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的177萬幼兒和消失的5600所幼兒園。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趙蕾園長認真地計算過一次，去年，她所在的幼兒園，周邊剛滿3歲的戶籍生有160個，今年在幼兒園招生開始前，她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大約只有一半多一點，70多個孩子。

她是一所杭州公立幼兒園A園的園長，公立幼兒園不必為生源問題發愁。A園生源的構成主要是人、房子、戶口都在片區內的戶籍生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

趙蕾猜測，孩子少了，可能跟2020年的生肖是鼠有關係。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向更小年齡排查，2-3歲的這一部分戶籍生有120多個，也比往年少了一部分。

如果縱向比較，2021年的生源跟2020年相比也在減少，2021年趙蕾所在的幼兒園開了10個小班，但2022年就只開了8個班。一個班的人數在25—30人之間，今年減少2個班，少了大約50個孩子。

本地生源一般相對而言比較穩定，但像今年這樣驟減一半的情形並不多見。

2022年開始，她看到了杭州部分民辦幼兒園的倒閉和合併，這些幼兒園，受困於地點偏遠，服務區生源較少，招生存在困難，生存壓力逐漸凸顯。

這是在常住人口1193.6萬人的杭州，所真實發生在學前教育行業的境況。

相比於人口基數較大的杭州而言，低線城市、北方城市的表現更明顯。

河北唐山一家公立幼兒園，已經做了6年幼兒園老師的張瑤觀察到，她帶的學生從小班到大班都是40人左右。但從去年9月份開始，小班的學生變成了30人左右。公立幼兒園招生名義上是劃片的，有房子、戶口所在地的限制，但根據張瑤說：「以前報的人多就劃片，現在招不夠就都要了」 。

從近三年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來看，幼兒不夠了，不是僅存於某幾個城市的問題。

在2015到2020年的6年間，每年都有50萬—200萬之間的在園幼兒增量，而近三年，在園幼兒數量分別為4818.26萬人，4805.21萬人，4627.55萬人。也就是說2021年學前教育在園幼兒減少13.05萬，2022年減少177.66萬，同比減少3.70%。

幼兒園的數量在持續增加多年後驟減。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22年，幼兒園減少5600所，這是從2008年以來，15年首次有幼兒園數量減少，減幅約為1.94%。

趙蕾和張瑤都認為，幼兒園面臨的生源不足與出生率下降，孩子減少，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整個幼兒教育行業都不得不做好準備面對新變化。

旱的旱死，澇的澇死

公立幼兒園的經費主要來源於教育局，學費、保育費、伙食費是以普惠標準制定的，帶來的收入並不是支撐幼兒園運轉的唯一動力，但對於民辦幼兒園來說，學費則是學校的房屋、設備設施、師資力量和其他投入的主要來源。

像趙蕾所在的公辦幼兒園，無需為生源的波動而發愁，生源減少基本不影響整個幼兒園的運行。

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顯示，2022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89.7%，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毛入園率指本地在園幼兒數除以本地3—6歲出生幼兒總人數，幼兒園的減少幅度低於在園幼兒能解釋數字增長的原因。

園多娃少之下，並不是所有幼兒園都蕭條，兩極分化依然存在。

根據趙蕾的觀察，一些杭州老城區的公辦幼兒園，今年依然有學位不足，一表生爆棚的情況出現。

按照被錄取的次序來排，杭州的學前幼兒到小學生都按照一表生到四表生的順序排列。

其中，最優先被錄取的是一表生，孩子和父母都是本地戶口，有房且戶口和住房地址一致，因此人口較穩定的老城區，曾經有「入園難」的困境，現在依然沒有得到有力緩解。

接下來的二表、三表、四表序位，則分別是以爺爺奶奶的戶口、集體戶或居住證、積分為入學排名的依據。

那些倒閉或被合併的幼兒園，趙蕾認為可能是辦學規模太小，抗風險能力差，也可能是因為所在地區人口流動性過大，生源容易驟減。

另一些在少娃趨勢中逆勢增長的幼兒園，則是一些以雙語或者國際園為招生亮點的學校。這些幼兒園打出差異化，有自己的獨特賣點，那麼根據綜合辦學成本、辦學質量、社會承受能力等情況制定費用後，這樣的幼兒園還是可能有不菲的收益。

潘雨是一所私立幼兒園的教師，地點在杭州的老城區里，這所幼兒園以各種外教課、創意課以及設施豐富受到家長們的歡迎。據潘雨說，幼兒園的生源並沒有明顯減少，反而今年招生有擴張的跡象。這家幼兒園收費並不便宜，公立幼兒園包含保教費、代管費、伙食費等費用在內，一學期價格在3000—4000元，而潘雨所在的這家幼兒園，一學期的費用超過1萬元。園長在今年有意要合併周圍一所小規模的民辦園。

一面是大數據上的蕭條，一面是局部的繁榮，幼兒的減少帶來的並不都是煩惱，一些幼兒園反而有了提高行業集中度和擴張的機會。

老師的危機

5月21日晚，吳老師和人口經濟學家、攜程董事長梁建章在直播中討論人口問題時提到了可能蔓延的影響。梁建章指出，現在少生孩子，以後孩子長大要買房的時候，房子的需求也會減少。而眼下已經體現出的問題是，過兩年對幼兒園教師的需求會減少，學校老師也將減少。

參照韓國，老師減少現象或許會比想像中來得更快，更猛烈。新華社的一則新聞顯示，韓國學齡人口急劇下滑，因此韓國政府計劃到2027年將中小學教師招聘人數削減20%到30%。

在中國，因為不少公辦園幼兒數量的驟減，已經使得幼師的流動性增強。

公立幼兒園的教師隊伍，由在編教師和非編教師組成，在編教師可能會隨著生源的變化情況增減。趙蕾說，疫情期間，通過線上教學、線上教研等方式工作也不停的，付給老師和保育員的工資和獎金待遇一分都不少。但流動性則很明顯地體現在非編教師這一人群中，每一個班會配備2名教師和1名保育員。如果出現班次減少的情況，非編教師則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幼兒園。

趙蕾也考慮過，除了因為生源多少將非編教師進行調動，也可能在公立幼兒園實施末位淘汰等制度。而對於在編教師來說，幾乎沒有流動性。疫情期間，教師和保育員的工資正常發放。

公辦幼兒園的收入構成比較多元，有從主管部門和上級單位取得的補助收入，有幼兒園通過開展教育、保育等活動獲得的事業收入，還有一些社會捐贈等收入。但民辦幼兒園的補助收入遠低於公辦幼兒園，嚴重依賴事業收入，這也導致民辦幼兒園對成本格外敏感。

潘雨所在的私立幼兒園，營收過分依賴於學生的學費，在疫情期間，招生情況並不理想，導致老師的待遇有所下滑，潘雨有自己的副業，這份工作對她而言更像是與社會保持連接的工具。「不然光指著這點錢生活太難了。」

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顯示，全國共有學前教育專任教師324.42萬人，比上年增長1.67%。而在2021年、2020年的增速分別為9.53%、5.44%，學前教育專任教師的增速明顯放緩，這樣的涼意在逐漸向上蔓延。

一名唐山的小學老師陳琦關注到，小學老師的招聘名額正在減少，小學生的數量也在減少。近兩年，公立學校老師的公開招聘，名額在減少，每年的入學情況，差不多以一個50人的班級速度遞減。

隨著學生減少，像陳琦一樣的年輕老師都有一樣的疑慮，老師的飯碗是不是沒有那麼穩固了？

2022年12月，寧波市教育局官網發布關於《寧波市中小學（幼兒園）教師退出機制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稱，貴州市在今年3月，官宣了《貴陽貴安教育三年攻堅行動方案》，完善教師退出機制。

陳琦一直在關注這些新聞，和她一起進入這所小學的老師在3年內幾乎走完了一批。這些年輕老師離職的原因除了累和工資少，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生源問題的擔憂，陳琦認為，隨著學生減少，以小班的方式維持原來的教師配置不太可能，而到時候多出來的老師的位置會越來越游離，「總會想辦法逼人走的」。

異軍突起

幼兒園數量減少，但另一個與幼兒園重疊度極高的機構正在異軍突起。幼兒園與托育機構最主要的區別有兩個，一個是主管部門，幼兒園歸教育部管，托育機構歸衛健委管；另一個是年齡，幼兒園針對3歲以上的孩子，而托育機構針對3歲以下的孩子。

最早的備案來自於2019年，2019年到2023年2月末，共查詢到全國（除上海，上海有獨立備案網站）備案托育機構數量為22838家。

在幼兒園減少5600家的2022年，托育機構備案增長了14193家。

而且托育機構正呈現從營利轉普惠的趨勢，這樣的轉變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支持。公示備案數據顯示，「幼兒園托育中心」「幼兒園托育部」字樣的機構有3932家，其中非營利性和事業單位占絕大多數，合計超過90%，其中有3682家分布在浙江。

浙江在2022年的6月，引發了開設托班幼兒園登記工作的通知，完成登記的幼兒園行政管理權限不變，仍由教育行政部門負責管理，但衛健部門會為幼兒園配備兼職健康管理員。這則消息明確了一件事情，幼兒園的托育業務由教育部門主管，衛健委配合。也給全國的幼兒園打了個樣：怎麼把多餘的學位資源轉為托位，把空置的資源利用起來。

在公眾號托育研究員的全國備案托育機構數據觀察報告（截至2023年2月）中顯示，註冊名稱一般為「幼兒園托育中心」「幼兒園托育部」的機構共有3932家，占備案機構總量的17.2%，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省。

梁建章也肯定了托育的作用。他認為，幼托能幫助女性平衡職業生涯，（生孩子）前幾年可能有非常大的壓力。如果政府能夠通過財政支出，建設很多普惠性托兒所的話，對於減輕職業女性的負擔會有一定的幫助。

趙蕾的幼兒園，已經著手將多餘的學位轉為托位，接收2—3歲的孩子入院托育，減輕周圍居民的托育壓力。將公辦幼兒園的資源利用起來轉託育，這條路在趙蕾看來也值得探索。

幼兒園的未來

打通了教育部門和衛健委之間的壁壘，還有幼兒園和托班的營利問題，這也是關乎一些幼兒園生死存亡的大事。

2022年，全國共有幼兒園28.92萬所。其中，普惠性幼兒園24.57萬所，普惠性幼兒園占全國幼兒園的比例為84.96%。普惠園，是指以政府指導價收取保育費和住宿費的幼兒園，包括教育部門辦園、其他部門開辦的公辦性質幼兒園、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站在家長的視角看，普惠園的收費接近公辦，是個不錯的選擇。

敦促民辦幼兒園變成居民能負擔得起的普惠園，是一件好事，但難點在於錢誰來出。

以生均公用經費來說，這是政府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的、在該區域內統一實行的、對中小學校按照計劃內學生人數的財政撥款標準。北京在5年前曾經為了加強學前教育，對所有普惠性幼兒園一視同仁，無論公辦、民辦，政府的生均補助標準是一樣的，家長繳納的學費是一樣的，實現了辦園標準統一、財政補助統一、收費標準統一、教師待遇統一。

但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下，2018年，北京市學前教育經費占財政教育經費的比例由3%提高到10%。

2022年，全國共有學前教育在園幼兒4627.55萬人。其中，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4144.05萬人，占全國在園幼兒的比例為89.55%，比上年增長1.77個百分點，普惠園的比例仍然在增長。

熊丙奇在2020年就曾經提出過民辦幼兒園營利的探討。

各地為了加快營利性民辦幼兒園變成普惠性的轉型，存在欲速則不達的情況。勉強堅持做普惠園的民辦園，只能通過降低教師工資，興趣班收費等形式維持生存。儘管政府鼓勵更多營利性的民辦園去做普惠園，但一些強制性的要求，反而讓營利性幼兒園的生存空間更狹窄了。

熊丙奇堅持，應該給學前教育足夠的經費保障，而非強推營利性民辦園轉普惠園，忽略民辦幼兒園舉辦者的權利，最後讓家長、園長、政府全都不滿意。

從托育機構的數據變化來看，也繞不開營利和普惠的取捨。備案托育機構以營利性、非營利性、事業單位進行劃分，其中，營利性機構數量占比最高，超過一半。

2020—2022年，營利性機構比例逐年下降，但非營利性和事業單位性質機構逐年提升。

營利性類別機構數量占比在2021年達到高峰，超過70%，而在2022年，營利性機構的占比低於一半，只有48.2%。

意味著即便幼兒園可以將多餘的資源轉向托育，仍然需要更多來自政府的經費支持，這是問題的關鍵。

第一波少子化的衝擊下，幼兒園或可挖掘以托育使用幼兒園資源的可能性，但一切仍要看財政的支持是否到位。

2022年9月，教育部財務司司長郭鵬表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連續10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為財政一般公共預算的第一大支出。」

其中用於學前教育的經費，在2021年達到2700億元，年均增長20.6%，在各級教育中增長最快。國家對於學前教育的重視，可見一斑。

因此，在幼兒園的困境面前，將多餘學位轉換為托位，避免重複投入，既能緩解學前教育的困境，還能減緩年輕人的婚育壓力，這或許是一條值得探索的出路。

*文中趙蕾、潘雨、陳琦均為化名。

參考資料：

1.《去年全國幼兒園數量減少5000多所，近15年來首次負增長》，第一財經

2.《全國備案托育機構數據觀察報告（截至2023年2月）》，托育研究員

本篇作者 | 吳潤潛 | 當值編輯 | 武新月

主編 | 何夢飛 | 圖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