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是怎麼發生的?斯堪地那維亞人到底是誰?

古熙今事 發佈 2023-11-17T20:05:51.924492+00:00

在閱讀此文章之前,感謝您點個「關注」,既能有很好的體驗,還能有不一樣的參與感,謝謝您的關注!前言今天,人們都稱它為科尼斯頓湖(Coniston Water),但其正式名稱是瑟斯頓湖(Thurston Water)。所以說,直到現代旅遊時期,所有古文件、地圖、書籍中,對其均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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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人們都稱它為科尼斯頓湖(Coniston Water),

但其正式名稱是瑟斯頓湖(Thurston Water)。

所以說,直到現代旅遊時期,

所有古文件、地圖、書籍中,對其均有記載。

在1196年公布的劃定「弗尼斯山區」(Furness Fells)

的文件中,它的名字為「Thorstancs Watter」,

而在律師的拉丁文文件中,為「Tiirstini Watra」,

可見該湖得名於它過去的某個所有者,

而這個人的斯堪地那維亞語名字為「索爾斯坦」(Thorstein)。

[B]W. G. 科靈伍德[/B]

《科尼斯頓之書》

(The Book of Coniston,1897)

斯堪地那維亞

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居住的都是斯堪地那維亞人,這點無可爭議;從整體來看,證據極具說服力。

不過,有人可能會提出下面的問題:定居是怎麼發生的?究竟哪裡定居人口的密度最大?是突然發生還是逐漸發生的?是連續性的還是間歇性的?涉及到多少人?他們從哪兒來?除了男人,有婦女兒童嗎?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得到滿意的答案。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課題就此無人問津了。正如兩位學者所言:「在考古學這個領域,學術傳統的分量很重,好像所有問題之前都有人提過,也有人堅決反對過。」類似情況,無法避免,畢竟就其證據本身而言,是既薄弱又矛盾的。

舉個例子來說,有關諾森布里亞境內鄉村聚落的考古知識是這樣的:在設計和布局上,據說能看出受諾森布里亞影響的遺址中,最常提到的兩個地方是達拉謨郡(Durham)的西米伏特斯(Simy Folds)和約克郡北部的里布爾德(Ribblehead)。

除了體現斯堪地那維亞其他幾個建築特點以外,兩處出土的建築物,似乎一開始就沿內牆鋪設了石凳,具有大西洋北部維京殖民地的建築特徵。同樣,里布爾德農場的建築面積及其建造方法,也與當時的英格蘭建築有所區別:人們將其描述為「以石頭和木材建造的房屋,而在別處,即英格蘭低地,則是一種牢固的木製式樣」。


這種以石頭為基礎建造的房屋,不像是韋塞克斯的木屋,更像是奧克尼和設得蘭群島的維京長屋。然而,縱使有這些蛛絲馬跡,用處也不大,畢竟我們對維京時代之前英格蘭北部的建築知之甚少,因此,有關大小、布局和建築材料等的論證,也就無證據可依;我們都不知如何確切分辨哪種是「維京」房屋,哪種是「盎格魯-撒克遜」房屋。

斯堪地那維亞的文化

反觀之,一直試圖研究維京定居範圍的學術圈,已經把目光轉向了地名和人名、語言和方言。我們已經了解了斯堪地那維亞的法律和行政術語進入不列顛部分地區的情形,而且,在某些說英語的地區,當地詞彙帶有濃郁的維京往昔的色彩:鄉間的人們說著古斯堪地那維亞語,或者至少帶有濃重的斯堪地那維亞口音。

這些詞語和名字沿用下來,就像鐵塊砸在石頭上,清脆的節奏在北方斜陽的微光下抑揚頓挫,浪花里的泡沫又把它們拋在了冷風之後:蘭開夏郡的「Garstang」(嘉斯頓)——(ON「geirr+stǫng」,意為「矛-杆」);林肯郡的「Grimsby」(格里姆斯比)——(ON「grims+bȳ」,意為「格里姆農場」);約克郡和坎布里亞的「Micklethwaite」(米克爾斯威特)——(ON「mikill+þveit」,意為「寬闊的林中空地」。

這些地名都是純古斯堪地那維亞語,代替了之前的地名,重新命名了土地,重新描繪了地形。然而,在別的地方,古斯堪地那維亞語的單詞構成了古英語詞彙的一部分。例如「Grimstons」,在英語地名的語料庫中比比皆是(ON grims+OE tūn,意為「格里姆定居區」),以及更具外來色彩的構詞形式,如「Brandesburton」(ON brands+OE burh+OE tūn,意為「布蘭德堡壘定居區」)。

此外,斯堪地那維亞語也融入了日常用語,尤其在北方,人們仍然用這些詞來描述周圍的世界:fell(ON fjall,山崗、山丘),beck(ON bekkr,小溪),tarn(ON tjarn,山中小湖),gill(ON gjel,魚鰓;溪流)……

古斯堪地那維亞地名密密散散地繪製在不列顛地圖上,呈現出一幅令人賞心悅目的畫面,其分布涵蓋了我們在閱讀史料時期待它們出現在的所有地區,甚至(或多或少)出現在阿爾弗雷德大帝與古斯魯姆劃定的邊界地區。

但是,雖然這個結果令人滿意,但除了明顯證明母語為古斯堪地那維亞語的人的確曾在過去的某段時間居住在英格蘭之外,沒什麼用。越是細看,就越發現問題比答案多。例如,為何諾福克郡包含古斯堪地那維亞語的地名明顯多於薩福克郡?混合構詞的地名與「純」古斯堪地那維亞地名相比,有何意義?為什麼最重要的地方(大體上說)都保留了它們的英文名?

自第一批維京人定居後1100年以來,其他變化,即後維京時期的變化,對土地所有制和語言有什麼樣的影響?以這樣的規模、這樣的方式產生的語言變化,會涉及到多少母語為斯堪地那維亞語的人呢?這些變化產生於早期(9世紀)還是隨著時間慢慢累積而成?這些母語為斯堪地那維亞語的人是來自丹麥,還是挪威,還是其他維京人大規模移居的邊遠村落——或許是愛爾蘭,又或許是大西洋北部地區?

就這樣,問題一個接一個,都沒有真正的答案。論證都很專業,卻都沒有定論。或許最好的說法是:自9世紀末期以來,通過移民產生的變化,影響著人們說話和思考的方式——話語塑造世界,又改造世界,心理地圖不可逆轉地重新排列。這些變化,只有出現大規模的斯堪地那維亞移民才會發生,但是這些移民的社會主導地位意味著:其語言產生的影響與其人數不成正比。

文化變遷

英格蘭北部和東部的文化變遷都很明顯。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在「丹麥律法區」城鎮負責鑄造錢幣的富裕階層中,斯堪地那維亞語的名字,倘不說是無處不在,也是很常見了。像塞特福德、林肯和諾里奇(Norwich)等地,斯堪地那維亞語的人名還在少數,叫「Ascetels」「Ulfcetels」「Grims」和「Thorsteins」的人仍然比叫「Ælfwines」「Eadgars」和「Leofrics」等英文名的人多。

然而在約克,情況正好相反,前者即便沒超過後者,也旗鼓相當了。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鑄幣者階層,而且持續時間還很長。不到一百年後的1086年,威廉一世頒布的「土地調查清冊」記錄的林肯郡240個人名中,有140個屬於斯堪地那維亞人名。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截至1086年林肯郡有五分之三的人口都是9世紀的維京殖民後裔,同樣,在該地(及東盎格利亞)發現的(相對)大量的斯堪地那維亞珠寶及其風格的珠寶也是此地曾發生過大規模人口遷移的證據。

但是,無論是名字還是珠寶,都能強有力地表明,不列顛這些地區的生活,在文化方面已轉向維京風格。自10世紀之初開始,人們對跨海的北海身份日益青睞,漸成時尚,超過了自7世紀初的薩頓胡時代以來的任何時期,可以說正在擠掉(不過肯定不會消滅)其他文化表達形式。

這些趨勢雖然沒有永久持續,但持續時間之長,非常驚人。1066年的諾曼政服(Norman Conquest)最終決定性地再次確定了英國文化的方向,至12世紀末期,英格蘭各地的鑄幣階層大多取像雨果、羅伯特、沃爾特(Walter)和威廉等名字。

然而,即便到了12世紀80年代末,即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開朝君主,1154~1189年在位)統治時期,林肯郡也有名為拉弗恩(Rafn)、斯韋恩和索爾斯坦的鑄幣人,而在獅心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統治時期,約克郡負責鑄幣的人中,依然有名叫「Turkill」(索克爾)的。

雖然追求斯堪地那維亞名字的時尚會過氣,但有的變化卻永不會過時。英語就像貪婪的雜食動物,冷酷無情地收割並吸收了傳入英格蘭的斯堪地那維亞語言,但也因此被它不可逆轉地改變了。

英語中的古斯堪地那維亞詞彙,並不局限於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是「維京語」的單詞[例如,「berserk」(盛怒)、「ransack」(洗劫)、「skull」(頭蓋骨),這些詞自是毫無疑問全部出自古斯堪地那維亞語],甚至像代詞「their」(他們的)和「they」(他們)等基本語言單位,以及像「husband」(丈夫)、「egg」(雞蛋)和「window」(窗戶)等再平常不過的單詞,也都源於斯堪地那維亞語。

這些在北方使用的名詞令早期的古文物學家興奮不已,尤其是那些融合了依然具體的地貌特徵和斯堪地那維亞人名的地名。19世紀期間,人們進行調查並製作了精美的手繪地圖,召喚出母語為斯堪地那維亞語的鄉下人的幽靈,呼喚他們奪回熟悉的湖泊、農田和山地。

有些古文物學家,如W. G. 科靈伍德和查爾斯•阿倫德爾•帕克(Charles Arundel Parker)用他們最為熟悉的地名,編織了自己的薩迦傳奇,而「坎布里亞湖區」(Cumbrian Lake District)日漸成為人們深深著迷並展開深入研究的主題。

像帕克的《希拉的故事:奧拉夫•庫倫斯之女》(The Story of Shelagh,Olaf Cuarans Daughter,1909),科靈伍德的《純粹的索爾斯坦》(Thorstein of the Mere,1895)和《使女》(The Bondwoman,1896),如今幾乎為世人遺忘,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敘事風格生硬呆板,不利於它們經久傳世,但所透露出來的創作的學術氣氛卻極有吸引力——19世紀後幾十年中,人們對維京時代的興趣日漸高漲。

像科靈伍德這樣的作家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願意將自己的浪漫情感融入各個地方,願意對維京時代的各種語言和物品展開開創性的學術研究。無論作為藝術還是科學,這都是學術研究——試圖在耐心研究中融合文學和藝術的手段,把一個失落世界的奇蹟,召回到現實世界。

參考文獻:

海恩斯,a.萊恩,M。雷德克納普,《土地、海洋和家園:關於維京人時期定居的會議論文集》(2004年,北方大學出版社),第380頁

J. Hines,土地,海洋和家,p32634

海因斯,土地,海洋和家,p3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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