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鎮館之寶：毛公鼎、翠玉白菜、東坡肉形石。就青銅器而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與北京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館的大克鼎，並稱「海內青銅器三寶」。與大盂鼎和大克鼎相比，毛公鼎的輾轉經歷更為曲折和複雜，可謂命運多舛。
村民賣給收貨郎
有關毛公鼎的出土經過及其發掘者，一向存在著幾種版本和不同的說法。據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研究員賀世明考證，毛公鼎於1843年在陝西岐山縣莊白村出土，發掘者系董家村村民陳春生。歷史上，這一帶被稱作周原，是周人興起的地方和滅商之前的都城。在西周滅亡的時候，周朝貴族紛紛逃亡，許多笨重的青銅器來不及帶走，倉皇之際就埋入了地下。所以，這地方出土青銅器並不奇怪。
由於陳春生並不識寶，把這件鼎器當作舊銅器賣給了一個收破爛的貨郎，而貨郎又將之轉賣給西安北大街一家舊貨站。後來，毛公鼎被路過的一位古董商發現，以約白銀20兩的價錢買下了寶鼎。
這位古董商名叫蘇億年，是京城琉璃廠古玩鋪永和齋的二掌柜，常在家鄉陝西這一文物古玩出土大省搜尋貨源，其兄蘇兆年則是坐鎮店鋪專管銷售的大掌柜。蘇氏兄弟深知此鼎絕非一般青銅器，轉賣出去必定能賺大錢，只是要尋一位慧眼識寶且有財力的主顧。於是，蘇億年致書陳壽卿，詳述寶鼎的形狀、文字、花紋、色澤及來歷。陳見函即回復，讓蘇趕快送進京師。
陳壽卿是當時著名的金石學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以進士之身被朝廷任為翰林院編修。他精於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收藏，被公認為19世紀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於是，蘇億年攜帶這件青銅寶鼎進京，邀陳到「永和齋」鑑賞，並商購藏事宜。陳仔細看後，頗為驚喜，深感此寶罕見。後來，陳決定購藏，至於是以多少銀兩購藏，則眾說紛紜，據傳為1000兩銀。
陳壽卿購入毛公鼎後，沒有置於京城府邸，而是送回山東老家秘藏，並囑家人嚴守秘密，不得外傳。
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逾古稀的陳壽卿給後代留下遺囑：一不做官，二不經商，三不念經信佛，希望後人能夠安然平淡地做學問，並要保護毛公鼎，不使其從陳家散失。
陳壽卿病逝後，生前所收藏品由三個兒子平分，次子陳厚滋分得毛公鼎等古物。他遵照父囑，謹言慎行，對家藏毛公鼎之事守口如瓶。但陳厚滋去世後，其次子陳陔違背祖訓，開設錢莊和藥鋪，還經不住利誘，痛失了這件祖傳寶物。
陳陔執掌家業後，結識了同邑同姓的陳芙珩，並泄露了家藏毛公鼎的秘密。而此人是時任直隸總督端方之子。端方唆使其子陳芙珩花萬兩白銀購買寶鼎，又許諾他到湖北省銀元局任職，終於使陳陔動心。陳陔不顧家人反對，在宣統二年（公元1910）將毛公鼎售予端方。
險落外人之手
第二年，端方被清廷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領兵前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行至資州地區時被起義士兵所殺。其後人染上清朝宗室貴族子弟的紈絝習氣，除了吃喝嫖賭外，無一能事，生活日漸窘迫，到後來不得不靠變賣或典當家中藏品為繼。到民國九、十年間，以3萬兩白銀作價，將毛公鼎典押給天津俄國人開設的華俄道盛銀行。典押到期後，主人無力贖還，英國記者辛普森表示願出資5萬美金購買，但端家嫌錢太少而不肯割讓。
此事傳出後，輿論譁然，文化界人士竭力呼籲不能讓這件國寶流失，不然，將愧對祖先和後人。北洋時期曾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葉恭綽聞知後憂心如焚，決意設法將寶鼎留在國內。他變賣家中收藏的其它文物，與鄭洪年、馮恕合資購藏，後由鄭、馮二位出讓給葉。
葉恭綽，廣東番禺人，北洋時期歷任幾屆政府的交通部長，財力深厚，嗜收古物，是民國年間著名的詞學家、書畫家和收藏家。他買下毛公鼎後，一直將之藏於天津寓所。日寇全面侵華後，華北頃刻淪陷，他攜毛公鼎至上海的懿園寓所珍藏。不料，僅僅4個月後，日軍又占領了上海，他只得避走香港。
不久，後院起火，他那居滬的姨太太潘氏夥同情夫圖謀霸占財產，並威脅，如他不應允的話，就將家藏毛公鼎的秘密報告日本人。為確保毛公鼎不被日本人掠奪，葉恭綽假意答應潘氏要求，同時電告時在昆明擔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葉公超，讓他前往上海設法護寶。
1939年春夏之交，葉公超不辱使命，抵上海後即把毛公鼎轉移秘藏他處。潘氏見如意算盤落空，便向日本憲兵隊告密，使葉公超未及返回昆明即遭逮捕羈押。在牢裡，葉公超屢經利誘威逼，以至嚴刑拷打7次，均守口如瓶，拒不吐露毛公鼎下落。
葉恭綽在香港驚悉侄兒身陷囹圄，急忙籌措資金營救。葉公超自己也在設法脫身，他在妹妹前往探監時，囑託家人托人仿造一隻青銅器以應付日本人。稍後，日軍憲兵隊收到葉家交來的贗品，加上葉公超的兄長葉子剛以重金保釋，才將關押約50天的葉公超釋放。一年後，葉公超擺脫監視，把毛公鼎偷運香港，完好無損地交到葉恭綽手中。
1941年12月，香港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後淪陷。在當地避難的葉恭綽不僅因為與毛公鼎有著不解之緣，還由於拒絕出任偽交通部長替日本人做事，其行動受到日軍的嚴密監視。最後，他托一位德籍友人，成功地將毛公鼎輾轉攜至上海。
葉恭綽堅持不肯出任偽職，回滬後繼續稱病足不出戶，坐吃山空，只好靠變賣文物度日，終於陷入等米下鍋的窘境。迫於生計，他不得不把毛公鼎押給銀行，後由巨商陳詠仁以黃金300兩贖出。但葉恭綽向陳詠仁提出一個條件，就是一旦抗戰勝利，要將這件國寶交給政府。其時，日軍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的大勢已定，陳詠仁表示願意接受。
陳詠仁原是一位機械工程師，在江蘇無錫開設鐵工廠，曾與日本軍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產品，製造機械，直接為日軍軍需服務，發了不小的「國難財」。到日本宣布投降時，社會上響起嚴厲懲處漢奸的呼聲，這位富商開始恐慌。他想到了對葉恭綽的承諾，以為將毛公鼎獻給政府或許可以贖罪，便通過葉公綽等著名人士聯名致函政府表示願捐國寶。
信發出不久，便為新聞記者所悉，爭相要求採訪。還有人聞訊登門告貸，所求不遂懷恨在心，轉而宣揚他過去與日軍交易而有資敵之罪。陳詠仁一看情勢不妙，等不及政府來取寶鼎，就攜眷悄悄棄家出走，逃到海外以避風頭。果然過不多久，就有人上門查抄了陳宅。
私藏終變公器
一時間，毛公鼎的主人不見了。那麼，價值連城的毛公鼎去了哪裡呢？
曾任軍統局總務處長的沈醉，在回憶錄中提到，戴笠令沈醉到上海查找一件國寶級文物—毛公鼎。陳詠仁住宅在上海杜美路，他逃跑後，軍統接收了其房產作為上海辦事處。
沈醉查找毛公鼎並不順利，最後將上海所有古董商傳訊到辦事處。辦公室內陳設有一組太師桌椅，桌下設置一個焚紙爐。他坐在八仙桌旁，要求古董商們說出毛公鼎的下落。這些古董商面面相覷，搖頭低嘆。
此時，一個商人眼睛直視，大聲驚呼：「嗚呼，嗚呼！罪孽，罪孽！」隨著他的驚叫，所有人也發出了驚叫，都沖向八仙桌，沈醉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些商人異口同聲：「毛公鼎就在你腳下！」眾人搬出毛公鼎，除去紙灰，清晰看到鼎內的銘文。沈醉大喜過望，只待向戴笠邀功受賞。誰知，3月17日卻傳來戴笠飛機失事一命嗚呼的噩耗。
關於毛公鼎被無意中發現的經過，另有一種說法。上世紀60年代初，香港《星島晚報》刊文《毛公鼎充字紙簍》稱：當國民政府接到陳詠仁所具獻奉毛公鼎的私函後，派了一位大員依址前往陳家宅，只見大門緊閉，空無一人。原來，已被軍統局派人查封了，詢之經辦人員，卻誰也不知有什麼毛公鼎、蔣公鼎。這位大員不得已，徑赴杜美路的軍統上海辦事處查問，仍然查不出下落。
因回去交不了差，他懊喪極了，坐在一張椅子上信筆亂塗，塗完把字紙揉成一團，隨手向牆角字紙簍里一拋。突然，他發現這紙簍不是藤製的、木製的，而是一具廢鐵似的圓爐。他立刻查問：「這是什麼東西？哪兒來的？」軍統人員漫不經心地回答：「這個又舊又重的鐵傢伙，是在陳詠仁家裡抄來的。因為沒有什麼用處，暫時放在這裡，權充字紙簍。」這位大員聽了，俯身下去，仔仔細細端詳了一下，正是千方百計尋找的毛公鼎。
查閱檔案可知，至遲在1946年4月19日之前，已知毛公鼎在軍統局上海辦事處，行政院即命上海市教育局組成專門委員會，負責接受及保管；上海市教育局經接洽得知，軍統局上海辦事處已將毛公鼎送去南京的局本部，後送呈蔣介石。
毛公鼎從1843年出土到1946年歸政府收藏，經過了100多年漫長紛繁的曲折歷程，最終完好無損地成為我們的國家財產。它先由南京的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存保管。1948年11月，蔣介石展開退守台灣的部署，下令運走黃金和古董，毛公鼎也在其中，從此離開了大陸，後來存入台北故宮博物院。
小資料
毛公鼎
毛公鼎是距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時期的「國之重器」，因刻器者為毛公而得名。
此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兩耳高聳，花紋簡潔，外形古樸。鼎身雖僅30.75厘米高，卻銘刻著32行、497個篆書文字，是現存銘文最長的一件青銅器。鼎銘字跡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筆力遒勁，全篇一氣呵成。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並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