山、全椒、定遠、滁縣一帶情況，並請劉沖給幹部訓練班學員作了政治形勢報告。
3月底，挺進隊由巢縣黃山進駐全椒小集周埠村，司令部設在小集張家倉房，不久，挺進隊移駐大馬廠。東北流亡抗日挺進隊是我軍第一支進入皖東的武裝，而由於四支隊司令高敬亭對執行中央和軍部向皖東挺進的命令有牴觸，直到5月，四支隊的七、八、九團和手槍團方才全部進入皖中。
挺進隊當時不過百餘人，人數雖少，但是大多數配有駁殼槍，武器裝備較好，不足之處是步槍很少。四五月間，挺進隊在全椒等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宣傳抗日主張，組織各界抗日團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部隊發展到200餘人。
挺進隊在皖東的第一仗是打管家垻。管家垻是全椒縣的一個集鎮，南京保衛戰後，精銳的德械師第八十八是基本崩潰，以原八十八師排長彭志雄為首，糾集了30多個散兵游勇，修築碉堡，霸占一方，聚賭抽頭，攔路搶劫，姦污婦女，作惡多端。挺進隊曾派人去爭取，要求他們放棄土匪行徑，共同抗日，但彭志雄他們根本不聽，繼續為非作歹。
5月10日，挺進隊從黃家庵開赴管家垻，化裝進入集鎮，一舉殲滅了這股土匪，繳獲了全部武器，其中機槍一挺，步槍30多枝，手榴彈多枚。此戰挺進隊犧牲3名戰士，挺進隊司令員董東翹受傷，轉武漢治療。司令員由韋郁周擔任，同時由劉沖和董東翹兩人介紹韋郁周加入了共產黨。
5月15日，挺進隊聯合當地民眾自發成立的武裝組織和「刀會」，採取夜晚偷襲等游擊戰術，夜襲全椒縣城，讓日軍不得安寧，第二天，駐全椒縣城 1000 多名日軍被迫撤出全椒縣城。由於一些小的戰鬥未有明確記錄，只是籠統的記載為在五月中旬襲擊日軍，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戰鬥是滁全公路腰鋪伏擊戰，擊毀軍車一輛，繳獲一批軍用物資和布匹。因而，新四軍首戰日軍的光榮歸屬於九團5月12日的蔣家河口伏擊戰。
在挺進隊和當地自發組織的武裝打擊下，三三兩兩的鬼子再也不敢肆無忌憚進入鄉村燒殺搶掠，禍害百姓。
5月底，挺進隊駐紮在和縣善厚集。
6月，混進巢縣黃山游擊大隊的曹仁民與李彬、昌登貴、靳華堂等人，秘密勾結已被游擊大隊收編的從南京潰散下來的川軍，企圖奪取游擊大隊領導權。他們槍殺了游擊大隊第二支隊長王子龍和指導員方純一，並企圖謀害大隊長馮文華和政委張愷帆。根據張馮二人的要求，挺進隊派部隊到巢縣擊潰了這股叛變的川軍，被打散和脅從的巢縣籍戰士紛紛歸隊。此後，巢縣民眾抗日游擊大隊隨挺進隊一起在和縣北鄉進行抗日活動。
至6月底，經過3個多月抗日剿匪，挺進隊名聲大振，許多熱血青年紛紛要求參加挺進隊打鬼子，甚至出現了老百姓在田裡勞動，看見挺進隊的隊伍在行軍，丟下鋤頭跟著就走的場面。含山縣抗日自衛軍仙蹤區隊副薛漢昭，不滿原含山縣長范國瑛的統治，帶領區隊六七十人槍集體參加挺進隊。加上在這之前挺進隊在全椒赤鎮收編劉子清的土匪武裝100餘人，挺進隊發展到1000多人。
7月，挺進隊在巢縣黃山休整，隊部設在巢縣小殷窪村。挺進隊領導派含山籍戰士張克林送信到廬江向第四支隊領導匯報，要求派幹部加強領導。
四支隊隨後決定將挺進隊更名為東北流亡抗日挺進縱隊，並派出四支隊九團政委高志榮、七團的營政治教導員文明地（女）、八團的民運股長周利人，以及時生等幹部，加強對挺進隊的領導。高志榮原來在紅三十一軍任特務營政治教導員，是延安派到四支隊工作的幹部，解放戰爭時任華野二縱四師師長兼政委，1949年整編時任二十一軍副軍長，1955年授少將，他是戰鬥在挺進隊中唯一被授予將軍銜的將領。
挺進縱隊下設三個支隊，編制序列為：縱隊司令韋郁周，政委劉沖，政治處主任高志榮。第一支隊為原挺進隊建制，韋郁周、劉沖分別兼任支隊長、政委；第二支隊由原巢縣民抗游擊大隊組成，馮文華任支隊長，張愷帆任政委；第三支隊（原劉子清土匪武裝），劉子清任支隊長，柳（劉）樹華任政委（挺進隊派去的中共黨員）。
挺進縱隊建立縱隊黨委會，高志榮任黨委書記，劉沖、周復生、張愷帆等任黨委委員。縱隊黨委下設3個黨支部，張愷帆等任支部書記，黨員總數約為 100 人。四支隊派去的時生負責地方黨的工作。
7月，高志榮帶領挺進隊在巢縣東山口伏擊一支由巢縣縣城向北進犯的日偽軍，經過激烈戰鬥，打死打傷日偽軍數十人，活捉並槍殺了替日軍帶路的漢奸，繳獲軍馬兩匹和一批軍用物資。
為了便於發動群眾，籌集糧餉，挺進縱隊在巢縣尉子橋建立了巢縣縣政府，由地方開明士紳李季康先生任代理縣長，派挺進縱隊中共黨員袁佑農任縣政府秘書。不久，我黨通過統戰關係，由省政府任命進步人士馬忍言任巢縣縣長。縣政府在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面給予挺進縱隊大力支持，挺進隊在巢縣黃山地區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挺進隊在皖東抗日剿匪，大小數十戰，威名大震，部隊日益壯大，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極大震驚。設在全椒縣古河鎮的安徽省第五行政區督查公署專員趙鳳藻一方面暗中調集各縣武裝，伺機圍剿挺進縱隊。另一方面派人打入挺進縱隊內部，收買劉子清。
劉子清土匪起家，被招安後任全椒縣赤鎮區後備大隊大隊長，因與縣長王宗正有矛盾怕被吃掉，故偽裝進步投靠挺進隊尋求保護。由於挺進縱隊領導放鬆警惕，讓其整建制保留，劉子清利用抗日名義私自在地方上招募地痞無賴等發展壯大隊伍。這事被教導員文明地發現後向劉沖和韋郁周匯報，劉沖揚言要撤劉子清的職，引起了劉子清恐慌，再加上新四軍生活艱苦，遂叛變脫離挺進縱隊。1942年，劉子清投降日軍，當了漢奸。
同月，由我地下黨控制的國民黨滁縣縣政府獲得趙鳳藻要調集7個縣武裝圍殲在巢縣活動的挺進隊的密令，立即派人送信通知挺進隊。然而，送信人途徑全椒縣時被縣長王宗正部下查獲，王宗正掌握滁縣縣政府通共「罪證」後，親自帶兵攻打滁縣縣政府，砸爛電台和辦公用品。
月底，全椒縣抗日自衛軍政訓股股長王永到巢縣黃山向挺進縱隊領導報告：全椒縣長王宗正擁有2個常備大隊6個中隊1000 多條槍枝，不積極抗日，領兵鎮壓不同意被他收編的抗日群眾組織陳家淺「刀會」，焚燒了幾十個「會堂」和村莊，屠殺許多無辜民眾，到處收繳民槍擴充隊伍，還在全椒縣古河鎮布兵設防，監視挺進縱隊活動等，王宗正已經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挺進縱隊韋郁周、劉沖、高志榮、時生等人研究決定採取裡應外合的辦法，由政訓股王永、何若人、童蘇群以及縣常備大隊教導員羅應生、副大隊長張士孝、中隊長田國禎、中隊指導員華龍（盧其龍）等領導的武裝作內應，打掉了王宗正直接指揮的一個排反動武裝。
8 月，挺進縱隊除留少數人員堅持黃山鬥爭外，由韋郁周、劉沖、高志榮、時生等帶領 700多人，經含山、和縣到滁河搭浮橋進入全椒縣赤鎮，兵分兩路。一路在王永率領的縣抗日自衛軍策應下順利占領縣城；另一路攻打王宗正親信掌控的東王鄉後備中隊，中隊政訓員盧其農作內應，擊斃拒不繳械反抗的中隊長，其餘人員全部被收編。縣長王宗正事先帶一個排前往古河，事發後被國民黨第五行政區督察公署關了起來。此戰繳獲1000多條槍，其中重機槍7挺，輕機槍24挺，高射機槍1挺，挺進縱隊發展到 2000 多人，進入全盛時期。
然而，矛盾很快發生。時生、王永等全椒籍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建議不要收繳各區鄉後備大隊武裝，讓他們維護社會治安，並建議選派縣長領導抗日鬥爭。劉沖堅持全部收繳各區鄉後備大隊槍枝，並要把時生關起來。負責軍隊黨的工作的高志榮指出：「時生是第四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派來負責做地方黨的工作的，你無權關押。」劉沖只好派文明地將提意見的時生送回第四支隊去。
在隨後全椒縣小集鄉召開的會議上，王永等同志提出不能隨便收繳地方武裝，應該與地方武裝商量如何相互支持，劉沖在會上掏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誰不同意收繳武裝，就對誰不客氣！」會議不歡而散。
由於受到威脅，王永就帶領柏青、何若人、盧其農、田國禎等連夜離開挺進縱隊，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後轉延安抗大學習去了，有的同志就地隱蔽起來。
劉衝去繳大馬廠區後備大隊余德洋領導的後備大隊的槍，余不同意，劉沖帶領隊伍去攻打，遭到抵抗敗下陣來。
同月，國民黨專員趙鳳藻指使和含抗日自衛大隊500多人，在劉子清團叛軍配合下，突然襲擊位於全椒縣小集張家倉房的挺進縱隊司令部。挺進縱隊經奮力抵抗，突破敵人包圍，賈副司令（賈大隊長）等壯烈犧牲，部隊受到很大損失。由於部隊大量減員，挺進縱隊被迫從全椒轉移到巢縣陸家硔進行休整。
8月，周恩來徵求四支隊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意見後，命令新四軍第四支隊八團向皖東挺進。接到命令後八團立即由舒城縣西湯池等地向皖東敵後挺進。
9月，八團由合肥西沿合（肥）六（安）公路西進進入壽縣，穿越淮南路到合肥東梁園地區。挺進縱隊從巢縣黃山迎至肥東縣石塘橋與八團會合。第四支隊決定將挺進縱隊整編為「東北流亡抗日挺進團」，總兵力約800人槍，有重機槍5挺，輕機槍10挺，戰鬥力較強，但由於失去地方支持，處境比較困難。
四支隊決定挺進團由八團統一指揮，跟隨八團行動。八團的裝備不好，從豫南誓師出征時全團沒有一挺機槍，挺進團支援八團幾挺機槍和一部分武器彈藥。八團為加強對挺進團的領導，先後從八團抽調班排連幹部30多人到挺進團，挺進團從機關到連隊都有八團派去的骨幹。
挺進團這時下轄2個營、1個直屬隊和政治處，團長韋郁周，政委劉沖，政治處主任高志榮（兼黨委書記），一營營長馮文華，教導員張愷帆，二營營長溫玉貴，副營長楊靖宇，教導員周利人，政治處組織股長黎立堅，幹事傅義方，宣傳股長蓬荊，工作人員宋賓、李菲、范黃錄等。
挺進團領導提出和八團聯合起來消滅劉子清部隊，八團沒有接受這一意見，挺進團帶著情緒不服從八團安排，回到巢縣活動。
挺進團和時任縣長馬忍言剛開始關係很好，縣政府幫助挺進團解決糧餉，挺進團派1個班給縣政府作警衛工作。不久，組織上分配已到四支隊政治部工作的時生和馮文華到巢縣地方工作，時生任中共巢縣特支書記兼巢縣抗日自衛軍政訓處主任，縣長馬忍言兼任巢縣抗日自衛軍司令，馮文華任副司令兼抗大隊長。一些巢縣籍戰士認為跟著挺進團將來不知打到什麼地方，不願意離開家鄉，遂紛紛離開挺進團，參加馬忍言建立的巢縣抗日自衛軍，挺進團只剩下300多人，轉入低潮。
劉沖認為是馬忍言唆使巢縣籍戰士離開隊伍，就和張愷帆到巢縣縣政府所在地汪家橋，劉沖用機槍對著縣政府大門，要見馮文華，馮文華不在，見到縣長馬忍言，就氣憤地打了他兩個耳光，馬忍言隨即到八團告挺進團狀。
不久，八團越過淮南路進駐全椒縣大馬廠山根王村，隨即將在肥東縣梁園休整的挺進團調到大馬廠駐山根李村。八團和挺進團派出民運組在大馬廠一帶宣傳、動員和組織民眾抗日，雙方一度配合很好。
9月，挺進隊在油坊集消滅地主胡載之反動武裝。
10月，為了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允許隨便打土豪、吃大戶，挺進團就向八團要糧餉。八團本身供給也很困難，沒有糧餉給挺進團，挺進團誤以為八團剋扣了他們的軍餉，對八團意見很大，鬧起了矛盾。
挺進團副團長溫玉貴原來是紅二方面軍幹部，因叛變革命被開除黨籍，參加抗日武裝後向教導員周利人提出要「恢復黨籍」。由於溫玉貴很會籠絡人心，在挺進團很有影響，周利人向高志榮作了匯報，他倆覺得很棘手，決定拖一拖，由周利人告訴溫玉貴此事需請示中央，並向八團政委林愷匯報。
林愷沒有考慮到挺進團人心不穩現狀，輕率地答覆「叛徒不能恢復黨籍」。溫玉貴知道林愷態度後感到前途無望，就開始處心積慮地製造挺進團與八團矛盾，致使領導人之間不愉快的事不斷發生，使兩團關係難以相處。溫玉貴不久後帶著十幾個人攜槍投靠和縣善厚集劉子清部。
11月，東北軍繆征流部到達合肥地區。八團接到第四支隊領導電報：「據悉挺進團與新到安徽的東北軍繆征流部拉關係，請注意。」八團誤信國民黨特務「挺進團要投奔國民黨東北軍五十七軍」的假情報，在得到第四支隊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戴季英「可以自行處理」的指示後，沒有報告主席高敬亭，決定對挺進團採取行動。
在八團政委林愷、團長周駿鳴等人主持下，在全椒縣大馬廠一帶採取召集挺進團主要幹部來八團團部開會的辦法，以挺進團紀律不好，破壞統一戰線等為由，將挺進團劉沖、韋郁周、高志榮、張愷帆等人扣押並解除武裝，隨後包圍挺進團予以繳械，取消挺進團番號，宣布願留者留，不願留者可以走。
韋郁周、劉沖被繳械後見到老部下李希群等人只能無可奈何地笑笑，不久被安排赴延安學習，高志榮留下轉任八團政治處副主任。挺進團大部分散去，少部分留下的先入八團教導隊學習，後被分散編入八團。被繳械的挺進團武器武裝了八團，八團的裝備得到質的飛躍。
事後，老八團領導找高志榮和周利民等了解情況，經過調查核實，並沒有發現挺進團要投奔繆征流部的證據。韋郁周在延安抗大畢業後返回新四軍，任彭雪楓六支隊教導隊隊長等職，解放後任華東新兵訓練二十九團團長，安徽省衛生廳康復醫院管理局副局長，安徽省林業廳生產處處長、森林工業局局長、林業廳副廳長等職。至於政委劉沖，未查到後續資料。
1939年4月24日，八團擴編為兩個團，其中，以八團1營和團警衛營為基礎編為挺進團，團長成鈞，政委祝世鳳。新四軍參謀長兼江北指揮部司令員張雲逸回憶：「我到江北後，恢復了已被撤銷的挺進團，並擴大了游擊縱隊。」這實際上是為挺進團恢復名譽。
挺進團被繳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抗戰初期王明、項英右傾錯誤的影響，強調「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展抗日武裝；二是與劉沖個人工作簡單粗暴使部隊受到損失有關；三是挺進團一度不服從八團統一指揮；四是挺進團帶有舊軍隊習氣，成分複雜，少數成員思想不純；五是八團接到挺進團要投靠國民黨繆部假情報，經研究作出了繳械的決定。
時任八團參謀長趙啟民將軍晚年撰文：「在大馬廠整編挺進團是必要的，採取繳械混編的辦法是十分錯誤的，是上了國民黨特務挑撥離間的當，應該說這是當時決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誤。」老將軍回憶說，對東北流亡挺進縱隊處理不當，是第八團到皖東後的「一大失著」，那時，如果把挺進縱隊和第八團的兵力集中起來，首先消滅劉子清部叛軍，爾後幫助挺進縱隊整頓和鞏固，對抗日武裝的發展、皖東根據地的建立，將會創造更有利的形勢。
大量事實證明，東北流亡抗日挺進縱隊是忠於黨的，他們雖有缺點，是完全可以改造的。挺進隊擁有較好的武器，具有較強的戰鬥力，如採取加強領導，使挺進團和八團並肩作戰，就可以在皖東地區形成兩個拳頭，皖東的局面很有可能早就打開了。
東北流亡抗日挺進縱隊是中共領導的最早入皖東進的抗日隊伍，雖然存在時間僅有9個月，但他們開展了廣泛的抗日宣傳活動，組織和動員民眾積極參加抗日，發展抗日武裝、打擊日、偽、頑、匪，擴大了新四軍的政治影響，為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利益，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開闢津浦路西根據地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們在皖東地區是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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