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5日是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誕辰140周年。
曾經有人這樣評價凱恩斯：「凡是歌舞昇平的時候，他就會被人們遺忘。凡是危機到來的時候，人們才會又想起凱恩斯。」當我們作為一個單純的讀者去進入凱恩斯的著作時，我們時常會為凱恩斯雄辯而華麗的文風所折服，也會為他「跳來跳去」的立場所迷惑。然而當我們環顧今天的世界並重溫人類在20世紀的種種災難與挫折之後，我們會發現，理解連接過去與今天的那些秘密，難以繞過這位看似立場飄忽不定的經濟學家。
競爭與干預，是經濟學世界明確的兩極。我們經常會把凱恩斯與哈耶克相提並論，也會不由自主把凱恩斯視作政府干預的代表。然而作為二十世紀歷史的親歷者乃至決策者之一，凱恩斯在同輩人眼中似乎並未如同後世所構建的一樣，是一位政府干預的信徒。然而當我們走進凱恩斯天才又矛盾的人生與宏闊的歷史抉擇時刻之中，我們才能理解凱恩斯主義究竟意味著什麼。而理解凱恩斯的人生，絕不是「宏觀經濟學之父」「大政府」等幾個乾癟的標籤所能概括，他矛盾而多變的人生與立場，是我們進入二十世紀歷史的一面清澈的鏡子——他對英國的殖民統治深惡痛絕，卻對帝國餘暉有著無限的留戀。他終身是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卻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源，並且用思想的方式構建了現代國家理論中的重要一極。（導語撰寫/朱天元）
本文來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專題《被誤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昨日世界》B02-B03
B01 「主題」被誤解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的昨日世界
B02-B03 「主題」凱恩斯的奧德賽之旅
B04-B05 「主題」凱恩斯的革命：政策的革命還是觀念的革命
B06-B07 「歷史」何以至此：明清淮北衰敗的歷史溯源
B08「兒童」阿諾德·洛貝爾 和好朋友度過一年四季
1946年4月21日復活節，凱恩斯躺在床上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凱恩斯的母親弗洛倫斯（Florence）在後來的回憶中寫到，那天，凱恩斯告訴自己的妻子莉迪亞對剛剛讀過的一本詩集的感觸：「總而言之：不用擔心，神聖的公正總是存在的。」
同行眼中的凱恩斯
儘管「同行之間都是赤裸裸的仇恨，」但凱恩斯仍舊贏得了不少來自思想對手們的讚譽。他的理論宿敵哈耶克哀悼說，「他是我所認識的一位真正的偉人，我對他充滿著無限的敬仰，世界沒有了他將會變得更糟糕。」而另外一位和凱恩斯有瑜亮之爭的熊彼特對於凱恩斯的描述就更為有趣。熊彼特和凱恩斯都生於1883年，都擔任過財政部的高官，都被譽為天才，然而當熊彼特野心勃勃撰寫的《商業周期》期待轟動時，卻因為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而被人所忽視（我個人閱讀兩本英文版的感觸是凱恩斯的文筆流暢優美，而熊彼特那種德式的英語對於讀者來說並不很友好）。在熊彼特的眼中，儘管凱恩斯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後經濟重建，甚至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奠基人，但是凱恩斯是最不適合搞政治的人，熊彼特這樣評價凱恩斯：
「政治作為一個遊戲來說，並不比賽跑——或者就這一問題來說，並不比純粹理論本身——更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具有非凡的辯論才能，並且對策略價值具有銳利的眼光，可是他似乎感受不到政治機關的魔力圈的誘惑——這種誘惑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國那麼強烈。黨派對他來說毫無意義。他隨時準備與任何支持他的觀點的人合作，並忘掉任何過去的爭論。但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準備與其他類型的人合作，更不用說接受任何人的領導了。他效忠於措施，而不效忠於個人或黨派。並且他對不同的信念、思想、旗幟一視同仁，正如他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一樣。」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
上面的評價可能最好地把握了凱恩斯一生的道路，他抗拒極端化的立場之爭，即便他欣賞左右的立場，但仍舊會選擇「中間道路」，毫無疑問，凱恩斯是一位嫻熟中庸之道的大師。因此熊彼特這樣總結，在他的性情中存在兩種消極傾向「對政治舞台的嫌惡和對文牘的反感——促使他去扮演真正由天性賦予他的角色，這角色使他能很快勝任並達到完美的境界。這是一個使他奮鬥終生並且從未放棄的角色。不管我們如何猜測他將要形成的心理規律，我們都能感覺到：從早年起他就完全理解了自己。實際上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訣的主要鑰匙之一，也是他取得幸福的秘訣的金鑰匙之一——要是我沒記錯的話，他的生活自始至終都是非常幸福的。」
熊彼特讚許凱恩斯的《和約的經濟後果》這本書所達到的成就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但是也諷刺道，「對於企圖鞠躬盡瘁的那些人，上蒼常常施以兩種不同的懲罰。凱恩斯無疑受到了其中一種懲罰。他的文章的質量隨著數量的增加而下降，而且不僅是在形式上：他的許多二流作品表現出來倉促的跡象，他的一些最主要的作品也表現出不少不連貫的中斷……」熊彼特並沒有因為《通論》的成功蓋過了自己的光彩而有所保留，而是真誠地給予了肯定。
「正如我們所知，這一成功是持久的。不利的評論當然很多，但它們也只是從另一個方面推動了它的成功。一個凱恩斯學派自發形成了，而且不是像一些經濟史學家所謂的法國學派、德國學派或義大利學派那樣一個廣義的學派，而是一個真正的屬於社會實體的學派，即一個聲稱忠實於『一個主子、一個教義』，有著自己的內部圈子，擁有自己的宣傳人員和口號，擁有自己的秘密的、公開的交易的社會團體。這還不是全部。在正統的凱恩斯主義的範圍之外，還有廣闊的外圍的支持者，在支持者之外，又有一批以各種方式自願地或勉強地吸收凱恩斯分析的一些精神或一些個別論點的追隨者。在整個經濟學史上只有兩個類似的情況——重農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熊彼特認為「甚至那些在以前就確定了自己的方向，並且在他們成長年代裡沒有受到《通論》衝擊的人，也感覺到一種像微風那樣有益健康的影響。一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在給我的一封信里寫道：它（《通論》）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補充我們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的一些東西。它不會使我們成為凱恩斯主義者，只會使我們成為更好的經濟學家。無論我們同意與否，這句話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凱恩斯成就的實質。特別是，它說明了為什麼敵意的批評，儘管在攻擊個別假定和命題時是成功的，可是仍然絲毫不能給予整個結構以致命的打擊。儘管人們可以認為他對社會的看法是錯誤的，他的每一個主張都使人誤解，但仍然可以推崇凱恩斯，就像對待馬克思那樣……我不想把《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當做學生的試捲來給它評定等級。而且我不認為可以給經濟學家評定等級——那些無與倫比的人是無法拿來做比較的。不管學說的命運如何，人們對他們的記憶是永存的，會比凱恩斯主義及人們對它的褒貶更長壽。」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作者：（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譯者：高鴻業，商務印書館 2021年10月。
相比於熊彼特對於凱恩斯的讚美，哈耶克在1978年出版的《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與觀念史新論》）中「建構主義的錯誤」第十六頁的一個完全與凱恩斯不相關的註腳（關於精神病和心理學）中故意加入對凱恩斯的評價就顯得很「腹黑」，哈耶克故意將凱恩斯刻畫為一個激進分子，說「我以前引用凱恩斯的時候沒有太注意……凱恩斯所談到的他們那個群體的絕大多數的成員，包括他本人在內，都是同性戀者, 這可能充分解釋了他們為什麼反叛主流道德（ruling morals）。」
儘管哈耶克自己在1950年代拋妻棄子，從英國專門跑到美國阿肯色州，利用當地的法律漏洞和表妹結婚，這次離婚事件成為了他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的大醜聞，也導致不少學者和他絕交，但是這並不妨礙哈耶克譴責凱恩斯那個群體（劍橋的使徒會和更加藝術圈的布魯姆伯利群體）的不道德風氣。儘管哈耶克的說法有失公允，但還是從側面展現出這兩個團體對於凱恩斯而言存在著巨大的影響。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又譯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凱恩斯的朋友圈和羅曼史
1903年，凱恩斯進入到劍橋大學讀書，被吸收進創建於1820年的使徒會（Apostles）這個秘密精英組織，成為了第243位會員。使徒會每周六的閉門聚會則是哲學家西奇維克定下的規矩，討論各種思想和社會議題，其宗旨是「一群密友以絕對的奉獻和熱誠追求真理」，當然在聚會時也會摻雜一些「葷段子」助興。
使徒會的成員遍及各個學科，有很多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如哲學家羅素和G.E.摩爾、懷特海、數學家哈代，小說家福斯特等等。羅素認為使徒會「有機會讓自己結識一批最優秀、最值得結交的人。」他對於小自己很多的凱恩斯的評價是，「我所認識的最敏銳、最聰明的人，當我與他辯論時，總覺得把我的生命攥在股掌之中，而辯論之後，常常讓我感到自己的愚蠢。」
儘管使徒會在劍橋的傳統上有著超然出世、神秘的面紗，但是也有一些人對此不以為然。有人嘲諷認為，雖然參加使徒會的人大多數是學界和思想界的大人物，這些人卻普遍缺乏公共社交的魅力和形象。而凱恩斯的好友女作家維吉尼亞·伍爾芙也寫道，這些人不僅缺乏形體美，而且喜歡大聲喧譁，傲慢十足，動則發怒，過分誇張他們理想中的超脫部分和一成不變地對外界的批評，以此來彌補在公開社交場合的不足。
然而，即便有很多不足，使徒會塑造的不僅是凱恩斯的思想，而且還有他的情感，通過使徒會，凱恩斯喜歡並交往了幾位男性伴侶，比如後來成為政治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霍布豪斯（後來成為韋卓民先生的導師），以及立頓·斯特拉徹（Lytton Strachey）。但是這種同性戀的風氣並不是使徒會的傳統，很有可能在凱恩斯這些新潮的年輕人中才成為風氣。羅素在自傳中就說過，對此「我在會的那個時代，是聞所未聞的。」這大概是維多利亞時期保守和新潮衝突交替的時期，畢竟當時此類行為儘管在社會精英中相當普遍，同時卻也不被公眾所接受甚至還會遭到法律的嚴懲。
凱恩斯肖像畫（Gwen Raverat，1908），現藏於英國國家肖像美術館。
1952年，凱恩斯在劍橋國王學院的後輩天才圖靈也是以同樣的罪名被判有罪要求「」，直接導致圖靈具有爭議性的自殺。顯然，凱恩斯意識到了這個危險，在給斯特拉徹的信中他寫道，「只要我們不同下等階層和街上那些人發生關係，在給中立者（非同性戀）的信中措辭謹慎，就沒有任何風險——幾乎沒有。」
1908年，凱恩斯認識了立頓的表兄弟，英俊的藝術家鄧肯（Duncan Grant），一度讓凱恩斯陷入愛河。鄧肯是凱恩斯所崇拜的那類人：完美的內心世界卻需要外部保護的藝術家。凱恩斯甚至認為，幸福就是鄧肯加上劍橋。而在1909年12月，鄧肯在倫敦西北角的布魯姆伯利租了公寓，定期舉行聚會，逐漸就形成了後來為人熟知的布魯姆伯利團體（Bloomsbury Group）。
和使徒會相比，該團體雖然有些使徒會的人參與如凱恩斯和福斯特，但也容納了更多的女性和藝術家參與，如女作家伍爾芙，後印象派女畫家范妮莎·貝爾（Vanessa Bell）等，並且所談論的更多是藝術、美學和哲學，還有彼此之間的調情。
總體而言，這個團體更崇尚藝術和浪漫，更願意打破世俗和傳統的羈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他們普遍反戰，是和平主義者，更傾向於社會主義。這個團體在激發著凱恩斯的很多思想靈感的同時，也獲得了凱恩斯慷慨的捐贈來發展藝術。
除了上述的兩個團體外，另一個凱恩斯生命的轉折點是在巴黎和談之後，他遇見了讓他心動的有夫之婦，俄羅斯芭蕾舞女演員莉迪亞·盧波科娃。凱恩斯立刻寫信給好友立頓說，「我陷入了情網——糟糕的事——對此不知如何恰當地表達。」其他好友也陸續獲知凱恩斯深深愛上了這個女人。好友范妮莎對凱恩斯忠告說最好不要結婚，「不管她多麼可愛，也將會是一個花費很高的太太……還是把她當成一位情人更好些。」
但是凱恩斯還是不可救藥地陷入了情網，他對於莉迪亞的迷戀甚至讓布魯姆伯利的朋友們震驚，而這段戀情在持續了四年直到1925年莉迪亞與前夫的離婚官司結束，才讓兩人步入婚姻。而凱恩斯過去的戀人和遺囑繼承人鄧肯不無傷感地說，「我今後的生活前景化為了泡影。」
在凱恩斯的情感經歷中，我們也不難有一種左右搖擺，然後走中間道路的印象，似乎在凱恩斯生命的各個方面他都會如同鐘擺一樣，擺來擺去體驗不同的經歷，然後回歸一種中庸之道。
凱恩斯。
凱恩斯的思想來源
除了作為社會活動家的母親和經濟學家的父親以及他父親的好友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對於凱恩斯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外，凱恩斯在政府部門擔任公職的經歷也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就是上述兩個團體特別是摩爾對凱恩斯影響至深，以及他對於概率論的思考，但最讓人意想不到卻是保守主義者伯克會成為凱恩斯思想的守護天使。
凱恩斯早期寫過一篇秘文《我的早期信仰》，生前沒有發表，直到他去世後1949年才被朋友發表並收錄在其文集的第十卷中。這篇文章是1938年凱恩斯在布魯姆伯利聚會中所宣讀的，開誠布公地指出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對他而言就是「宗教」，「再沒有對我們的心靈狀態能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了」。摩爾試圖通過《倫理學原理》，來取代維多利亞時期正在瓦解的傳統基督教價值，闡釋找到一條新的、有別於功利主義的道路。摩爾認為「善」是不可被定義的，只能通過直觀體驗來把握。因此事物的內在最高的價值應該是人內心的「體驗」和「感觸」。因此評價人的行為的最佳標準應該是以人的理想狀態的發展為目標；並且摩爾因為受到德國觀念論有機主義的影響，從而反對功利主義的機械論，他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各種價值應該是複合體，而非功利主義所強調的那種單一的「至善」的標準。因此人的價值既具有客觀性，也可以是多元的。這種暗示著多元道德觀和對傳統道德觀念的反思，讓年輕的凱恩斯如獲至寶（這也是哈耶克對此詬病的），並且激動地宣稱，「我們認為完全沒有責任要遵守這些『基本規則。我們對於事物的判斷完全建立在個案的基礎上，自認為有能力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將傳統的慣例、習俗和道德觀一併摒棄……嚴格意義上講，我們是一群非道德分子。」
《倫理學原理》，作者: [英] 摩爾，譯者: 陳德中，商務印書館2018年11月。
然而事實上，中年之後的凱恩斯也對這種年少輕狂進行了反思，他自嘲說年輕時這種傲慢是對於「人性災難性的誤解」，事實上，文明只有脆弱的外殼，「維持它的存在必須有傳統和規矩作為後盾。」儘管如此，凱恩斯的一生還是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摩爾的影響。從這點上，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凱恩斯在人生中會左右搖擺，卻也不乏事後的反思；另一方面，凱恩斯也並非哈耶克所指責的那樣，全然地蔑視道德，反倒讓人感覺哈耶克像一位對輕狂的年輕人吹毛求疵的老人，但是誰又沒有年輕過呢？
然而，看似激進的青年凱恩斯卻在本科的畢業論文中選擇了討論保守主義的代表伯克。
凱恩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會死去」就是來自於他對於伯克的理解：「伯克堅稱為了將來能夠獲得某種令人懷疑的回報而犧牲當下的利益是不明智的……人不應該過分地期待未來；我們的預測能力微不足道，對於事物發展的結果也只有微小的控制力。因此，我們這一代人的幸福才是關注的重點所在：我們必須提防為了某種看上去有利的結果而犧牲多數人幸福，因為我們永不可能清楚為什麼要為此冒險……」
伯克現實主義審慎的德行，對抽象理論的懷疑，都體現在了凱恩斯的政治生涯中。凱恩斯對於伯克也有所保留，認為伯克忽視了歷史中所創造的輝煌有時也需要遠大的目標。正因為恪守了對理性和主義不信任的原則，使得凱恩斯也沒有成為固守保守主義的教條分子。凱恩斯認為現實中，「政治家應當從伯克一派吸取智慧；但如果將伯克的智慧應用於任何偉大、艱辛的事業時，他們卻需要從其他地方尋找領袖藝術的真諦。」也正如此，凱恩斯能夠從現實主義出發，超越英國議會自由黨、保守黨和工黨等的黨爭，而將自己的理論和觀念應用在真實世界中，不僅是在國內，還有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會議上。
有趣的是，哈耶克也承認自己受到伯克的影響。事實上，凱恩斯和哈耶克有很多類似的立場，都認為世界充滿著不確定和無知，都強調個人的自由，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簡單化假設，對數學化和實證主義滲透到經濟學的趨勢保持著懷疑。他們之間很多時候的分歧是手段上而非目標。但與作為資本主義吹鼓手的哈耶克不同，凱恩斯捍衛資本主義卻並不讚美資本主義，也不會認為其僅是中性的工具，他強調資本主義是一種必要的惡，因為這種制度的內在動力是令人厭惡的欲望，他希望能夠以某種手段弱化這種惡，能夠讓人把注意力轉移到「生命藝術」上。
大概因為周圍人很多是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如蕭伯納和費邊社的朋友，凱恩斯對於勞工階層和自由放任市場造成的個體苦難如失業充滿著同情，這些情感人們很少在哈耶克和其他奧地利學派的著作中發現。凱恩斯的學生瓊·羅賓遜（包括科斯等很多諾獎得主的老師，因為女性而沒有獲得經濟學獎）曾說，凱恩斯「痛恨失業，因為失業讓人愚蠢麻木，貧困讓人醜陋不堪。他對現代生活的商業主義痛心疾首。」這些還需要追溯到弗洛伊德的影響。在朋友出版了弗洛伊德英文版文集後，凱恩斯也花費了很多時間對此進行研究，從而促使他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文明進行了反思，他也嘗試用弗洛伊德的「肛虐性格」來解釋人們對於金錢具有一種病態般的貪慾，指出這種神經質的個人動機並不能帶給人幸福。
長久以來被凱恩斯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個事實，在這裡卻值得一提，那就是凱恩斯對於概率論的研究對他思想體系的塑造。凱恩斯從本科開始就研究概率論，在進入印度事務部工作到輾轉回劍橋教書，差不多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才完成了《論概率》一書（當然也有一種解釋是年輕凱恩斯頻繁的社交活動拖延了這本書的寫作）。直到最近，凱恩斯的研究者才開始認識到這本書能夠整體把握凱恩斯哲學的前提。該書的主旨可以概括為「除非是諸如結構性博弈這樣的微小事例中，人們在現實事務中的知識並不足以準確估計事件未來的發展。但是人們可以以一種藝術且理性的方式，通過對現實模式的觀察對未來做出預期。」
一方面，凱恩斯承認現實的不確定性和人理性計算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人並不是盲目地無所事事，仍舊會在這些有限的條件下進行理性的預期。這點成為了《通論》的主要思想。凱恩斯專門批評了將頻率等同於概率的觀念。即便當下，該理論也依然是數理經濟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但是對於凱恩斯而言，儘管頻率理論能夠作為概率推斷證據的一部分，但兩者是不同的。概率是客觀存在，邏輯演繹的直觀。而頻率卻是歸納的結果，因此頻率無法將所有事物都枚舉完並且得到驗證，最多在理論上能夠接近真實的概率。例如，如果統計頻率中認為10個吸菸者中有1位死於癌症，那麼抽菸者死於癌症的概率就被認為是10%。凱恩斯對此會深深表示懷疑，因為隨著樣本數量和各種變量因素的變化，所得到的頻率也隨之不同。相反，概率卻應該是客觀存在的邏輯認識。凱恩斯的這個理念也促使他反對這樣一種立場，即經濟學能夠徹底數學化並且可準確預測現實的趨勢。他的理由在於，人們對於過去所發生事件的頻率的知識，是判斷概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卻並不等同於客觀準確的概率本身。人們對於未來是未知的，根本無法掌握未來事件所發生的頻率，因此人對於未來的預期即便是理性的，也是有限理性，仍舊可能會落空和失望，否則就不會出現投資破產的情況了。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凱恩斯（右）。
凱恩斯的軼事
八卦軼事更有可能讓我們全面認識一個人，特別是偉大的人物。這點對於凱恩斯也是如此。凱恩斯的一生從任何角度都算是「開掛」人生，豐富多彩，他的朋友和對手也非常之多，但最有趣的交往之一應該算是和維根斯坦的軼事。
1911年一戰爆發前，維根斯坦就在劍橋師從羅素學習，那時就結識了凱恩斯。此後因為他易怒的脾氣曾多次宣布和凱恩斯絕交。後來維根斯坦參戰，當戰俘，成為鄉村教師，直到1929年再次重返劍橋進行博士答辯，他的答辯委員會的主持正是羅素和摩爾。在返回英國的那天，他和凱恩斯就在火車上偶遇，凱恩斯寫到，「哦，上帝到了。我今天在五點一刻的火車上碰見了他。」凱恩斯第二天就在自己的住所召集了使徒會的特別宴會，歡迎維根斯坦，並且選他成為榮譽會員。維根斯坦能夠重返劍橋的一個因素就來自於凱恩斯的幫助，害怕這位古怪的「上帝」拒絕經濟上的資助，凱恩斯還匿名捐贈50英鎊托拉姆齊帶給維根斯坦能夠讓他訪問英國。
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猶太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
在1924年期間，凱恩斯和維根斯坦進行過幾次通信，凱恩斯在信中承認他沒有讀懂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但是直覺告訴他，這是極為重要的天才著作，信中措辭謹慎而禮貌，似乎生怕冒犯到這位性格複雜的「上帝」朋友，同時也邀請他來劍橋訪問。維根斯坦回信感謝了凱恩斯的好意，說「我的思想之源已枯竭……我樂意，非常樂意再見到您。而且我知道，您人真的很好。」然而，維根斯坦覺得如果只是去英國待在屋裡，每兩天和凱恩斯喝喝茶之類，「這並不是足夠友好的事情。為了這些小小的友好，我得忍受由此帶來的巨大負面的影響，得要看著這短暫的假期如幻影般消失。」維根斯坦說自己和凱恩斯已經十一年沒有見面，自己變化很大，「並沒有變得比以前好，只是變得不一樣了。」他擔心去拜訪凱恩斯的那個自己並不是凱恩斯所想要邀請的自己，但是「要是我在英國有份工作——例如清潔工或者擦鞋匠——那我就會非常開心地去英國，友好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地產生。」總之，維根斯坦後來能在劍橋落腳，並且在英文世界名聲遠揚，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凱恩斯的無私幫助。連維根斯坦後來所結識的摯友社會主義者，經濟學家斯拉法（維根斯坦專門在《哲學研究》中感謝斯拉法）也是在遭受到墨索里尼的迫害後，同樣也是由凱恩斯促成其在劍橋找到棲身之地。
另外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凱恩斯的包容。人們常常形容維根斯坦的談話方式是用拳頭打人的臉。一次維根斯坦和凱恩斯夫婦散步，莉迪亞高興地說道，「多美的一棵樹啊！」維根斯坦雙眼瞪著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不僅尷尬，還讓莉迪亞大哭起來。
無盡的尾聲
本文的篇幅顯然不足以展現凱恩斯跌宕起伏的人生。凱恩斯在中文世界的毀譽都摻雜著很多對他的誤解和時代錯亂的代入感。但是至少在我們理解凱恩斯的時候，最好不要把他當成單一維度的經濟學家，甚至僅僅作為哈耶克的對手，脫離了他的社會時代背景去用各種意識形態誤解他或妖魔化他。這不僅是理解凱恩斯所需要的，同樣也是為了理解我們自身。正如最好的凱恩斯傳記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說，「和奧德賽一樣，凱恩斯不是一個悲劇式的，而是一位成功的英雄。他聽到了塞壬魅惑的歌聲，卻做了防止觸礁的準備，堅守他的才華和世界給他指定的大方向，他十分精明地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既有生活，又有工作。他奇蹟般地幾乎實現了這個目的……思想是不會很快隨風飄去的，只要這個世界有需要，凱恩斯的思想就會一直存留下去。」
作者/李晉
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