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誕辰150周年
梁啓超在學術經世的過程中才逐步開闢出「新史學」的道路，同時也為民主思想的傳播找到一件強有力的史學外衣。
原文 ：《梁啓超：民主為本，史學為用》
作者 | 湘潭大學 謝輝元
圖片 | 網絡
在近世思想史中，梁啓超以民主思想的啟蒙者和「新史學」的開拓者著稱，有關成就也曾得到人們的充分肯定。不過在學科分立視野下，其「民主」追求與「史學」著論間的勾連有所淡化，實則作為現代思想和學術的引路人，梁啓超在學術經世的過程中才逐步開闢出「新史學」的道路，同時也為民主思想的傳播找到一件強有力的史學外衣。其行事，較大程度上體現了「民主為本，史學為用」的路徑。
托古
一個半世紀以前，即1873年，梁啓超出生於廣東新會的一個士紳家庭。與當時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出路一樣，梁啓超的少年時代基本是在科考與帖括之學中度過的。在阮元所辦的學海堂學習過程中，他又對漢學考據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些經歷較好地奠定了梁氏的舊學基礎。在科舉之途上，梁啓超走得也異常順利，年僅16歲就已經中舉。
但在1890年，他的命運迎來了轉折。在赴京會試不第後的回程中，他接觸到了徐繼畬的《瀛環志略》等西學書籍，同年又結識了康有為並為之折服，遂執業為弟子。這兩件事開闊了梁氏眼界，並逐步把他帶到了改革維新的前沿。這時期的康有為是改革的先鋒，曾上書光緒言變法事，正積極完善、傳播自己的變法主張，所教「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梁啓超於康執教的萬木草堂學習，究心天下大勢和史地西學，並協助康氏編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變法名著。甲午之役後，梁啓超倡導公車上書，嗣後輾轉京滬湘等地宣傳變法思想，並最終參與了百日維新。
通觀梁氏這時期的思想主張，頗好托古以言民主事，實際是受康有為影響，欲借春秋公羊學為立憲變法尋找理論依據。他撰《變法通議》，言變法為天下之公理公器；撰《古議院考》，稱中國古代「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撰《西學書目表》，稱三代以下「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原」，而「西政合於中國古世者多矣」；撰《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以「張三世」之義解古今政制更迭，稱民政為「太平世之政」……梁啓超徵引古今中西舊事以「申民權」，是希冀在中國這樣重視傳統的國度里，以歷史經驗的形式為現代民主提供合理的外衣。其論敵葉德輝評價他「隱持民主之說煽惑人心，而猶必托於孔孟」，所言恰道出了梁氏「托古」之旨。
立新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逃亡日本，創辦《清議報》，繼續追隨康有為宣傳保皇、立憲主張。而隨著他對西學更高程度的接觸，對現代民權和文明的理解更為深刻，「思想為之一變」，逐步脫離康有為思想之樊籠。同時，辛丑之役後民族危機日深，清廷開始推行「新政」，梁啓超創《新民叢報》，推廣自己的新主張，極力宣揚自由、民權、新民、憲政等思想。這是梁氏的民主思想全面展開的時期，他對現代民主的一些基本理念、原則和制度的闡解，如同思想界的旋風，極大地影響了年輕一代的政治觀念。而這其中的一個重要抓手，便是掀起了「新史學」運動。
「新史學」運動以1901年《中國史敘論》和1902年《新史學》的發表為標誌，梁氏在其中指出中國傳統史學的「四弊」「二病」，號召創建「新史學」，稱「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梁氏之倡「新史學」，既是要「提倡民族主義」，讓國民懂得古今人群進化之理，使同胞強立於優勝劣敗之世界，也是要啟民智，「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面對亡國滅種危機，梁氏不再汲汲於「保皇」救國，而著意於「新民」救國，「新史學」配合其「新民說」，被視為救國的重要手段。
然而，「新民」意在培養具有現代思想的新國民，「新史學」為「啟民智」「益民智」，構建了怎樣的歷史意象呢？首先，基於文明演進，梁氏建構了世界文明進化與競爭的歷史，強調民主制度是「天下之公理」，人群進化的最後階段是「全群之人共起而執回政權，名為文明自由時代」。其《自由書》《中國史敘論》《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等便屬意於此。其次，基於種族演進，梁氏建構了「中華民族說」，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而成」。在《中國史敘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及後來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等文中，梁氏逐步提出並完善了這種認識。再次，基於政體演進，梁氏建構起「古代中國專制說」，認為「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萬事不進，而惟於專制政治進焉，國民之程度可想矣」。其《草茅危言》《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等對此有明確體現。最後，基於史學演進，梁氏建構起「君史」與「民史」的對立，認為《二十四史》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現代新史學則應「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這種認識在維新運動時期就已初步提出，到「新史學」運動中走向系統。要之，梁啓超以近代進化論替代公羊「三世」進化說，建構起一套關於民主的歷史敘事，希望藉此新民。
徘徊
1903年，梁啓超受保皇會邀請赴美遊歷，這對其思想產生較大影響。梁氏自流亡日本後，時常流露「共和」「革命」思想，受到康有為等師友的反對。同時，因堅持君主立憲主張，梁啓超與革命黨人爆發了長達數年的論戰。尤其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鬥爭愈趨激烈，更使得梁氏畏懼於暴力革命一途。梁氏思想轉趨保守，最激烈處甚至以民智未開為由，鼓吹開明專制，強調：「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雖然他聲明該論與立憲主義不相矛盾，且以國家和民眾利益為準，為立憲之過渡，但應者寥寥。梁氏後來也承認它是有所激而言的極端說法。同樣在1905年，清廷宣布預備仿行立憲，這使得他看到了曙光，他由是於1907年組織政聞社，積極推行政黨政治，宣傳憲政思想。無奈清廷之立憲並非真心，梁氏之熱望只是錯付罷了。這樣，遷延不決的清末立憲、愈演愈烈的革命洪流、軟弱搖擺的改良立場，共同造就了梁氏思想的徘徊局面。
梁啓超在這時期同樣慣引史事論證立憲政治。在《開明專制論》中，他考察中外歷史上有關開明專制的思想與前例，指出「中外諸國皆有行之者」「類多能得良結果」。在《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他強調「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非於內部有整齊嚴肅之治，萬不能壹其力以對外」。在《中國國債史》《中國古代幣材考》《王荊公》《英國政界劇爭記》等文中，他探討國民生計與政制建設，希望藉此為政治改良提供鑑戒。這諸多史學著述雖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保守傾向，但普及了憲政知識和國民思想，在學術思想上則滲透進化觀點和現代方法，縱顯稚嫩，但涉及經濟史、法制史、憲政史、革命史等新領域，從而為「新史學」的開拓作了積極探索。
稽古
辛亥革命爆發後，梁啓超一度繼續提倡君主立憲，嗣後才順應形勢，重新選擇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民初政壇，梁啓超是個活躍人物，他先後在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和幣制局總裁，籌組民主黨和進步黨。袁世凱復辟帝制，他組織護國運動討伐之。段祺瑞執政，他以研究系政黨魁首的身份位居要職。然而軍閥的野心遠不是書生氣的梁啓超所能稱量的，梁啓超的立憲理想終究難以實現，其政治「迷夢」也在護法運動後走向終結。1918年，自感不適合從政的梁啓超赴歐洲考察，驚詫於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病，動搖了對科學和進步的信仰，轉而回歸傳統文化，醉心稽古，走向了玄學。梁氏晚年致力學術和教育事業，1929年在北京病逝，由此走完了他輝煌的一生。
民國初年，梁啓超主要精力撲在政黨政治上，但也曾作《歐洲戰役史論》支持其「一戰」參戰主張。退出政壇後，他在史學上有了更多的專精之作，致力於構建中國歷史研究的體系，其旨還在發揚傳統文化，融通中西文明。他以《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梳理近古以來的學術史，以《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建構新的史學研究的理論體系，以《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挖掘傳統思想遺澤，以未竟全功的《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總結中國歷史與文化、提振民族信心。這些研究形似不問政治，但實際只是從更高的層次上去考量民主政治罷了。他是在厭倦民初議會政治、目睹西方文明積弊後，希望從國民思想改造和文化救世的角度出發，以融通中西、返本開新的方式尋求超越。
梁啓超一生志在救國，希冀中國走上民主道路。為此，他以史經世，從中外歷史中尋找到了極其豐富的思想資源，為推進民主啟蒙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支撐。從托古開始，他在史學道路上也越走越遠，到晚年完成向史學家的回歸，由此也帶動了「新史學」的前行。這是其學問路徑使然。在政治與學術的糾結中，梁啓超最終可算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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