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其實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不僅代表著迂腐書生，還代表著整個的儒家文化，甚至說整個的中國傳統文化。魯迅所諷刺和否定的也不僅是個案的迂腐舊讀書人，而是整個的儒家，整個的中國傳統文化。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要義便是，主張效法脫亞入歐的日本，打倒中國自身落後的傳統文化，全盤地、系統地引入西方文化。
「新文化」實際上就是已經在日本「成功」落地的西方文化，或者也可以直接說，就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文化。
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洋務運動同時興起，但指導原則卻截然不同。
洋務運動的原則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即在堅持以中國自身義理文化為本位和主體的前提下，學習和引入西方領先的技術。明治維新的原則則是「脫亞入歐」，就是徹底否定當時日本的傳統文化，全盤西化。
不幸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們也將日本的傳統文化認定為儒家的，他們此前所受的教育在形式上也的確是儒家的，都熟讀日本版的儒家經典，這就導致他們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否定就表現為對儒家的侮辱和否定。
其代表人物是福澤諭吉，此人被現代日本人尊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也是「脫亞入歐論」的提出者，其頭像也一度被印在日元上。
因此，日本的脫亞入歐，實際就是脫中入西，甚至是脫儒入西。近代以來，最先否定儒家的是日本，後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對儒家的否定，只是年輕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盲目將日本明治維新思想搬運至中國的結果，其中就包括魯迅。
一個往往被忽略的基本事實是，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幾乎全部都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都受到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們的影響。唯一一個例外是胡適，他是留學美國。
為何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們也將日本的傳統文化認定為儒家，因為至少從唐朝的「大化改新」時起，日本就已經開始系統性地引入中國的文化和制度，甚至包括文字，到明治時期已有千年。明治之前的日本傳統教育在形式上也的確是儒家式的，也都研習儒家經典。
但遺憾的是，儘管日本學了一千多年，但是囿於其自身的文化太落後、太蠻夷，並沒有學到中國儒家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只是學了一個皮毛。精髓是什麼？是義理和心性。這就導致日本的傳統文化並非真正的儒家文化、義理文化，而只是有著儒家形式的以日本神道教為內核的專制、迷信文化。
日本的傳統文化的確是落後、專制和迷信的，但是這和儒家無關，然而，以福澤諭吉為首的明治維新「思想家」卻錯誤地將罪責放到儒家身上，然後進行痛批和否定。
實際上，因為沒有學到中國文化的義理之精髓，導致日本是缺失獨立的「文化格」的，所以，才會膚淺地被西方的暫時領先的技術和經濟所迷惑，認為這種先進根植於整個文化體系的先進，然後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要學習西方的領先的技術，必須先學習西方的文化體系，而要學習西方的文化體系，就必須進行文化自宮，把自己的落後的傳統文化徹底否定掉，把儒家徹底否定掉。正是基於這個邏輯，才有了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
而中國是有獨立的文化格的，其核心就是獨立的義理-心性理念，這不僅是儒家思想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也是中國人民生活實踐的基石。在中國老百姓看來，做人做事要講理是天經地義的，任何的文化和制度必須建立在講理的基礎之上。不講理的文化和制度就不是什麼好文化，不是什麼好制度。
根深蒂固的義理思維和獨立的文化格，使得中國在研判西方時，能夠進行技術和文化二分，技術是技術，文化是文化，而只認可西方的技術暫時領先，並不認可其文化領先，跟不認為其文化是技術的基石。
因為西方文化實際上象日本一樣，都是缺失義理的，因此也都以蠻夷視之，西方是西方之夷，日本是東方之夷。
正是基於這個邏輯，晚清才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基本原則。
甲午戰爭的失敗，被日本人做出了錯誤的解讀，認為這不是一場偶然性的戰爭的失敗，而是中國的學習西方模式的失敗，是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的勝利，是日本脫亞入歐VS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的勝利。
同時，甲午慘敗也讓一部分中國開始激進求變，他們將目光放在通過明治維新而「大獲成功」的日本身上，認為日本的西化模式值得中國學習。於是，甲午戰爭後，尤其是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從官方到民間，興起一股強大的日本留學熱，這也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留學熱。
大批的中國年輕人開始湧向日本求學、取經。到1906年，中國留日學生人數達到最高峰，超過1萬人。那麼這些年輕人到日本學的是什麼？就是日本明治維新文化，脫亞入歐文化，侮辱和徹底否定儒家的文化。固然他們學習到了領先的技術，但其副產品是，也學到了對中國文化、歷史和制度的徹底否定。
其中魯迅又最為典型，他1902-1909在日本留學，不僅長達7年有餘，而且從技術轉向了文化，用現在的話從理科轉向了文科。魯迅本來是學醫學的，後來轉為思想、文學。這就導致他受明治維新思想的洗腦更為嚴重，後來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否定甚至咒罵也更為激烈。
這股日本留學熱最終在中國導致兩個結果的出現。
其一就是，徹底否定中國傳統制度、主張制度西化的辛亥革命（1911），這導致後來的國民黨統治的出現。辛亥革命的領導團體是同盟會，而同盟會直接就是在日本成立（1905），這意味著早期的同盟會會員清一色的都是日本留學生。
其二就是，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的新文化運動。除胡適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皆有日本留學、生活的經歷。胡適是通過庚子賠款資助留學美國（1910）。
上個世紀30年代，一心脫亞入歐的日本，也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而走上法西斯道路。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升級版的、更極端的侵略殖民主義，此前的西方侵略是西方對非西方的，而法西斯主義則將西方也納入到自己的侵略對象之中。日本則將侵略重點放在此前西方一直無法徹底吞下的中國，導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1937），中國則進入抗戰階段。
這些不僅使得中國的日本留學熱徹底消失，而且，平添了對日本的血海深仇式的民族仇恨。這種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之後所出現的對日本的歷史仇恨，導致現在的歷史教材和著作中，有意地忽視和抹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日本淵源，以致讓後人形成一個錯誤的歷史認知：認為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思想都是那些領袖人物原創的。
貳
如果真正弄懂中國的義理文化，就會很明顯地發現，她是人類文明史中最偉大的文化，沒有之一。甚至可以說，只有中國的義理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其他的非義理式文化壓根稱其不上文化。這正是傳統的「華夷之辨」的基本邏輯和基本觀點：華夏是義理文化，其他所有的非義理文化都是蠻夷。
所以，這樣一個問題一度困擾我很多年，就是以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為代表的這些中國人，為何會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何這些中國人會錯誤地認為缺失義理的現代西方文化比中國的義理文化發達？
在我看來，真正理解和熱愛中國文化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去否定中國文化，而只會「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地去捍衛她，正如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所做的那樣。那些所謂的民國大師們的做法，顯然是一種文化投降主義、文化小丑，在中國文化內部，這種思想不可能會出現。即便出現也不可能會被推崇，被乾坤顛倒地奉為文化英雄。
直至有一天，我發現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聯繫，以及脫亞入歐和明治維新的實質內涵，才恍然大悟。原來最先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是發生在對中國文化是半瓶醋的日本。然後再由對中國文化同樣是半瓶醋的中國的年輕的日本留學生們搬運至中國。
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便是這個大潮下的產物。作為一個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式的文學家，魯迅致力於設計和虛構更具體化的寓言式形象，去否定和詛咒「落後」的中國文化。
《狂人日記》寫到：「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實際上就是借「狂人」之口表達這樣一個觀點：整個的中國歷史和文化，不過是假「仁義道德」之名，行「吃人」之實的，虛偽、黑暗、落後、專制的歷史和文化。
而迂腐、教條、虛榮、無恥和躺平的小說人物孔乙己，也是代表著傳統的儒家讀書人全體，代表著整體的中國傳統文化。
在面對西方上，從晚清的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是從一個錯誤的極端走向另一個錯誤極端。
洋務運動之錯，並非錯在「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的基本原則，而是錯在晚清政府和官員的自私和專制屬性。將自己的生日慶典置於國家發展海軍之上，動用軍費去慶壽，李鴻章則將自己的官位置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與慈禧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也就是說，晚清之錯，錯在對道背離的無道上，而非道本身錯了。或者說，晚清之錯，錯在對中國義理文化的背離上，而非中國義理文化本身錯了。
但是，無論日本的明治維新「思想家」，還是中國的「民國大師」，都沒有能力去區分道和對道的背離，沒有能力去區分義理文化和對義理文化的背離，只是對道的背離而不知「道」北海本身，只是對義理的背離而不知義理本身，然後錯誤的將對道和義理的背離當成中國文化的本質，然後徹底否定之，不僅否定了對道和義理的背離，而且否定道和義理本身。
其根源在於，那些明治維新思想家和民國大師們，對中國文化實際上是無知的，導致他們不知「道」，不知義理，從而無法以深層的「道」和義理為標準去評判文化和文明，而只能膚淺地將現象當本質。
這也導致明治維新-民國「思想家」，在對西式現代文明的評判上，只能看到其技術暫時領先的一面，卻看不到其缺失義理的一面、無道的一面。只知其技術之「用」，而不知其缺失義理之「體」，見用而不見體、不識大體。
也就是說，無論腐敗的晚清政府，還是缺失義理的現代西方技術和現代西方文明，其本質都是相同的：缺失義理。無論尊重晚清政府，還是尊崇西方的技術和西方文明，其本質是相同的，都是尊崇「無道」、「無義」的東西。
這也意味著無論是晚清的洋務運動，還是後來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都不能成功，因為它們都背離中國固有的義理文化，脫離中國的實際，脫離中國人民。
最後取得成功的，則是介于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兩者之間的馬克思中國化。真正拯救中國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式馬克思主義更強調將西方的理論和技術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人民民密切聯繫，其實質就是義理化。
中國義理文化的存在和傳承路線有兩條，其一是學術線，其二是實踐線，但實踐線是基石。學術線的主體是學者，方式是讀書，而實踐線的主體則是人民，方式是生活和生產實踐。學術線脆弱易變，而實踐線則堅固永恆，支撐中國文明永續不斷的就是實踐線。新文化運動只能打倒學術線，而無法撼動實踐線。
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中強調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國人民相聯繫，實則就是與中國文化傳承的實踐線相結合，在實踐層面堅持義理文化和義理道路，最終成功發展出「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義理式現代化」，就是以中國義理為體，以西方技術為用的現代化，為現代化注入義理性，讓其有殘缺變得健全。西方式現代化因缺失義理而殘缺，中國式現代化因包含義理而健全。
從義理的內核實質看，新文化運動後，中國傳統的義理文化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依然居於內核地位，引領著中國革命實踐和建設實踐的展開，直至今天。
因此，百年後會看，用孔乙己這樣一個形象去代表傳統的讀書人，甚至去代表整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是錯誤的。既然魯迅已經這麼做了，而且孔乙己的形象已經為普通中國人所熟知，那麼今天就有必要為孔乙己正名和翻案。
孔乙己的標誌性行為就是即便窮困潦倒，也拒絕脫去長衫。最近很多人又拿這一點就教育那些正在求職的高學歷年輕人，說在求職和擇業上應該脫去長衫，不要象孔乙己一樣固執迂腐。
其實孔乙己的長衫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形式上的長衫和實質上的長衫，或者是身上的長衫和心中的長衫。
形式和身體上的長衫，代表儒家讀書人身份的「制服」，實質和心中的長衫則是中國文化的實質義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孔乙己的身體上長衫是可脫的，但是心中的長衫則是不可脫的。因此，孔乙己的拒脫長衫的行為，就不僅不是完全負面的，而且還包含著更偉大的一面：對堅守義理，甚至以寧願犧牲生命為代價地去堅守。
孔子就是輕身上長衫而重心中長衫的典型代表。實際上魯迅的「孔乙己」就有映射「孔子」之意，「乙己」屬於天干，「子」屬於地支。
《禮記儒行》：「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夫，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孔子否定了儒家有專門的「儒服」，他主張儒家穿衣應該入鄉隨俗。
但是在求職上，孔子則有嚴格堅守「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子謀道不謀食」。他很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職位，所以他不辭辛勞，周遊列國。但同時，又拒絕苟且，拒絕脫去心中義理之長衫，因為沒有發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有道之國君，而最終並沒有找到工作。然後放棄求職，而回鄉創業：辦私學，教育後生和後人。
事實上，每每中華文明因遭遇外來衝擊而岌岌可危之時，總會從人民中間走出一批拒絕苟活，拒絕隨波逐流而脫去心中之義理長衫的人，他們「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地對義理進行捍衛，成為中國文明永續不墜的最後堡壘。
由偉人所塑造的共產黨，就是近代以來所湧現出的這樣一批人，他們以中國實際和中國人民為長衫，實質上也是以義理為長衫，即便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日本人的窮凶極惡，以及蘇聯和美國的強大霸權，他們也選擇拒絕脫去長衫，終於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目前正在與作為西方最後霸權的美國進行激烈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