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日本是小小島國，地震火山頻繁，資源有限，這也使日本人自古以來都是有著侵略中國的野心。

日本派間諜刺探中國情報

之後，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當時，日本就妄圖如滿清一樣，占領中華大地，制定了吞併東亞的「大東亞共同圈」的計劃。

為了占領中國，日本也派出了大量日本間諜滲透進中國，全方位搜集情報信息，以便對中國有全面了解。日本對中國信息了解可謂是全面、具體又細緻，一切如民國大師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中說的：

「中國對日本人來說，就像放在砧板上的一塊肉，被切成一片一片，清清楚楚。而日本人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整塊肉。」

戴季陶先生這一番言語，說得可謂是痛徹心扉。日本人對中國可謂是了如指掌，如同砧板上的肉一樣，切成一片一片，每個細節都一清二楚。但我們中國人對日本情況的掌握程度，還是茫然不所知。

日本在中國派出的間諜，都是打著商業合作和文化交流為名義的。如根據後來的調查，在明末時候日本在中國武漢的漢口，設置了商品零售店——樂善堂。樂善堂以銷售日常百貨用品為掩護，在漢口一帶搜集情報信息。之後，日本又陸續在中國內陸廣泛設立樂善堂的分部，表面是擴大商業範圍，實質是擴大間諜網絡系統。

日本在中國創立的東亞同文書院

最可惡的事，近代日本打著為中國創辦教育為名義，在中國設立東亞同文書院，培養五千名學生都是日本的間諜，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提供無數情報。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那一段令人傷痛的歷史。古代的日本，是中國的藩屬國，對中國觀念自然是至高無上的「天朝大國」。但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英國打敗之後，日本人的中國觀由崇敬轉變為了輕視。

正好，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日本人也由此獲得機會窺看中國。在1862年，日本的幕吏、藩士、商人乘坐「千歲丸」號抵達上海。

之後，這些日本人在中國遊覽。當時中國處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內憂外患之際，百姓生活艱難、社會發展停滯、官僚政府也是腐敗不堪。這樣，日本人也轉變對中國持著「天朝大國」的看法，認為眼前的國家毫無繁榮昌盛，反而如一個貧窮落後的小國，不堪一擊，是日本人可以欺凌和侵略的對象。

日本人就打算設置專門研究大清的日清研究所，為制定侵華計劃做準備。同時，一部分富有野心的日本人也提出了「新亞論」，就是從日本自存和經濟發展的角度，提出侵略中國，把中國變為日本的市場，通過中國來供養日本，藉此壯大日本的實力。

於是，在這一種背景下，第一批在中國建立的專門培養日本人的學校成立了，這個學校就是日本1901年在上海創立的東亞同文書院，是以「中國學」研究為專務的高等間諜學府。

東亞同文學院的學生刺探中國情報

因此，東亞同文書院名義上是一所學府，實際卻是培養間諜的專門機構。這個學府只招收日本學生，甚至不讓中國學生進入。學生都是從日本的各個府縣招考，每一個府縣只招兩名學生，學生都可以享受公費，不用交學費甚至生活費政府提供的待遇。

東亞同文書院一共學習四年，前三年主要是學習漢語和中國歷史、政治經濟課程，最後一年就是以實習的名義考察中國，美曰為大旅行」的實踐課程。每一屆學生為了畢業，都要花費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對中國各地進行旅行調查。

這些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拿著中國政府的許可證，編成旅行隊出發，藉助於文字、圖標、照片、速寫、素描等形式，收集和整理各種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調查旅行報告書」。

學生調查的範圍可以是考察當地的自然資源、考察當地的山川河流、礦藏資源和風土人情，然後學生整理為詳細的調研報告或者撰寫為畢業論文，或者傳回學院，最後傳給日本的軍部。這些資料和畢業論文，也成為日軍侵華考察中國狀況的第一手資料，留下了32部旅行志和數十億字的調查報告，詳細成都連中國官方都達不到，可以看到日本間諜的恐怖之處。

東亞同文書院充當日本侵華戰爭的幫凶

後來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部也讚許日軍能勢如破竹進入中國，這些日本學生做的中國調查報告和畢業論文，可謂是勞苦功高。由於該學院對日本貢獻大，日本外務省專門為其提供每年三萬日元的經濟支持，作為學生們考察中國的啟動資金。

有了政策和雄厚的資金支持，東亞同文書院從1901年創辦開始，一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在這長達四十多年，名義上是招生，實質卻一共培養了將近五千名間諜。這些間諜如同日本政府在中國眼睛一樣，窺看中國各地的動態發展。

這些學生對中國旅行調查不僅時間長、人數多，旅行路線一共有七百多條，從第五期開始一直到42期，涉足的路線高達676條，其中也有西藏等極北之地，甚至東南亞、俄國的西伯利亞、遠東地區都涉足。

這一切如1906年，一位英國軍官曾說：「日本人了解中國的程度比中國人了解本國的程度還要高！」

而且，很多調查組的學生都目睹了中國近代很多事變，如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北洋軍閥混戰、濟南事變等。可以說，這些書院的學生，不僅是日軍的間諜，更是日軍侵華的直接幫凶，推波助瀾使中國民眾承受到了戰爭的災難。

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參軍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東亞同文書院也撕下了虛偽的面紗，以「學徒出征、翻譯從軍」為名義，把大批的學院學生都送到侵華日軍的部隊裡擔任參謀、翻譯等職務，輔助日軍侵華，為日軍充當中文翻譯，成為日軍統治中國人的走狗。

同時，不少學院的學生也安排到中國企業、銀行、鐵路等部門工作，甚至連政府中都有日本間諜的身影。根據國民政府在1938年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東亞同文書院的2684名畢業生中，有1487留在中國，以教書或者經商等身份，悄悄為日軍搜集情報。同時，至少415人在日軍侵華部門、偽滿和蒙疆機關的各類機關中上班。

在1943年，東亞同文書院為了補充日軍前線的兵員，一共派出300多名學生加入日軍，甚至該書院的教授也參軍。

比較出名的學生間諜

這五千名日本在華的學生間諜中，比較出名就是林出賢次郎。林出賢次郎在完成大旅行課的實踐考察時候，一直沿著我國的北部和西部的邊境線一路前行，把新疆邊防狀況了解一清二楚。同時也一路考察了中俄邊境的狀況，獲得了俄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圖。

林出賢次郎從東亞同文書院畢業之後，就到了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政府工作，成為溥儀政府的核心官員，也經常借考察名義刺探情報，可以說是一位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大間諜。

抗戰爆發初期，南京國民政府高層也發生過一起間諜案，那是一個名叫黃浚的國民黨機要秘書，居然把國軍的作戰計劃都如實泄露給日本人，導致國軍作戰計劃的失敗。後來，經過調查才發現黃浚早已經被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間諜策反了，背叛了中國人，可以看到日本間諜的無孔不入。

可以說，近代日本就通過南方的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和北方的瀋陽「滿鐵調查部」，建立了兩大情報調查系統，在中國布下一個細密的情報網，幾乎中國所有領域都逃不過日本間諜的沿線。

東亞同文書院的結束

1945年，日本戰敗，東亞同文書院也被勒令關閉，在華日僑都統統被驅逐出境和遣返回國。

雖然東亞同文書院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日本對中國的勢力擴張也沒有停止。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回到了日本，從事也是幫助日本政府經濟滲透中國的工作。

如一些學生在中國內地調研中發現，內蒙古地區地區吸食鴉片的人數眾多，許多人為了購買鴉片，甚至會販賣自己的孩子。於是，這些報告為日本抗日時候侵略內蒙古地區提供了方針政策，就是藉助於鴉片瓦解中國人的戰鬥意志，藉此對內蒙古地區進行統治。

如一些學生通過調研，總結山東市場特點，後來也為日資進入山東市場，擠壓德國的商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所以，戴季陶先生說得沒錯，日本的間諜情報網絡，使得我國如同一塊放在砧板上切成片的肉，毫無秘密。

當代日本繼續刺探中國情報

雖然東亞同文書院已經在歷史長河中消失了，在可是今天中國境內，悄然出現了不少日本學校。如有超過35所的日本學校分布在中國一線、二線的上海、大連等城市，這些學校與當年的東亞同文書院非常相似，只招收日本學生，教職工幾乎都是日本人。

在這些日本學校門口上，也公開懸掛著：「非日本人禁止入內」的標識，實施全封閉管理。想起我國政府也統計，目前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數高達14萬，這些日本學校也口口聲稱創辦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在華的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但聯想到近代日本對華的間諜滲透，令人不寒而粟，使人聯想到是否是又一次巧合。

公知充當日本間諜

尤其是這些年來，一些所謂的公知，發表一些親日的言論，使人懷疑他們是否就是日本間諜的代理人。

如馬立誠、曹樹基等著名教授，雖然處在中國的一流名校，卻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的存在，為日本洗白。這一切也使人懷疑是否是日本人策反了中國高校中有聲望且思想鬆懈的教師，通過這些公知教師達到擴大日本在華影響力的目的。

如《光明日報》的高級管理人員董郁玉，不僅畢業於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也掌握官方媒體的發言權，所有人都認為他不會幹出背叛祖國利益的事情。但是，一次他被國安部發現，在北京餐廳和日本人員會面，交換情報信。面對人贓並獲的事實，董郁玉只能供認不諱。最後，董郁玉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結語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面對過去的歷史教訓，我們必需提高對日本間諜在華滲透的警惕之心。如我們應該採取有效措施保護政府和軍事機構的網絡系統，防止黑客攻擊和信息泄露，確保國家信息安全。我國可以建立法律保護機制，打擊跨國間諜活動，防範日本軍國主義的滲透。

最後，我們對日本教育機構在中國的活動保持警惕之心，監督在華的日本學校，防止他們藉此機會借著學術交流和教學機會從事間諜活動，確保國家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