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天主教歷史沿革

一、唐代景教的傳入

天主教在陝西的歷史最早是從唐代開始的，這也是天主教進入中國的開始。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陝西在宋代以前的1000多年間不但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是中西交通的要道和國際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歷史上諸多外來宗教都曾經傳入這裡並由此擴展到全國各地。天主教的最早傳入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明熹宗天啟年間（1621～1627），在陝西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天主教早期傳華的歷史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其碑文表明，早在唐朝初年，天主教的一支——「景教」就已傳入中國，並在陝西關中地區開始活動。自景教碑發現以來，教會人士、國外漢學家以及國內文人學者對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20世紀初，在敦煌等地又陸續發現了一批漢文景教文獻，根據這些資料，可大致了解景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

「景教」並非天主教的正宗，而是一個名為「聶斯托里」的支派。公元5世紀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聶斯托里創立。由於其理論在公元431年厄弗所公會議上被斥為異端，聶斯托里被罷免了主教職務並被放逐，支持聶斯托里的教徒也遭到迫害，輾轉逃往波斯。在波斯，聶斯托里派得到波斯國王的保護和支持。公元498年聶斯托里派宣布與羅馬教會斷絕一切關係，在波斯建立了獨立的「迦爾底教會」，並向東方傳教。自公元6世紀起，聶斯托里派在東方的傳教活動持續發展，7世紀時聶斯托里派的傳教活動已遍及中亞，並進一步向東擴展，唐朝初年傳入中國長安，成為天主教入華的先驅。

聶斯托里派傳到中國後被稱之為「景教」。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除此而外，景教碑上屢有「景」字出現。教會在當時也被稱為「景門」，教堂則稱之為「景寺」，教主稱為「景尊」，教規稱做「景法」，景教的作用則稱之為「景力」、「景福」、「景命」等，而景教的教徒則統稱「景眾」，教士統稱「景士」，僧侶名字中也常有「景」字，如「景淨」、「景福」、「景通」等。聶斯托里派為何被稱為景教，有兩種說法：一是從字義上看，認為「景」是光明廣大的意思，故名「景教」；二是從音譯來看，認為「景通」是「基督」在唐代的音譯，故「景教」就是「天主教」。

貞觀九年（635），大秦國大德（主教）阿羅本攜帶經捲來到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前往西郊迎接，將其請入宮內，向其討教景教教理，並准其在宮中翻譯景教經典。貞觀十二年（638）詔准在長安義寧坊街東之北為阿羅本建波斯寺一所，度僧21人。儀鳳二年（677）唐高宗應波斯王卑路斯之請在醴泉坊街南之東又建波斯寺一所。這兩所波斯寺都在長安城西部，距當時的商業中心「西市」不遠。景教在華的傳教活動，經濟因素當有重要的先導作用。唐代西域各地胡人在城西者甚多，胡商亦多居於西市，故長安景教徒中當有許多人是西域商人及其後裔。

景教自博得太宗好感，得以在京城建立教堂後，又相繼得到數位皇帝的優待。高宗偏愛景教超過太宗，他命令在各州建立景教寺，並奉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武則天聖歷年間（698～700）及玄宗先天（712～713）末年景教因受佛教僧眾和士人的反對，一度處境艱難，但不久重又得到皇帝恩寵。玄宗曾命其兄弟寧國王等五王親臨教堂，參與景教禮儀，後又命大將軍高力士將太宗、睿宗、高宗、中宗和李隆基本人五位皇帝的寫真畫像，送至教堂懸掛，以示寵幸。天寶三載（744），玄宗下詔，命景教僧羅含、普論、佶和等18人於興慶宮修功德（做禮拜），並親自為教堂書寫匾額。天寶四載（745）敕改「波斯寺」為「大秦寺」。安史之亂時，一些景教堂被毀，肅宗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教堂，並封景教僧伊斯為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賜紫袈裟。代宗時，每年聖誕日都要送異香給教堂，備御膳給教士。德宗時對景教的優待也不亞於前朝，在即位第二年即建中二年（781），景教僧景淨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為永久紀念。

從景教碑中可看出，從阿羅本來華、朝廷允許公開傳教到景教碑樹立，景教已有140多年的傳播歷史，曾經「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盛極一時。太宗、高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六朝皇帝，都對景教優禮有加，賜地、建寺、封號、題匾等等。德宗之後，景教又經歷了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幾代皇帝，在陝西的教務發展均很順利。

會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滅佛。此次行動雖是由佛教而起，但也殃及景教。外籍教士被驅逐出境，景寺被毀，《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當在此時被埋。經此劫難，景教此後一蹶不振，除在南方港口城市還有一些景教徒及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尚存有景教活動外，包括陝西在內的中國內地不見有景教活動的跡象，官方典籍中也不再有關於景教的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一阿拉伯天主教（聶斯托里派）教徒被派到中國考察教務，但發現教堂毀壞，教徒全無，找遍全國，竟無一人可以授教。故可判定，天主教傳華的第一階段歷史由此告終。金章宗承安年間（1196～1200），有人至周至大秦寺，只見到了已經荒廢多年的大秦寺的遺址。

二、元代陝西的也里可溫教

景教在唐末以後絕跡於內地，但在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依然流行。隨著蒙古人入主中原及蒙古帝國的建立，景教重新回到了內地，陝西天主教歷史進入第二個時期。

蒙古在征服歐亞大陸的過程中， 將大量西亞和東歐的天主徒帶到中國內地，使景教在內地得到復興，並且逐漸形成了一個有勢力的宗教。元代人將天主徒和教士統稱為「也里可溫」，此為蒙古語的譯音，意為「福分人」、「有緣的人」，它既指景教徒，也指後來的天主教徒。在景教復興的同時，羅馬天主教的勢力也開始進入中國。最初的教會人士是作為西方的政治使節來到中國的，1245年教宗英諾森四世派遣方濟各會修士出使蒙古，希望與蒙古人通好以聯合蒙古一同對付伊斯蘭國家，同時還希望能夠拓展多明我和方濟各會的傳教事工。

元代也里可溫教曾在陝西廣泛存在，從陝西今存的諸多元代碑刻及《馬可波羅遊記》的有關記載中可以得到證實。也里可溫教傳入陝西的具體年代難於考知，大約與蒙古人進入關中同時，至遲不應晚於元太宗窩闊台十年（1238），該年蒙古官吏在鳳翔長春觀所立碑石中，已提到「也里喬」（也里可溫的異譯）的名稱。提到也里可溫名稱的元代碑石，在陝西見於記載的有14通，其分布地點為鳳翔、周至、長安、韓城、合陽等地，年代自元太宗窩闊台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三年（1238～1363）。

馬可·波羅在中國遊歷時，對沿途所經過的陝西東部、京兆府（今西安市）和漢中一帶的宗教狀況也有記載。據馬可·波羅記述，當時陝西的居民主要信奉佛教，陝西的也里可溫教教徒僅限於部分少數民族，而且其信奉的是當時在中亞一帶十分活躍的聶斯托里教派。另外，當時在陝西的也里可溫教徒，大多借元朝官府對宗教場所的商業免稅特權，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元時西方另一位大旅行家、羅馬天主教士鄂多立克在其歸國途中，曾行經陝西（約1330年前後），據他所記，當時已有羅馬天主教傳教士進入陝西進行傳教活動。

元朝滅亡後，隨著蒙古人退出中原，也里可溫教在陝西和中原其他廣大地區的傳播再次中斷，天主教在陝西的傳教也隨之中斷。

三、明至清前期

明朝由於陸上交通的阻隔以及為防倭寇在沿海地區的騷擾而長期實行海禁，基本上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與外來文化少有交流，但這依然阻擋不住西方宗教文化的再次進入。14～16世紀，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和歐洲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西方各國掀起了海外殖民和傳教的新高潮，促使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新契機的迅速形成，在中國中斷了200年之久的天主教在這一新的背景下再次傳入，並深入到內陸的陝西。

新航路開闢後，海上交通成為東西方交往的主要途徑。從此，西方人到中國來，多走東南的海道。澳門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的據點。明萬曆三年（1575），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發布教皇通諭，將澳門設為主教區，其轄區包括中國、朝鮮、日本及附屬各島，隸屬於果阿總主教區。這是新一輪對華傳教的開始。數年之後，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們來華傳教，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個時期開始一直到清朝初期，先後有十幾位西方傳教士來到陝西，其中包括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尼閣、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等。這些傳教士在陝西進行了長期的傳教活動，使陝西成為天主教在中國內地的一個重要傳教基地。

萬曆四十八年（1620），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到西北地區考察開展傳教活動的可能性，艾儒略在陝西居住期間，曾教當地人栽種葡萄，以便能釀造出做彌撒時所必需的葡萄酒。

天主教在陝西的再次傳播是由陝西涇陽人王徵開始的。王徵從萬曆二十三年（1595）起，曾多次入京赴考，於天啟二年（1622）中了進士。這20多年中，由於多次進京，王徵結識了當時在京城的一些西方傳教士，如龐迪我等人。在他們的影響和吸引下，王徵於萬曆四十三年冬或四十四年春（1615～1616）受洗入了天主教，成為明末陝西的第一位天主教徒，取聖名斐理伯。天啟五年（1625），王徵因繼母去世，在家中守喪，他利用這段時間呈請北京的傳教總會派遣教士來陝西傳教。四月，金尼閣應邀來陝。金尼閣來到王徵家鄉涇陽，為其家人施洗，並在其家中設堂傳教。自此，天主教以涇陽為據點開始在陝西傳播。

金尼閣居住陝西期間，在王徵的協助與合作下，完成了《西儒耳目資》一書。與此同時，金尼閣還創辦了一所印書鋪，主要印漢文書籍，其中包括《況義》《推歷年瞻禮法》等書，拉丁文書籍亦有數種。在這個時期，適逢《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陝西出土，金尼閣便成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傳教士。他對此碑進行了研究，考證了李之藻、徐光啟有關該碑的注述，並將碑文譯成拉丁文轉經山西的傳教士羅雅谷寄回羅馬，這是《大秦景教碑流行中國》的第一個西方文字譯本。與此同時，金尼閣還積極開展傳教活動，購地籌建教堂。大約在天啟七年（1627）夏，金尼閣離開陝西赴杭州傳教。

天啟七年（1627）秋天，耶穌會士湯若望來到西安接任金尼閣。湯若望是德國人，也是靈采研究院的院士，於1618年隨金尼閣一同前來中國，1622年進入中國內地。此後在華數十年以介紹西方天文學和修歷著稱於世，成為利瑪竇之後最著名的西方傳教士。王徵與湯若望早在北京就已相識，此時更是全力相助，以推動陝西傳教的發展。湯若望來陝的第二年即崇禎元年（1628），王徵為父服喪由揚州返回家鄉，與他同行的有葡萄牙籍耶穌會士曾德昭，因當時傳教士在陝西還沒有固定的居住和傳教場所，為使兩位傳教士能夠常駐陝西，王徵先以銀300兩為兩位教士在西安購買了住所，繼而又捐銀50兩協助湯若望修建起一所小教堂，稍後湯若望又募集資金（建堂費用差不多都是從當地官吏那裡募捐得來），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即西安城北門裡糖坊街天主堂的前身。新教堂的屋頂上豎立著一鍍金的十字架，堂內正中設有基督聖像，下面是祭壇。新堂建成後，方圓百里的群眾都慕名前來參觀這座教堂及其內部的種種陳設，便利了湯若望的傳教工作。天主教在陝西因此有了一個穩固的立足點。王徵取天主教「十誡」之首「欽崇一天主在萬物之上」之意，將這所教堂命名為「崇一堂」，還為教堂撰寫了一副對聯：「自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以來，兩間無兩主宰；從有帝有王有聖有賢而後，一總是一欽崇。」 在開堂當日，就有50人受洗入教。王徵在為父守喪的幾年間，經常去西安崇一堂同湯若望晤談，並將所談到的天主教事跡撰輯為《崇一堂日記隨筆》。崇禎十一年（1638），王徵在家鄉涇陽魯橋鎮（今屬三原）也修建了一所「崇一堂」。崇禎三年（1630）秋，在禮部尚書徐光啟的推薦下，湯若望被朝廷徵召入京參與編撰《崇禎曆書》。崇禎皇帝對湯若望亦寵幸有加，天主教的地位隨之提高，傳教活動擁有了很多便利。與湯若望同在陝西的還有一位耶穌會士曾德昭，崇禎二年（1629）離開西安。在陝期間，他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進行了進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在湯若望離開陝西後，相繼來陝的耶穌會士有傅泛際、方德望和杜奧定。崇禎三年至七年（1630～1634），傅泛際在陝西西安建造教堂和教士住院，後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在中國傳教區南北分治後負責管理包括北京、山西、山東、陝西、河南、四川等地在內的華北教區。杜奧定，崇禎四年（1631）來華，崇禎十年至十二年（1637～1639）在山西、陝西15個城市傳教。崇禎十一年（1638）杜奧定在西安府以自己來華時在海上的經歷著成一文，由王徵和方德望於崇禎十年（1637）譯成漢文，篇名為《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跡》，這是一篇關於17世紀東西方海上交通的珍貴文獻。

方德望是明清之際在陝西時間最長的一位西方傳教士，自崇禎八年（1635）來到陝西，到清順治十六年（1659）在漢中去世，長達24年。他於崇禎三年（1630）奉耶穌會總部之命到中國傳教。先在澳門學習了一年漢語，隨後到北京、山西等地傳教。在太原傳教時結識了一位祖籍陝西漢中城固縣的韓姓縣令。韓縣令在與方德望交往過程中接受了天主教，受洗入教，並邀請方德望到陝西傳教。崇禎八年（1635），方德望應邀到陝南傳教，主要活動在漢中、城固、洋縣一帶，並在城固縣董家營鄉小寨村建立起天主教堂。

明末清初，天下大亂，兵燹頻仍，民不聊生，天主教在陝西的教務進入一個特別的時期。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闖王李自成攻克西安，這時在西安的耶穌會士有郭納爵和梅高。與此同時，在陝西的傳教士還有一位李方西。李方西是義大利人，崇禎十三年（1640）來陝西傳教。順治六年至順治十四年（1649～1657）又到山東及淮安等地傳教。順治十四年（1657）到澳門任會計員，順治十六年（1659）又回到陝西。這時陝西省有教徒1.2萬人，康熙二年（1663）增至兩萬人，西安府有教堂2所，各屬縣有教堂8所，各村鎮有教堂50所，另有住院13處。

當時，在陝傳播天主教的還有來自法國人的耶穌會士穆格我。順治十四年（1657），他來到中國，被派至陝西，管理漢中、城固等地教務。後應翰林院監修、川東道台許纘曾之邀赴四川傳教，同時還兼管漢中、城固、小寨等數處。稍晚一些還有法國人李明，他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被派至陝西，接管以前方德望的舊管區。再晚一點則有義大利人利國安，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來華，同年被派至陝西傳教。除此而外，曾在陝西傳教的還有西班牙人洪度亮、義大利人張安當、葡萄牙人何大經、中國人何天章及法國人卜納爵等。

經過金尼閣、湯若望、曾德昭、杜奧定、方德望、南懷仁等十幾位耶穌會士在陝西的傳教，到康熙三年（1664），陝西西安府已有天主教徒2 萬人，教堂10所；漢中府教徒達4萬人，教堂6所，會口15處。當時全國11個主要傳教區域（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江南）天主教徒總數約15萬餘人，陝西占近40％，超過所有的省份。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羅馬教廷劃分中國傳教區時，陝西（包括甘肅、青海）成為宗座代牧區。可見，當時的陝西已成為天主教也是耶穌會在中國的一個重要基地。

進入18世紀以後，關於中國教徒祭祖敬孔而引發的所謂「禮儀之爭」，使羅馬教廷與清政府的矛盾衝突不斷升級。原本對中國禮儀持寬容態度、較得人心的耶穌會士們此時處於兩難境地。各地耶穌會士紛紛返回北京，羅馬教廷派方濟各會教士來陝西接管教務。康熙四十年（1701）以後，天主教在陝西的傳教逐漸轉移到方濟各會士手中。

康熙三十五年（1696），羅馬教廷將中國劃為12個教區（3個主教區和9個代牧區），陝西成為教區之一。同年義大利籍方濟各會士葉宗賢受任為陝西教區第一任代牧主教。其時，陝西有天主教徒24 000餘人，但因為以前這裡是耶穌會的勢力範圍，耶穌會士在離陝之前，已將教產自行處理，因此，方濟各會士初來之時，在西安並無立足之地，只好先在三原縣建了一座教堂，作為立腳點。此時三原縣有教徒150多人，而三原縣城西北涇陽縣的魯橋鎮有更多的教徒，因此，葉宗賢又在魯橋鎮建立了教堂。葉在陝西的時間不長，葉上任後，將全教區劃為四個總鐸區，即關中、陝南、蘭州、山西。康熙四十三年（1704），葉因病去世，葬於魯橋鎮。

陝西教區的第二位代牧主教是義大利籍方濟各會士梅書升。梅書升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任。由於神職人員缺乏，山西教徒要求在陝西的傳教士兼管山西的傳教，秦晉兩省的教務合二而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陝西代牧區與山西代牧區合併為陝晉代牧區，梅書升成為陝晉代牧主教。

此時陝西教區除山西外還兼管甘肅和湖廣（包括今湖南、湖北）諸省的教務，而魯橋鎮地處鄉間，交通諸多不便，因此，梅書升上任不久，就派義大利籍傳教士馬戴第主持西安教務，購買了西安土地廟十字的一塊地皮修堂築院，作為陝西教區的總堂，這即是後來的西安南堂。

雍正元年（1723）福建總督滿保奏請禁絕天主教，第二年雍正下令在全國禁教。各地的教士紛紛被解往廣東，陝晉代牧梅書升也在這一年被解送廣東。不久，梅書升又潛回西安，雍正五年（1727）逝於西安南堂。

梅書升去世後，義大利人方啟升接任陝晉第三任代牧主教。方啟升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來華傳教。為避開清廷的控制，陝西的方濟各會士們將傳教活動重心轉移到陝西東部廣大農村，以渭南、商州一帶為中心進行秘密傳教活動。乾隆五年（1740），方啟升因年老力衰，遂請羅馬教廷另行委派李愛哲為第四任主教，在西安坐堂行祝聖禮，同時還祝聖了一位叫焦多默的華人神父，是為關中第一位華籍司鐸。乾隆六年（1741），方啟升去世，葬於陝西渭南葛家溝。在任主教前，方啟升曾因雍正初年的禁教而逃到商州龍山河樓山避難數月，清廷的這次大規模禁教，對陝西天主教打擊甚大，方濟各會的教士幾乎都遭拘捕，或死於獄中，或被驅逐出境。陝西只余少數幾個中國神父，教徒人數也大為減少。

道光年間（1821～1850），又有若干方濟各會士潛入陝西秘密傳教。據陝西高陵縣現存主教司鐸墓碑顯示，其中有以下數人：彭伯納，他於道光三年（1823）被主教蘇若亞敬任命為副主教，道光八年（1828）死於漢中王家灣。馮尚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陝晉教區分治後陝西第一任主教，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晉入陝主持教務；第二任主教高一志，道光十四年（1834）入華，道光二十九年（1849）接任陝西主教。

總之，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對天主教多有禁止，但陝西方濟各會士一直秘密傳教。從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湖廣教區、道光二十四年（1844）山西教區先後從陝西教區分出，這100多年間，陝西教區所轄地區約有十省之多，並且始終有代牧主教來主持教務，基本上沒有間斷過（詳見下表）。道光二十四年（1844）陝晉教區分治時，陝西境內仍有教徒大約13 000人，陝西已成為方濟各會在全國傳教的大本營。

天主教陝西（晉）代（1696～1844）牧區主教列表

表4-1

註：1716～1760年間為陝晉代牧區，主教為陝晉代牧主教；1761～1838年為山陝湖廣代牧區，主教稱山陝湖廣代牧主教。

四、鴉片戰爭至1912年

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國門，從此西方列強紛紛湧進中國，靠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了在經濟上掠奪，在政治上欺壓，在外交上脅迫中國之外，在文化特別是宗教領域，西方各國也依靠其強大的軍事、經濟背景，強行逼迫清政府為天主教的進入敞開綠燈，於是，許多不平等條約中都有了保護傳教、建立教堂等方面的條款，清政府不得不解除已經實行了百餘年的禁教政策，為天主教的傳播打開了合法的大門，從此，天主教進入中國便暢通無阻，陝西作為中國內陸的一個省份，在這一歷史時期天主教也得到了迅猛發展。

19世紀中葉之前，在中國的傳教會主要有五個，即多明我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方濟各會、遣使會和1814年在歐洲恢復、1842年又重返中國的耶穌會。19世紀中期以後，隨著中國對天主教傳教的解禁，越來越多的傳教修會開始進入中國，大大小小有幾十個之多。它們從沿海到內地，到處建立教堂、修道院，興辦學校、醫院、孤兒院等。為適應中國天主教的迅速發展，羅馬教廷不斷調整中國教區的設置。道光二十六年（1846），天主教在中國劃分了10個教區，其中3個主教區：澳門、北京和南京，7個宗座代牧區：陝西、山西、山東、湖廣、江西、雲南和香港。光緒五年（1879）又將中國劃分為五大傳教區，這五大傳教區所轄範圍如下：第一傳教區為直隸、遼東、內蒙古；第二傳教區為山東、陝西、河南、甘肅；第三傳教區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傳教區為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第五傳教區為廣東、廣西、香港、福建。這樣劃分的目的是準備將來條件成熟時在此基礎上建立正式的聖統制的教省。

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羅馬教廷為了傳教的需要，曾將陝西設為獨立的代牧區，但由於禮儀之爭導致的清政府與羅馬教廷之間的衝突使傳教活動受阻，神職人員嚴重缺乏，因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將陝西代牧區與山西代牧區合併為陝晉代牧區。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大門，使天主教有了大規模發展的可能性，於是，為了適應發展的需要，羅馬教廷又重新調整了在中國的教區。道光二十四年（1844）山西、陝西教區正式分立，成為兩個獨立的代牧區。當時在山西傳教的陝晉代牧義大利人馮尚仁被任命為陝西教區代牧主教併兼管甘肅教務。其時，陝西教區約有教徒15 000餘人（包括轄下的甘肅教徒2 000人）。

道光二十五年（1845）馮尚仁秘密從山西來到陝西。由於在百年禁教時期，陝西天主教的傳教中心由西安轉移到關中東部渭南一帶，馮尚仁感到對天主教的進一步發展大為不便，在高陵縣郭路家村教徒的勸說下，馮尚仁決定將總堂建在關中中部距西安100多里的高陵縣郭路家村附近的通遠坊。通遠坊原名南劉家，是一片荒蕪之地，後來外國傳教士將其改稱為「通遠坊」。「通遠」一詞有兩個含義，一是指通往天主教所說的天堂，一是指通往遠方的羅馬教廷。馮尚仁之所以選中這塊地方，是因為這裡不通大路，可避人耳目，離縣城和西安又不太遠，有利於以後的發展。另外，據說郭路家教徒多精通武藝，這樣在傳教中如遇麻煩，還可得到保護。後來教會為感謝郭路家教徒的保駕之功，每星期都要派神父去郭路家教會舉行彌撒，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了下來。馮尚仁在通遠坊建造了一座主教府，還創辦了一所神學院，以培養本地神職人員。1848年馮逝世，葬於通遠坊教堂內。

馮尚仁去世後，高一志接任主教。高一志為義大利人，道光十四年（1834）來華，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排擠其他各國傳教士，高一志不是葡萄牙人，又未取得葡萄牙政府批准，故到澳門後被葡萄牙人扣留軟禁。高一志入中國內地心切，即與兩位經商的傳教士密謀，暗中逃走，潛入中國內地。先在山西傳教，道光十五年（1835）來到陝西。道光二十九年（1849）高一志遂為陝西教區第二任主教，在位35年。他在任期內擴建通遠坊，擴充了主教府和神學院，修建了通遠坊大教堂，使通遠坊成為天主教在陝西一度還是整個西北的傳教基地。

鴉片戰爭前，由於清政府百餘年的禁教政策，使得外籍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極為困難，陝西境內僅有數人。鴉片戰爭後不久，地方官府對天主教的控制仍然比較嚴密，新來的傳教士難以進入內地，已在內地的也都藏匿於民間，秘密地進行傳教活動。這種狀況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發生了變化。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西方列強又與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中法北京條約》中規定，允許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教堂，這成為天主教在內地的秘密地下活動轉為公開活動的依據。此後，外國傳教士大批湧入陝西，陝西天主教勢力急劇膨脹。《中法北京條約》還具體規定，清政府應將以前禁教時期沒收、充公的天主教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賠償交還給駐在北京的法國公使，再由其轉交給該處奉教之人。於是，各地的傳教士便紛紛要求「歸還教堂」。但是，由於年深日久，許多教堂早已不存在或已改作他用，清政府便打算另外撥給官地以事補償，而傳教士們卻不肯罷休，他們要挾清政府，堅持索還原址。更有甚者以「還堂」為藉口，憑空勒索。有些歷史上根本不是教堂的處所，只要傳教士有意侵占，也都被指認為教堂舊址而公開索要。而此時清政府正欲借外國兵力協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對此只得遷就，不管以前是否有教堂，也不管現在是否有人居住，都強令地方「歸還」了事。

陝西教區主教高一志也在《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要求陝西巡撫歸還西安南堂。當時西安南堂已被當地官員賣與三戶居民，輾轉相承，歷經數代，時屬已故翰林院編修張大楠子孫所有。陝西巡撫劉蓉擬以城南三里的回寺一所另加渭河邊房屋五間抵償給天主教會。張宅占地七畝多，回寺占地十一畝多，大於張宅，就面積來講，足以補償，但高一志堅持「非省內張宅不可」，此事僵持數年最後在法國公使的一再施壓下，清政府出面脅迫，陝西最終把張宅作為天主堂舊址交給了教會手中。

光緒四年（1878），陝西發生大旱，災情嚴重，大量饑民流離失所，主教高一志將飢餓災民召集起來，組織他們修建通遠坊大城牆。傳教士也利用救災之際，大力發展教徒。道光二十五年（1845）馮尚仁任主教時，陝西約有教徒13 000人，光緒四年（1878）時達到25 000人，增加幾乎一倍。

由於教徒激增，光緒四年（1878）甘肅從陝西教區分出，另成立了甘肅教區。光緒十三年（1887）陝西教區又以秦嶺為界劃分為陝西北部代牧區和陝西南部代牧區，陝西北部代牧區包括關中和陝北兩個地區，其中有西安府、同州府、鳳翔府、延安府、榆林府和乾州、綏德州與商州的北部，陝西南部代牧區包括漢中府、興安府和商州的南部。

光緒十年（1884）3月，高一志病逝於通遠坊，由林奇愛接任陝西教區第三任主教（1885～1901）。林奇愛是義大利人，同治三年（1864）來華，翌年到陝西，在任期內，林奇愛繼續通遠坊的建設，不斷擴大通遠坊的規模和影響，擴充了通遠坊大教堂，新建了通遠坊主教府三層大樓，修築了通遠坊北城。光緒十六年（1890）林奇愛從歐洲招來一批方濟各聖母傳教會的修女，她們身著白衣，因此當地信徒稱她們為白衣修女。林奇愛為她們在通遠坊建造了一座修女樓，辦起了慈善事業保赤會、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和醫院，此時的通遠坊，四周築有高大的城牆，城內教堂高聳，樓房林立，有一座三層高的主教大樓，一座小教堂的神學院，一座修女樓，一所專供學習經典要理的「保祿學校」，一所醫院以及保赤會、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等各種福利機構。通遠坊已經發展成為當時西北地區聞名的天主教中心。與此同時，天主教以通遠坊為傳教基地，迅速擴大自己的影響，開始把勢力擴展到省城西安。光緒九年（1883）林奇愛在索要回來的西安土地廟十字重建了一座堅固的大教堂。

道光二十二年至光緒二十六年間（1842～1900）進入或重新進入中國的男女修會有40個之多，此時進入陝西境內的修會除方濟各會外也增加了義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和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修會（後改名為宗座外方傳教會），後者的主要活動區域在陝西南部。隨著傳教人員的增加，天主教傳播的區域也不斷擴大。鴉片戰爭前，天主教流傳的區域大致是在關中的高陵、涇陽、三原、禮泉、興平、眉縣、扶風、岐山、鳳翔、周至、渭南、同州、富平、藍田等部分地區及陝南的南鄭、洋縣、商州、城固等地，其餘地區沒有天主教的傳播。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天主教在關中的傳播範圍進一步擴大到戶縣、臨潼、寶雞、隴縣、武功、白水、蒲城、華縣等地，陝南也由原先的4個縣擴大到包括略陽、寧強、勉縣、安康、石泉、平利、丹鳳在內的11個縣，陝北地區的靖邊、定邊、綏德、懷遠、佳縣等地也有天主教傳入。

光緒十三年（1887）為教務發展的需要，羅馬教廷在陝南設立了以漢中為中心的陝西南部監牧區，管理陝南漢中府（今漢中市）和興安府（今安康市）的天主教事務，接受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修會和米蘭外方傳教會管理。漢中教區的設立標誌著天主教在陝南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正式委任主教之前，陝西南部監牧區的教務由義大利神父瑞良負責管理。光緒十五年（1889）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修會的安廷相神父被任命為陝西南部監牧區第二任監牧主教（1889～1895），擇距城固縣20餘里的古路垻山岡為基址，修建了主教公署、大教堂、育嬰堂及培養本籍傳教士的拉丁修院等。光緒二十一年（1895）陝西南部監牧區被升為代牧區，羅馬教廷任命拔士林神父為代牧主教（1895～1918）。

在西方列強用槍炮為天主教打開傳教的自由天地後，隨著處境和地位的改變，傳教士們的行為也開始偏離了正常的軌道。天主教會在地方上常常欺壓百姓，霸占田產，包攬詞訟，干涉當地內政，製造了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激起當地民眾的強烈不滿。陝西多次發生民教衝突，義和團時期陝西還發生了幾起較大的教案，如燕子砭教案、三邊教案、平利洛河教案等。

光緒二十六年（1900）9月，因北京被八國聯軍攻占，西太后那拉氏逃到陝西，命陝西巡撫出兵鎮壓了陝西關中地區渭南的義和團，處死了領導人田貴斌等八人，並下諭保教：「現在陝西大兵雲集，高陵、漢中及各處教堂，所有教士信徒人等，該地方官務須格外認真保護，相安無事。倘有不法兵丁，於教堂處所，滋生事端，定將該兵丁即行正法，並將該管帶及地方文武，一起從嚴懲辦，決不寬貸。」總體上看，義和團運動中，由於陝西地方官府的極力保護，特別是幾起教案平息後，教會獲得了大量的賠款、土地以及清政府的賞賜，權勢日盛。天主教會藉此機會加速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

總之，鴉片戰爭之後直至清朝滅亡，這60餘年是陝西天主教勢力迅猛發展的時期。不平等條約中的「傳教條款」、西方列強的「干涉還堂」、光緒四年（1878）陝西的大旱等等，都為陝西天主教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天主教會利用每一個有利的時機，擴堂建房，發展教徒，勢力迅速增長。

五、民國時期

進入民國後，戰亂災荒一直不斷，百姓生活極度困難。此時陝西天主教會充分利用了賑災救濟之機，為民眾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幫助，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民眾入教，使天主教得以繼續保持發展的勢頭。如在周至縣，民國初年教士進行賑濟，信徒發展很快，全縣各地都有了天主教的蹤跡；在陝北的延長和洛川，天主教傳入初始，信奉的人很少，後因災荒嚴重，難民無法度日，而傳教士發糧放款，遂使信奉者日漸增多；在華陰縣，清末天主教傳入時，在平民村設立天主教堂，最初僅有兩三個人入教，後來華陰地區流行霍亂，傳教士以發放西藥片勸人入教，在遇到災荒時傳教士又施捨糧食，凡參加禮拜者發給一升糧食，一時入教者劇增。平民村幾乎家家入教，曾有「天主教村」之稱。

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主教已經傳入陝西絕大多數縣份，信徒數量不斷增加，在天主教徒人數最多的周至縣，宣統三年（1911）時全縣天主教信徒占到了居民總數的1/5，不少地方信仰天主教的人數超過了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數。如民國《續修陝西通志稿》記載：「咸寧縣有釋教以城東臥龍寺為第一，有道教以東關八仙庵為闡教場，有天方教回民亦立清真寺焉，然皆衰弱，崇奉者較寡，較諸天主耶穌殆不可同年而語矣。」另外，據武功縣民國二十年（1931）、民國二十四年（1935）宗教人口調查表和民國二十六年（1937）商縣戶口統計表顯示，武功縣和商縣的天主教信徒的人數都遠遠超過佛教及道教信徒的人數。此時，天主教已經成為陝西民間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隨著傳教區域的不斷擴大，陝西的教會組織體系也在不斷擴大。為適應不斷發展的形勢，更有效地管理教務，宣統三年（1911）羅馬教廷將陝西北部代牧區劃分為陝西中部和陝西北部兩個代牧區，分別管理關中和陝北兩地教務，關中、陝南、陝北三大教區由此確立。1924年羅馬教廷將陝西中部代牧區更名為西安代牧區，陝西南部代牧區更名為漢中代牧區，陝西北部代牧區更名為延安代牧區。

陝北地區在宣統三年（1911）成為獨立的教區之前，一直是和關中地區並在一起由義大利方濟各會負責傳教，由於教區地域廣闊，而修會人力有限，因而其傳教的重心一直是放在關中地區。針對這種情況，羅馬教廷將宜君、宜川以北的陝西北部地區劃為獨立的教區，另行委派西班牙方濟各會由其負責。十餘年以後，天主教已經傳播到了陝北地區的大部分縣份。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陝西天主教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高潮時期，各地大小教堂相繼建立，天主教徒也迅速增加。如西安城中五座教堂有三座是民國十八年（1929）建立的；鳳翔縣在民國九年（1920）以後約10年間建立了10處教堂，隴縣在民國十四年（1925）以前全縣僅縣城有一所教堂，而民國十四年（1925）以後，數年之間便在赤沙、縣功等地建立起了8所教堂；民國十九年（1930）兩位華籍神父來到洋縣傳教，一年之內便發展教徒600多人。

民國十七年（1928）羅馬教廷先從漢中代牧區分出一個興安監牧區，交給方濟各住院會管理，民國二十年（1931）又從西安代牧區中分出三原監牧區和同州自立區，民國二十一年（1932）再從西安代牧區中分出了周至監牧區與鳳翔監牧區。此時陝西境內已有西安代牧區、漢中代牧區、延安代牧區、興安監牧區、三原監牧區、周至監牧區、鳳翔監牧區及同州自立區等11個教區。新教區的建立，使陝西的天主教組織更為系統更為完善。

陝西天主教教區劃分演變圖：

隨著教務活動的不斷發展，遍布各地的基層教會組織機構也逐步建立起來。在有條件的地方都建立了堂區。堂區是天主教的基層教務活動中心，一般由一所教堂組成，由教區主教委派神父主管，較大的堂區在一所總堂之下還設有若干分堂。一般情況下，教區內都設有堂區，負責本縣及鄰近各縣的教務並管轄其下屬基層教堂，如城固縣城總堂曾代管洋縣、佛坪等地教堂，靖邊縣小橋畔總堂也轄有相鄰的橫山縣的一些分堂和支堂，等等。堂區一般設有本堂神父一人，主管傳教、彌撒等活動，信徒較多，教務較繁忙的堂區會增設一名副本堂，另有數量不等的並無神職的信徒協助神父傳教及管理教堂，如會長、傳教員等。堂區轄內常有多處教堂，因此常常會有一名神父同時管理幾處教堂的情況。

不斷拓展的教務需要越來越多的神職人員，雖然外國傳教士源源不斷地進入陝西，但是仍不能滿足教務發展的需求，因此，華籍神職人員的培養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天主教會培養神職人員的正規途徑就是建立大、小修院，聖經學院等教育培訓機構。在華的天主教會在有條件的地方都要建立這類機構，以系統地培養中國的神職人員。陝西境內八個教區都設有修院等機構，其中以通遠坊的大修道院為最早，由陝西代牧馮尚仁在19世紀40年代創立。光緒十五年（1889）漢中監牧安廷相在城固古路垻創立了拉丁修院，培養華籍傳教士，光緒二十二年（1896）更名為「若瑟修院」。修院設有院長和副院長，負有教導、訓育、理財、庶務等全責。修院設有小學部和初中部，除教理和拉丁文課外，還開設文化課。學生畢業後，可前往開封總修院上高中，高中畢業後，再修讀哲學神學，之後還有機會上大學或出國留學深造。如若瑟修院先後派遣李蔚藻、方四維、李耀山、李聖學、何樂仁、劉光源等大修生到羅馬傳信大學進修，保送李崇正、張明琴等大修生去河南開封總修院攻讀哲學神學。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時，若瑟修院已培養神父19人，在若瑟修院成立後漢中教區的本籍神父基本上都出自於這所修院。民國三十六年（1947）修院50周年金慶時，紅衣主教田耕莘、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後升任紅衣主教）都曾致函題詞，表示祝賀。鳳翔教區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鳳翔縣東指揮建立聖經學院，為教區各地培養神職人員。聖經學院先後培養教徒學生154人，14人成為神父。

除修院外，教區還設有很多修女會，培養修女協助神父管理教務工作。漢中教區的善導修女會於民國十一年（1922）由漢中教區第三任主教康道華創立，原名「善道會」，意為引導青年女教徒走聖善道路的小團體，民國二十一年（1933）改名為善導修女會。善導修女會招收信徒子女中有志獻身於教會事業的女青年聚居在善導會院中，過集體生活，學習神學知識和神修課程，以備將來充當修女，從事教務工作。善導修女會有一整套完備的規章制度。按修女會章程，初入會者稱「望會生」，培訓一段時間便進入「保守」階段（即預備修女），一至兩年後，始進入「初學」，再過一至兩年經考核合格後，才能「發願」（分「暫願」和「終身願」或稱「大願」）成為正式修女。發過願的修女除在修會內擔任職務外，大部分被分派到陝南各地，從事傳教、教育、醫療等事業，管理育嬰堂和小學。為了提高修女素質，後來教區還選派一些預備生到女子中學和女子高級師範學校學習，畢業後到各地小學去執教。

總體上看，民國時期陝西天主教持續發展，教區格局形成，教堂增加，信教人數大增，傳播的區域也空前擴大，可以說，現在陝西天主教的基本格局都是這個時期奠定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