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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4日至26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全世界56個國家和地區的無產階級政黨代表團參加了此次大會。
赫魯雪夫在這次大會上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全面批評和否定史達林。
這次大會相當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次地震，開啟了蘇聯崩塌之路。
關於蘇共二十大，我們後面再詳細講。
赫魯雪夫的這一舉動導致了後來的波匈事件，社會主義陣營大有瓦解之勢。
這引起了老人家的警覺，他認為修正主義開始萌芽，也讓老人家意識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實際上，波匈事件對我們也確實產生了影響，我們留到後面再講。
這一年的9月15日至27日，我們的八大在北京召開，召開這次大會是因為我們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將提前完成，因此需要確定下一個五年計劃和今後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
之前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論十大關係》其實就是老人家《矛盾論》最好的注釋，他講了十大關係的主次關係，也就是處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當時普遍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資本家都變成勞動者中的一員了，因此階級和階級鬥爭不存在了，大家都屬於人民的範疇，發生的矛盾自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為此，老人家在會上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要求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
老人家為什麼要提反對這三大主義？原因在於從1956年到1957年間發生了農民鬧退社的事件。
1953年，我們的農村合作社還是初級社，1956年已經從初級社進入高級社。
處於初級社時期，大部分農民容易接受，但是進入高級社時，個別農民就有了牴觸，原因在於我們為了完成工業化，需要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否則維持不住工業化。
這個問題請參見人民公社一篇，這裡不再贅述。
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這對土地有天然依存關係的農民來說，土地相當於他們的半條命，因此有些人接受不了。
於是在一些富農的煽動下，從1956年到1957年，個別地方出現了鬧退社的事件。
今天公知對當年成分出生大肆嘲諷，但翻看歷史就會發現，當年作惡之人，大多數都是地、富、反、右、壞，因此把他們稱為黑五類。
當地的個別幹部存在官僚主義作風，加上文化水平不高，沒有及時處理好鬧退社事件，於是產生了幹部和群眾之間的衝突。
這就是老人家為什麼要開展整風運動的原因，先要把我們自己先整頓好，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老人家明確指出，整頓三風要將整頓官僚主義作風放在首位，可見老人家認為是我們的幹部沒有做好，才出現了問題，從來沒有將矛頭向下對著人民群眾。
於是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老人家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1957年5月1日，老人家的指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既然要整風，那就開誠布公地整風，讓黨外人士看看我們的整風是有誠意的整風。
這一做法不僅是讓黨外人士相信我們，也是通過黨外人士來督促我們的幹部切實端正自己的作風。
如果我們整風成功了，那麼就可以進一步推動整個社會的整風，我們自己先把自己做好，才有資格要求別人也做好。
由於我們向黨外人士開誠布公地整風，因此廣大幹部群眾包括許多有影響的黨外人士積極響應號召，開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大量批評和建議。
多數意見比較中肯，富有建設性，但一些人趁機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
這些人提出了要求「輪流坐莊」，也就是這些人也要獲得領導地位，並且說老人家要整頓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三種主義，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造成的。
這話就不是提意見和給建議了，而是要趁機顛覆我們的政權，並且是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奪取，不費吹灰之力，這是老人家不能容忍的。
我們的政權是幾千萬英雄和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那些英雄先烈流血犧牲難道是為了這幫人嗎？顯然不是。
老人家曾經說過，「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正因為老人家從來不忘犧牲的那些英雄先烈，因此在涉及到政權問題上，老人家堅決不讓步。
我們開誠布公向黨外開門整風，但實際情況是我們一廂情願而已。
老人家原本想讓黨外人士批評監督促進整風，結果變成了這些人想趁機篡權，於是，整風運動變成反右派鬥爭。
1957年5月15日，老人家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
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老人家指出，「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公開批評整風鳴放以來的錯誤言論。
1957年7月9日，老人家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中指出三個核心問題：
一、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績和錯誤到底哪個更多。
二、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
三、要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
老人家指出了階級依然存在，由此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右派鬥爭由此展開。
這場鬥爭由黨外對我們的整風，變為我們對黨外的整風。
對於這一做法如何看待，公知們自然是痛心疾首。他們不好對反右派鬥爭的原因提出異議，便在運動的擴大化上做文章，表示反右派鬥爭冤枉了很多人。
現在我們來推理公知們，既然鬥爭都擴大化了，那麼肯定抓了不少好人，自然壞人抓得更多，既然連好人都被抓了，那麼如何解釋後來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出現的一些腐朽變質的幹部呢？我們的反右派可不光是對黨外，對黨內也是如此，那麼如何解釋呢？
顯然事情並不那麼簡單，而且公知從來不告訴你為什麼會出現擴大化的原因。
出現擴大化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當時執行層面的幹部文化水平低，當時全國文盲率高達80%，很多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更聽不懂那些反動派的言論，而現在要求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那麼把他們都視為右派就行了，這是當時幹部水平不高出現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幹部隊伍中存在一些心術不正的人，他們這些人就是後來老人家說的修正主義者，否則你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在後來的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出現的問題嚴重的幹部。這些人借著反右派的鬥爭，打擊自己的私敵，將問題擴大化嚴重化，藉此讓黨外人士增加對我們的敵意，進而將這種仇恨引到老人家身上。
你讓他們只抓反動派，他們將反動派的家人一起抓。
你要求反腐，他們連人民群眾應有的福利也扣下來，目的就是讓人民群眾仇恨我們，像這樣的人並不少見。
這些人如何能將他們視為人民範疇呢？這些人是典型的用你賦予的權利來破壞你的形象之人，而黨外一些人則鼓動我們幹部隊伍中的一些人這麼做，這些人你又該如何對待呢？
老人家曾在文件中明確批示，全國範圍內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不超過3000人，後來修改為6000人。
最終被打成右派的人多達55萬，這個問題的根源難道在老人家身上嗎？
即便如此，我們在1959年9月16日，發布《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為那些表現改好的右派分子摘掉他們頭上的帽子。
注意這一點，那時候廬山會議剛結束不久，而我們當時還在廬山會議上反右，一個月之後就開始為他們摘帽子，公知經常詆毀老人家極左，請問這又該如何解釋？
到1964年，我們先後給大約30多萬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
從整風運動來看，老人家認為階級依然存在，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如果階級真的不存在了，那麼我們反右派鬥爭又是在反什麼呢？
公知們自以為掩蓋了歷史真相，但真相背後的邏輯是掩蓋不了的，誰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人民心裡自有答案。
如果你想了解過去那個時代的真相，請關注下一篇《胡風事件：文藝戰場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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