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大陸山水相連，雙方自古便有著密切聯繫，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得朝鮮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是「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員，同時也使得朝鮮半島與中國在地緣安全上唇齒相依。

中國出於維護自身安全的考慮，歷史上一直積極鞏固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這在中國封建王朝所努力構建的朝貢體系中也有明確的體現，到明清時期朝貢體系實現制度化，朝鮮更是成為明清王朝的頭等朝貢國，在地位上明顯高於明清王朝的其他藩屬國，明清王朝也致力於維護自身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

除中國之外，朝鮮半島還與日本、俄羅斯等國相鄰，它既是亞洲大陸走向海洋的起點，又是日本列島邁向大陸的門戶，而由於自身在國土面積、人口、資源等方面相對有限，朝鮮半島的政權在與周邊大國的互動中始終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

中、日以及近代以後的俄國都致力於在朝鮮半島拓展自身的影響。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先後在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下國門大開，而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很快波及朝鮮。

1866年，法國以朝鮮殺害本國傳教士為藉口侵入江華島，史稱「丙寅洋擾」，同年又發生了美國武裝商船入侵的「舍門將軍號」事件，此外英、俄等國也開始向朝鮮擴張。

此後，走上西方式變革道路的日本也很快採取了對外擴張的政策，在其制定的「大陸政策」中，朝鮮成為日本對外擴張首當其衝的對象。

日本政界普遍認為，如果朝鮮被西方列強占領，將會對日本的國家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外務大丞佐田白茅認為：「夫朝鮮所以不得不伐者大有緣故，四年前，法國攻朝鮮失利，甚感懊恨，必不使朝鮮長久矣。且俄國竊窺其動靜，美國亦有攻伐之志，皇國若失此良機而與之外國，則實失我唇而齒必寒。」

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也指出：「（朝鮮）若為他國捷足先得，則國事至此休矣。且近年各國探悉國情而頻窺伺者不少，譬如俄國，既已蠶食滿洲東北，其勢更常欲吞併朝鮮，此皇國刻不容緩之時也，況列聖垂念之地哉！」而如果能搶先占領朝鮮，則「實保全皇國之基礎，亦向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根本。

「領選使」之行與19世紀末的東亞時局

19世紀70年代，朝鮮內外局勢變得愈發複雜，一方面，列強紛紛染指朝鮮，希望擴大在朝鮮的影響力。

日本於1876年2月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條約規定朝鮮為獨立自主的國家，與日本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這也在形式上廢除了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使將來日本向朝鮮擴張時可以名正言順地排除清王朝的干涉，因此《江華條約》的簽訂是日本侵略朝鮮的重要步驟。

在日本之外，美國、俄國、英國等列強也紛紛擴大在朝鮮的影響，並要求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

另一方面，朝鮮國內政局也發生重大變化，實施閉關鎖國政策的大院君已退出政治舞台，掌握實權的閔妃集團傾向於對外開放。

同時，在外來衝擊的影響下，朝鮮社會開始出現分化，逐漸形成了一股要求革新和對外開放的政治勢力，從而產生了「鎖國」與「開放」之爭。

而這背後則是朝鮮政策取向的選擇，開化黨要求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通過軍政改革求富求強，因此開化黨存在親日的傾向，這與傳統的「事大黨」格格不入。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為進一步向朝鮮擴張，積極勸說執政的閔妃集團「開國圖強」和進行軍政改革，並藉此大力扶持朝鮮親日派勢力，擴大日本在朝鮮的影響力並竭力削弱清在朝勢力。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朝鮮高宗於1881年任命金允植為領選使，出使中國。金允植此次來華時，率領了一個龐大的使團，包括使團官員、學徒、工匠、隨從等共計一百餘人，其中學徒和工匠占有相當的比例。

可以說，金允植的出使一方面是為了效仿正在中國興起的洋務運動，學習先進的軍事製造技術。

1879年，李裕元便提出了希望模仿外國人入學之例，咨請禮部揀選明干人員在天津等處學習軍器武備。

另一方面，在學習清王朝相對先進的軍事製造技術的同時，與清王朝商討朝鮮當今局勢，特別是如何應對列強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的要求，也是金允植此次出訪的重要目的。

事實上，在學習活動開展的同時，金允植在保定、天津兩地與眾多清朝洋務派官員多次進行筆談，特別是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的筆談內容，絕大部分集中在朝美締約和朝鮮開港兩個問題上。

就清王朝而言，李鴻章等人對此次朝鮮派來的使團非常重視。在朝鮮方面提出派留學生來華學習時，李鴻章便在奏章中指出：「該國講求武備，實難再緩。因緘覆游守，告以所請似屬可行。」

而在傳授相關製造技術方面，清王朝方面可以說對朝鮮派來的工匠和學徒毫無保留，盡心教授。

作為此次朝鮮留學生主要學習場所的天津機器局對朝鮮留學生可謂「殫精竭慮，盡所知能，互相傳習」。

此外，中國相關官員帶領朝鮮人員參觀相關製造工廠，其中包括屬於國家機密的軍工廠。如金允植就曾經登上新造的火輪船參觀，由此可見，清王朝並未將金允植等人當做外人看待。

事實上，李鴻章也希望朝鮮方面藉此「俾獲有成，藉作自強之基，增我藩籬之固」。但此後，朝鮮留學生因國內發生變亂而全部回國，李鴻章對此頗為失望。

作為朝鮮國內相對開明的官員，金允植對此次來華「取經」還是抱有很大期待的。為此金允植制定了詳細的紀律條例，用來規範朝鮮來華工匠和學徒的行為。

根據相關記錄，曾經有兩個朝鮮匠人沒有請假，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被依照條例處罰。金允植希望不僅能在器物層面向清王朝學習，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還希望藉此在朝鮮半島宣傳和培養一種科學的態度和觀念，趕上時代的潮流。

同時，為了儘快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以應對朝鮮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脅。因此不管是什麼技術，只要能在短期內學成，就是好技術。

反之，那些很深奧、很高級的技術，在金允植看來，也是沒有用的。就朝鮮當時的具體情況看，金允植的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正符合其國情。

然而，朝鮮工匠和學徒的學習情況卻不容樂觀。一方面，受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影響，朝鮮國內與古代中國一樣，信奉「學而優則仕」的理念，將傳統的儒家經典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而將工匠所從事的器物製造視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因此即使是朝鮮使團的工匠和學徒，也並不願來華學習相關的製造技術。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朝鮮工匠並未真正虛心、耐心地學習。根據金允植的記載，「二人初隸燒炭處，所觀一兩日，便謂燒炭則不足久學。此中人皆冷笑。曰燒炭亦多妙理，非目擊手習兩三個月，不可學雲」。這種心態讓他們很難真正學到本領。

另一方面，此次帶到中國來的學徒和工匠並未經過嚴格的選拔，且整體年齡偏大，加之這些新式技術對朝鮮的工匠和學徒而言顯得過於高深，遠遠超過了他們的認知能力，即使有些基礎的工匠都感覺到在短時間內難以掌握新技術。

總之，這批學徒和工匠在回國之後並未發揮應有的作用，事實上，「以無才，初不付廠」和「以無才還出」的占了大多數。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在朝鮮工匠和學徒學習新式製造技術的同時，金允植也通過觀察清王朝興辦洋務的實際情況為朝鮮國內的改革汲取經驗。

他認為，朝鮮興辦洋務可以選擇「小手器」，認為它們「具體而微，足為我國禦侮之資」，而不必引進貴重的機械。

這一方面是考慮到朝鮮國內有限的財力，另一方面也是由其自身局限性導致的，他僅僅希望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維護國內落後的統治，並不希望進行徹底的生產方式變革。

在這一點上，金允植與清王朝的洋務派如出一轍。劉含芳在與金允植的談話中對當時日本的變革頗有微詞，「日王之可鄙者，是在變洋之太過」，並因此認為日本具有「猴性」，同樣反映了這—點。

關於朝鮮的通商問題是李鴻章等人與金允植會談的重點。面對列強紛紛向朝鮮提出的開國要求，李鴻章在與金允植的談話中，首先就當前世界局勢下的中朝關係進行了論述，李鴻章做出了在外敵入侵情況下保護朝鮮的承諾，同時又同意朝鮮完全自主地去與西方國家進行外交與通商談判。

另一方面，李鴻章也深知日俄在朝鮮的擴張意圖，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希望依靠美國的力量牽制日俄。

李鴻章認為，美國距朝鮮萬里之遙，並不急切地需要在朝鮮半島尋求自己的直接利益，因此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此前李鴻章在寫給李裕元的信中便指出：「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

因此，他主張朝鮮先與美國談判，並且以朝美之間的通商條約為藍本，再與日本、俄羅斯談判。同時，自身面臨很大困難的清王朝在列強面前仍竭力維護朝鮮的利益。

李鴻章在與金允植的談話中多次提到，英國等國多次向自己提出希望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都被李鴻章婉言拒絕。

而在建議朝鮮首先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時，李鴻章希望加上「朝鮮久為中國屬邦，而外交、內政事宜，均得自主，他國未便過問」—句。

這裡的「他國」不僅是指美國，也針對那些對朝鮮還有覬覦之心的國家。例如日本和俄羅斯。由此可見李鴻章等人的良苦用心。

事實上，金允植也承認，「中國人之為我憂慮，甚於我國之人」。清王朝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擴張懷有很高的警惕，李鴻章等清朝大臣在與金允植的談話中多次表明了這一點。

如李鴻章曾詢問當時日本駐朝鮮使節花房義質的情況以及漢城的軍事防範問題。李鴻章擔心日本會利用當時朝鮮爆發的農民起義製造事端。

此外，李鴻章很關心朝鮮是否派人去日本學習。金允植回答說沒有。他說，高宗沒有向日本國派過留學生，只是選了八十多人，在朝鮮國內向日本人學習軍事器械的使用。

金允植又說，武衛都統使閔台鎬帶了韓聖根、尹雄烈去向日本教官掘本學習軍事。李鴻章的擔心是有理由的。

日本教官所培訓出來的新式軍人，很快就成了製造朝鮮國內動亂的急先鋒。但是，李鴻章又無法直接表達此種擔心。他只是在金允植的書寫文字上加上了「是好意」三字。

李鴻章明白，日本軍官反覆主動要求培訓朝鮮軍人，是有他們的打算的。金允植反覆向李鴻章解釋說，朝鮮本意是要邀請中國軍官去做培調官的。

在與列強簽訂通商條約這一問題上，朝鮮對清王朝的態度呈現出雙重性的特點。一方面，長期的宗藩關係讓金允植等人懷有強烈的「事大」觀念。

「我國之為中國屬邦，天下之所共知也。常患中國無著實擔當之意。以若我國孤弱之勢，若無大邦之作保，則實難特立」。

同時，朝鮮缺少與列強打交道的經驗，加之國內錯綜複雜的形勢，因此朝鮮在與列強簽約事宜上需要清王朝主持大局。

李鴻章希望朝鮮先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但現實的情況卻是，朝鮮不僅沒有與列強打交道的相關經驗，國內甚至連一個懂英文的官員都找不到。

另一方面，金允植等人也敏銳地觀察到清王朝在西方列強環伺下自顧不暇的事實，因此對清王朝保護朝鮮的可靠性心存疑慮。

此時朝鮮已不再完全仰仗清帝國，而是進行了多方面的準備，一方面適度拉開與清王朝的距離，當時朝鮮國新建立重要的行政機構機務府，但並未向名義上的宗主國清王朝報告，這引起了李鴻章的不滿，在與金允植的首次對話中因此提出詰問。

另一方面，朝鮮國內部分人主張向日本傾斜，走學習日本的道路。可以說，當時的朝鮮王朝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尋找出路，一些大臣已經在向日本靠攏，他們不準備把自己國家的未來置於日漸虛弱的清王朝的保護之下。

「紳士遊覽團」的成行與朝鮮日本往來史

朝鮮王朝自建立之始，就與日本幕府政權（室町幕府及江戶幕府）通過「通信使」維持著基本的邦交聯繫。

「通信使」作為政府使節參加由幕府舉行的相關慶賀和弔唁活動，同時也充當為解決兩國間緊急問題的特使。

1592年，在「壬辰倭亂」（日本方面稱為「元祿慶長之役」，中國方面稱為「萬曆朝鮮之役」）期間，朝鮮王朝終止了向當時的豐臣秀吉政權派遣「通信使」。

戰爭結束後，朝鮮王朝於1607年、1617年、1624年，分三批向德川幕府派出「回答兼刷還使」，目的是恢復兩國邦交，同時以「回答兼刷還使」的名義帶回在戰爭中被擄掠到日本的朝鮮遺民。

三期的使節名稱雖為「回答兼刷還使」，但自此之後，此項功用逐漸淡化，名稱恢復為朝鮮王朝前期的「通信使」之名。

自1429年（世宗十一年）實際派出「通信使」至1811年（純祖十一年），歷時將近390年的「朝鮮通信使」制度結束。此後，日本於1868年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地完成了近代化國家轉型。

相比之下，朝鮮則不斷受到來自歐美列強的開國要求，進而多次與列強發生衝突，出現了諸如「丙寅洋擾」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

也就是在此期間，近代化轉型得以推進、急需開展新型外交的日本將目標鎖定在了朝鮮身上。

1875年4月（明治八年），為協助理事官森山茂與朝鮮交涉關於新邦交建立問題，並武力恫嚇朝鮮王朝，以「雲揚號」為首的三艘日本軍艦進入釜山港，8月，「雲揚號」移動到江華島的草芝鎮方向。

由於雙方誤判，守島朝鮮軍隊與「雲揚號」進行相互炮擊，「雲揚號」在撤退過程中炮轟了永宗鎮。這次事件史稱「江華島事件」。

藉此次事件，1876年1月，明治政府任命黑田清隆為全權大使、井上馨為副使赴朝鮮洽談相關事宜。

面對來自日本的壓力，1876年2月26日，朝鮮與日本簽訂了歷史上第一個通商條約—《江華條約》。

自此，朝鮮放棄閉關鎖國政策，並以此為起點作為兩國修好的標誌，向明治政府派遣使節，時隔65年兩國再次開始接觸。

與之前的「通信使」有所不同，此次往來於兩國之間的外交使節被稱為「修信使」。自1876年開始派遣至1883年為止，前後共有4次。

較「通信使」而言，「修信使」在兩國的外交活動中秉承朝鮮王朝「修舊交、厚信義」的宗旨，作為處理兩國外交活動糾紛的「救火隊員」的角色出現，這與「通信使」更加注重參加幕府政權禮節儀式的做派有所不同，其所具備的務實色彩更為濃厚。

也就是在朝鮮逐步打開國門，逡巡著嘗試與以日本為代表的近代世界進行接觸的不久之後，1882年7月，因舊式軍官兵認為政府在軍餉米的分配上優待新式軍，在漢城發生了驅趕主張「開化」的閔妃，襲擊日本公使館的「壬午兵變」。

此次事件的發生導致同年的「修信使」一行人數銳減，正使朴泳孝以「特命全權大臣」而不是以「修信使」的身份赴日向明治政府賠罪。

更為嚴重的是，1884年12月，「甲申事變」爆發，以金玉均為首的開化黨人被徹底清除出了朝鮮政府。此事件標誌著朝鮮相對自主的近代化改良運動遇到了重大挫折。

此後的1885年，雖依然還有徐相雨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依照《漢城條約》向日本奉交國書的所謂最後一次「修信使」之行，但在開化黨勢力被清除出朝鮮政局的背景之下，相較之前的幾次外交活動，其進行自主性改良的歷史意義相對來說已被極大地弱化。

1885年之後，由於兩國政府各自在對內政外交的決策上走向了極端化道路，以「通信使」或「修信使」為名的定期外交活動也就退出了歷史舞台。

通觀1876年至1883年間，包含「紳士遊覽團」在內的朝鮮王朝與日本明治政府的交往，外交使團由前期的偏向於禮節性的外交活動開始逐漸向實務性的考察學習方向轉化。

針對這一點河宇鳳教授在其文章《開港期修信使O日本認識》中已有充分說。更進一步說，這是朝鮮王朝主動地將舊外交體系向新外交體系進行轉軌的過程。

而在這個過程中，其自主性表現最高，並力圖通過自身努力找到救國圖強道路的外交活動頂點並不是由官方主推的外交活動，相反卻是以「紳士遊覽團」為標誌的帶有非官方性質的外交活動。可以說在如此短暫的開化風潮中，「紳士遊覽團」的出行可謂是極其特殊。

「紳士遊覽團」也被稱為「朝士視察團」，從1881年5月8日日本外務省收到遊覽團到達長崎的第一封電報開始，至8月22日，兵庫縣縣令森山昌純與公使花房義質於神戶港送別乘坐三菱郵船千歲丸號返朝的遊覽團為止，遊覽團共在日本「瀏覽」了106天。

與之前的兩次「修信使」不同的是，此次一行人是遵照朝鮮高宗的個人意志進行的非官方訪問。

而促成此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推手卻又是之前第二次「修信使」使團從日本帶來的各種圍繞當時東北亞局勢的最新情報與看法。

朝鮮末期的政治角力主要在推行排外鎖國政策的大院君與主張開化的閔妃外戚集團之間不斷地進行。以「丙寅洋擾」為代表，面對來自列強開國通商的要求，朝鮮國內加強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不過，1873年，因為主張「衛正斥邪」，強力推行排外政策的大院君在朝鮮內部政治鬥爭中失勢，使得提倡開化開國的政治勢力有了登上歷史舞台的機會。

此後發生的「江華島事件」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地為朝鮮開始與近代世界接觸提供了一個跳板。1880年，朝鮮第二次派出以金弘集為正使的「修信使」外交使團。

此次使團的最大收穫是收到了時任清駐日參贊黃遵憲受洋務運動重臣李鴻章授意而撰寫，並準備呈贈給朝鮮政府的《朝鮮策略》。

《朝鮮策略》的重點主要體現在「策朝鮮今日之急務，莫急於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圖自強而已」的這一部分上。

也就是說，當下朝鮮最緊要的外交核心事務是為防範俄國南下對朝鮮的侵略，而與中國親近，與日本接好，與美國聯合。

如若通過此方法能構建出良好的外交態勢，進而成功防範俄國的南侵，並最終實現國家自強。可以說此方法實際上形成了一箭雙鵰的效果。

然而，在一個秉持著「華夷世界觀」尊奉儒家道德規範為圭臬的封閉社會，當時的朝鮮對這樣一份外交政策所抱持的懷疑和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

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也為之後開化黨人的失敗埋下了伏筆。但緊迫的時局急切需要政府方面拿出相應的對策。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朝鮮高宗依憑其個人決斷接受了這個建議，並為推行開化、開國政策而開始著手準備新的外交布局。

對於「紳士遊覽團」的派遣，1881年2月28日，駐朝鮮的辦理公使花房義質（以下略稱花房）在給外務卿井上馨的報告中有如下記述：「我國政府於朝鮮政府，願其改閉關鎖國之國是，變外交之政略，勸其官紳子弟週遊諸國之急務為諸事之先，且建其遊學於我國者不止一二，尤其如明治十年十二月義質遣書於禮曹判書一般，幾無響應者。然於其國人士皆茫然無所顧省之時，謂朝鮮僧人李東仁者，深感時事之所在，密潛入我國，屢屢謀求其國改革之是。其偶與修信使金宏集在日之時密會，暢談其志，及至歸國蒙受國王之信，奉王命再而渡航於我國，依我知，其懇請我國派遣著正裝之全權使節，且欲求槍器於我以圖變法革新。」

由此可以看出，在朝鮮正式派出遊覽團之前，作為僧侶的李東仁已在日朝兩國之間私下進行著穿梭外交，而其第一次赴日的時間是在1879年9月，其所有的赴日資金則是由朴泳孝所資助的。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花房在此文的開篇部分，陳述了其希望朝鮮政府能夠派出更多的士紳子弟赴外求學的建議。

實際上，花房本人於明治十年，也就是1877年就已經向當時朝鮮的禮曹判書提出了此建議。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對方對此建議採取了漠然以對的態度。

此外，作為官方第二次派出的「修信使」金弘集，在受到明治政府官員參觀各種軍隊、工廠、學校的建議時，做出了「本使迂拙，素無知解，雖見無益」的消極回應。

可見，派出「紳士遊覽團」之前，在朝鮮政府內部，圍繞是否赴外開展近代事務學習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受日本政府推動，特別是通過花房公使從中斡旋，態度由被動向主動轉換的過程。

關於這一說法，許東賢在其《1881年朝士視察団活動関研究》一文中已作出了說明。

其實，在花房向井上馨傳遞此次報告之前的1879年4月，李東仁就已經開始與花房接觸。但對於一個僧人的各種隻言片語，明治政府是無法全部採信的。

儘管這樣，李東仁還是成功地於1879年到達日本，並於1881年的1月，在為推行開化而設立的統理機務衙門中被任命為參謀官，而此舉實際上是為李東仁的個人信譽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加持。同年的2月3日，李東仁再次與花房聯繫，這次正式觸及派遣遊覽團的事宜。

此後，為保萬全，花房或直接或間接地與時任領議政李最應和第二次「修信使」金宏集接觸，也就是在他們的隻言片語中確認了朝鮮方面有向日本派遣遊覽團的意向。

在經歷了各種曲折之後，借道釜山，「紳士遊覽團」於1881年5月7日，從釜山出港開始了赴日之旅。抵達日本之後，遊覽團中的相關成員很快就在明治政府的安排下，展開了在日本的各種參觀學習活動。

返回朝鮮後，被分派到朝鮮有關部門的遊覽團成員根據自己在日本的所見所聞，撰寫了一系列的見聞錄和資料彙編，並呈送給高宗。

此外，完成了資料彙編和整理工作的團員們，基於其在日本相應部門的學習與考察經歷，通過統理機務衙門改革這一契機，被安排到了相應的部門參與朝鮮王朝後期的開化改良運動。

不過遺憾的是，國內及國際的事態卻並沒有隨著朝鮮方面的意願而發展下去。亦如前文所述，在遊覽團出訪結束三年後的1884年，「甲申事變」爆發，作為團員的洪英植也因此次事變而喪命。

不過，與洪英植的死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原本作為激進開化派而隨團赴日的魚允中，自「甲申事變」後，在政治上迅速地向清王朝靠攏。由此可見，「紳士遊覽團」及其一行人在朝鮮王朝末期的歷史中，遺憾地扮演著一種莫可名狀的尷尬角色。

結語

中國自秦漢以來，便開始構建以自身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一些學者將這一秩序稱為「朝貢體系」。

在這一體系中，中央王朝自謂「天朝上國」，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諸藩國承認並擁戴其為「天下共主」。

藩國有義務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貢，以便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認和保護，獲得政權的合法性，從而鞏固和保障自身的安全。

「朝貢體系」與日後的西方「殖民體系」有著顯著不同，「朝貢體系」下的藩國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被保護國」，更不是殖民地。中國並非周邊國家的統治者，更不是殖民者和掠奪者。

藩國對中國的臣服是名義上的，其主權和領土完整並沒有受到損害，內部事務也很少受到干預。

然而，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這種傳統的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就不斷受到來自以國民國家為單位、國際法為國家行為準則的近代國際關係的挑戰。

對於東北亞三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三國在面對這種挑戰時，各自採取了不同的應對之道。朝鮮半島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一直處在大陸和日本列島的雙重壓力之下。

整體來說，以歸附於「華夷秩序」為大前提，其對大陸的向心力左右著其對外關係的主要方向。

但面對「老大」中國的自身難保無暇東顧，「新興」日本的躍躍欲試積極挺進，朝鮮王朝顯然是表現出了極度惶惑的狀態。

通過對「領選使」和「紳士遊覽團」的分析，可以看出，處於夾縫的朝鮮王朝面對國內守舊與開化兩派的內部鬥爭，以及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半島的外交爭奪，其逐步開始與外界接觸，進而展開通商外貿活動都是被逼迫之下的無奈之舉。

儘管如此，我們依舊可以通過這兩次對外考察活動，看到朝鮮王朝在如此不利的區域環境之下，竭盡全力地展現出其主動性。

這樣的主動性主要體現在了金允植於天津考察期間對清末「洋務運動」的疑慮，體現在努力結成「紳士遊覽團」，盡全力地了解「明治維新」如何使日本實現富強的行動上。

當然，表現出對於清王朝推行「洋務運動」的疑慮並不意味著其對明治政府推行「明治維新」的認同。

「紳士遊覽團」的成員朴定陽就對日本的近代化事業持有一種否定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實際上也存在於很多其他的參訪成員中。

可以說，它其實是朝鮮針對「洋務運動」模式與「明治維新」模式，試圖尋找到為己所用的新模式的思想基礎。這是一種對雙方都保留了批判與懷疑的態度。

因此，面對中日兩國，看似首鼠兩端卻一直保持著謹小慎微態度並努力地與兩國進行接觸的朝鮮高宗乃至於整個朝鮮政府都在盡最大的可能表現出其理性的主動。

只不過這種主動性在被轉化為對政治、經濟、社會進行開化改良運動之時，被片面地極化了。

政治上尚不成熟的開化派在這個國家追求改革的上升期中，因為其激進的態度，使剛剛能見到一縷曙光的朝鮮國勢被拉向了另一個極點。

洪英植的死和魚允中的變，便是這一態勢的真實寫照。此後的歷史再也沒有給朝鮮王朝更多的時間去尋找適合他自己的發展道路。

面對已被極化的政治選項，朝鮮王朝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抉擇，理性主動被不斷地消解，最後使得僅有的主動變成了完全的被動，有限的理性被無限的非理性逐步取代。此後發生的歷史事件實際上已經印證了這一點。

「甲申事變」後的朝鮮王朝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游離於「華夷秩序」之外。這樣的形勢造就了清王朝與明治政府在朝鮮半島上的等勢格局。

然而，這一結果實際上對於朝鮮王朝來說卻不甚良好。遠沒有實現「自立自強」的朝鮮王朝被赤條條地一點點置於列強環伺的國際環境中。

直至《馬關條約》的簽訂，朝鮮被徹底地剝離出了「朝貢體系」。此後，大韓帝國的成立只能說是迫於形勢所產生的非理性主動的終極表現形式，且此舉並沒能夠阻擋住來自列強的襲擾。

最終，朝鮮王朝還是被日本明治政府不斷地拉入其構建的殖民體系中。1910年，日本與韓國簽署《日韓合併條約》，朝鮮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近代中國的邊疆危機也進一步深重。

不過，隨「紳士遊覽團」赴日，最後留在了日本並跟隨福澤渝吉於慶應義塾學習的俞吉濬和進入同人社學習的尹致昊，則攜手打開了朝鮮學生赴日留學之門。

自此之後，就開始不斷地有朝鮮學生來到日本學習。而就在他們赴日15年後的1896年，本應為師的「老大」中國才派出首批留日學生。

一定意義上說，朝鮮王朝在其末期表現出主動性，做出向日本學習的決定，展現出了相當程度的歷史前瞻性。

作者觀點：

面對中日兩國,朝鮮高宗乃至於整個朝鮮政府一直保持著謹慎的態度,努力與兩國進行接觸,盡最大可能表現出其理性的主動。

只不過這種主動性在轉化為對政治、經濟、社會進行開化改良運動之時,被片面地極化了,最終,朝鮮王朝還是被日本明治政府不斷地拉入其構建的殖民體系中。近代中國的邊疆危機進一步深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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