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CFPS2016-2018」基於 的證據
「摘要」促進農戶綠色消費，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數字普惠金融對此有何影響卻很少被提及。論文基於 CFPS2016-2018 數據並結合面板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考察了縣域層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我國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論文所得主要結論如下：首先，基準結果表明，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越高，則農戶綠色消費支出越多。進一步來看，對於不同子維度，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均有促進作用，但數位化程度並無促進作用。其次，異質性分析發現，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在不同年齡、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綠色消費氛圍村莊的農戶間存在差異。最後，調節效應分析表明，農戶環境敏感度和親社會行為程度對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具有正向調節效應，但社會資本水平並無調節效應。推動綠色經濟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相結合，需要進一步培育農戶的綠色消費意識，提升綠色消費的針對性、便利性和實用性，進而推動農戶綠色消費支出提升。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綠色消費支出；調節效應；農戶
一、引言
近年來，綠色消費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所謂綠色消費，是一種以「綠色、自然、和諧、健康」為宗旨並有益於人類健康和自然環境的消費方式，它是各類消費主體在消費活動全過程貫徹綠色低碳理念的消費行為（Tripathi & Singh，2016）。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實施全面節約戰略，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倡導綠色消費，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事實上，培育綠色理念、促進綠色消費，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對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梳理相關文獻後發現，目前影響居民綠色消費行為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人口統計特徵（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心理因素和認知因素等居民內部因素（任勝楠、蔡建峰，2020；陳奕奕，2021；杜建國、徐玉環，2022；李靜等，2022；張懿瑋、徐愛萍，2022；孫瑾等，2023），以及市場激勵因素、社會壓力因素和信息助推因素等外部因素（D』Haultfœuilleet al.，2016；Lin & Nayga，2022；趙莉等，2021；肖捷等，2022）。近年來，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迅速，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和創新的重要方向（黃益平、黃卓，2018；Yang & Zhang，2022）。由此，學者們開始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易行健、周利，2018；張勳等，2020；Luo et al.，2022；Yang & Zhang，2022），但很少關注其對綠色消費的影響。
事實上，數字普惠金融可能為綠色消費提供支持，具體表現在（趙莉等，2021）：首先，數字普惠金融作為一種金融創新能夠為居民進行綠色消費提供創新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以支持環保企業的發展和環保項目的實施。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升消費者和企業之間的信任及透明度，通過大數據分析和監管技術，確保綠色消費項目的真實性和可持續性，進而促進居民綠色消費。最後，數字普惠金融平台提供的支付和結算方式更加便捷、安全和快速，可以優化綠色消費者的支付體驗和效率，從而促進綠色消費的普及和發展。
進一步來看，如果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對居民綠色消費產生促進作用，那麼這一作用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調節效應的影響。首先，環境意識、環境價值觀等環境認知變量對居民綠色消費具有顯著影響。賀建風等（2022）總結多篇文獻後發現，環境敏感度對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綠色消費具有促進作用，其中環境敏感度是指個體對環境的欣賞、關心和同情的情感特質。其次，親社會行為與綠色消費之間往往存在密切關係（孫瑾等，2023）。親社會行為是指人們出於社會責任和道德考慮，自願採取行動以幫助或利益他人及社會。有理由相信，親社會行為的個體更傾向於採取環保行動，增強對環保意識和環保行動的認同感，從而影響綠色消費支出。最後，社會網絡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其中蘊含的人際關係和互動可以影響個體的態度和行為。特別是大量的環保信息和綠色消費知識的傳播，可能會引起人們環保意識和消費觀念的轉變，進而促進環保和綠色消費支出的發生及傳播（楊曉敏，2022）。上述因素均可能加強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綠色消費的提升作用，但這一結論尚需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農民是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主力軍，農民生態文明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著美麗中國建設目標的實現，而培養農民綠色消費習慣是增強農民生態文明意識的重要途徑。所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就變得重要起來。那麼，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是否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具有促進作用？進一步來看，在數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維度間，即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位化程度的作用是否存在差異？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樣的異質性，是否會隨著環境敏感度、親社會行為程度和社會資本水平的變化而產生變化？鑑於此，本文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6-2018數據，並結合縣域層面的北大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採用面板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具有創新之處：
第一，居民綠色消費行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學者們已開展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但很少有研究從數字普惠金融的角度展開。本文對此展開研究，能夠豐富綠色消費領域的研究內容。第二，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獲得普遍認可，包括對消費的影響也得到廣泛研究，但很少考察其對綠色消費的影響。本文考察縣域層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及其異質性，比較不同子維度影響的差異，可以深化數字普惠金融對消費影響的認知。第三，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背後蘊含怎樣的作用機制，鮮有文獻提及。本文考察這一影響是否存在，以及如何隨著農戶環境敏感度、親社會程度和社會資本水平的變化而產生不同，可以拓展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內容和層次。此外，已有採用北大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研究多集中在省級或市級層面，而縣域作為農業農村的重要活動空間，考察縣域層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影響可能更為科學和準確，而本文嘗試在此方面作出改進。
本文餘下內容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對相關文獻展開回顧和總結，然後提出若干研究假說有待後文檢驗；第三部分在構建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對所使用數據進行介紹，之後構建變量；第四部分匯報了回歸結果，並進行分維度比較及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進行異質性分析後，進行了調節效應研究；最後是結論與政策建議部分。
二、相關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提出
（一）文獻綜述
1. 居民綠色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
目前，關於居民綠色消費行為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綠色消費支出和支付意願兩個方面，鑑於主觀的支付意願和客觀的支付行為之間存在著密切關係，相關影響因素也多有重疊，因此本文不再嚴格區分兩類文獻。關於影響因素，可以簡要歸納為居民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兩大類。
第一，居民自身因素，包括人口統計特徵、心理特徵和認知特徵。（1）人口統計特徵。許多研究顯示，女性、青年、中等收入和較高教育水平的群體更傾向於表現出綠色消費行為，但也有研究認為這些人口統計特徵和綠色消費行為的關聯性較弱（任勝楠、蔡建峰，2020；周潔紅等，2022）。（2）心理特徵。部分文獻轉向環境關心等心理特徵對居民綠色消費行為的影響，如陳奕奕（2021）的研究認為，居民環境敏感度的提升對其綠色消費總量具有促進作用；杜建國、徐玉環（2022）的研究發現，環境虧欠感能夠有效提升居民的綠色消費意願；李靜等（2022）採用實驗法，考察了物質主義影響綠色消費的邊界條件，即綠色產品炫耀性的調節作用。（3）認知特徵，包括環境知識和利他偏好等。張懿瑋、徐愛萍（2022）的研究認為，綠色教育能夠顯著提升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願；孫瑾等（2023）通過實驗法，比較了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對個體綠色消費意願的影響差異。
第二，外部因素，包括市場激勵因素、社會壓力因素和信息助推因素。（1）市場激勵因素，強調經濟損益誘導推動綠色消費行為。如D』Haultfœuille etal.（2016）研究發現，對於低排量汽車的經濟獎勵會有效降低法國新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社會壓力因素，強調他人和社會情境推動綠色消費行為。如王兆華等（2022）研究發現，節能信息曝光度對節能家電銷量的影響正向顯著；楊曉敏（2022）研究發現，我國城鎮居民綠色農產品消費行為存在明顯的社區同群效應。（3）信息助推因素，可通過傳遞產品服務綠色信號和進行綠色信息干預兩條渠道，增強居民綠色消費偏好，誘導居民主動採取綠色消費行為。比如，趙莉等（2021）研究發現，傳統媒體對消費者綠色消費行為並無顯著影響，而新媒體具有促進作用；Lin &Nayga（2022）的研究發現，在環境信息的干預調節下，綠色身份標籤顯著提高了消費者對綠色食物的偏好和支付意願。
2.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綠色）消費行為的影響
事實上，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已基本達成共識，學者們也對此開展了大量研究，並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創業（謝絢麗等，2018；何婧、李慶海，2019）、減貧增收（尹志超等，2019；王曙光、鄭夏瑩，2022）、收入差距（張賀、白欽先，2018；王修華、趙亞雄，2020；周利等，2020；鹿光耀等，2022）、鄉村振興與高質量發展（ 滕磊、馬德功，2020；孟維福等，2023）、信貸或資產配置（吳雨等，2020，2021）、貨幣政策傳導效果（戰明華等，2020）等方面具有重要影響。
近年來，諸多學者討論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易行健、周利（2018）的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居民消費，尤其在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以及中低收入階層家庭中效果更為顯著，此外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標中的支付、保險和貨幣基金三個子指標也具有促進作用。張勳等（2020）的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提升了居民消費水平，從而有助於經濟增長。該研究還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主要通過提高支付便利性促進居民消費，而放鬆流動性約束並不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促進居民消費的主要原因。楊偉明等（2021）的研究總結認為，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位化程度三個維度均顯著提高了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並促進了消費升級。Luo et al.（2022）研究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國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並且該作用在東部地區家庭、城市家庭和富裕家庭中更為明顯，其作用機理在於促進創業和增加收入。Yang & Zhang（202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消費不平等，進而推動了普惠金融的實現。
此外，還有學者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對新型消費的影響。如王文姬、顧江（2022）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明顯促進了居民文化消費水平的持續提升和文化消費占比的提高，促進了消費升級。然而，很少有文獻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綠色消費的影響。
（二）研究假說
本文認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能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產生積極影響，原因主要如下（趙莉等，2021；周潔紅等，2022）：首先，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為農戶提供更多的綠色消費選擇，包括但不限於幫助農戶發現和購買環保產品及服務。例如，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綠色能源供應商的信息，使農戶更容易地購買可再生能源，或提供綠色產品的貸款和支付選項，使農戶更方便地購買環保產品。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農戶綠色消費成本，包括但不限於幫助農戶以更低的成本購買環保產品和服務。例如，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綠色產品的折扣和促銷服務，使農戶更易接受這些產品。最後，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農戶的綠色消費意識，包括但不限於通過提供相關的信息和教育來提高農戶的綠色消費意識。例如，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有關綠色消費的相關資訊和教育，以及環保產品的評級和評價信息等，幫助農戶更好地了解綠色消費的益處和作用，從而促進綠色消費。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1如下：
H1 ：數字普惠金融對中國農戶綠色消費支出具有促進作用，即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越高，則農戶綠色消費支出越高。
本文認為，隨著農戶環境敏感度的提升，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的促進作用也會增強，原因主要如下（趙莉等，2021；陳奕奕，2021；張懿瑋、徐愛萍，2022）：首先，農戶的環境敏感度越高，越會導致更多的消費者選擇購買環保產品或服務，而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更加便捷的支付方式和更好的信息服務，從而幫助消費者更容易獲得環保產品或服務。其次，農戶的環境敏感度越高，數字普惠金融平台越可能會增加綠色消費的相關服務和產品。例如，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開發綠色消費的專屬信用卡或貸款產品，為消費者提供購買環保產品或服務的優惠條件。最後，農戶的環境敏感度越高，數字普惠金融平台也越可能會加強對環保產品或服務的監管和審核，以保證產品或服務的環保性能及質量。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2如下：
H2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環境敏感度的提高而進一步增強。
本文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親社會行為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強，原因如下（周潔紅等，2022；孫瑾等，2023）：首先，親社會程度越高的農戶往往更加注重社會責任，願意為社會和環境作出更多的貢獻。數字普惠金融提供了便利和安全的支付方式，可以更好地支持農戶進行綠色消費，從而滿足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的農戶的需求。其次，親社會程度較高的農戶更加注重環境保護，傾向於選擇綠色、環保的產品和服務。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幫助農戶更加方便地進行綠色消費，從而更好地支持具有環保意識的農戶的綠色消費行為。再次，親社會程度較高的農戶更加傾向於在社交網絡上分享自己的消費體驗和建議，引起其他社交網絡用戶的關注並對它們起到參考作用。這可以幫助數字普惠金融工具在社交網絡上得到更廣泛的宣傳和推廣，從而更好地促進綠色消費的普及和推廣。最後，親社會程度越高的農戶會更加注重自己的社會形象和聲譽，願意通過自己的消費行為來展示自己的社會價值觀和責任感。而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供安全、快捷、方便的支付方式，更好地支持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展示和宣傳。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3如下：
H3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親社會程度的提升而進一步增強。
本文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社會網絡的提升而有所增強，原因主要如下（王建明等，2021；楊曉敏，2022）：首先，社會網絡可以通過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間的社交影響，促進農戶進行綠色消費。數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和在線社區等渠道，將綠色消費的信息分享給更多的人，進一步擴大社交影響的範圍，促進居民綠色消費。其次，社會網絡可以幫助農戶更快速、更全面地獲取關於綠色產品和服務的信息，讓農戶更方便了解及選擇綠色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在線社區和數位化廣告等方式，提供更加個性化和定製化的綠色消費信息，進一步提高信息獲取效率，促進農戶綠色消費。再次，社會網絡可以幫助農戶建立更加緊密的社會關係和信任度，進一步增強綠色消費的信心和決心。數字普惠金融工具可以通過數位化信用評估和社會信用體系等方式，幫助農戶建立更加可靠的信任關係，從而進一步促進農戶綠色消費。綜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4如下：
H4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社會網絡的提升而進一步增強。
值得注意的是，理論上來說，傳統普惠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本質上都是「金融」，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及其調節效應可能會部分適用於傳統金融，但二者在促進農戶綠色消費方面可能存在差異。相對於傳統普惠金融，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綠色消費方面可能存在如下優勢：首先，更廣泛的覆蓋範圍。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覆蓋更廣泛的地區和人群，包括農村地區和較為貧困的農戶，為他們提供便捷的綠色消費等相關金融服務。其次，更低的門檻和成本。傳統金融需要農戶提供大量的擔保和資產，而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技術手段，降低融資門檻和成本，為農戶提供更加靈活和便宜的金融服務。最後，更多元的產品和服務。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更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綠色貸款、綠色保險、綠色信用評估等，為農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總之，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在促進農戶綠色消費方面具有更加廣泛、便捷、低成本、多元化和精準化等特點，有望為農業生產和綠色消費的發展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支持。
傳統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服務方面存在的不足得到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彌補。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普及數位化技術和金融產品，使更多的農民和農村企業受益於金融服務，提高農村金融普惠水平，縮小城鄉金融差距，業已成為我國農戶獲取金融資源的主要形式，也深深滲透到農戶的日常生活及生產中（黃益平、黃卓，2018）。因此，本文綜合考慮之下，重點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農戶綠色消費的影響。
三、模型、數據與變量（詳見原文）
四、回歸結果分析（詳見原文）
五、進一步分析（詳見原文）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採用CFPS2016-2018數據，考察了縣域層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我國農戶綠色消費支出的影響、異質性及其調節效應，比較了數字普惠金融不同子維度間的影響差異。研究發現：第一，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越高，則農戶綠色消費支出越多，這一結果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後依然成立。第二，就不同子維度而言，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均對農戶綠色消費具有促進作用，但數位化程度並無促進作用。第三，異質性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綠色消費氛圍村莊的農戶間存在差異。第四，調節效應分析表明，縣域數字普惠金融的促進作用，會隨著農戶環境敏感度和親社會行為程度的提升而有所增強，但不會隨著社會資本水平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基於上述研究結論並結合具體國情，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首先，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推廣數字支付、電子商務等方式，提高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普及率。與此同時，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採取多種措施，例如提高服務效率、增加服務渠道、降低服務成本等，增加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的便利性、針對性和實用性。其次，數字普惠金融平台可通過智能推薦、個性化服務等方式，引導農戶形成綠色消費理念。例如，可通過APP推薦綠色產品、提供綠色消費評估報告等方式，幫助農戶更好地了解綠色消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再次，政府可以加強對環境問題的宣傳力度，利用多種媒介形式向公眾傳遞環保理念和知識，提高居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了解程度。最後，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社會激勵措施，例如優惠購買、獎勵積分和稅收優惠等政策，鼓勵和支持居民積極參與環保和綠色消費，提高親社會程度。
原文載於《農村金融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