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1928年，剛過冬天，久住在北京紫禁城的人突然發現，從未有如此多的烏鴉，仿佛全中國的烏鴉都棲落到這座空蕩蕩的故宮裡來了。皇帝走了，大臣走了，太監也走了，填補這座古老宮殿空缺的，全都是神秘而衰老的烏鴉。它們喧譁著，騷動著，集體起飛時，仿佛烏雲蔽日；三三兩兩時，就像青磚上落上的狗屎。
這樣的景象讓紫禁城的遺老遺少生疑，這些烏鴉，該不是那些曾在紫禁城活過的人的鬼魂吧？亂世之中，沒地方可去，就把這兒當陰曹地府了。繼而感慨：這一年肯定有大事發生！——該是那個「四不像」的共和國倒台了。最終果然如此——1928年1月8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三巨頭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並排坐在一起，留下了現代史上一張重要合影：三人均正襟危坐，蔣介石居中，馮玉祥相左，閻錫山在右。蔣一身戎裝，筆挺而講究，夾在馮、閻當中，這位瘦高的浙江人略顯拘謹；馮玉祥身軀魁梧，衣著隨意，粗布麻衣襯出滿臉的憨厚與樸實；閻錫山也是一身戎裝，不過看上去持重而老成。這一張照片，預示著蔣介石與馮玉祥和閻錫山攜起手來，他們的敵人，輪轉成盤據北京的張作霖。
2月22日，蔣介石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發布通電，申明務於最短時間內完成北伐。5月，步步緊逼的國民黨軍隊已進入山東滕縣境內，張宗昌退至山東鄒縣。5月3日，日本軍隊在濟南奸淫擄掠，屠殺中國軍民萬餘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五三」慘案。9日，孫傳芳從天津致電北京政府內閣總理潘復說：「南北於爭，濟南事變，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責，不願再事內爭……茲已到今津，前線軍事，不能負責。」30日夜，張作霖召開軍政府最高緊急會議，接納潘復、孫傳芳等人的勸告，以大元帥名義下退卻令。
6月1日，張作霖下令將「安國軍大元帥」印旗、國務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檔案全部運往奉天。2日，張作霖通電宣告退出北京，政務交國務院攝政，軍務歸軍團長負責，以後政治問題，聽從國民裁決。同日，潘復宣布辭職，院中事務交許寶蘅暫時負責。為了避免「南京事件」再次發生，各國使館與交戰雙方多次交涉，參與討論的將領們終於同意：張作霖撤離北京後，需要在北京城內留下五千軍紀最嚴整的兵士維持秩序，直至勝利一方前來接管。各方妥協的條件還包括，蔣介石的軍隊不得進入北京城，京城改由山西來的閻錫山部隊控制。
進京的晉軍都是挑選出來的，一部分是最年輕的新兵，另一部分是素質最高的。他們被特別要求不得騷擾外國人。根據協議，晉軍將於指定時間從南門進入北京。北洋軍則於同一時間從北門撤出。他們將獲得禮遇，允許保留武器登上火車，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離京前往關外。
6月3日凌晨一點，北京前門火車站皎潔的月光下，張作霖登上火車離開。下午四時，火車到達山海關。侍衛送上了精緻的食物，這是張作霖最後的晚餐。據廚師朴豐田回憶，晚餐的菜單為：肉絲燒茄子、燉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黃花魚、菠菜烹蝦段、辣子雞丁、小白菜湯。同一天，前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因為腦溢血在天津逝世。這個「辛亥革命」的符號之一，與他所經歷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一道壽終正寢。像巧合，也是必然。在一陣緊一陣的北伐槍炮聲中，黎元洪的遺體被安放在黑漆楠木棺材裡，身著的壽衣不是傳統的長袍馬褂，也不是一襲中華民國元帥服，而是一身大總統禮服，胸前還佩戴金質徽章——看得出來，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是黎元洪一生的榮耀和情結，也是他晚年的夢魘和不舍。此時，這個不舍的夢魘終於宣告結束了。
6月4日清晨，乘火車回瀋陽的中華民國海陸空大元帥張作霖在皇姑屯遭到炸彈襲擊。一分鐘之前，坐在車廂里的張作霖感到微涼。隨從問：「天有點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張作霖看了看表，已五點多了，便答道：「算了，馬上要到了！」話音未落，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把他們吞沒。當天上午，張作霖在緊急送往大帥府後死亡，年僅五十四歲。張作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受傷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最後一屆總理潘復萬幸逃過了劫難——潘復在北京登車後臨時改變主意，車到天津，他隨張作霖的首席顧問町野武馬下了車。潘復並不是有先見之明，而是考慮到自己既不是東北人，也非奉系嫡系，不想在關外過寄人籬下的生活。
6月4日恰巧是張學良生日，這一年，年輕氣盛的少帥正滿二十七歲。在北京的張學良聽到父親死訊後，驚如晴天霹靂。冷靜之後，張學良要求奉天方面秘而不發張作霖死訊，安排三、四方面軍團立即從北京撤退至灤縣。一直到17日，張學良才剃了個光頭，身著士兵服裝，化裝成普通士兵擠坐在悶罐車中回到了瀋陽。快到皇姑屯時，張學良打開車窗，把身子探出窗外，努力辨認那地方的每一絲痕跡。到達奉天之後，張學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張作霖的名義草擬了一份手令，全權委託張學良代表一切職務。張學良模仿父親的筆跡簽了名。20日，張學良宣布張作霖的死訊，發布張作霖手諭，正式就職。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以為，張作霖的死與日本人有關，推測日本人的動機是懲罰張作霖擅自撤兵，不肯抵抗北伐軍。曾任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作為戰犯的河本大作甚至在獄中寫有《我炸死了張作霖》一文。不過二十一世紀俄羅斯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在根據蘇聯解密歷史檔案資料所撰寫的《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一文中稱，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是蘇軍情報局所為，具體執行人為蘇聯間諜薩爾嫩、埃廷貢、維納羅夫等。張作霖之死於是有了更符合邏輯與情理的新說。
6月8日，國民革命軍未費一槍一炮整隊進入北京，北京安然換防。13日，國民政府通知中國駐外使館改掛青天白日新國旗。20日，直隸省改稱河北省，北京改為北平。7月1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等軍事巨頭，宣布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統一，並派遣官員前往北京，與蔣介石代表商談東北易幟問題。至此，中國軍閥之間相互攻擊十多年的局面結束，自袁世凱起北京作為中華民國政府首都的局面也宣告結束。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新桃舊符，這一年，在內務部領導下的北京警察仍保持著很好的專業水準，1928年的北京還被描述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7月4日，蔣介石住進北京香山碧雲舍。在碧雲舍，蔣介石操辦了由各集團軍總司令、總指揮參加的祭奠中山之靈大典。蔣介石主祭，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襄祭。孫中山的靈柩前，蔣介石與他的同僚們脫帽佇立。蔣介石還抑制不住悲傷，情不自禁地抽泣起來。在此之後，一身中山裝的蔣介石，攜同年輕美麗的宋美齡，在全副武裝的國民軍衛隊的護衛下，踏著燦爛的陽光進入了紫禁城。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來故宮，滿清早已不在，故宮雜草叢生，蔣介石一邊聆聽著陪同學者的講解，一邊驕傲地展示著勝利者的微笑。當天晚上，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了白天的見聞，感嘆這座豪華無雙的宮殿的精巧無比，感嘆宮殿在塵煙瀰漫中的安謐，也感嘆明清五百年歷史的如煙消散。
國民黨人進入古老的北京城後，很快收到美國方面的「大禮」——美國公使馬慕瑞與南京財政部長宋子文簽訂新的關稅協議，承認中國完全關稅自治。其他國家也迅速效仿，給予統一的中國以優惠待遇。國民政府還與列強簽訂一項協議，外國政府只能向南京方面出售武器彈藥，若直接向地方軍閥出售武器，必須有南京的批准。各國支持中央國民政府的這一措施，地方勢力受到了嚴厲打擊。在強大的壓力下，中央政府的將軍及各地的軍閥都開始信奉「三民主義」，貌似成為積極的追隨者。不過從實質上，這些地方軍人只是聽命而已，真正目的是求得南京方面放過他們，好繼續控制自家的軍隊和地盤，征餉抽稅如舊。對於只顧一己之私利的軍閥們來說，效忠南京的前提，是讓自以為擁有中央集權的新政府對他們聽之任之，至於口頭承諾和表面忠誠，不過是玩熟了的遊戲而已。
儘管風雲變幻，北京這個千年古城仍像埃德加·斯諾所形容的那樣，像一個「老夫人」一樣溫良恭讓。政治仍是皇城根里百姓不變的話題，在一如既往龐大、沉悶、壓抑、神秘、霉腐的帝都里，人們仍安之若素地聊著政治話題，就像聊著前些天所看的一幕情景劇，或者在八大胡同偷窺看到的畫面一樣。
人們三三兩兩地聚在胡同口的某一棵槐樹下，有的提著鳥籠，有的肩頭站著威武的鷹隼，拖著油滑的京腔，不屑或崇敬地議論多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某個妃子的軼事；或者某個忠臣，某個奸臣的傷心與苦惱；某個太監的趣聞與姦情。在他們眼中，已經逝去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與過去的朝廷並沒有區別，將要來臨的國民革命政府，也與逝去的中華民國沒有區別。一切都只是換了個「皇帝」而已。有時候他們的議論還真算真知灼見。這個紅牆黃瓦映照下的古城，就這樣沉浸在一派浮華、溫馨、自得外加迷迷糊糊的勃起與陽萎的大夢之中。
這一年的7月3日至11日，清皇陵遭到國民政府孫殿英部的洗劫。孫殿英以軍事演習為名，封鎖了馬蘭峪東陵，以火藥炸開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陵墓巨大而堅固的墓門，敲開棺槨。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被譽為「十全老人」的乾隆，以及近代史上最有權力的女人慈禧被拋屍荒野。孫殿英親自進墓點視寶物，裝了四五十箱回到軍營。此後，這批寶物中的很大一部分流散到世界各地。雖然新國民政府一再聲言嚴厲查辦，不過最後仍是不了了之。傳說國民政府的重要成員蔣介石、宋子文等分別接受了孫殿英的賄賂。
孫殿英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言之鑿鑿：「滿清殺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孫中山有同盟會、國民黨，革了滿清的命；馮煥章（馮玉祥）用槍桿子去逼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族趕出了皇宮。我孫殿英槍桿子沒得幾條，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說什麼盜墓不盜墓，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漢同胞！」孫殿英是試圖以革命的名義來論證自己的所作所為。在那個時代，凡事一套上「革命」二字，便變得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了。
同樣是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在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發生了持續三年的嚴重災害，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等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造成逃荒人流無數，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一千萬。陝西原有人口一千三百萬，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者三百多萬，流離失所者六百多萬，合計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後來成名的埃德加·斯諾，當時還是上海最著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的年輕記者。大災之時，埃德加·斯諾去了中國北方，
寫了一篇《中國五大害》，報導稱：「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萬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導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又寫下《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面。斯諾憤懣地發現，儘管災害嚴重，美國給蔣介石源源不斷的援助卻沒有用來救災，反而用於大力擴充軍備。連年的戰亂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
在飢餓和災難中，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將軍當天向全世界通電，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在東北將原北京政府的紅黃藍白黑五色旗改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治行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東北易幟」。30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改稱東北邊防軍。1929年3月1日，奉天改稱遼寧省，省會改稱瀋陽市。
到了這個時候，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終於倒下，取而代之的，是青天白日旗飄揚於祖國各地。當年，大元帥黃興倡導使用鐵血十八星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國民黨代理總裁宋教仁倡導使用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孫中山則堅持用青天白日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辛亥革命時，孫中山不在國內，各省代表在討論後決定使用五色旗為中華民國標誌。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歸國抵達上海，街頭巷尾的歡迎人群舉著的都是五色旗。隨後，北遷的臨時參議院議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袁世凱大總統制令頒行全國。此後的孫中山仍舊對成為國旗的五色旗咬牙切齒，曾經在很多場合下進行抨擊：民國成立以來長在四分五裂之中全因為這面「四分五裂之官僚旗」，「此民國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夫滿清之黃龍帝旗我已不用，而乃反用其武員之五色旗，此無怪清帝之專制可以推覆，而滿清武人之難以滅絕也。天意乎？人事乎？」現在，長眠於地下的孫中山終於可以頷首微笑了。
同樣隨著五色旗倒下的，還有一批人，和一個時代——章太炎自號「中華民國遺民」，在他看來，自五色旗倒下的那一天起，中華民國精神已不再。在致友人的信中，章太炎說：「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28年11月，已蟄居一年的章太炎在上海發表公開演講，稱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是「聯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他認為，袁世凱還只是一個人想當皇帝，而孫中山們則是一個黨要當皇帝，這就是「叛國」，應該人人共擊之。「今日中國之民不堪命，禍首實屬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國民尚須努力，應共奮起。」很快，章太炎被國民政府單獨列名通緝。
民國北京政府就這樣消逝在風雨晦冥之中，像一艘大船，終於在飄搖的海上沉沒。回望那依稀露出的桅杆，很多人不僅僅感受到蒼涼和無助。曾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美國人芮恩施，在觀察到中國曆年經受的痛苦和迷茫之後，依舊對於中國的民治和代議政府抱有信心，他在《使華手記》裡寫道：「倘使中國現在在信心上感到失望，那麼，它在精神發展和政治發展上的這種幻滅的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而我們在太平洋彼岸將看不到一個和平的工業化的並同情我們理想的國家，面對的卻是一個受著殘酷控制的實利主義的龐大軍事組織。」「中國有著可供民主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地，但是五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毀的。
中國畢竟是一個古老的君主國家，而共和政體卻是相當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現在仍然處於調整的時期。」芮恩施並不贊同中國人不能實行民主，他說：「有許多人公然而說中國不能適於民治，他們的意思就以為中國的人民如此的軟弱而無知識，必定要時時有獨裁的勢力，能發號令使人動作而不需要給理由，在後面鞭策他們向前。這個見解，與我完全不同。我承認中國所遇到的很多困難，領土很寬廣，各省的語言、風俗和經濟的利益很複雜。政治統一的感情，不甚發達。國家和公共的行動，以前總不曾對於人民表現他們最好的和最高的利益……不過我覺得無論是誰，如果真能知道中國一般的和共同生活的，沒有不感想到唯一適於中國的正當制度，就是民治和代議政府。
曾經的「五四青年」羅隆基評價說：「民元至民十六那段中國憲政歷史，那固然是憲政的失敗，但那卻是國家實施憲政的必經的過程，倘以那段憲政過程中之波折，即斷定憲政在中國永無成功可能，那是缺乏歷史的眼光。」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N. 佩弗則評價說：「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是毫無根據的。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
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後來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則評價說，北京軍閥政治鬥爭的可悲記載表明：1928年以前立憲政府的失敗，不應理解為有效政體的衰落，而應理解為沒有能力建立這樣的政府。
段祺瑞、吳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國性資格的領袖，有時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建立有實力的軍事控制。但這種成就只能在軍事上，從來沒有隨軍事以俱來，並與之相結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從而規範出真正有權力的文官政府；也沒有作出認真的努力，去動員有社會影響的人士來加強政府機制。士兵是軍閥唯一的選民。當國家的官員只能靠軍隊來維持權力時，這種權力就可能被另一個更強大的軍隊所廢除。軍閥的弱點不在於其謀求權力，而在於其把權力構成的眼界看得太狹窄，不能擴大到非軍事方面。這樣的評價，不僅僅適用於曇花一現的北京政府，同時也適用於以後的政權。
清亡，共和，北洋，革命，國民政府……這樣的變化，看起來轟轟烈烈，其實，仍是靜悄悄的。政權的變化，並沒有給人民帶來什麼實質性東西，相反，還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倒退。對於這個歷史古國來說，革命如此猛烈，也如此頻繁，它就如暴風雨一樣，讓人目不暇接。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只是革命的開始，是它邁開現代化步伐的起步；而今，革命再次爆發，革命的對象，又變成了當年革命的那些人。
從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來看，不斷的「革命」造就了中國後來的百年滄桑，不過平心靜氣地想，革命仍是古老帝國無可奈何的選擇，是古老帝國走向新生不得不進行的選擇。革命是民主的變形，是民主無路可走的扭曲和爆發。當民主失去引導，只能流浪於街頭，深諳社會的弊端和悲慘時，那樣的發育不良，會使它如喝了狼奶的孩子一樣，變得窮凶極惡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民主會從觀念變成一種手段，變成赤裸裸的暴力，扭曲變形並橫行於這個社會之上。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履行著歷史的邏輯，那就是，當統治者不能順應民意進行改變的話，那麼，它的崩潰，必是自然。無論這是以「革命」的名義，還是以其他的名義進行。
相比於北京政府一開始的熱鬧爭鬥，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上台更像是一場造神運動，他們的宣傳口號、標語旗幟鋪天蓋地，不過具體內容都空洞無所，所謂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既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更像是政治的口號和幌子。1928年10月，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隨後，國民黨通過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
訓政綱領內容如下：中國國民黨實施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之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完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綱領：第一條中華民國於訓政時期開始，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第二條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第三條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行使，以立憲政之基礎。第四條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第五條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這個《訓政綱領》並沒有推進民主建設的實質內容，卻開宗明義地強調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原則，規定國家大權統攬在國民黨手中，而黨權又集中在蔣介石一人之手。這樣一來，蔣介石所謂的「訓政」，更像是改頭換面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從手腕上說，蔣介石比之前的任何一個軍閥更加強化了政權對於一切的控制，尤其是可怕的是，他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個人私利，而是有強烈的黨國意識，堅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國理想。一個有著理想的暴君，會比十個無理想的暴君都要可怕。
當青天白日旗高高飄揚於中國北方的時候，那些曾經聲名顯赫的人物大多隱逸於條約口岸的外國租界裡，過著一種悠悠哉哉的生活：溥儀和他的一幫遺老遺少安逸地住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座豪宅里；前總統徐世昌也住在天津的英租界裡，做著訓詁的功課，閒時蒔花種草；曹錕偏好獨居，討了一房小妾，閒時喝喝酒；至於段祺瑞，他的部屬描述道：「段祺瑞執政時比較窮——事實上，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住在當年一位忠實部屬提供的一所住宅里，花時間去研究佛經，有時也喜歡輕鬆地打打麻將……當被問及中國國內紛爭的原因時，段氏總是給予佛經上的解釋，說中國正被派到地球上的惡魔的古怪行為折磨，動亂將繼續下去，直到魔鬼被趕盡殺絕。」心高氣傲的段祺瑞一直感嘆時也運也命也，此輩人生，段祺瑞悟出人生最大的道理就是，靠人力無法扭轉乾坤。歷史的進程就像是時間的買賣，既然欠下的是歷史的債務，那就得用現實去慢慢償還。靠一代人還不了，就得靠無數人的生命和時間去慢慢償還。
一切難遂人願。從此這片古老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不管是痛苦、悲傷還是歧路，都是中國人的宿命，也是歷史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