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的戲謔與懵懂的反諷
——磊子新書《螻蟻》閱讀筆記
老侯
一
我是一直堅信「作家是童年造就的」。每逢看到一些作家大講自己童年時那些異彩紛呈的故事，少不更事的「我」的種種懵懂，尤其是講到自己的母親或者別的親人時，那種深情和依戀……我就特別羨慕，並同時為自己終究未能成為一個作家也找到了理論根據——不是我不努力啊，而是我不幸生在了一個無人講故事的原生家庭——我沒有一個能夠成為作家的童年啊。
咱也不用跟國外的大文豪比了，就拿咱自己人莫言來說吧，他老家山東高密，那就是個經常「鬧鬼」的地方，從小他就泡在鬼神的故事中暢想，隨便拿出來幾段一寫，就離奇古怪、出神入化，又攝人心魄，因此涉足文學不久，很快就跟「魔幻現實主義」的馬爾克斯接上了軌，再弄個諾貝爾文學獎回來，那還不是捎帶腳是事兒？哪兒用得著「境外敵對勢力」陰謀詭計呀！
還有寫西藏的阿來，人家生活在啥地方？想想那雪域高原的聖潔環境，再加上祖傳下來的種種神秘經驗，這哪裡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市井霧霾中的人所能參悟透的？還有王蒙老爺子，打小就是皇城根兒下的孩子，跟皇上有一種天然的親緣，集作家、官員於一身，實現完美結合，獨步文壇。普天之下，唯此一人爾。還有美女作家王安憶，壓根兒人家就是大作家茹志娟的親閨女兒，基因本來就強大，還偏偏生活在繁華的大都市上海，就更加發揚光大了。再往上一數，還有個張愛玲呢，你說你怎麼跟人家比？
眼麼前，咱們平頂山這地界又冒出來個磊子，一本《螻蟻》橫空出世，由尋常花草，螻蟻昆蟲，一直講到人生命運，時代變遷，看來滿篇淨說些「孩子氣的話」，瑣碎庸常，倒也沒什麼稀奇古怪的故事兒，其中好些個「淘氣」的情節，也都是我童年時幹過的，甚至某個難以啟齒的惡作劇，又勾起了我遙遠的回憶。看完掩卷，悵然若失，原來我也曾經有過童年啊，原來我的生活也是值得書寫的啊，原來作家就是把這些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寫得有鼻子有眼的，還耐人尋味呀。如此一來，便不由得萌生出了這樣的想法：能把回憶寫得血肉豐滿的作家，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作家。我想這也是偉大作家的共性。
二
說起來磊子，那不是外人。我與磊子同窗共讀三年，閱讀他的文字也有幾十年歷史了。這本《螻蟻》在他眾多的作品中，或許並不顯得厚重，也並未肩負什麼崇高使命，作家的「狼子野心」也未見有所彰顯。然而，卻是我尤為喜歡的一本。喜歡的重大原因，固然有「童年記事」帶給我的強烈刺激，我們反差較大的成長經歷也告訴我，即便是在身邊，還有另一片天地，另一片天地里還生活著另一種人——這是我的部隊裡的「大院童年」完全無法透析的人生況味。而這種況味，卻是溫床一樣孕育著我最為熟知的一位作家。那個活靈活現的風詭雲譎的「杜楊街」，恰恰與我還有過一面之交。
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和磊子同在一所大學讀書，情竇初開，那時的我們雖然只有十七、八歲，但因為從小所受的紅色革命教育，莫名其妙地都揣著一顆戰天鬥地、改造山河的決心，胸中涌動著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志向。我仰仗軍人子弟的餘威，頂著「毛主席好孩子」的光環，躊躇滿志，探頭探腦，總想找著鬧事的窟窿捅著玩兒，偏偏又借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跟「呼喊派」沾上了點兒邊兒，一天到晚嗷嗷喊叫著要「振興中華」，好像中國足球隊贏了紐西蘭隊就能夠進入世界盃殿堂了。至於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結夥子跑到白龜山水庫沙島去跳交際舞，更是樂此不疲，連夜返校時我們徒步走十幾公里，還不忘黑燈瞎火地吼上兩句「光榮屬於我們八十年代新一輩」。
印象中的磊子可沒有這麼囂張，他瘦瘦精精的，整天捧本書，把個大腰板子彎成了蝦米狀，時不時的就會弄出幾篇文章來，稍不留神就在當時很稀少的報刊上發表了，有一次他還發表了一組詩歌，這就在同學中間十分搶眼。說起來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可是真提起筆來能寫成文章的，可謂鳳毛麟角。即便是同科的師兄師姐，對這樣的小兄弟也是另眼相看、艷羨不已。
然而這樣的嶄露頭角也沒能使磊子趾高氣揚起來，偶爾有位美女同學拿著路遙的《人生》同他探討兩個人結合的可能性，他也沒有像我似的，表現出興高采烈的樣子。那個「杜楊街」就像是一個秤砣，始終壓在他尋求文學創作的天平上。如今看來，或許可以歸為是文學的宿命吧。而那個時候，還在我們孩子般地渴望外面的世界時，磊子的內心始終是沉重的內斂的。一直到我們畢業前夕的那個夏天，我們一起騎上自行車，沿著沙河大堤一路奔向了杜楊街。這一路上的你追我趕，奔波勞苦，灰塵撲面，並沒有帶給我太多的驚喜。而磊子的笑容，卻始終像沙河水面泛起的漣漪，此起彼伏，綿綿不絕。那個時候。我們其實還不懂文學，卻一頭扎進了文學創作的源泉——當然這是磊子的。那次杜楊街的記憶，於我是颯颯起伏的青紗帳，是農家院落里的挑燈夜飯，是一種勁道得能扯掉門牙的烙饃，是烙饃中卷著的香軟的雞蛋、豆腐、韭菜，還有農家酒席上的吆喝和嬉鬧……幾十年後，在磊子為兒子舉辦的那場婚禮宴上，有一位中年大叔居然一眼就認出了我，說我是那年跟磊子一塊兒回老家的同學，而他則是當年上樹給我們摘梨的娃娃。
忽然間就被幾十年未見的人當場認出來了，我頓感萬分羞愧——人家是當親人歡迎的我呢，可我這幾十年過去，竟再沒有去過杜楊街。
三
那麼杜楊街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讓磊子如此在茲念茲、魂牽夢縈呢？套用文學上的邏輯，我可以說，杜楊街就是賈平凹的商州，就是陳忠實的原上，就是莫言的紅高粱，就是老舍的四合院兒，然而這麼推論下去，又顯得粗糙和乏味，這也如同故鄉的美味小吃，各有各的味道，都是舌尖上的滋味，誰也不能替代誰，只有經過自己反覆咀嚼後，才能享受到那種營養和美感，而別人嚼得再起勁兒，只是一種樂子。然而，我又不能不進行比較，比較的目的，就是探求那個最終的結果——由杜楊街萌生的回憶，將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怎樣的一種味道，而這個喚作磊子的作家，又是如何將自己的文字與他們並列而毫不遜色的。因為我相信，只有從心靈里流淌出來的美妙絕倫的文字，才可以傳世，才是值得讀者一代一代回味的。
那麼就讓我列舉一下磊子是如何記述「杜楊街」的。首先是「我的出生」。那一年，中國人能吃飽飯了，開始向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同志學習了，中蘇兩個國家打起了嘴仗，都說自己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美國籃球巨星麥可喬丹出生，蘇聯女太空人飛上太空，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一個夢想》，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身亡……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風雲之下，中國河南省葉縣杜楊街誕生了一位偉大的本土作家。但當時的杜家，尚不知生在這個年月的孩子日後能有多大出息，只當是多了一張吃飯的嘴，沒有人為這個一身毳毛的孩子歡呼雀躍，更沒有人能預見到這個孩子後來將用筆記下這個時刻，儘管這裡有個極其神聖的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可孩子得到的回答卻是：你是糞堆里扒出來的，你是紅薯秧下揀的，你就是一坨泥，你是女媧娘娘製造的，你出生那天「牛上槽，豬迴圈，連狗都沒叫一聲。」就是這麼平常，跟億萬個鄉村小孩的誕生並沒有區別。於是，當磊子用寨牆上看到的蚱蜢、螻蛄之類的小蟲子做出了暗喻的時候，我忽然間明白了他著意刻畫的「命賤」，是要承擔起作家的使命，雖然略帶有自我調侃的意味，也暗示出命運的「奇緣」，一個出生於荒誕年代的生命，終將會有怎樣的人生。
當然，「暗示」是作家的自覺，是作家認知的升華，但在當時，當作家還是個柔弱的孩子時，似乎順嘴就唱出了「社員都是向陽花」的頌歌——那是個人人都得向著太陽生長的年代，人人都是那個唯一的太陽所哺育的年代，因此，眾多的數也數不清的「向陽花」中，忽然少了幾株花朵也是常有的事兒。
四
果然，三、四歲時的磊子就「丟」了一回。那是一次跟隨母親到城裡與父親相會的探親。或許是久別重逢的喜悅，讓夫婦二人一度陷入「忘我」狀態，或許「大革命」的喧囂不由人不跟風趕潮以示積極，總之大人世界的熱熱鬧鬧，在孩子心裡並沒有掀起半點波瀾。國家在鬧騰、社會在鬧騰、城市在鬧騰，哪兒哪兒都在鬧騰，這讓孩子無所適從，而孩子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瞌睡的時候去找個地方睡覺。於是，這個主意正正的孩子，憑直覺找到了自己睡覺的地方。然而，這麼個正確的做法，又成了大人難以猜測的神奇，與其說是孩子丟了，不如說是大人們失去了正確的判斷。當然，一場虛驚後，剩下的卻是幸福的回憶。
想想我自己，童年時也弄不清「丟」了多少回，只是因為每次都沒有「丟」成，便也沒有了那種失而復得的幸福。沒辦法，軍人的孩子，丟了，那是貓，是狗，沒丟掉的，才是孩子。
孩子沒丟就要繼續成長，而成長的能量便是食物，這在許多作家筆下都有過刻骨銘心的記述，而磊子的記述中卻頗為輕鬆「滑稽」：「飢餓這種東西很奇怪，無論當時怎樣的痛苦難熬，一旦吃飽就會迅速淡忘，仿佛從來沒發生過一樣。因此這樣的回憶，倒更像是一種輕鬆經歷，茶餘飯後，嘻嘻哈哈，變成笑談。」果真如此嗎？磊子用大量的筆墨講述了村莊的格局，一個飢餓的孩子為了一口吃的走村串鄉，恍恍惚惚就像一隻空中覓食的小鳥兒，腳步悠哉，思緒悠哉，放眼所及，還不忘批評一下大人們的懶惰，那意思是說：恁大人沒日沒夜地忙活，咋就餵不飽一個孩子呢！可是咱們新中國的歷史，偏偏就有若干年餓死了許許多多莊稼漢的歷史。磊子的筆墨，志不在憶苦，而在於思甜，俺姥娘、俺大舅、俺姑姑、俺表哥……這些親人，總能在孩子風塵僕僕趕來時，變戲法樣兒拿出好吃的，如果自己沒有飢餓的經驗，又怎能存心給孩子藏起來好吃的呢？那是個集體主義精神放光彩的年代，「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鋤頭咱們的犁。手把手種上咱們的地，種地可不是為咱自己——為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在如此宏大的革命信念鼓舞下，竟然也顧不住自己的一張嘴。勞動者的卑微，並沒有因為政治家膨脹的理想而有所改觀。磊子痛寫自己「好吃嘴」，無疑也是在控訴：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現實呀！於是一個孩子天然地發出了疑問：「為啥要交公糧？我爺爺莊重地說，為了天下窮人都過上好日子。那……交了公糧，咱吃啥哩？唔……咱吃國家的救濟糧。啥是救濟糧？救濟糧……就是餓不死人的糧。」這一連串的問可就問出了大問題，好比是天問，是誰的安排？竟讓種地的莊稼人攤上這樣的命運——為了交公糧，自己要吃那「餓不死人」的救濟糧！為了活下去，莊稼人的全部智慧幾乎都用在了吃上面，是把原本不是糧食的東西，千方百計地做出糧食的營養來，這種生存本能，正是螻蟻對命運的抗爭吧？僅此一招，他們還能怎樣！
五
即便是如此逼仄的窘況，樂觀的鄉親們也是富有精神追求的，孩子則更加容易融入到鄉村的各種遊戲中。比如說捏泥人這件事兒，髒兮兮的挺無聊，卻也能跟女媧造人聯繫起來，也能跟走資派劉少奇聯繫起來。那會兒，全國人民都喜歡捏泥人，廣場、車站、公園但凡寬敞點兒的地方，都會矗立起高大的泥塑，最有名的當屬《收租院》展覽，人物繁多且不說，還能串成一個個故事，像連環畫，屬於連環泥人兒。這樣的聯想，當然就不再是兒童的遊戲，而是從遊戲中升華出的另一種暗喻：孩子捏泥人兒，卻被大人捏；老百姓被權貴捏，權貴被帝王捏。「被捏」的社會形成了生存鏈條，構成一種社會等級生態。孩子的心事，是通過「惡作劇」來表達的，孩子的洋相展現了成年人的內心隱憂。一方面，「文革」的記憶烙在心田，另一方面，「文革」的故事還在輪迴。
然而傳統農耕文化的浸染並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消失。剛學會說話，磊子就學會了「說瞎話」（這可不是胡說八道的撒謊，而是民謠的另一種說法），這是與生俱來的本能，還是某種文化基因呢？姥娘肚裡的瞎話多得就像天上的雲，來無影去無蹤，變幻莫測，猶如一根火棍，稍稍在童心上一透，想像的火焰就躥騰起來，生生將一個懵懂兒童淬鍊成了作家——這是我的見解，童年的際遇對作家的影響。
那會兒，磊子當然還不是作家，但卻對瞎話兒有了超乎常人的興趣。「正月十三，小鬼翻天。西屋南院，丟了根桐木老扁擔。瞎子看見，啞巴就喊，聾子聽見，瘸子就攆。抄起一根長竹竿，咔嚓咔嚓三棗竿。」這種源自民間的說唱藝術，自然是口口相傳，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如此幽默風趣的段子，足見先人對抗苦難生活與強權的智慧，而「慧根」的生成，莫不得益於文化的傳承。有鑑於此，磊子是絕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的，順著瞎話來對祖上做一番文學式的考證，結果卻明白了瞎話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姥爺因不堪欺辱，失手砍死了自己的小女兒。儘管在故事裡，姥爺憤憤然叫著「留著兒子，給俺報仇。」但這般離奇的悲劇，居然就發生作家自己的族群里，況且，這無以復加的苦難，還用自我解嘲的方式來表達，可見人的生存意識有多麼強烈，人的精神世界有多麼堅韌。童年的瞎話兒，竟然能夠折射出如此複雜的生活色彩，也足見磊子作為作家的挖掘之深刻。
「瞎話兒不瞎，老祖宗留下來的玩意兒那可都是有講究的……往事越千年，而大多數時候說真話，都是有罪的，有時候為了講真話，就只能說瞎話兒。」瞎話兒固然是真話的變通，那么小說又何嘗不是變通的真話？難道文學不是人們為了表達真實意見才創造的藝術嗎？做了這樣一番深刻闡述，磊子當然就是今天的作家磊子了，他還借用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嘴說：瞎話兒是一個民族靈魂的秘史。這一把幽默，正是一篇文學創作的啟蒙文章。
六
磊子的童年，包裹在村莊、氤氳在鄉土、歡騰在田野，這只是「回憶」必不可少的氛圍，真正的主角還是親人，是給他生命、給他溫暖、給他啟蒙的每一位親人。他就像一株秧苗，在愛的滋養下茁壯成長。在磊子的筆下，他最愛最親的人，也不僅僅是愛、是親，在閱讀中隱隱約約的總讓人於字裡行間感到悲切。
對「奶奶」的回憶緣於一場塌天大禍——無非是自己一時氣盛，錯把醬油打成了洋油，可這件事情發生在那樣的家庭里，發生在含辛茹苦了一輩子、已經年邁體衰的奶奶身上，竟然就成了一件天大的事。究其根本，還要上溯到「徐蚌會戰」的時候。「徐蚌會戰」是民國的說法，我們後來稱作「淮海戰役」。繞有趣味的是，磊子為什麼要把這兩種說法並列呢？這是磊子故意凸顯那個逐鹿中原的年月，活在兩軍對壘的夾縫中的人是何其艱難！身為窮人家的閨女，又失去了一個被抓了壯丁的親兄弟，本來就是頂帳來做童養媳的奶奶，自然就更加無所依靠，她唯一的生存本領就是盡一切能量，苦苦在歲月中煎熬。當村里人看到扛著「小山一樣」的柴禾走過來的奶奶時，驚詫之餘，終究因為心底的善良還是認可了這個婦人。卑微的命運，竟然要以更加卑微的方式來抗爭，還不都是因為日子過得苦、活得難嗎？看似風輕雲淡的鄉野，其實壓在窮人身上的永遠是「小山一樣」的壓迫、欺凌，其中也包括來自親人間的歧視和凌辱，雖朝代更替，亦無例外。
故事的結局是：在孫子的哭嚎聲中，新一代媳婦及時出場，制止了爺爺將要舉起來打在奶奶身上的鞋子。爺爺的退讓中，其實也包含對時代變遷的無奈、對新生政權的屈服、對自己日益衰老的悲涼。或許這就是實情，或許這是孩子的想當然，但這都不重要，文學的價值取決於鮮活的人物形象，取決於作家的感情取向。
這裡就說到了《爺爺》。「爺爺」出生於上個世紀之初，當時大清內訌，洋人帶來了新鮮的洋玩意，現代化的氣息沖開國門，上海的文明正如汽車輪子飛馳，而在北方，袁大頭招兵買馬操練新軍，以期做大。康梁一夥在傳播新思想新思潮……這些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兒，全讓爺爺趕上了。儘管他一無所知，也與之毫無關係，可畢竟是出生在這關口，也就註定這個人的命運，是「亂世英豪」。因而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作家分析人物，擅長的就是借用背景來點化人物性格。這樣的「串聯」，就自然而然地將人物放置在歷史中間，任誰也不能小覷。爺爺經歷了大清瓦解、辛亥義舉、軍閥混戰、民國整合、抗日戰爭。當時的中原，趁勢而起的杆子隊伍此起彼伏，有槍便是草頭王，身處亂世的隱形豪傑，豈能放過闖蕩江湖的機會？於是爺爺親身在蹚將群里修煉，打打殺殺，練就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同時掌握了「相馬」絕技。這在鄉里可就是個能人了。而後憑一塊牛黃贏得「糧行斗把兒」地位，相當於村裡的名門望族，人生的輝煌莫過於此。這是舊時代，他憑真本事得來的，也是他江湖哲學的成功典範。
在「抓痒痒」的遊戲中，爺爺對忍耐不住笑聲的孫子有所擔心，那就是「屁大點兒事就愛激動」，缺乏「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定力。當然，這是老理兒。到了新社會，山河變色，天翻地覆，自認為精明強幹的爺爺，終於遇上了更加強悍的對手，這個對手的強大，就在於能用最壯麗的思想最美好的理論剝奪他手裡的財富，直至最後的尊嚴。在後來的日子裡，爺爺除了天生的那點脾氣，就只剩下苟且了。爺爺自然也不服氣，服氣那就不是他的性格了，因而在晚年能做的最壯烈的事情，是到很遠的治淮工地上去尋找兒子——俺爭不過政府，還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嗎？然而他還是太天真了，兒子已然長大成人，且耳濡目染，接受的都是新思想新教育，正義在胸，意志堅強，別說尚有些「歷史遺留問題」的老子奈何他不得，即便是老代表那樣的「老革命」也只能在年輕人面前敗下陣來，難道這只是時代風氣嗎？難道不是某種血性的輪迴？難道不是命中注定？
七
好，下面我們再接著看《父親》。這是這部書中最沉重最複雜的部分，磊子的諸多敘事、描述，似乎都在為這部分做鋪墊，以至於讀罷掩卷，竟然心生唏噓，久久難以平靜，隱隱感覺到磊子的寫作充滿克制，不忍再寫，更不敢縱筆恣肆。磊子在描述父親的出生時，又鋪排了一番「歷史背景」，日本人統治了東北，熱點是大清國末代皇帝溥儀在日本人扶持下又整出了個「滿洲國」。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上台，引領德國人民奮發圖強，對全世界虎視眈眈，蓄勢待發。而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蘇聯，正在整肅階級隊伍，痛殺「間諜」「異見者」，一時間血雨腥風。中國紅都江西瑞金在國民黨軍的圍剿中芨芨可危，連戰折損，終於開始長征……到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已經十五歲，正如爺爺當年投靠土匪謀得一線生機的倔強，滿腹詩書的父親竟也一頭扎進治淮大軍，趁機逃離家庭束縛。兩代人這種不甘於命運，嚮往自由獨立的意志，難道有什麼區別嗎？當然沒有，這就是血脈相傳。
父親畢竟得益於爺爺通過自己的奮鬥帶來的富裕生活。出於改變家族歷史的樸素願望，爺爺在當上斗把兒，解決溫飽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為兒子提供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讓父親成為有文化的杜家後代，從而肩負起振興家族的使命。然而時代的風雲變幻卻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父親在初解人世之時就迎來了解放，迎來了新社會，而新興的革命理想時時刻刻都在鼓舞著這個年輕人不安躁動的心。因此他並不滿足於守在杜楊街為一家一戶謀興旺發達，他的理想是解放全人類，讓全天下勞苦大眾都解放。抓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義無反顧地衝出了杜楊街，走向更廣闊的天空。然而由於爺爺那段在舊社會「不光彩」的歷史，使父親始終背負著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生於原罪，隨著解放後各種運動的頻頻展開，從鄉村走出來的父親最擔心的就是受家庭拖累，甚至不願面對爺爺曾經的歷史。現實中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能在他腦海掀起恐懼的浪花。好在他才華滿腹，頭腦清醒，憑著天生的機靈，駕輕就熟地融入時代潮流中，全身心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躍進中，儘自己本分，努力創作出「迎合形勢，鼓舞人心」的文藝作品，也獲得了當時社會的認可。
與今天的那些「應景文章」不同，父親當時是真心實意地感謝社會給與他施展才情機會的，對新社會充滿感恩，自覺自愿地將自己像螺絲釘一樣擰在革命的機車上，努力發熱發光，獻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這種唯恐不能將全身鍛造成機器零件的激情在那一代人身上是真真切切的，絲毫不會摻假。哪怕是在「檢討」自己時，父親也會在套話、官話、空話中顯露出一種真誠的態度。在父親生前留下的珍貴文字中，那篇「檢討書」（也可能出自磊子之手）里我們就能深刻感受到，那一代知識青年是怎樣的嚮往進步、嚮往明天，渴望著被組織信任，受組織器重，因此也逐步成為權力凌辱的對象。經歷過太多運動的風波後，父親進入人生暮年，在迎接改革開放的萬千氣象時，他竟然「仿佛成了一個機器人，不再思考，不再選擇，組織叫幹啥就幹啥，只管隨大流兒。」若真正是個傻瓜豬腦子，這或許是一種幸福，可父親畢竟是一個有知識、有情感、有志向、有才情的人，被迫放棄良知成為一種不再思考的工具，無疑是痛苦的。那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
這與爺爺一生的奮鬥在解放後突然被全部否定、剝奪、厭棄，是不是又是同樣的命運呢？
八
《螻蟻》中的「我」——杜家第三代傳人，終於成長起來，帶著鋪滿神州大地的改革精神，秉持人類進步的夢想正欲大展身手、有所作為時，忽然遭遇到偶像崩塌、價值失衡等諸多怪事，曾經血氣方剛、氣壯山河的父親形像坍塌了，再也不見了原屬於杜楊街杜氏一門的那種倔強和血性，開始認命了。當他的兒子像他當年離家出走一樣，滿腔熱情地奔赴京城「去曬太陽」時，父親的身上又出現了當年爺爺趕赴治淮工地教訓兒子的場景。世道便是如此的輪迴。這一次是父親在扮演著爺爺當年的角色，以自己的經歷過的教訓和老資格，勸說兒子，甚至懇求兒子、為了妻兒、為了婚姻、為了生計，屈從於現實。「在後來漫長歲月里，我身上的血會越來越涼，直到麻木不仁，現如今已形同一具行屍走肉了。」磊子的這番自嘲，為杜家三代人的血性何以冰涼做了總結。拋開父子親情不說，是不是還有另一種道義在延續，因而這樣的「自嘲」正體現了作家的良知和文學的價值呢？我相信是有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從哪方面來說「都是一個春天」，儘管它不如四季交替，春天后面是暖夏，暖夏後面是金秋。我們的心寒，莫不是因為冬天來得太早，過得太久，直至目前，尚未看到融化心頭冰雪的太陽（磊子親自去曬過太陽，時令不對，太陽底下沒曬暖，背陰之處的日子可想而知）。
總結「父親」的一生，磊子套用了「輝煌」式的模板，莊嚴肅穆地宣告：「公元2010年11月11日，忠誠的某某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新中國的建設者，宣傳戰線上的傑出人才，名不見經傳的紅色基因詩人——我爸去世了。」同時在篇尾發問：「這世上來來往往的人們，你們有誰認得他嗎？」這段文字含義太複雜，既句句屬實，又憤憤不平，憑什麼光耀的頭銜普通人不能享有？再琢磨書名「螻蟻」，我們雖然生於草芥，活在污泥濁水，飽嘗疾苦艱辛，可畢竟也是走過一遭人生的，於親人、於同僚、於狐朋狗友、於鄉野市井，這難道不是星光一般划過？再品品杜家爺孫三代，爺爺浪蕩無羈，身懷絕技，是活得最為灑脫的人，天性而為，臨老才消停；父親才高八斗，志存高遠，艱苦一生，勤勉恭順，竟然活成了組織上也不待見的工具人，他一生都在修正身世，委曲求全，到死卻也沒活通透；而「我」是有覺悟、有正義感，堅信人間正道普世價值的，全力要恢復為「人」的境況，秉筆直書，啟迪眾生，夢想在靈魂層面上做些魯迅未竟的事業，可惜現實並沒有如其所願，「我」所能做的唯有嬉笑怒罵，插科打諢地戲說「正確的東西」，用文學的回憶，給後人留點火種——如果某一天，有年輕人碰巧看到磊子的這些文字，這便是寫作者最大的慰藉。
文學是回憶的藝術，這種藝術有著廣袤的空間，所有人事，都是遵循著寫作者的心靈在展開，在「非虛構」文學中，這種創作的認識，應該上升到更高層次。
九
鄉村給了磊子血肉、感情、野趣，還有敢愛敢恨的性格。從鄉村里打開的書本，是自由的風、是悠閒的雲、是豐沛的原野、是動物的靈性，還有苦難中的庇護；在童年的另一半時間，磊子走進了城市，城市的夜光怪陸離，城市的街喧囂熱鬧，城市的人趾高氣揚——看看那些漂亮的女同學，無不優越感十足，嘰嘰喳喳鳥一樣仰著公主脖子，她們巧妙地掩飾著對「農村孩子」的鄙薄，用小機靈鬼、小玩意擊垮磊子的自尊心。非但女同學，女老師也是以貌取人，挑三揀四地惜才愛才，這給了具有寫作天分和美術天分的磊子找到了表現機會，他很快在一場又一場大批判運動中，以突出成績確立了自己班級翹楚的地位，進而自信心爆滿，將自己置身於三大革命的前沿，用畫筆批判走資派、批林批孔，真正成為了用文藝武器捍衛正確思想的革命小將。
然而畢竟是少不更事，偶爾他也會在某個燥熱的午後，幹些蓄謀已久的壞事，用「惡作劇」的方式顯示著對現實生活的參與感，顯示在女孩子中間的位置感。這種孩子的惡作劇，包含著對自尊的保護，又有無端的妒忌。因為自卑，所以對抗。其實內心早已經升起了對愛、對美的傾慕。然而成長的結果卻是「春夢無痕，物是人非」，再也找不回從前了。
十
《螻蟻》是一部小說，其實更像是一本散文集，以對童年的回憶，串聯起點點滴滴的生活瑣事。正如作者所說，這是「私人的記憶」，儘管個體是卑微的、渺小的，如螻蟻一般，但卻是整個人類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細胞，是歷史血脈最溫暖的存在，是最能體現普通人命運的依據。由此也可以看出，磊子對於文學使命的理解，不是隨聲附合唱讚歌，不是狐假虎威的宣傳；文學的價值，出自生活的本真，而不是官方的什麼獎賞。一個作家，如果滿足於虛假的祟高、偽善的道德，以自欺欺人的文字傳播，無疑是一種犯罪，是對人類優秀文化的玷污。從這點上來看，《螻蟻》以其真實的記憶和藝術的創新，必將是能夠傳之久遠的。面對現實中洶湧澎湃的官樣文章，面對一本本迎合時尚「難得糊塗」式的表達，磊子戲謔自己的寫作是「權當作做一種消遣吧」。這種「消遣」，是對官樣文章虛偽文學的「反動」，是作家的真性情、真情懷、真志趣、真憂思、真批判、真理想，表面上是調侃或自嘲，其實是一種清潔和堅守。既然生於「不是文學的好時代」，卻又不甘於沉淪，隨波逐流，又怎能不獨創一片天地！
如果說磊子已經躋身於偉大作家的行列，未免顯得肉麻。這需要時間來證明。那麼，在我看來，至少可以說，他已經具備了偉大作家的品格，具備了偉大作家的潛質。我這裡所說的偉大不在於獲得了多麼高級的獎賞，不在於一時的名頭有多麼顯赫，不在於他的作品賣了多少錢，如何暢銷等等。作家的偉大在於讀者內心的祟敬和認可。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其偉大就偉大在精神堅守、品格獨立，不趨勢、不盲從、不迎合，不接受收編，不屈從權威，甚至於不融合於自己的時代，胸懷坦蕩，不昧良知，焚膏繼晷，勇往直前，真實地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對文學的認識，對生命的關懷，對邪惡的批判。
十一
《螻蟻》在文本上的創新也是值得稱道的。概括起來說，就是在散文寫作中運用了小說的表現技法。比如人物刻畫、背景鋪墊、情節描寫，都建立在大膽合理的「虛構」上。《螻蟻》的敘述語言汪洋恣肆，一派天然，力求集合村語、俚語、家常話等生活中鮮活的語言，以避免新聞語言、官話、套話和標語口號，行文中時常穿插一些戲謔調侃，以增強「反諷」的效果。
在講述「我」「爺爺」「父親」的出生時，作者都不惜筆墨做了歷史背景鋪敘，顯示三代人生存的三種不同境況，可歸根結底，作為「螻蟻」一般的命運，始終是沒有辦法擺脫的。在講述自己出生時，磊子用了這樣的「伏筆」：「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爸就實現了他人生的三次飛躍。」如果是寫小說的話，這就為後面的人物命運做了巧妙的寓言。這樣看來，就是將散文的語言邊界擴大了，承擔一般散文不能勝任的對人物的塑造功能。磊子在這方面做得尤其輕鬆，稍事渲染，就讓筆下的人物在散文中活得比在小說中更加如魚得水。這當然也體現了他寫小說的功力。
磊子筆下的人物，總有著令人扼腕的悲涼。奶奶被爺爺丟在家裡，無依無靠，「可憐我奶奶十冬臘月，只好用草苕葦席裹在身上取暖，凍到半夜實在受不了，就一個人偷偷跑到灶台邊，把一雙小腳伸到灶火坑去取暖。」作為描寫者，當時他肯定是不在場的，但並不影響他把聽到的情景細緻地表現出來，這就比乾巴巴的敘述更加感染人。描寫父親的老乾娘時，磊子這樣寫道：「院門口有一個高門檻，老高老高，溜光水滑，探頭一看，正方院天井裡坐著個齊齊整整的老太婆，臉面白淨，慈眉善目，頭髮梳得抿抿光，腦後還別著個銀簪子。忽然一眼瞧見我的身影，便歡天喜地起來，放下手中的針線活兒，連聲招呼……」寫得生動細膩，鮮活如畫，都是典型的小說中的白描手法。
書中其他的鄉間人物，雖然著墨不多，無不活靈活現。《大頭》和《故里三記》中「見過主席的大頭」、「到過京城的老騰雲」、還有「打了一輩子光棍的老代表」，都是很有些傳奇色彩的人物，神彩畢現，也很有些傳奇小說的味道。傳奇是傳奇，故事是故事，記在此處，既是私人回憶，又是小說。其實，小說也並非是完全虛構，因為它源自生活，是人生經驗的凝結。而現實，也不都是眼見為實，它需要作家用撥雲見日的技巧，還原那些被表層覆蓋的真相。
《小六》中那一場少年打鬥，表現的是社會環境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是階級鬥爭教育對人性的深度扭曲，這本是痛徹人心的事實，而在磊子筆下，那些流行一時的革命鬥爭大道理，隨手拈來，現學現用，卻是妙語連珠，「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藉助階級鬥爭大道理，將人性中的兇殘、詭詐和邪惡展露無遺，而更深的意味則是人性中的惡在以革命的名義進行宣洩。特別是小六欺負弱小者時的情景，寫得那麼冷靜，真是觸目驚心。此情此景或許有演繹成分，或許是筆觸所到之處，連筆者也已經難以控制了吧。這種創作，正是作者有意放大具有時代特殊意味的細節，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強化感官刺激，以彰顯時代的荒誕。這種寫作看似散文筆法，不同於小說中的「虛構」，因此在作者客觀冷靜的敘述中，就顯得更為真實可信，也更具感染力。
在記述書自己寫大字報《五二班的女生，你們為什麼不站起來》時，作者顯然是以親歷者姿態，寫得既虛張聲勢，又洋洋灑灑，極具文采，非常合乎那個年代的文風，其邏輯性、理論性、戰鬥性都堪稱完美。但這或許也是作者神來之筆的「虛構」，這種虛構反而比真實更真實，這就是藝術的魅力。散文的記事，可以根據真實的背景進行適當的創作，這也是一種真實，是符合藝術規律的「虛構」，卻也是符合歷史真實的。這樣的「大字報」完全不必抄寫「資料」，但凡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稍微用點心，都不難寫得惟妙惟肖，更何況磊子有著豐富的創作經驗，為了達到應有的藝術效果，他在文辭、語氣、概念、神采等方面都要符合人物刻畫的需要，做到最大程度的逼真。
《女特務之戀》更是值得反覆回味的。一看標題，就具有諷刺意味。因為從小到大沉浸在紅色教育中，價值取向單一，不知不覺間人性就已經扭曲，連帶著孩子們對美的理解和嚮往，都產生了變異。對女特務的愛，正是這種逆反心理的作用，折射出單一環境教育下的一代人的悲劇。具體說到話劇《不平靜的海濱》，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這其中是否有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還是依據資料進行了「虛構」，或許都有，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類事件對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身心的影響。作者用了極度放縱的筆法來鋪陳、來誇張、來宣洩、來嘲諷那種「正確思想」給人們精神世界造成的缺失和傷害，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螻蟻》全書貫穿始終的語言特色，那就是無處不見的反諷意味。
十二
我為什麼說《螻蟻》中的反諷意味無處不見呢？在描寫到一個小孩子餓得百般無聊的時候，卻會突然唱出一首無比幸福的歌：
「公社——是棵常青藤啊啊
社員都是那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藤兒連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大啊，
幸福的種子發了芽兒啊啊」
這樣誇飾的歌曲在那樣的年代也是無處不在的，老百姓耳熟能詳。用這樣的幸福時代來反襯一個「螻蟻」一樣的生命，就具有了強烈的批判態度。書中這樣的細節俯拾皆是，關於《老兩口學毛選》的「插敘」，既是回憶，更是諷刺，時至今日，又何嘗不是如此？僅僅為了一口吃的，小孩子張嘴就是「自力更生，豐衣足食。」在那個飢餓的年代，為了生存，為了果腹，人人都要冒著巨大的風險。那段「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鋤頭咱們的犁……」聽起來總覺得怪怪的，本來好好的一段小曲，忽然間就插入了什麼主義的宏大話語，因此便更襯托出螻蟻們卑微的生活，誰知道整天彎腰撅腚在黃土裡刨食的莊稼漢，不經意間一抬頭，頭上居然還頂著一張天大的餡餅呢。
在《大頭》中，作者更是隨手就插入了一段當時流行歌曲：「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親……」雖然看似平常，也符合當時的現實生活，但細細讀來顯然這是「別有用心」的，用心何在？想必是「大頭」這類腦癱的孩子，在那樣的歲月里，更容易獲得幸福感吧？可同樣是孩子，磊子聽到爸爸講起黨的恩情時，忍不住就要思索一下，忽然想起課文中的父親要飯的情節，以為是階級光榮，便問父親「是否要過飯？」，不料卻惹得爺爺沒好氣地說：「他哪兒要過飯呀！不然他哪兒那麼大學問？」而爸爸被嗆了後，卻依然堅持「正面教育」，這不是更有悲劇意味嗎？傳統的鄉村社會，以耕讀傳家，曾是多少輩人的夢想，卻忽然間風雲突變，貧窮成了最革命的象徵，逃荒要飯還需要標榜。這世界就是如此荒唐。
縱觀《螻蟻》全書，磊子在綿遠悠長的深情回憶中，不時摻雜著這樣的戲謔和反諷，有些段落類似於相聲中「貫口」，霹靂啪啦脆生生的，活色生香，甚至在講述歷史背景時，諸如批鬥走資派、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那些事兒，他時而繪聲繪色故作嚴肅，時而又插科打諢，夾槍帶棒，似乎不經意間處處帶著機鋒，對於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尤其能讓人在閱讀時常常發出會心一笑。在《讓我們戀愛吧》中，作者寫道「從小到大，識字伊始，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漢語詞彙中，凡是形容男女關係的詞彙，沒幾條是正面讚美的，幾乎全是醜陋和骯髒的。」這對於沒有經歷過那個荒誕年代的年輕人來說，可能是無法深刻體會的，但聯想到今天的腐敗官員，哪個不是堂而皇之，一本正經，卻都是衣冠禽獸，他們爭權奪利、中飽私囊，卻還要教育群眾廉潔奉公、不忘使命，說一套做一套，不正是那個荒唐年代荒唐教育的翻版嗎？教育應該是培養獨立健全的人格的，而不是馴服一群奴才當工具的。
磊子始終是清醒的、警惕的、憂慮的，統覽《螻蟻》全書，這是一部可以當作小說閱讀的散文集，也是一部可以當作散文閱讀的小說，至於「非虛構文學」如何運用「虛構」技巧，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以為，不論什麼樣的表現形式，都是服務於內容的。一部偉大的小說，其主題從來都不是單一而淺顯的，其內涵必是豐富多彩、包羅萬象，難於一言道盡的。如果讓我來總結讀完《螻蟻》的感受的話，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我是誰——我是螻蟻；我從哪裡來——我來自泥土；我要到哪裡去——我在現實中掙扎，並希望未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