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伊斯蘭信仰的傳入與發展
非洲之角的是最早信奉伊斯蘭教的居民，他們大約在九世紀到十世紀之間皈依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索馬利亞的官方宗教。在索馬利亞地區，一個索馬利亞人就是一個穆斯林。伊斯蘭文化體系亦是索馬利亞文化的主流。
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之中，伊斯蘭教的文化脈絡無處不在，這種文化脈絡影響著部落體系的方方面面。解釋索馬利亞部落信仰前，應該對索馬利亞部落信仰的來源進行考量。索馬利亞地區伊斯蘭教信仰占據主體地位，任何一個部落的居住者，都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
自伊斯蘭教在公元7世紀產生開始，阿拉伯人便開始前往非洲地區。他們的到來不但將伊斯蘭教傳入非洲，而且將阿拉伯文化融入到了非洲地區的社會生活之中。
阿拉伯人往往將傳教作為遷徙的主要目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伊斯蘭教誕生之前，他們就開始往來非洲之間進行商業貿易，其中大多數是葉門人和阿曼人。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興起，隨後傳播到阿拉伯世界以外地區，阿拉伯人對索馬利亞的關注由此開始。
阿拉伯人由於季風的影響，只能與索馬利亞進行季節性的貿易和商業交流，隨著商業貿易的往來，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希望在非洲之角尋求一個永久定居點。在阿拉伯人的歷史文獻和口述史中，大量證據證實了阿拉伯人在很早之前便到達了非洲之角。
最初，他們群居在索馬利亞海岸沿線，並且形成了一系列的定居點。他們在定居非洲之角後，不僅與索馬利亞原住民進行商業和貿易的往來，並且在各個部落及氏族當中宣揚伊斯蘭教。
在索馬利亞地區較大的城市是最快接受伊斯蘭教的，而一些鄉村地區接受伊斯蘭教的速度明顯慢於城市地區，這一差異與阿拉伯人尋找商業居住點有很大的關係。
在古埃及著作中提到，「在7世紀到10世紀之間，阿拉伯的穆斯林和波斯人在亞丁灣和印度洋沿岸建立了一系列貿易站。」
許多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也提到了這些貿易站以及從中產生的蘇丹國，但他們很少詳細描述這些國家的內部情況。
在與部落進行商業貿易的同時，阿拉伯人也進行著伊斯蘭教的傳播。伊斯蘭教作為一種較為世俗化的宗教，對於部落時代的人們而言是易於接受和信奉的。
在十四世紀左右，阿拉伯人開始和非洲土著居民通婚，通婚所帶來的是被稱為superior的文化、物質體系。這一體系包括阿拉伯的宗教、技術、文化以及「優越的」政治組織方式。
這種阿拉伯-伊斯蘭體系不久便開始向索馬利亞各個部落中傳遞開來，至19世紀左右，整個非洲之角都成為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一部分。
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接受伊斯蘭宗教信仰後，伊斯蘭主義便深刻影響著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部落內部的組織結構及文化信仰中，還體現在部落社會之外的部落征服和部落聯盟之中。撒哈拉以南是非洲伊斯蘭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發端於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主義也必定會影響到這一地區。
在16世紀以前，文獻中所記錄的阿拉伯軍隊到達非洲之角就有五次之多。第一次阿拉伯軍隊的到來沒有進行戰爭的暴力征服，而是進行斯蘭教的傳播。之後四次阿拉伯軍隊的到達都是帶有擴張或其他目的而來的。
這五次阿拉伯人軍隊的到達表面上沒有帶來過多的暴力征服，但是由於強大的軍事實力迫使索馬利亞地區的各個部落最終接受了伊斯蘭教。
索馬利亞除了少數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外，大部分人都是信奉伊斯蘭教。這些人都是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遵守與阿拉伯地區一脈相承。至今索馬利亞民族都保持著強烈的民族歸屬感，這種歸屬感的根源便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
這種強大的文化認同體系，不但在宗教信仰上統一了索馬利亞各個部落群體，更是在民族認同和族群結構體系內，給予了索馬利亞民族至高的榮譽感與歸屬感。
尤其表現在索馬利亞民族追溯本民族的傳統族譜上，索馬利亞民族將自己的族譜追述至先知穆罕默德的曲拉伊什系統,體現出索馬利亞民族對伊斯蘭文化體系的認同和伊斯蘭文化在部落時代的強大影響力。
傳統部落文化和伊斯蘭教是索馬利亞文化體系的兩大來源，這兩大來源有著相互依賴關係。
傳統的遊牧部落塑造出索馬利亞人高度實用的生活態度，但是這種生活態度受到來自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的巨大衝擊，人們對真主和先知的信仰和崇拜是牢固的，而且必定會帶有宿命論的意識特點。
通俗來說，傳統的部落遊牧文化體系塑造出索馬利亞人高度實用的原始意識形態，在接受來自伊斯蘭的文明後，索馬利亞人將伊斯蘭文化納入到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最終形成了伊斯蘭文化為主體，融合傳統部落文化的索馬利亞文化體系。
在索馬利亞地區除了少數皈依基督教的人外，今天的索馬利亞人基本上都是遵守遜尼派教法的穆斯林。他們不僅是非洲地區兩個最徹底的伊斯蘭國家之一，而且擁有世界上最高的伊斯蘭化比例，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宗教和文化體系徹底的滲透入索馬利亞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般來說，索馬利亞人的行為受部落習慣法管轄。索馬利亞人傳統上是遊牧民族，他們的習慣法與他們的社會組織密切相關。儘管索馬利亞習慣法很保守，但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逐漸發展和修改的。
伊斯蘭教在索馬利亞傳播的過程中，伊斯蘭不僅改變了了索馬利亞的社會組織，而且伊斯蘭教法對索馬利亞的習慣法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儘管在索馬利亞部落體系中，衝突和混亂是基本的社會態勢，尤其是在遊牧部落之間，但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每一個索馬利亞男性都是戰士。
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中，一部分專注於宗教事業或者以真主使者身份行事的人被稱為瓦達或舍赫，這部分人是與大部分人區分開來的，因為他們代表著信仰的傳承者。其他不論從事於任何職業，在索馬利亞的部落社會的架構中，都被稱為戰士。
部落社會中從事宗教事業的人或舍赫一般行使以下工作：教授部落民眾學習《古蘭經》與基本的教義；主持婚禮以及按照沙里亞法處理婚姻或生活中產生的矛盾和糾紛；進行宗教裁決以及部落日常的宗教活動。
這些部落宗教人士一般充當的都是調解者的角色，在特殊需要的情況下充當人與真主之間聯繫的紐帶。
在索馬利亞社會的傳統認知中，這些宗教人士不應該參與部落之間的血親復仇傳統的，因為他們是宗教的中介，是不應該有任何的主觀偏倚，但是在實際的部落生活中，這種願景一般不會充分體現，畢竟宗教人士也是在某一部落中進行宗教活動的，其主觀意願也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索馬利亞伊斯蘭部落體系中，宗教首領往往是和行政首領相分離的，只有在一定情況下宗教人士才會署理行政事務，這也是索馬利亞部落伊斯蘭與其他穆斯林團體的一個重要區別。
蘇非主義與部落文化
蘇非主義是伊斯蘭教中的神秘主義流派，相對於正統派而言，起初蘇非派屬於伊斯蘭教中的民間宗教。11世紀才被納入正統，18世紀出現教團組織後，部分蘇非派開始政治化，但多數情況下，蘇非主義仍是深受穆斯林社會底層歡迎的信仰。
蘇非主義興起不久，就傳入北非。蘇非派是從伊斯蘭教內部衍生出的一個神秘派別。從教派劃分上說，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教派。
由於蘇非派對《古蘭經》經文以及教義的神秘解釋，在履行宗教義務上的神秘性質，又使這一派別明顯區別於伊斯蘭教內部的其他教派組織。在伊斯蘭教創立的最初一個半世紀，是蘇菲派形成和初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其特徵主要是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
在8世紀中期，蘇非派發展進入神秘主義的發展階段，至12世紀中葉它作為民間信仰出現了制度化和組織化的發展，即類似西方基督教會的有組織的蘇非教團的普遍建立。
蘇非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人們皈依新宗教之前，伊斯蘭教與原始信仰的融合。索馬利亞人大部分是正統遜尼派的信仰者，並且是伊斯蘭教法中沙斐儀派的追隨者，蘇菲派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尤其是哈爾瓦提教團在這一地區廣泛傳播。
但是，隨著部落的發展以及後期的殖民因素，蘇非主義逐漸開始沒落，特別表現在苦行僧運動的衰落。再者，部落蘇菲主義總是傾向於反對現代的歐洲教育體系，因為蘇非派成員都認為知識的過於普及會損害蘇非主義的權威形象。
如今，大多數索馬利亞人至少是蘇非派的名義成員，而同一蘇非派的成員可能來自對立甚至是交戰的氏族。虔誠的成員經常聚集在被稱為哲馬提的居民社區中。這些社區成員常常參觀聖墓，崇拜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人，以及背誦禮儀。
蘇非社團還監督兒童宗教學校。在索馬利亞蘇非派的發展過程中，有四個最為著名的蘇非派團體：卡迪爾教團、艾哈邁迪耶教團、薩里希教團和里法伊教團，艾哈邁迪耶由蘇非派領導人，反對瓦哈比運動的艾哈邁德·伊本·伊德里斯在麥加建立，並由謝赫·阿里·梅·杜羅巴於1917年帶到索馬利亞。
卡迪里耶成立於14世紀的大馬士革，死後以巴格達迪學者阿卜杜·卡迪爾·吉拉尼的名字命名。它已遍及北非和中東，到19世紀遍及西非和東南亞。
索馬利亞最著名的卡迪里耶代表是酋長烏韋·巴拉維，他每年在索馬利亞南部舉行的慶祝活動吸引了來自索馬利亞和肯亞的成千上萬的人群。他的追隨者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分支，稱為烏瓦西耶。
薩利希亞是艾哈邁迪耶的一個分支，由賽義德·穆罕默德·薩利赫在麥加建立。在索馬利亞，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是薩利希亞最著名的領導人，他將該團體轉變為一個激進的反殖民運動團體，其成員被稱為「苦行僧」。
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中的蘇非派團體，有以下幾點十分明顯的特徵。第一，蘇非信徒一般從屬於特定的常設性教團組織，教團的首領或導師和教團內的成員具有一定的教階制隸屬關係。
第二，教團組織與固定的組織體系以及宗教活動中心，也有固定的朝拜地——即聖地或公墓。第三，教團中的組織和規定適用於全體成員。蘇非團體在許多穆斯林國家中被稱為扎維亞，在索馬利亞稱為賈馬。
在索馬利亞加入蘇非教團並不意味著獨身，信徒和家人也是一同居住在社區里。婦女們以先知的女兒法蒂瑪的名義參加儀式，他們認為法蒂瑪是婦女團體的創始人。女性信徒戴著面紗(索馬利亞婦女通常不戴面紗)，通常比索馬利亞其他婦女穿得更厚，但對他們來說，沒有婚姻上的禁令。
許多人雖然沒有正式加入某一宗教，也沒有生活在社區中，卻遵循並公開參加公共儀式，但是對深層次的內容一無所知。他們承認創始人的虔誠和宗教力量，並將其尊為聖人，他們經常呼籲成為聖人的追隨者，他們認為這些人具有一定的天賦，並且在爭端中充當調解人。
索馬利亞的蘇非社區一個重要特點是他們的創始人受到人們的尊敬。當地的神職人員和賈馬往往在死後被神聖化。對神職人員和賈馬的崇拜甚至遮蔽了對真正的創始人甚至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忠誠。
聖人的墳墓成了索馬利亞的聖地，由一小群追隨者或他的後代照料。該教團的成員以及當地的部落成員都來到這些聖地，他們會根據需要做出某些方面的犧牲，並在聖人逝世周年時參加每年一度的聖祠朝聖活動。
蘇非團體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十分獨特。對於整個社會結構而言，兄弟關係為因部落性質而分離的交戰部落提供了潛在的結盟渠道。
社區、經濟和政治實體雖然可能存在，而且往往在同一秩序內彼此敵對，但通過宗教目的的共同體聯繫在一起是可能的。
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傳播伊斯蘭教。在部落結構中，個體社區能夠產生影響，而這方面的社會功能尤其值得考慮。在索馬利亞北部的遊牧民族中，由於可耕地很少或根本沒有，一般不能像他們在南部那樣建立耕作定居點。
因此，它們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作為獨立的地方團體存在。在南方農耕部落中，社區在土地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們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來發展成固定單位來發揮社會作用。
隨著蘇非主義的傳播，教團與部落進行了深度融合，進而推動了伊斯蘭蘇非主義在索馬利亞部落社會的進一步傳播。在這一過程中，索馬利亞的伊斯蘭化也最終完成。
伊斯蘭信仰在部落體制中的作用和意義
伊斯蘭教在大約9—10世紀進入非洲之角，索馬利亞人接受伊斯蘭信仰並且使其成為全民信仰。在索馬利亞地區，每一個索馬利亞人都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信徒。伊斯蘭教作為索馬利亞最廣泛的信仰，對索馬利亞部落社會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但使索馬利亞形成了以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而且促進了整個索馬利亞社會歷史進程的發展。索馬利亞部落社會接受伊斯蘭信仰是必然的。
首先，阿拉伯半島與非洲之角距離的優勢，使得伊斯蘭教從誕生開始就不斷向這一地區進行傳播，並且可以帶來最為先進的伊斯蘭宗教文化體系，加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強大和繁榮，逐漸在索馬利亞人的認知體系中認可伊斯蘭文明的先進性和唯一性。
其次，伊斯蘭教在建立後，取得了異常快速的發展和擴張，對於當時的每一個穆斯林來說，勸誡任何一個非穆斯林成為伊斯蘭信仰者都是一種莫大的榮耀，而且阿拉伯商業的交流在當時的世界是發達的和唯一的，這一系列優勢使得每一個阿拉伯穆斯林都願意克服種種困難進行宗教的傳播，正是因為有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經商者和傳教者的長途跋涉，才使得伊斯蘭教的經典以及教法擁有了傳播的基本橋樑。
再者，當時的索馬利亞正處在部落形成和發展期，部落的集體意識以及血親復仇傳統使得索馬利亞的每一個部落都是一個完整的主體，宗教傳播者只需要說服部落酋長信仰伊斯蘭教，那麼隨後整個部落信仰伊斯蘭教也就順理成章了。
雖然說服傳統的自然崇拜下的部落酋長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阿拉伯人天生的交流意識和商業頭腦在對陣蒙昧的索馬利亞部落時一切就顯得不是障礙了。這些客觀因素使得索馬利亞部落信仰伊斯蘭教變成一種具有必然性的歷史事實。
索馬利亞部落信仰伊斯蘭教後帶來的不只是認知體系的變化，更是整個部落文明的前進和發展。
部落酋長在接受伊斯蘭信仰後，整個部落民眾也改變了原先的自然崇拜而信仰具有現代宗教因素的伊斯蘭教，部落也因此從多變的具有分散性的多神信仰轉變成了一神信仰，使得原先在信仰上的分歧重新整合，這不但有助於化解部落中潛在的信仰危機，還可以在意識上團結整個部落民眾。
再者，伊斯蘭教不但代表著阿拉伯人最為先進的文化體系，更是當時整個世界最為先進的宗教信仰，這兩大先進因素使索馬利亞原始部落擺脫了蒙昧時期的落後文化意識，在接受了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體系後，索馬利亞部落發生了重大變化，不但使索馬利亞人民的認知和知識有了質的飛躍，而且在階級社會體系和祖先觀念上發生了改變，產生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曲拉伊什為核心的譜系認知，這種對祖先的認知傳統是維繫索馬利亞部落團結的重要紐帶。
在語言和文字方面，索馬利亞原始部落是沒有文字體系的，交流都是依靠簡單的口頭語言，這對索馬利亞歷史記載產生巨大的負作用，而在伊斯蘭教傳入後，這種情況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阿拉伯語和阿拉伯語言文字體系逐漸在整個索馬利亞社會中傳播和學習，部落的歷史也因此得到了比較完整的保存和傳播。
索馬利亞部落信仰伊斯蘭教後，對部落政治產生了一定影響，為傳統的刻板的部落政治帶來了更為完善的政治活力。在社會生活當中，經濟是最為基礎的，政治是經濟的體現。宗教和政治相比較，不能不從屬於一種隸屬的地位。宗教不能等同於政治，政治當然也不能於宗教劃等號。
但是，就伊斯蘭教而言，雖然它同樣和政治有所區別，但是這個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宗教於政治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以至於使人產生伊斯蘭教等同於政治的錯誤觀念。因此，我們可以說伊斯蘭教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宗教，伊斯蘭教對政治的發展發揮著催化劑的作用。
在索馬利亞原始部落形態下，部落酋長雖然具有十分強大的權利，但是以部落長老為首的政治團體有著一定的約束力，但是在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的統治形勢下，部落酋長的宗教和行政雙重身份使得部落中難以形成對抗和約束勢力，不但維繫了部落的統一，而且有助於索馬利亞部落進行重大的決策。
伊斯蘭作為一種團結的旗幟，不但加固了部落的整體性，而且使得部落首領有了強大的號召力，這種號召力為部落的擴張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伊斯蘭教的教法體制改變了索馬利亞原先落後的部落法和自然法，為形成有規則和約束力的社會奠定了基礎。伊斯蘭教法，或稱沙里亞，被認為是「安拉對人類生活的全部誡命」。教法為每個穆斯林提供了識別善惡、指導現世生活，並為未來做好準備的道路。
索馬利亞部族在教法的指導下，逐漸完善了整個部落體系的法律。原先索馬利亞部落社會採用的都是習慣法和較為野蠻的原始法律，以較為殘忍的手段約束部落民眾，這樣雖然可以暫時的穩定部落社會，但是也孕育了重大矛盾，部落時常發生的反叛一般都是毀滅性的。
在伊斯蘭教傳入索馬利亞部落後，伊斯蘭教法也隨之被各個部落採用，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法律約束，從根本的主觀意識和客觀法律層面對整個部落民進行約束，使得整個索馬利亞社會體系擁有了較為完整和靈活的法律約束體系，對整個部落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諸素丹國的形成
公元7世紀左右，阿拉伯帝國開始興起。因其頻繁對外擴張，不停的對拜占庭帝國發動戰爭，以致埃及、敘利亞等地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此舉使得阿拉伯勢力蔓延至索馬利亞各個角落，加上帝國內部統治和教派矛盾，大量阿拉伯人開始外遷，索馬利亞迎來了第一次外族遷入的高峰。
這一時期到來的阿拉伯人不單單是經商，而是在貿易交往的同時大力傳播伊斯蘭教。在傳播過程中不斷由沿海向內陸擴展，並且開始與部落民眾通婚，逐漸形成阿拉伯人與索馬利亞人混合的文化社會。
在伊斯蘭教傳播的的不斷深入與影響下，索馬利亞沿海城邦和內陸的部落王國開始使用素丹的稱號，並且建立起宗教旗幟下的素丹國家。其中比較有名的沿海城邦有：澤拉、柏培拉、摩加迪沙、梅卡爾、布拉瓦等沿海城邦以及內陸的米朱提因、奧比亞、杜巴爾漢特、瓦爾桑格里、格勒迪等。
以上諸素丹國家中最著名的是澤拉、摩加迪沙以及米朱提因。澤拉素丹國在13世紀時統治地區已經擴大到索馬利亞整個西北內陸地區。
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到訪過澤拉與摩加迪沙，根據他的記載，澤拉是商業為主的貿易城市，城內有大型交易市場，從這裡主要進口椰棗、布、鐵、武器以及陶瓷，出口皮革、樹膠、酥油、駝鳥毛、象牙和奴隸。
1337年伊本·白圖泰旅行經過摩加迪沙，他稱摩加迪沙為繁華之城，控制著周圍的內陸地區。摩加迪沙素丹國在15至16世紀達到強盛，控制著東非沿海貿易線路。17世紀左右開始衰落，先後被阿曼素丹國和桑給巴爾素丹國控制。
米朱提因素丹國是這些素丹國中管轄範圍最大的國家，他的領土從索馬利亞東北部內陸一直延伸到沿海地區。米朱提因素丹國長期以來與周圍其他國家如奧斯曼帝國等保持著貿易交往，直到西方殖民侵略前夕，一直保持著獨立地位。
至公元16世紀左右，索馬利亞境內的素丹國已經有30個左右。這些素丹國有以下共同特徵：第一，素丹國的統治者不是索馬利亞化的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化的索馬利亞人。第二，諸素丹國基本上都實行宗法封建制，並且部落制和奴隸制殘餘十分嚴重。第三，政治上諸素丹國各自為政，經濟貿易上互有往來。第四，各個素丹國之間的領土不明確，因領土爭端經常爆發武力衝突。
因此，在面對外族侵略時，素丹國之間無法形成有效聯盟，只能向大國求助，後期便淪為大國的從屬。所以，在伊斯蘭旗幟下形成的諸素丹國，只是古代部落城邦體制的伊斯蘭化，並不能夠與當時的其他伊斯蘭帝國相提並論，這種邦國林立的局面，不但導致索馬利亞無法建立統一政權，而且使索馬利亞部落結構延續至今。
索馬利亞地區形成的伊斯蘭旗幟下的素丹國，不僅在非洲歷史進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古代印度洋貿易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素丹國都有著完整的奴隸占有制社會的經濟和精神生活，都是獨立的古代早期國家實體。它們因發達的對外貿易而繁榮，卻也未能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
這些素丹國盲目沿襲阿拉伯的素丹制度，沒有將其與本地區的部落社會體制充分融合，加上本身文化落後，以及後期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打斷了城邦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因素的合力導致索馬利亞素丹國沒能發展成統一的大國，隨後就被捲入被殖民的漩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