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葉的，已經是一座將要傾倒的大廈，更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巨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舉世震驚，影響深遠。大清國割地賠款，創痛深巨，喪權辱國，危機四伏，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日本則由於小國擊敗大國，成功躋身於西方列強隊伍，成為世界強國。
甲午戰爭前，大清國已經發生了許多次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可說是烽火連天，硝煙瀰漫。而中日甲午戰爭，比以前的歷次戰爭規模更大，損失更重，失敗更慘。
甲午戰爭的失敗，曾經弱小的日本人為什麼能夠打敗中國？當然有很多原因。
1895年10月10日是大清國皇太后慈禧的60大壽。中國人認為60年為一個甲子年，為此，慈禧對自己60大壽非常重視，提前三年就不惜重金，甚至挪用北洋海軍軍費，積極著手籌備，前後耗銀541萬兩。恰巧在這個時間段，甲午戰爭爆發，即便是在大連、旅順戰事十分緊急的情況下，紫禁城裡依舊歌舞昇平，連唱三天大戲為太后祝壽。慈禧以一己之私利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反映了整個清朝中央的極度的腐敗。
上樑不正下樑歪，清朝的官吏們養尊處優，愛財如命，不知國計，罔知外情，當官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財。可以根據官爵職位的大小優劣定出價錢，然後出售，中飽私囊，這幾乎成為合法的了，成為清朝官僚階層的整體寫照。
吏治腐敗，導致軍隊也腐敗。軍官剋扣軍餉，貪污公款，攜眷構屋，聚賭嫖娼，無所不為，造成官兵關係極度緊張。而士兵軍無鬥志，人有渙心，聞聲而潰，望風而靡，戰場上無人真正效力。
平壤攻防戰一拉開序幕，主帥葉志超就張皇失措，慌亂潰逃，致使全軍混亂，平壤失守。衛汝貴所轄部隊形同土匪。甲午戰爭的各個戰役中，軍官臨陣脫逃的不計其數。
陸軍腐敗，海軍也腐敗。北洋海軍不經常訓練，卻用艦船送貨接客，賺錢發財。同時，接受外國軍火商的賄賂，購進大量劣質槍炮、彈藥。黃海海戰時，定遠、鎮遠兩艦主炮熘彈只有三發，形同虛設，成為日軍船艦的靶子。
甲午戰爭，清朝始終未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指揮中心。「前敵總指揮」不是決策人物，軍機處的戶部尚書翁同和、禮部尚書李鴻藻是決策者但老朽無能，不具備擔任指揮全局的能力。即便是後來重新啟用老邁的「鬼子六」恭親王奕訢，依舊是於事無補。
指揮部不行，軍隊指揮更失靈。部隊歸地方所有，是地方督撫的私有財產，清朝兵部不直接管理部隊。清軍雖號稱百萬，但都分別駐紮在各地，朝廷幾無可調之兵。北洋海軍是李鴻章的私人海軍，除他之外任何人都調遣不靈。幾支較大的陸軍也歸地方督撫所有，非督撫允准，中央也是調動不靈。而這些部隊只聽他們直接上司的命令，其他人難以代替。
平壤之戰,，清朝衛汝貴的盛軍、馬玉昆的毅軍、左寶貴的奉軍和豐升阿的練軍等四大軍，還有葉志超的一支部隊，相互之間互不隸屬，各懷心事，怕自己吃虧。這五支部隊臨時指派葉志超指揮，一旦葉志超逃走，四支部隊轉運不靈，導致平壤戰役失敗。
不是唯才是舉，而是任人唯親。李鴻章任命十分可靠的淮軍舊部丁汝昌為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是陸軍將領，不諳海軍，也不知海將，由他指揮的北洋海軍缺乏訓練，戰備不力。海戰時，他又不嫻海戰指揮，終於造成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沒。其實，北洋海軍中有一批熟習近代海軍，熟諳近代海事的留學英國的海軍高級將領。
上述官場、官吏、軍隊的腐敗說到底還都是表面原因，透過表象我們看到真正深層次的原因。
中國曾長期領先於世界，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國防建設的重點是守成，是防止自己從世界中心地位墜落，在戰略上始終是被動的、消極的。進入近代, 日本卻一直在尋求崛起，並且清楚地知道在弱肉強食時代崛起的本錢就是實力，因此時刻注意尋找打敗中國的時機，在國防戰略上始終是主動的、積極的, 是虎視眈眈的，在甲午戰爭中是有備而來的。
特別是對海軍和海洋的認識，中日兩國差異巨大。日本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國大陸的橋樑，把爭奪制海權作為掌握對中國作戰主動權的關鍵，所以在發展海軍的同時，一直在主動尋求同北洋海軍的戰略決戰機會。
而中國把海洋看成防禦的屏障，把海軍消極地看成是運輸船隊、運兵船的護航力量和陸地防守的一種輔助。
中國開展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雖然引進了西方的軍事裝備，建成了一支北洋海軍，卻沒有完成中國軍隊的現代化任務，尤其是沒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國家意識和專業水準的軍官群體，沒有造就出一支一往無前的富有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的士兵隊伍。
縱觀歷史進程，中國的思想文化及科學技術曾長期領先於日本。在西方列強憑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之後，中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主要是學習西方，瞧不起近在眼前的、曾經的學生——日本。
十九世紀中後期，為應對西方列強的掠奪和入侵，中日都掀起了學習西方的改革運動。不同的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是在「祖宗之法不可變」，堅持「中體西用」的前提下進行改革，結果成為僅限於物質層面、器物層面上的學習，只能學到皮毛。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學習西方，目光不僅僅是要占領日本、戰勝中國，而是統治亞洲、稱霸世界。為此，日本把一整套的西方體制都學過來，變成資本主義強國。
甲午戰爭之前數年間，日本為準備戰爭有預謀地進行大量間諜活動，不斷向中國派遣大批間諜，千方百計地搜集有關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各方面情報，對戰爭的進程，甚至戰爭的結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886年日本在華最龐大的間諜機構樂善堂在漢口成立，以經營眼藥水、書籍、雜貨作為掩護，先後在北京、長沙、重慶、天津等地建立分支機構，組成了一個遍布中國主要城市的間諜網。樂善堂的間諜在中國各地搜集的情報分門別類整理，編纂成3大冊2000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諸多方面，為日本侵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在上海租界裡，日本成立所謂的日清貿易研究所，名為促進清朝和日本的貿易往來，實則是一個以培養「中日貿易人才」為名的間諜訓練機構。
在天津，日本通過陰謀策劃，加上金錢和美色的誘惑，拉攏天津軍械局書辦劉棻。劉棻將清軍各軍械營槍炮、火藥、子彈數目等悉數告訴日本間諜。一些要害部門，如電報局、軍械所，都混進了日本間諜，一些李鴻章的往來機密文電和密碼都落入日本之手。
日本諜報頭目、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親自到中國直接感受和了解清朝的意圖及實力，李鴻章甚至視他為上賓，請他參觀軍工廠、軍事設施、軍隊操練，使其不僅了解到清政府並沒有對日作戰的全面準備，而且對清軍戰鬥力及地形、風俗人情均作了詳細考察，增強了發動戰爭的信心。
當得知北洋海軍開赴朝鮮的出發時間後，潛伏間諜宗方小太郎立即電告日本諜報機關。日軍大本營即派日本聯合艦隊出發前往攻擊。北洋艦隊準備返航時，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遭到日本艦隊的襲擊，引爆黃海海戰。
期間，有三名間諜因為工作出色，受到明治天皇的親自接見，這在世界間諜史上都很罕見的。
自大明朝1644年亡國後，日本和朝鮮都認為中華大地已經淪陷於夷狄之手。19世紀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團到中國來考察，其中有個成員叫作高杉晉作到上海書攤買書，問有沒有魏源的《海國圖志》，書店老闆說不知道此人此書，拿出了一堆怎麼應對科舉考試的書給他。高杉晉作又要買抗英名將陳化成、林則徐的書，都沒有。
當年魏源的《海國圖志》寫好後，在中國無人問津，而在日本卻反倒成了暢銷書。高杉後來在日記中深為感慨中國人的思想和中華的正道相差太遠，中國知識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實學。
在日本人思想里，認為滿人是夷狄，他占得中原，我為何占不得？我比你還更接近「中華」。甚至自認為日本人是來解放中國、 光復中原的，中日同根同種必須攜手才能對付西方，這是一場「救亡之戰」。
甲午戰爭期間很多日本人的家書里，父親給在前線當兵的兒子寫信時，往往都寫「我神州」「我中華」，對兒子寄予了極大的期望，覺得這是保衛中華、保衛神州。
前面提到的間諜宗方小太郎，規劃了整個甲午戰爭時期的宣傳基調。日本人在大連登陸後，到處張貼他起草的告示，題目就是《開誠忠告十八省豪傑》，意思是說中國淪陷很久了，我們來解放你們。清政權這麼腐敗，呼籲「大家起來一起干」。
這種宣傳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軍進入東北的九連城，據他們的戰地記者記載，當地居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些都是宣傳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灣的時候，當地有的百姓竟然稱日本人為「大明國大元帥」。
在中國人看來,甲午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但當時的西方人卻不這樣認為，甚至對中國沒有絲毫同情。
甲午戰爭發動之前，日本駐國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當地語言，常在外媒報刊上發表文章，而大清國派駐海外的外交官們，不懂外語，在溝通中存在非常多的問題。
如當時美國國務卿叫葛禮山，對中國頗為友好。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畢業生，精通英文，天天去葛禮山辦公室拜訪，跟人家談國際大事，談日本對美國有多麼重要。中國公使楊儒選擇接近葛禮山的老婆孩子，送點茶葉、絲綢等等，天壤之別，一目了之。
在當時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提交隨軍採訪申請時，起初兩國都不批准，但後來日本同意了西方媒體隨軍，人數多達114名，包括11名現場素描記者、4名攝影記者。
為此，日本做足新聞策劃，讓西方媒體看日軍怎麼優待俘虜，如何照顧戰地的百姓等，通過歐美記者傳播到全世界。
中國不僅不允許隨軍採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為錯走到中方陣線，而被砍了頭，搞出很多風波。特別是清朝大量地偽造假新聞，使西方媒體失去信任。當「旅順大屠殺」報導出來時，很多外國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為之前的假東西太多。
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見到一篇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美國公眾閱讀的資料。
甲午戰爭中日本人為什麼能夠打敗中國？ 因為清政府輸在了太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