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國港口誠市的發展
三角貿易、海運業和造船業的發展，導致了一些大港門城市的發展。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格拉斯哥這些港口和貿易中心，在貿易時代所處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和後來工業時代的曼徹斯特、伯明罕、設菲爾德所處的重要地位相比擬。
據說，在1685年，布里斯托的店主幾乎沒有人不在開往維吉尼亞或安的列斯的船上搞點投機買賣的。甚至於牧師們也開口就談生意經。因此當地人諷剌地說，布里斯托的貨船不歸商人所有，而屬普通工匠所有。1634年，布里斯托的關稅為10,000英鎊，到1785年上升為334,000英鎊。1745年到1775年期間，一艘60噸位以上的貨船應付的碼頭停泊費，上漲了一倍[36]。
後來當布里斯托經營奴隸貿易的地位被利物浦取代後，它的注意力就從三角貿易轉向直接食糖貿易。由布里斯托開往非洲的船隻大大減少了，而直接開到加勒比地區的船隻日益增多。1700年布里斯托港從事西印度貿易的船只有46艘，到1787年增加到72艘，而從事奴隸貿易的船隻為30艘。前一類船的每艘平均噸位是240噸，後一類船的每艘平均噸位是140噸。[39]1788年布里斯托開往裡華德島的船隻數目和開往牙買加以及開往非洲的船隻數目幾乎一樣多。其中將近三分之一的進港噸位數和超過三分之一的出港噸位數是用來與產糖殖民地進行貿易的[40]。布里斯托有一個良好的傳統，每年都要為抵達該港的第一艘裝載蔗糖的貨輪舉行慶祝儀式，由這位走運的船主出錢買酒請客[41]。布里斯托從西印度貿易中獲得的利潤，等於它從所有其他海外貿易中獲利總和的兩倍。直到1830年，布里斯托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仍然占它全部外貿的八分之五。無怪在1833年有人說，「要是沒有西印度的貿易，布里斯托只能成為一個漁港了。」
[42]。布里斯托雖曾堅決反對糖稅均等的做法，但這種做法畢竟沉重地打擊了它對西印度的壟斷貿易。從此以後，布里斯托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就江河日下。1840年，它開往西印度群島的貨船噸位占全港貨船總噸位的百分之四十，而從該群島返航的貨船噸位只占進港總噸位的百分之十一。1871年布里斯托再沒有船隻開往牙買加了，在它的全部進港貨船噸位中，來自西印度的貨船噸位不到百分之二。布里斯托與西印度群島的貿易一直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直到十九世紀世界香蕉市場出現以後，雙方貿易才得以恢復。
[43]。在徵收船稅時，斯特拉福德僅向利物浦徵收了十五英鎊，而布里斯托上繳的船稅竟達二千英鎊[44]，1709年到1771年期間，開進利物浦港的船隻噸位增長了四倍半，出港的噸位則增長了六倍半。同一期間，該港擁有的船隻數目也增長了四倍，總噸位和海員人數則分別增長了六倍[45]。1750年——1757年它的關稅收入每年平均為51,00英鎊。到1785年，這個平均數上升為648,000英鎊[46]。1752年到1771年它的船塢費也増長了二倍半[47]。它的城鎮人口則由1700年的5,000人增長到1773年的34,000人。到了1770年，利物浦已經變成世界上極負盛名的貿易城市，以至於阿瑟·楊在英國旅行時也要特地去看一看它。
當時的普遍說法是，利物浦的幾條大街是用鐐銬開闢出來的，樓房的牆壁是用非洲奴隸的鮮血砌起來的。那裡有一條街就起名叫「黑人街」。紅磚砌的海關大樓刻著許多黑人的頭像。據說有這麼一個故事，利物浦有個男演員，經常因為喝得酩酊大醉遭到圍觀群眾的喝倒采，但有時他會鎮定而厲聲的怒斥道：「我到這裡來不是為了讓你們這幫小人侮辱的。你們的城市是座地獄，城裡的每塊磚頭都凝結著非洲人的鮮血。」[48]
據1790年的估計，從利物浦開往非洲的138艘商船，其資本總額相當於一百萬英鎊以上。利物浦本身因廢除奴隸貿易所造成的損失，按當時計算可能超過七百五十萬英鎊[49]。所以人們說，廢除奴隸貿易就等於毀滅這座城市，而且還會摧毀它的商業基礎，摧毀英國工業和財富的首要來源。利物浦有人這樣責問：「這叫什麼自由？完全是虛假的。國會的各項法令一直都是批准和鼓勵奴隸貿易的，現在人們的頭腦被虛假的自由弄暈了，竟然聲稱這樁貿易是不合法的。」[50]
[51]。利物浦的另一位作家說，他們的祖先買賣過黑奴，這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奴隸貿易之令人膽寒還不及利物浦醉漢造成交通事故之令人戰慄。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的港口是靠非洲奴隸貿易積累起來的資本建成的，是以活人沽血肉為代價奠定了我們事業的基礎。」有些靠奴隸貿易發家的人，雖然對利物浦的窮人有惻隱之心，可是，「奴隸貿易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可能沒有想到要使這個商業城市消亡。」[52]
[53]十九世紀中葉，在西印度群島衰落之前，蔗糖加工業一直是蘇格蘭克萊德河谷的一項重要工業。
四、三角貿易中的商品
現在有必要回頭來談一談英國的工業發展。這種發展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三角貿易商品的推動，也受到殖民地產品加工的影響。
英國工業與奴隸貿易有關的門類很多。例如，1787年出口到非洲的貨物有：棉麻製品、絲織手絹、蘭色和紅色的粗毛衣、不褪色的紅布、粗細草帽、絨帽、槍彈火藥、砍刀、鉛棍鐵棍、合金臉盆、銅鍋銅盤、鐵壺，各種五金器具、陶器和玻璃器皿、各種珠子、金銀耳環和裝飾品、紙張、粗鋼碼脾、亞麻縐邊襯衣和帽子，還有英國的和外國的烈性酒和菸草。
（一）羊毛
在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棉紡工業的巨大發展之前，羊毛業曾是英國製造業的驕子。1680年以後整整一百年中，毛織品在奴隸貿易中，對各個方面的影響極大。如果一條奴隸船沒有裝載毛嗶嘰、毛絨、毛呢、毛棉等毛織商品，這艘船就不能說是貨物齊全。這些毛料有時就用它的最初產地來命名。布里德沃特公司代表了布里奇沃特在殖民地市場的股份。有一種編織簡易的威爾斯布蘭將毛織品，就是威爾斯和英格蘭西部出產的。
1695年，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表達了公眾的情緒，聲稱，對非洲的貿易促進了英國的毛紡織業。在人們提出的試圖證明奴隸貿易重要性的各種論據中，都是把奴隸貿易促進了羊毛的出日作為首要論據。1680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在闡明非洲貿易給公共福利帶來好處時，開頭話是這樣寫的：「原先羊毛等工業品大部份是從荷蘭進口的，現在我國已經能大量出口了，而且羊毛在國內的消費也大大超過從前。這就使我國成千上萬的窮人得到就業機會。」[54]1696年皇家非洲公司在一份請願書上說，英國應該支持奴隸貿易，因為這種貿易有利於促進英國的毛紡工業和其他製造業。
皇家非洲公司與各個獨立的貿易商之間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英國的毛紡織商一直居於重要地位。皇家非洲公司的主雇們堅持說，造成對外貿易混亂和分散狀態的是那些私商；皇家非洲公司的壟斷一旦遭到削弱，整個貿易就會下降。1694年，維特尼的成衣商請求國會支持公司壟斷。1696年，施魯斯伯里的毛料工人也提出同樣的請求。同年，基德明斯特的毛紡工人就同樣請求竟兩次陳書國會。170年埃克塞特毛紡工人和倫敦的羊毛商，以及1713年與毛紡織業利益相關的貿易商們也都站公司一邊。
但是，從整體來說，在毛紡織業方面占優勢的還是自由貿易商。不過公司的壟斷卻能「迫使自由貿易商限制其毛織品的數量、價格、尺寸和重量。」[55]壟斷即意味著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海關薯的一位調查者證實說，貿易開放時，羊毛出口量就增大。據兩位倫敦商人在1693年的證詞，壟斷使羊毛的出口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薩福克每年出口毛紡織品25,000件，而在公司合併之後的兩年，這個數目下降到每年只有500件[56]。1690年，薩福克和埃塞克斯的成衣商以及埃克塞特的製造商都上書要求反對公司的壟斷。埃克塞特於1694年、1696年、1709年、1710年和1711年都再三請求准予進行自由貿易。1694年，英國的羊毛商抱怨說，壟斷公司的限制措施大大減少了他們的銷售額。1710年，倫敦和普利茅斯的羊毛商呈遞請願書反對壟斷。1711年托納斯和阿什伯頓的羊毛商，基德明斯特的毛紡製造商以及邁恩赫德從事毛紡生產的商會也都呈遞過同樣的請願書。
呈遞給國會的其他請願書，還強調了殖民地市場對於毛紡工業的重要性。1690年，牙買加的種植園主對公司的壟斷提出抗議，說公司的壟斷妨礙貿易，特別是妨礙毛織品的貿易。在1704年，來自曼徹斯特的一份請願書揭露說，英國的羊毛被販賣到荷蘭、漢堡和東方，用以換取那裡的亞麻紗線和纖維，這些賣到那裡的羊毛製成毛織品後，直接銷往種植園。利物浦商人在1709年，後來在1715年又和其他市民一起抱怨說，公司的壟斷損害了毛紡工業。1735年，北方工業區提出的請願書表明，威克菲爾德、哈利法克斯、伯恩利、科恩和肯德爾等地，對於為非洲和西印度群島製造毛織品也十分感興趣[57]。
毛紡織品居然會在熱帶市場暢銷，這要完全歸功於英國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1732年，代表大陸殖民地利益的人宣稱，僅賓夕法尼亞一地，消費英國出口的毛織品，其數量超過了所有蔗糖殖民地消費的總和。紐約消費的毛織品，除牙買加外，也超過其他蔗糖島嶼。如果說毛織品適於賓夕法尼亞和紐約這些較寒冷地帶的話，那麼巴貝多的種植園主喜愛的則是印花布了，而且這種布也好洗。可是，羊毛是英國的主要產品，重商主義的思想家總不能為適應不同的氣候而根本改變羊毛的出口罷。今天，任何熟悉英屬西印度社會情況的人，都會理解這種由來已久的傳統勢力。比如群島上的人，尤其在老年人當中，至今還經常穿著毛背心；藏青的毛嗶嘰西服仍然是穿著講究的標誌。加勒比地區屬於中產階級的有色人種，今天的衣著也不象北美殖民地的人，而象英國人。他們總是模仿英國的時裝，喜歡穿著厚布料做的衣服。可是，在熱帶環境中穿著厚衣服，既不舒服還顯得可笑。
但是，棉花後來在殖民地市場取代了羊毛，一如在國內市場一樣。1772年，毛織品的出口總量為四百萬鎊，其中輸出到西印度地區的不到百分之三，到非洲的不到百分之四[58]。歐洲和美國仍然是毛織品最主要的買主。1783年，毛紡工業逐漸開始運用棉紡工業革新的技術進行它為時已晚的改革。然而，在1783年以後的毛紡業改革過程中，三角貿易和酉印度市場對它沒有起什麼顯著的作用。
（二）棉紡織業
正如十八世紀由於運輸奴隸促進了利物浦造船業的發展一樣，為了用棉織品換取奴隸，也大大促進了十八世紀曼徹斯特棉紡織業的發展。促進曼徹斯特這個棉紡城市發展的第一個動力，是非洲和西印度的市場。
曼徹斯特的發展，是與利物浦的發展、與利物浦的出海口以及整個世界市場都有密切聯繫的。利物浦靠奴隸貿易積累起來的資本，源源地輸入內地，使曼徹斯特發展興旺起來。曼徹斯特運往非洲的商品先要運到利物浦的海岸後，再裝上販奴船。蘭開夏的外貿市場也主要是西印度的種植園和非洲。1739年，曼徹斯特的出口貿易為14,000英鎊，到1759年，出口額增長了將近八倍。1779年，它的出口貿易達到303,000英鎊。截至1770年止，它出口貿易的三分之一是輸往非洲的奴隸海岸，二分之一輸往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59]。正是這種對三角貿易的巨大依賴，使曼徹斯特發展成為棉紡中心。
輕巧的毛織品在奴隸海岸深受歡迎，色彩絢麗、印有大花的絲織品也有銷路。但其中最受人歡迎的還是棉織品。因為非洲人已經習慣於穿著他們自己生產的蘭色和白色粗布。而且從貿易起始，一種叫「安納巴斯」的條紋纏腰布就一直是每條奴隸船上必備的貨物。印度的紡織品在英國遭到抵制，但在非洲市場上卻很快確立了壟斷地位。印度的服裝，布羅士外罩、粗紗棉織品、卡坦呢、絲棉混紡，橫條花布衣等，在非洲不僅享有很高的聲譽，而且被當作奴隸貿易活動中又一個有保證的重大利益。曼徹斯特想要與東印度公司競爭，例如，它大量仿製了「巴夫特」這種原是東方生產的廉價棉織品，準備銷往非洲市場。但是，英國的印染工藝落後，使曼徹斯特無法配製出不褪色的紅、黃、綠三色，而這幾種顏色正是奴隸海岸一帶所喜愛的。曼徹斯特的嘗試已經證明，它無力仿製印度棉紡品的那種顏色。據信，諾曼第的法國棉織品商也同樣無法了解到東方人的秘訣。
曼徹斯特在推銷方格花布或方格亞麻布方面倒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它的外銷量看來是不穩定的。1739年——1748年，由於歐洲的戰爭和殖民地的戰爭，以及非洲公司在1750年前的不斷改組，使曼徹斯特在非洲的棉布生意滯銷。1750年以後，隨著棉布生意的復甦之後，印度的棉布輸出卻不能滿足市場的要求，於是英國的製造商就抓住這個機會，拚命推銷他們的商品。1752年，英國僅出口棉麻方格花布一項，價值就達57,000英鎊。到1763年，在七年戰爭結束時，其出口總值達到空前的302,000英鎊。但是1767年以後，由於印度棉織品的競爭能力又一次超過英國的棉織品，使它的出口總值又下降到100,000英鎊到200,000英鎊之間。
雖然手頭有一些統計數字，但是卻無法對出口到非洲的英國方格花布和印度棉織品的價格進行比較。因為前者是以價值計算，後者則是以數量計算。但是，從印度與英國出口到非洲的棉織品增長數字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到非洲市場的重要性。1751年，棉織品的出口總值相當於214,600英鎊；1763年，又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772年，又增長了四倍多。但是，由於美國革命的影響，1780年的出口價值下降到了195,906英鎊。戰爭對於奴隸和對於種植園市場的影響一度是很明顯的。到1780年，方格花布不再是棉紡生產的一個重要品種了。但這不能單單歸咎於戰爭。只要印度的棉織品又貴又少時，曼徹斯特的棉織品就可以滿足非洲市場的需要。對於種植園市場來說，價格便宜是最重要的。1780年之前，由於原棉的供應遠遠跟不上機器的發明創造，所以原棉的價格不斷上漲。
但是據樞密院1788年所作的估計，曼徹斯特每年向非洲出口的商品價值為200,000英鎊，其中單單賣給黑人的商品就值180,000英鎊。製造這些出口商品意味著要投資300,000英鎊，並使180,000名男女和兒童都能就業[60]。曼徹斯特生產的特種產品「幾內亞」服裝，由於物美價廉，給法國製造商印象很深，他們派遣專人來曼徹斯特談判，提出，只要英國取締奴隸貿易，他們願出高價買下曼徹斯特製造商生產「幾內亞」服裝的專利權，並在魯昂建立生產基地大力發展生產[61]。除非洲貿易之外，曼徹斯特於1788年還為西印度的貿易提供了每年價值300,000多英鎊的工業品，這又使數千人獲得了就業機會。[62]
曼徹斯特的棉紡織廠主與奴隸販子之間沒有什麼密切的聯繫，不像前面提到的利物浦造船主與奴隸販子之間的聯繫那麼密切。但是這裡有兩個例外。蘭開夏有兩位有名的棉紡織廠主：威廉·法扎克爾利爵士和塞繆爾·陶切特，這兩人都是非洲貿易商業公司的成員。法扎克爾利在倫敦經營粗棉布生意，他於1726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和利物浦的各個獨立商人反對非洲公司。陶切特是曼徹斯特一家巨大的花格布商號的成員，他在1753年至1756年期間曾代表利物浦參加該公司的理事會。他十分關心1758年占領塞內加爾的遠征隊的軍事裝備，並且千方百計促使英國出動軍隊。他曾經資助保羅發明紡紗機以革新棉紡工業，但沒有成功，為此遭到了企圖壟斷進口棉花的指責。陶切特夥同他兄弟，入股經營二十條西印度貿易船。陶切特死後留下一大筆財產，其訃告描寫他「是曼徹斯特一位顯要的貿易商和製造商，為人精明幹練，正直誠實，樂善好施，造福於人類。」兩位近代作家對他也作了這樣的描述：「他象神話中的伊加洛斯，高高地飛翔在藍天。他是曼徹斯特貿易中成長起來的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是曼徹斯特人早年的榜樣，他不但關心製造業，也關心全市的和全世界的貿易和金融事業。」[63]
從下面一些事例也很能說明陶切特事業的重要性。如羅伯特·迪格爾士雖是利物浦的非洲販奴商，但其父兄都是曇徹斯特的亞麻布商。1747年有一個曼徹斯特商人和兩個利物浦商人合股經辦返往牙買加的貿易。曼徹斯特一家有名的「希伯茲商行」，在牙買加擁有甘蔗種植園，並且一度為從事奴隸貿易的非洲公司提供方格花布和仿造的印度貨。
曼徹斯特從殖民地貿易中獲得了雙重的推動力。如果說它為奴隸海岸和種植園提供其所需的商品，那麼反過來，它也需要種植園向它提供生產的原料。可見，曼徹斯特在西印度群島有著雙重的利益。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入口原料主要來自地中海沿岸和西印度群島這兩個地區。十八世紀時，印度商品競爭力很強，它在奴隸海岸完全壓倒了曼徹斯特的商品，甚至還嚴重地威脅著英國國內市場。但就整個英國來說，由於對印度的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有效地打擊了它的競爭。這是第一步措施，從此，英國本土成為十九世紀蘭開夏的主要市場。在十八世紀，這一措施曾使曼徹斯特壟斷了國內市場，因此印度的私商得以開始為蘭開夏的工廠提供原棉。1783年，印度的棉花被認為是所有棉花中質地最優者。因此，印度和巴西先後成了西印度群島的競爭者。
十八世紀初期，英國依靠西印度群島進口了其所需原棉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但是，在西印度種植場主的心目中，棉花生產只列為第二個重點。儘管這些種植園主是多麼羨慕印度、非洲或巴西的棉花種植，他們自己卻從未考慮把棉花生產放在首位。1763年西印度的同業主在反對保留瓜德洛普的問題上，他們的論據是該島只能種甘蔗。有趣的是，當代有人在小冊子中，提出保留該島的一個理由，就是該島能向英國提供棉花。其實英國的消耗量並不大，西印度提供的棉花是令人滿意的。1764年英國進口的原棉總數將近四百萬磅，其中有一半來自西印度群島。1780年英國進口原棉六百五十多萬磅，其中由西印度群島提供的占三分之二。[64]
直到1783年，西印度群島仍然主宰著棉花貿易。但是一個的時代已經出現。為了滿足世界穿衣需要，紡織工業突飛猛進，加勒比海的幾個小小島嶼無法提供足夠的棉花。這些島嶼生產的棉花纖維長，用手工容易清除棉籽，但它屬於海島品種，種植區狹窄，因此成本昂貴。後來有了軋棉機，能夠提高清除棉籽的效率，也能夠利用短纖維的棉花，生產的重心才由這些島嶼轉移到美洲大陸，以便能滿足英國新機器生產的巨大需要。1784年，一艘裝載美國棉花的貨船被利物浦海關當局截住，理由是美國棉花實屬非法生產，用美國船隻運輸棉花進入英國也是不合法的。
這對西印度居民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與此同時，情況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美國革命時期，曼徹斯特向歐洲出口的棉花幾乎擴大了三倍。[65]這場美國革命為曼徹斯特開闢了另外一個重要市場，美國當時雖已獨立，但有一段時間軋棉機還未付使用。因此曼徹斯特的棉花湧向世界市場，它的進口和出口都十分繁忙。陽光燦爛的加勒比海天空出現了小小的烏雲，溫和的西印度海風變得猛烈起來。這預示著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它將使神氣十足的甘蔗種植園主變得俯首貼耳，如果不予阻止，埃德蒙·伯克所描寫的當地自然風光就要變得面目全非。
（三）製糖業
對殖民地原料的加工促進了英國的新興工業，也進一步擴大了海運事業，這對於發展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也作出了貢獻。在所有要加工的原料中，蔗糖是最主要的一種。蔗糖的生產促進了製糖工業的發展。蔗糖的加工提煉過程，就是把蔗園裡生產的 色粗糖加工成潔白的砂糖。這種白糖既能長期貯存，又便於運輸，還便於遠銷世界各地。
英國最早提及製糖業的，是1615年樞密院發布的敕令。這項敕令禁止外僑設立糖坊，或者傳授製糖技術。隨著種植園蔗糖生產的不斷發展，加上飲茶和咖啡的普及，食糖已經不再是王公貴族們的奢侈品，而成為人們生活的一種必需品。因而製糖業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
大約到十八世紀中期，英國共有120個製糖作坊。每個作坊大約可以雇用九個男工。此外精製糖的批發分銷工作又帶來了許多相應的行業，也要求發展沿海和內陸的車船運輸業。
布里斯托的製糖工業，是英國最重要的製糖基地之一。1654年，正是布里斯托的一個日誌家愛維林，談到了他第一次看到製作方塊糖的工序。從布里斯托的歷史年鑑中，也可看到，食糖的生產數字經常作為贈品呈獻給到該城來參觀的貴客，如奧利佛·克倫威爾之子理察，國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還為此授予布里斯托的四名商人以爵士頭銜。
1799年，布里斯托有20家製糖作坊，按人口和面積的比例來說，布里斯托的製糖業要比倫敦發達得多。布里斯托的食糖質量名列前茅。由於距離煤礦很近，容易得到燃料，因而其食糖的銷售價格比倫敦要便宜。同時，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布里斯托的食糖在愛爾蘭、整個威爾斯南部和英格蘭西部找到了市場。製糖業長期以來一直是布里斯托的一個主要工業。該市的製糖業主1789年曾上書國會反對取締奴隸貿易，他們說：「西印度群島之存在雖然不取決於奴隸貿易，但是它的繁榮和福利卻完全有賴於奴隸貿易」。[66]1811年，市內還有十六家製糖廠與西印度群島有貿易聯繫，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香蕉取代食糖時，這種聯繫才最後中斷。
布里斯托的一些顯貴名士與製糖工業有密切的聯繫。十七世紀的市參議員羅伯特·奧德華茲就與製糖工業關係密切，他同時又是一個商人，曾建造兩個碼頭以適應日益發展的海運業。[67]威廉·麥爾士是十八世紀有名的製糖業主。在同行業中，他的發家史具有典型意義。麥爾士初次來到布里斯托時，口袋裡只有三個半辨士。他當過碼頭工人，也拜過造船工為師，於是積蓄了十五英鎊。後來他又在一條開往牙買加的商船上當木匠。在商船返航時，他帶回了兩大桶蔗糖在布里斯托出售，獲得了巨大利潤。然後，他把這筆利錢購買了牙買加極需的商品。他如此反覆進行這樣的投資經營，過了不久就成為富翁，並且在布里斯托安頓下來開辦製糖廠。這是一個出身低賤而在西印度貿易中發家致富的人。麥爾士變得如此富有，以致在他的兒子加入他的股份企業後，一次就給他兒子一張十萬英鎊的支票，讓兒子得以與一位貴族牧師的女兒結婚。老麥爾士後來當了市參議員，最後壽終於財富和聲譽之中。小麥爾士繼續經商西印度群島，主要販賣奴隸和蔗糖。他死於1848年，留下了價值一百萬英鎊以上的財產。[68]還在1833年時，他在特立尼達和牙買加擁有奴隸663名，為此獲得的贖金達17,850英鎊[69]。
格拉斯哥的發展與菸草工業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十八世紀這個城市的繁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蔗糖工業有關。這裡的製糖業開始於十七世紀下半葉。城西的糖坊開設於1667年，接著1669年開設了城東的糖坊。不久又開設城南等地的糖坊。1701年又接著開設了一個。但是格拉斯哥的發展有一個十分不利的因素，因在1707年之前，與殖民地的直接貿易是不合法的，這就使格拉斯哥的製糖業主不得不依靠布里斯托提供原糖。後來由於實施合併法案和下面要談到的另外一樁美事，這種不偷快的局面才告結束。有兩個蘇格蘭的軍官，一個叫威廉·麥克道爾上校，是一個古老家族的小兒子，另一個叫詹姆士·密利肯少校，他們二人在留宿聖基茲時，向寡婦托維和她的女兒求愛成功。這兩個婦人乃是一筆大遺產的繼承人，擁有大片的甘蔗種植園。中斷的香火又被接上，這兩位女繼承人與她們的丈夫的出現，意味著格拉斯哥成為吞吐西卬度蔗糖的重要港口之一。就在發生這樁美事的同年，一座新的製糖廠建成了。
倫敦的八十家製糖廠，大多數座落在市區周圍。而布里斯托只有二十家糖廠。1774年，利物浦有八家製糖廠，其中有一家布蘭卡糖廠，又兼作經營奴隸貿易的商行，是全英國的最大企業之一[70]。此外，在曼徹斯特、切斯特、蘭開夏、懷特黑文、紐卡斯爾、赫爾、南安普敦、沃林頓等地，也有一些製糖廠。
有人會問，煉製原糖為什麼不在原料產地的種植園進行呢？在熱帶地區經營農業，在溫帶地區搞工業生產的這種分工狀態，為什麼會一直保留到今天？其實，這種狀況形成的最初原因，既與勞動技術無關，也與自然資源無關。它是宗主國採取的特定政策造成的。這種禁止西印度群島開辦製糖廠的禁令，與禁止美洲大陸開辦鐵廠與紡織廠的做法完全同出一籌。1671年托馬斯·克利福特爵士問道，究竟應該由英國還是由種植園來開辦製糖廠？他的回答是：「現在有五艘販黑奴的船開往西印度群島，如果那裡的種植園辦起蔗糖加工，那麼開回來的船隻要兩艘就夠了。這樣就會破壞海運業以及與它有關的一切行業。倘若英國一旦失去這個有利的事業，它就會失去一切」。所以英國對進口的精製糖所課以的重稅，是粗褐糖進口稅的四倍。由於實行這一政策，大抵成桶的原糖源源運來英國，製糖業的發展又需要消耗大量的煤和糧食，結果英國的國民收入大為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德維南特要求允許殖民地開辦製糖廠的請求，只被當作耳旁風。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國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其結果也是法國的重商主義者取得了同樣的勝利。起先，柯爾伯特允許法屬西印度群島辦蔗糖加工業，而且對這些島輸入法國的精糖和原糖都徵收同樣的稅。但是，到1682年，精糖的進口稅提高了一倍。又過兩年之後，法屬各島就不准開設新的糖廠了，有違犯者則罰款金3,000里弗。1698年頒布的命令比上述規定更為嚴歷，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原精所征的進口稅，由每一百鎊抽稅四里弗降為三里弗；而對同樣重量的精糖所征的進口稅卻從八里弗提高到二十二點五里弗。對來自其他國家的精糖也課以同等的進口稅。「很明顯，這種嚴厲的措施保護了法國的糖廠主。打擊了他們在殖民地的同胞。」[71]英國製糖業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受到同樣的鼓勵，但是，人們對於提供原糖的種植業的利益，看法並不總是相同的。在重商主義時期，蔗園主曾壟斷英國的國內市場，並禁止其他國家商品的進口。蔗園主這個政策目的在於限制他們的產量，以保持高昂的價格。他們對國內市場的合法壟斷，變成了他們手中一個強有力的武器。他們慷慨地運用這一武器，即使全體英國人蒙受損失也在所不惜。當時法國、西班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已種植了大量甘蔗，致使蔗糖產量驟增，國際市場的糖價於是被迫下跌。可是英國殖民地的蔗園主們還想在國內極力保持食糖的壟斷價格。
蔗園主的友人吿誡他們說，他們正在犯一個「致命的錯誤」，指出，「如果英國的蔗園主不能提供又多又便宜的蔗糖，那麼法國、荷蘭和葡萄牙的蔗園主就會來提供。」[72]早在1730年，許多作家就曾督促政府打開「法律的禁錮」，讓法國的食糖進來競爭，以便使蔗園主出售的糖與鄰國由售的糖同樣便宜。[73]1739年，牙買加向宗主國請求給手援助。外貿和種植園委員會對此發出了明確而直率的警告。牙買加島的面積是里華德群島面積總和的兩倍，但是里華德群島的出口卻超過了牙買加的出口。「出現這種情況是毫不足怪的，因為牙買加島的土地有一半至今仍未耕種；英國從這個殖民地獲得的好處也就不到一半。如果牙買加得到充分開發，那麼英國也可能會充分受益的。」[74]
然而蔗園主們對這些忠告聽不進去。在十八世紀時，他們還沒有必要聽這些忠吿。倫敦、威斯敏斯特、南華克以及布里斯托的糖廠主於1753年向國會提出了抗議，抗議蔗園主自私自利的行為；指出，英國糖價的昂貴，引起了「高額的糖稅」。他們督促國會設法擴大甘蔗的耕地面積，增加原糖生產，以便使蔗園主也有利可得。這些糖廠主的言行十分謹慎小心，以表明他們不想「與蔗糖殖民地的居民爭奪產量、財富和社會影響。」但是國會緩議了他們的提案，而只通過了一個決議，鼓勵白人前往牙買加定居。
在美國革命期間，原料生產者與加工者之間，還發生了另一次危機。從1774年到1780年，英國原糖的進口量減少了三分之一，加上糖價又很高，使糖廠主陷入了困境。他們於是請求國會允許進口能盈利的原糖，以擺脫困境。我們在讀到國會委員會收到的有關這方面的證詞時，從文中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到糖廠主和蔗園主之間的利害衝突。蔗糖價格高固然對蔗園主有利，然而糖廠主對蔗糖所提出的愈來愈多的要求，蔗園主卻不願提供，或者無法提供。如果他們不願提供，就設法使他們提供。所以布里斯托的糖廠主就建議實行「受益法」。這個"受益法」，將使英屬蔗糖殖民地同樣受益。辦法是擴大甘蔗的耕種面積，以便能大大提高產量，更多地向英國提供蔗糖，這對宗主國的貿易、海運和國庫都會作出更大貢獻」。[75]如果蔗園主辦不到這點，那麼只好到別處，例如到法國殖民地購買蔗糖了。當時一位雜貨批發商表明態度說：「如果我是製糖業主，我當然是最歡迎聖多明各的蔗糖」。[76]蔗園主的腳下已經裂開了一條深溝，但是他依然抬起高傲的頭，繼續走他的老路，嘴裡還念念有詞地背誦著重商主義者的教誨。他背得真爛熟，但是學得不甚精通。
（四）甜酒燒制業
殖民地出產的另一種原料，使英國相應產生了一種工業。蔗糖的又一種重要的副產品是糖漿。糖漿經過蒸餾可以得到蘭姆甜酒。但是蘭姆酒從未像棉花那樣重要，更遠不及蔗糖。它對英國工業所起的作用不大，也許因為大部分進口的蘭姆酒事前在西印度群島已經加工完畢。英國從西印度群島進口的酒量不斷增加。1721年它的進口為58,000加侖，1730年的進口為320,000加侖，1763年進口總數達一百二十五萬加侖。1765年到1779年，進口數字繼續穩步上升，最後達到二百萬加侖以上[77]。
蘭姆酒是漁業、皮毛業和航船水手不可少的東西。而且它與三角貿易有著更為直接的關係。蘭姆酒是販奴船上必備的一種貨物，特別是開往非洲殖民地的販奴船。任何一個奴隸販子都不願意放棄蘭姆酒這種貨物。在非洲海岸大興飲酒之風真是有利可圖。把大量蘭姆酒帶給當地黑人掮客，慫恿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失去理智，然後一筆生意也就做成了。當地有個奴隸販子，口袋裡裝滿了用奴隸換來的金子，他十分愚蠢地接受了一艘販奴船船長的邀請，前去共進午餐。結果他被灌得暈頭轉向。待第二天早晨醒來時，他發現他的銳袋和金子不翼而飛，他本人也被剝得精光，打上標記，與他自己的受害者一起淪為了奴隸。這件事在船員中一直被當作茶餘飯後的笑談。1765年，利物浦辦起了兩個燒酒廠，就是專為滿足開往非洲的販奴船所需的甜酒。對於重商主義者來說，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是，從糖漿中不但能提取蘭姆酒，還能提取白蘭地和低質酒，這些酒通常是從法國進口的。布里斯托也辦起燒酒廠，這足以證明這個城市在甘蔗種植園有直接的利益，他們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多次向國會申訴自己的困境，並且反對從法國進口白蘭地。關於這一點，伯克利主教的話可以代表公眾的情緒，他用地地道道的重商主義的語言，尖刻地問道：「難道痛飲美酒是不可缺少的魔鬼嗎？難道人們不喝醉，他們的國家就不能發展嗎？」
十八世紀的英國酗酒成風。當時人們愛飲的是杜松子酒。霍迦斯寫的《酒巷》一書使杜松子酒負有盛名。南沃克的杜松子酒店經常貼出這樣的廣告：「花一辨士可痛飲，花兩辨士可醉入夢鄉，所躺的乾草墊分文不取。」杜松子酒和蘭姆酒之間互爭名牌銷路。
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爭辯說，他們生產的蘭姆酒占所有其他產品價值的四分之一。因此，如若禁止他們出售蘭姆酒，將會使他們破產，而且也會驅使人們去找其他外國酒來喝。這些種植主們希望，對喝烈性酒的酒鬼的懲辦不要破壞蔗糖貿易。在他們看來，問題不是在於人們該不該喝酒，而在於喝什麼樣的酒。一個無名氏作家論證說：「杜松子酒對人體的危害遠遠超過蘭姆酒。」「杜松子酒是烈性酒，又酸又辣，喝了燒心。而蘭姆酒則溫和、芳香、又無害。如果飲用適當，還會有驚人的效果，既可健身，又可精神愉快。」[78]這是對蘭姆酒所作的奇妙說明，但是巴貝多人卻給這種酒起了一個更為恰當的渾號，叫做「鬼見愁」。
與種植園主意見相反的人卻堅持說，西印度的蘭姆酒貿易雖無足輕重，但我們不能再允許進口罪惡的杯中物來毒害大不列顛人民的身體和精神。這當然也與其他因素相關，如蘭姆酒與玉米釀造的白酒發生競爭的問題。這種競爭使西印度的利益與英國農業的利益發生了衝突。蔗園主指責說，用玉米釀酒就會導致麵包價格的上漲。對吃麵包的窮人表示這種關心雖令人感動，但卻是出自吸血鬼之口，而他們的目的不過是要窮人花更多的錢買他們的糖而已。隨後的一百年，英國農場主與工業家之間，又發生類似的、更加激烈的衝突，衝突的原由是給工人階級以廉價的麵包呢還是低微的工資。糖漿曾使西印度的蔗園主與美洲大陸的殖民者之間關係惡化。現在又使蔗園主與英國地主之間的關係惡化。前者抱怨說，每當英國糧食短缺時，他們馬上推薦糧食的代用品，可是運來的卻是大量的糖。1807年，大麥產區一個不署名的支持者寫道：「這些嘴甜的紳士們總是拐彎抹角地尋找理由來支持他們的蔗糖事業。」[79]1831年，麥可·薩德勒也反對這種主張，即：「蔗糖雖然能夠釀造出健身的飲料，但英國人並不喜歡飲它」。[80]
其實，西印度燒酒商的真正敵人，不是英國的農場主，而是新英格蘭的同行。新英格蘭的商人拒不購買蘭姆酒，而堅持要買進糖漿以便自己來燒酒。然後再把他們燒的酒推銷給紐芬蘭和印第安部落，特別是推銷到非洲。在奴隸海岸，蘭姆酒生意實際上為新英格蘭所壟斷。1770年，新英格蘭向非洲出口的蘭姆酒，占當年殖民地總出口的五分之四[81]，這是新英格蘭從三角貿易中獲得的又一個重大好處。不過，這裡也就埋下了後來分裂的種子。法屬西印度的糖漿比英屬西印度的糖漿更為便宜，因為法國不允許用殖民地糖漿提取的酒與本國產的白蘭地競爭。而種植園主又不想拿糖漿去餵馬，他們就把它賣給美洲大陸的殖民者。於是，這些殖民者就轉向與法屬殖民地的蔗園主打交道，糖漿也就成為美洲大陸與甘蔗殖民地之間貿易中的一種主要商品。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件事對英國的蔗園主有著深遠的影響。
（五）「小玩藝」
販奴船上的貨物，總是少不了這些「小玩藝」的。這些雜七雜八的、華麗而不值錢的裝飾品或玩具，對於喜愛鮮艷色彩的非洲人來說，具有無比的吸引力。為了這些小玩藝，非洲人出賣了自己的同胞，後來在十九世紀則是割讓王地、授與礦產租讓權。在奴隸海岸，玻璃製品和玻璃串珠總是被搶購一空。在種植園，對玻璃瓶子的需求量也很大。這些物品大部分是在布里斯托生產的。有一個奴隸販子從黑人王子手中換到了一個十分健壯的黑人，而他付出的代價，不過是十三顆珊瑚珠子、半串琥珀、二十八個銀玲，以及送給王子女眷的三雙手鐲。為了感謝王子的慷慨大方，他又送給王子的寵妾幾串玻璃珠子和四盎司紫紅羊毛。這些東西，單個分開價值微不足道，但是集中起來，在奴隸交易中就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影響之大，以至於今天在西印度群島，人們仍舊使用「小玩藝」這個詞，來稱呼一種用以換取貴重物品的華麗而價廉的小東西。
（六）冶金工業
奴隸貿易還需要一些令人生畏的商品，雖說它們的用途並不亞於毛織品和棉織品。這些商品就是腳鐐、鐵鏈和扣鎖。運奴船上需要用這些東西鎖住奴隸，以防止他們譁變成自殺。為了辨認奴隸，還要用熾熱的烙鐵給奴隸們烙上印記。在任何一艘開往非洲東印度或西印度的船上都有明文規定：「四分之三的啤酒要放在帶有鐵箍的大桶里，上面要加上鐵蓋，或者其他結實的蓋子。」[82]非洲海岸許多地區使用鐵棍作為交易手段，而一架鐵棍，價值相當於四條銅棍[83]。1679年，「燕子號」貨船上運載的鐵棍為其全部貨物價值的四分之三。1690年「瑪麗號」上的鐵根為其全部貨物價值的四分之一。1733年，另一艘奴隸船上的鐵棍為其貨物價值的將近五分之一。[84]皇家非洲公司1682年這一年就出口了一萬條鐵棍。[85]由此可見，制鐵商在非洲也找到子一個有利的市場。
槍枝也是開往非洲的每條貨船上必備的貨物。如果說曼徹斯特是棉紡中心，那麼伯萌翰就是槍枝交易的中心。伯明罕與倫敦之間為爭奪槍枝貿易所展開的鬥爭，只不過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普都與外埠之間，圍繞奴隸貿易究竟是實行自由貿易，還是實行壟斷貿易而進行的總的鬥爭。1709年和1710年，倫敦的槍枝製造商，向國會請求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壟斷。伯明罕的造槍商和制鐵商則一再施加壓力和影響，反對主張壟斷的皇家非洲公司和倫敦的同行。1708年、1709年、1711年，他們三次向國會請願，反對恢復1698年修訂的公司壟斷權。在為他們的貿易自1698年以來得到了發展，他們擔心恢復公司的壟斷後，又會迫使他們不得不把商品賣給「一個買主或任何一個壟斷會社，而不許賣給其他人。」[86]
十九世紀，伯明罕是用槍枝換取非洲的棕櫚油。但是在十八世紀是看不到這樣的公平交易的。伯明罕在十八世紀是用槍枝交換活人的，當時通行的價格是，一個黑奴值一支槍。非洲人用的滑膛槍主要是伯明罕出口的。它每年的總出口量達十萬至十五萬枝。非洲也與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一樣，被列為伯明罕槍枝的最大買主。
種植園對鐵器的需求量也不容低估。十七世紀末，德比郡錫特韋斯制鐵商制出的鐵器中，就有供應巴巴鄉斯的熬糖鍋爐和甘蔗軋壓機。顯然，伯明罕對種植園這個市場也頗感興趣。他們向種植園出口熟鐵和釘子。其出口數量常常隨著蔗糖貿易的行情而發生變化。正如1737年一個制鐵商所說：「有些甘蔗島的處境不佳，有些人對鐵器貿易有偏見，因為這些島嶼需用鐵器的多少，完全取決於甘糖貿易的好壞。」[87]伯明罕一位老歷史學家，這樣描述該城市從殖民制度中得到的好處：「它製造的斧子運往印度，製造的砍刀賣給北美的印第安人，賣到古巴和巴西的鐵鏈、手銬和鐵環是給黑奴戴的……。在美洲的原始森林裡，伯明罕的斧頭砍倒古老的大樹；在澳大利亞的牧場上，迴響著伯明罕鈴的鈴聲；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用著伯明罕的鋤頭耕耘那無垠的蔗田。」[88]
與鐵器同時出口的還有銅、黃銅和鋁製品。早在I660年之前，銅鍋、銅壺就向非洲出口了，只是在1698年開放貿易自由後，其出口量才不斷增加。此後，伯明罕開始大量岀口刀具而黃銅器。在整個十八世紀的殖民地市場上，英國的這類商品一直與其他國家的進行競爭抗衡。1719年在斯塔福德郡北部成立的啟德爾公司，不久就成為英國最大的銅器公司之一。它經營廣泛，其中包括用於非洲貿曷的商品，如當時起名「幾內亞杆」的銅絲和非洲部族喜歡戴的金屬環「曼納羅」。這家公司的資本，從1734年到1780年增長了十一倍。1780年，公司實行改組。「它白手起家，……逐漸興旺發達，既使不是十八世紀最大的銅器公司，也算得上名列前茅。」據傳，開往非洲的船隻，貨艙里常常裝滿了冒牌貨和金屬環，在客艙里則住滿了傳教士，「這是令人深思的一個例子，它說明物質商品與精神商品在進行競爭。」[89]布里斯托浸禮會所屬的工廠，生產出大量的黃銅，然後把它抽成銅絲，製成電池，在非洲市場大量出售。霍利威爾工廠，除為利物浦的船隻生產護船銅板以外，還製造銅鍋以滿足西印度糖商和東印度茶商的需要。同時還為非洲貿易生產各種物美價廉的黃銅器具。銅鍋銅壺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的種植園。在一張出口貨單上，在「銅鍋」項目下，可以看到「洗澡用大銅盆」這一品名。[90]現在這些大澡盆都是用電鍍錫做的。它在今天西印度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廣為使用。造船業發展的需要，也進一步刺激了重工業的發展。利物浦有許多鑄造鐵鏈、鐵錨的工廠，就是附屬於造船廠。生產護船用的銅板，既促進利物浦地方工業的發展，又能使周圍一些地區為滿足利物浦的需要而得到發展。因為要把蘭開夏和切斯郡冶煉的銅從霍利威爾的冶煉廠裝運到利物浦的貨棧，就需要租用三、四十艘船。
在整個十八世紀，制鐵業一直從奴隸貿易中得到好處。當國會提出討論廢除奴隸貿易問題時，利物浦的鐵、銅和鋁器製造商以及貿易商們紛紛向國會呈遞請願書，反對討論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廢除了奴隸貿易，必將影響本市居民的就業，因而將使成千上萬的人「淪為孤苦零丁的流浪者，去異國他鄉尋找職業。」[91]同年，伯明罕宣稱，它的各種製成品，有相當一大部分主要是依靠奴隸貿易，如果取締奴隸貿易，就會毀滅這個城市，也將使大批市民貧窮潦倒。
這種擔心，未免過份誇張。制鐵商在為十八世紀的貿易戰提供軍火的時候，他們已經準備好生產更多的軍火，以滿足「美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需要。此外，由於新技術的發明，軍火的生產不斷提高，殖民地的市場出現了飽和狀態。從1710年到1735年，英國鐵器的出口雖然增長了幾乎三倍。但1710年，英屬西印度只買進了英國出口鐵器總數的五分之一，到1735年，這個比例數下降到不足六分之一。1710年，英國出口到種植園的鐵器，有三分之一是傾銷到甘蔗島嶼，而1735年，則只有四分之一。西印度群島進口英國鐵器數量的高峰是在1729年，這年它買進了英國出口鐵器總數的將近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的鐵器是出口到所有的種植園。英國國內鐵器的生產發展了，但各個甘蔗島嶼對鐵器的需要量卻在縮小。到1783年，制鐵商自然也開始另找出路。但是，他們猶如童話里的灰姑娘，穿上美麗的盛裝匆匆參加舞會後，只顧盡情地跳舞，竟忘了注意時鐘馬上就要敲響子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