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張俊峰
近年來的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大體上是在21世紀初期該領域一批先行研究者最初定義的水利社會概念和類型學研究視野下的不斷深化和拓展。對於今後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走向，不妨從三個軸向來整體把握。
對外與對內的問題
對外要有國際視野，進一步推動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走向國際化，產生國際性的學術影響；對內要有理論創新自覺，提煉本土化理論，推動理論對話。
在走向國際化方面，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和雲南社科院鄭曉雲研究員率先做了探索和努力。2010年，李伯重在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基調報告就是「水與中國歷史」，他指出：「中國這片土地上獨特的水文條件，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的三個偉大奇蹟——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為了有效利用水資源、防止水患，中國人民在治水和用水方面，也付出了比其他任何國家人民更多的努力。探究中國歷史與水的關係，將為我們提供一個了解水對於長期的社會發展所起重要作用的良機。」
筆者相信，對水與中國歷史、中國社會關係的研究，是完全有可能為全人類提供一個中國範式和中國經驗的。相比之下，鄭曉雲對中國水歷史、水文化研究走向國際化，讓世界更了解中國做了更多實際的工作。作為國際水歷史學會主席、法國水科院院士，他一直在努力倡導和推動中國水歷史科學的國際化。近年來，他在向國內學界介紹國際水歷史科學發展動向的同時，倡導儘快建立中國自己的水歷史科學。這種國際化視野和意識是值得水利社會史研究者學習和踐行的。
在水利社會史理論本土化方面，如何突破國家與社會理論框架還是一個近期難以克服的問題，筆者曾撰文認為國家與社會理論在水利社會史研究中並不過時，但這並不意味著不需要用新的理論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論來突破和代替它。有研究者曾提出用制度與生活、大傳統與小傳統等概念替換它，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很好地付諸實踐。儘管如此，筆者發現，和國家與社會這一宏觀理論相比，水利社會史研究者基於本土經驗還是提出了一些中層理論，比如錢杭的「庫域型」水利社會，筆者在山西水利社會史研究中提煉的「泉域社會」，魯西奇提出的兩湖「圍垸」水利社會，徐斌、劉詩古提出的「水域社會」等。國內學界在今後的研究中還可以從多個維度、多種類型的本土經驗研究中提煉出更多更具內涵的理論和概念，不斷進行充實完善，實現理論的本土化，進而產生國際性的影響力。
向上與向下的問題
向上要進一步建構水利社會史學科理論體系，向下要在區域實證性研究基礎上開展跨區域比較研究。
在建構水利社會史理論體系方面，近20年來國內學界已經做了不少嘗試和探索。2008年，行龍就在山西水利社會史研究基礎上，嘗試從四個方面建構「以水為中心」的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框架：第一，對水資源的時空分布特徵及其變化進行全面分析，並作為水利社會類型劃分和時段劃分的基本依據；第二，對以水為中心形成的經濟產業進行研究；第三，以水案為中心，對區域社會的權利結構及其運作、社會組織結構及其運作、制度環境及其功能等問題展開系統研究；第四，對以水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濃厚的傳說、信仰、風俗文化等社會日常生活進行研究。從這一簡短梳理中可以看出行龍「水利社會」概念形成的理論脈絡。
同樣，錢杭基於湘湖「庫域型」水利社會的研究經驗，也闡述了他對水利社會史的看法：「它以一個特定區域內，圍繞水利問題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類社會關係為研究對象，尤其集中地關注於某一特定區域獨有的制度、組織、規則、象徵、傳說、人物、家族、利益結構和集團意識形態。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水利社會史，就是指上述內容形成、發展和變遷的綜合過程。」他進而指出：「水利社會史的學術路徑，就是對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關的各種社會現象的社會史研究，或者是對某一特殊類型水利社會的歷史學研究。」兩位學者的闡述均表明，他們對以水為中心的社會關係和社會體系研究充滿興趣。
與此相應的是，近年來兩湖、江西和江南的研究實踐表明，以水為中心，構建富有層次性的水利社會史學科理論體系，對特定區域社會開展綜合性、整體史的研究已成風尚。魯西奇闡述的水利關係、水利的社會關係和水利社會三個層次，江南和兩湖研究中凸顯的以水的研究為出發點，在水利工程、水利技術、水利管理基礎上疊加生態、經濟、文化、政區、政治等不同層面的內容和關懷，就能夠實現對區域社會歷史變遷的總體性認識，進而實現從鄉土中國到水利中國的轉變。對此前景，水利社會史研究者應當有信心。面對當前國內水利社會史研究領域的熱鬧景象，人類學者杜靖在回顧和評述眾家研究之後指出：不論是社會史學家還是人類學家，在水利社會研究上應該關注水的三個層次，即「自然之水」「社會之水」和「文化之水」，尤其要重視三個層次的相互作用及之間的相互表達與投射。
欲成功構建整體中國的水利社會史理論體系，還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眼光向下，影響和帶動更多學者進行大量的類型化、區域性實證研究。在充實的經驗研究和更多本土化概念不斷提煉的基礎上，方能實現對水利社會史學科理論體系的成功構建。
向前與向後的問題
向前就是要關注現實，關注時代和社會的需求，讓水利社會史研究更接地氣，產生能夠服務於當前生態文明、美麗中國建設的應用型研究。向後就是要考慮如何繼續挖掘新資料，反思老問題，解決新問題，紮實推進水利社會史的資料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比如河長制、湖長制與水利社會史研究，大運河水利史與水文化遺產研究等，就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社會需求，水利社會史研究者應當自覺在開展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發揮學術優長，有意識地服務國家和地方社會當前發展的迫切需要，實現史學研究「鑑古知今」的治世功能。
在眼光向下，不斷走向田野，開展與時代和社會需求相結合的研究過程中，才能調動更多的力量、喚起更多人的意識、更好地推動水利社會史的資料建設和長遠發展。歷史研究歸根到底是一個搜集、整理和利用史料，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實踐經驗表明，近20年來的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大批有影響的學術論著，與新資料的發掘和利用有關。從山陝民間水利碑刻、水利契約、河冊渠冊，再到兩湖地區的赤歷冊、水利案牘，鄱陽湖的漁民水利文書，江南官員和士人的水學論著等，都表明水利社會史的資料挖掘還存在很大的潛力和空間。伴隨著更多新資料的發掘利用，加之整體的水利社會史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不斷提煉本土化理論和概念的基礎上，將中國的水利社會經驗推向國際，形成中國的水利社會學說。對此前景，我們滿懷信心，並將全力以赴。
（作者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