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暮春五月，日本迎來了三年來最為喧囂熱鬧的一個黃金周。雖然日本政府在連休結束後才正式宣布將新冠的危險程度下調至與季節性流感同一級別，但這絲毫不影響大家躍躍欲行的大好心情。在周遭一片喧騰的出遊熱潮中，我也拉起久違的行李箱，同家人一起踏上了飛往札幌的旅途。
這是一場時隔多年的舊地重遊。從東京一路北上，九百公里的航線，只需短短一個半小時便能抵達新千歲機場，隨後再搭乘特快專列前往位於札幌市北區的JR札幌站。這是北海道最繁忙的一處車站，站外人來車往，到處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遊客和歐美背包客，曾熟悉的熱鬧回來了。
雖然我的兩次札幌之旅中間隔開了一段漫長的時光，其間還發生了2018年那場北海道觀測史上震級最強的地震，但除了眼前那些步履匆匆的過路行人大多都還戴著口罩外，這座北方大都市看起來仍然是記憶中的往昔模樣。不同於上一回走馬觀花式的自然風光遊覽，這次我準備在這座首府城市放慢腳步，好好體驗一場歷史文化之旅。
北海道開拓村內的開拓小屋 （溫橋/圖）
走進北海道博物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北海道都懷揣著一種熟悉而陌生的感覺。以前，常聽國內老一輩人聊起高倉健主演的電影《追捕》以及影片中所呈現出來的北海道美景。但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岩井俊二導演拍攝的經典純愛電影《情書》大概更讓人記憶猶新。其實，北海道不僅是頗受青睞的影視劇取景地，同時也是一個頻繁出現在日本文學作品裡的重要舞台。像村上春樹的《舞！舞！舞》《尋羊冒險記》、渡邊淳一的《魂斷阿寒湖》等小說中那些描寫北海道的文欄位落，一直以來都是被文學愛好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只不過，這些經過電影或小說加工後形成的北海道印象，難免會讓人產生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疏遠感。或許，只有當我們親自踏上這片土地，伸手去觸摸那些遺留在時光里的歷史餘溫，才能揭開這座北方島嶼真實面紗的一角。
因此，這趟旅程的第一站，我決定走進坐落在一片新綠盎然的野幌森林公園內的北海道博物館。在新札幌站坐上開往北海道開拓村方向的公交，十五分鐘後就能抵達博物館。一下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雄偉壯觀的兩層紅磚建築，那便是由著名建築師佐藤武夫設計的北海道博物館。佐藤出生於愛知縣，年少時曾隨父親移居北海道第二大城市旭川市，在當地度過了三年中學時光。憑藉著這一緣分，在五十多年前，為了慶祝北海道命名一百周年，當時的北海道知事特意委託佐藤設計了北海道開拓紀念館，也就是現在這座北海道博物館的前身。
站在正門廣場上眺望這座由七十多萬塊當地出產的暗色紅磚堆砌而成的博物館，可以感受到有一股濃厚的歷史感撲面而來。廣場上豎立著一座仙鶴像，雕刻的是北海道最負盛名的鳥類——丹頂鶴。只見這隻仙鶴展開雙翅，脖頸高揚，仿佛下一秒就要直衝雲霄。如果我們站在雕塑前用力拍打手掌，還可以聽見兩側傳來撲翅聲般的回音，就像是整座博物館都在向來客寒暄致意。
北海道博物館 （溫橋/圖）
步入館內序廳，腳底下是一張北海道及周邊的大幅地圖。北海道四面環海，東望千島群島，南臨本州島，西眺歐亞大陸，北近庫頁島，地處東北亞十字路口。數萬年前，歐亞大陸上的原始人為了追逐猛獁象，首次跋涉遷徙至這片土地，當地的人類居住史由此拉開序幕。廳內一左一右兩具高大的瑙曼象和猛獁象化石骨架所展現的，便是那段南來北往的遠古歷史。
從序廳走向常設展廳，首先躍入眼眶的是第一個主題展區——北海道120萬年的故事。雖然在北海道的地層中曾發掘出120萬年前的海洋哺乳類生物的化石，但這座北方大島真正被納入人類文明史的時間，其實不過兩萬餘年而已。起初，北海道和本州島共同經歷了打造石斧的舊石器時代以及使用陶器的繩文時代。之後，隨著水稻種植技術從大陸傳入日本，原本以打獵捕魚為生的本州島居民開始過上安土重遷的農耕生活，從而形成了彌生文化。然而，北海道卻因特殊的地理環境因素，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本州島的文化發展道路。
儘管如今的北海道早已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大糧倉，但這片土地緯度高、氣溫低，原本並不適合種植稻米等農作物。直到明治初期，依託農業科技的進步，北海道才正式開始種植水稻。但即便如此，當地生產的大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與美味二字絕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8年，當地推出一款香甜可口的耐寒粳稻新品種後，才得以逆轉。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在兩千多年前，水稻種植技術的出現會令北海道與本州島分道揚鑣，相繼孕育出續繩文文化、擦文文化、阿伊努文化等別具一格的北方文化。
蝦夷地與阿伊努人往事
在這些獨特的文化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成立於九世紀至十三世紀之間的阿伊努文化。這同時也是常設展廳第二個展區的主題——阿伊努文化的世界。相較於剩下的三個主題展區（北海道特色的秘密、邁入屬於我們的時代、北海道的生態系統），此處明顯聚攏了更多的訪客。無論是在展示阿伊努人衣食住行的復原模型前，還是在可以觸摸阿伊努傳統樂器五弦琴或聆聽阿伊努語歌曲的體驗角，都能看到大家一臉新奇的模樣。
這也難怪，畢竟對於這支北海道原住民族群，不要說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就連日本人自己也不甚瞭然。當我向身邊的日本朋友詢問他們對阿伊努人的看法時，基本上只能得到這樣的答覆——「讀書的時候，倒是在國語和歷史的教科書里，看到過那麼幾句關於阿伊努人的描述，但那些都是老黃曆了，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太遙遠了。」
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後裔據說總共有一萬餘人，但日本的戶籍上並沒有民族選項，再加上許多人出於不想遭遇身份歧視的考量而有意隱瞞自己的阿伊努族血統，因此，這一族群的真實數據早已無從考究，他們在日本社會的存在感也極低。
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阿伊努文化復興運動，帶動北海道各地相繼建起多座阿伊努歷史文化主題的資料館和博物館，然而，直到1997年，日本政府才正式出台法律承認阿伊努族的民族身份。2019年，日本政府首次明文規定，阿伊努人是日本的原住民。但就在第二年，當時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公開場合宣稱，歷經兩千年仍能維繫一個民族、一個王朝的國家就只有日本。由此可見，無論是民間，還是政界，整個日本社會都長期存在著一種以單一民族國家自居的群體意識。
那麼，追根溯源，作為異族的阿伊努人當初是如何被納入「日本國民」這個所謂的單一民族體系的呢？原本，阿伊努人散居於北海道、千島群島及庫頁島一帶，過著狩獵捕魚、採集野果的生活。他們不僅外貌體徵異於本州島上的日本人，還擁有自己的語言（沒有文字）並保留著文身、熊祭等充滿異域色彩的文化習俗。
北海道博物館內再現了阿伊努人住宅。 （溫橋/圖）
當然，北海道並不是那個令武陵人不復得路的桃花源，阿伊努人也不是那些「來此絕境，不復出焉」的秦朝後裔。北海道與本州島一衣帶水，中間只隔了一道津輕海峽。站在本州最北端的岬角「大間崎」，肉眼便能望見十數公里外的北海道海岸線。由於地理位置之便，早在日本最古老的正史《日本書紀》（成書於720年）中，就已出現關於北海道的零星記載。阿伊努人同本州島居民之間的交流往來也是由來已久。
到了十二世紀的初期，本州島上的日本人（主要是漁民、罪犯和落魄敗北的武士）開始去往他們口中的「蝦夷地」南部定居。當時，這些本州移民把當地的阿伊努人稱為「蝦夷人」，他們自己則成了阿伊努人眼中的「和人」。在長達數世紀同邑而居的頻繁接觸中，蝦夷人與和人之間無可避免地爆發出各種矛盾衝突。在對抗中每每落於下風的蝦夷人，最終陷入了長期受壓制與剝削的境地。
江戶時代中期，沙俄南下。如何確保蝦夷地這道北方屏障的安全並防止那些深受和人壓迫之苦的阿伊努人倒戈沙俄，成了一樁令江戶幕府頗為頭疼的大事。幕府倒台後，明治政府很快便將開拓北海道定為重要國策，其中就包括對阿伊努人的同化。由此，阿伊努人被迫放棄世代相傳的打獵捕魚等謀生之道而轉為開荒種地，學習日語以取代阿伊努語，摒棄被視為糟粕的阿伊努傳統文化習俗，甚至連名字都要改為日式姓名。此外，由於阿伊努人一向沒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明治政府便將北海道的土地視為無主地，先將其收為國有，然後再有條件地出售或贈與來此地開拓的各路民眾，以此來實現土地私有化。正如後來成為英國傳教士義女的阿伊努族女詩人巴切勒·八重子在詩歌集《獻給年輕同胞們》中所寫的那樣——「鄉土姓名，稻田農舍，悉數被奪。唯有此心，不會失去。」
回顧往昔，我們不難發現，北海道歷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頁，其實就是這段阿伊努人被同化的歷史以及作為時代大背景的北海道開拓史。在日本現有47個都道府縣中，北海道是唯一一個在近代直接實現從山野荒原人煙稀到萬丈高樓平地起這一發展過程的地方。為了能夠重走一段這片土地的來時路，我離開北海道博物館，步行前往一公里之外的北海道開拓村。
在開拓村回首北海道開拓史
在這條通往開拓村的林間小道上，我在不經意間邂逅了今年繼東京櫻花季之後的第二場春櫻。日本國土南北狹長，氣候差異大，各地櫻花的花期不盡相同，從而形成了一條由南至北的「櫻花前線」。這條櫻花前線從一月的沖繩一路北上，穿越三月中旬的東京，並在四月下旬跨過津輕海峽，直撲五月的北海道。可能正因為自己並非在有意追逐櫻花綻放的腳步，所以這樣的偶遇反而更能讓人體會到旅途中「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欣喜。懷揣著這份意外的收穫，我信步走進了北海道開拓村。
這是一座占地五十餘萬平方米的戶外博物館，其中坐落著五十多幢來自北海道各地的歷史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建築年代橫跨明治時代至昭和初期，組成市區、漁村、農村、山村四個主題區域。漫步其間，五月的風帶著北方大地特有的一絲寒意打在臉上，耳邊響起馬拉小火車時傳來的陣陣鈴鐺聲，整個人仿佛落入了時光隧道，北海道開拓史宛如一幅畫卷在眼前緩緩展開。
開拓村內的田村家北誠館蠶種製作所 （溫橋/圖）
早在18世紀，就有日本儒學家提出要開墾蝦夷地，但當時的技術發展還遠不足以支撐江戶幕府在這片氣候特殊的廣袤大地上開疆闢土。直到明治維新之後，這座北方大島的開拓史巨輪才真正開始滾動起來。在明治政府眼中，北上開荒既可以對抗南下的沙俄，又有利於實現幕末以來「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近代化目標。可以說，北海道是重要的北方國防屏障，同時也是提升國力的資源寶庫。
1869年，即明治二年，明治政府根據探險家松浦武四郎的提議將蝦夷地改名為北海道，並設立行政機構「開拓使」掌管當地的開拓事務。由此，北海道的行政中心從原來的函館轉移至札幌。翌年，出生於九州西南部薩摩藩的黑田清隆就任開拓次官。黑田隨後前往美國，邀請當時的農業部長賀拉斯·卡普倫擔任開拓使顧問。此外，開拓使還派遣人員赴美留學，同時引進數十位美國專家，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札幌農學校（現在的北海道大學）首任校長的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可見，擁有西進運動經驗的美國在當時成了北海道效仿的模板。
札幌農學校首任校長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半身像（位於北海道大學），上面刻有「BOYS BE AMBITIOUS」（少年須立志）一行字，據說是克拉克博士的名言。 （溫橋/圖）
這也是為什麼如今我們會在北海道開拓村里看到不少原本建於明治初期的美式建築的原因。像開拓村最顯眼的正門，即復原後的縮小版札幌火車站（JR札幌站的前身），採用的是美國19世紀後期建築流行的鑲板風格。位於正門左後方的開拓使札幌本部廳舍，則是一幢美國中西部常見的白漆兩層木結構建築。此外，在市區主題區域內，還有一些內鋪榻榻米、外觀西化的日西合璧建築。這些建築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北海道雜糅文化的底蘊，同時也是明治維新後整個日本社會「脫亞入歐」風潮盛行的一個縮影。
開拓使札幌本部廳舍（位於北海道開拓村），建於1873年，毀於1879年的一場火災。 （溫橋/圖）
當我離開市區，一路穿過漁村、農村、山村主題區域時，眼前出現的則是另一番景象。這裡少了市區主題區域內的那種西洋風情，更多的是在展現當年從日本各地湧入北海道這片新天地的移居者們生活勞作的傳統場景。北海道以漁業、農業和礦業立本，因此，諸如漁民住宅、米倉、蠶室、種羊場之類的相關建築在這三個區域隨處可見。
尤值一提的是，作為開拓先行軍的屯田兵們居住的屯田兵屋以及普通移居者早期搭建的開拓小屋。如果說屯田兵屋的陳設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那麼，家徒四壁的開拓小屋則完全可以說是杜甫筆下「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的真實寫照。兩處住宅環境相差甚遠，這跟移居者們的不同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明治初期，政府頒布政令，禁止士族（舊武士）帶刀、逐步革除俸祿制度並鼓勵士族轉事農耕。為了謀求生計，這些失去領地、收入和地位的士族在舊領主的帶領下，開始成群結隊地移居北海道。1875年，北海道推行兵農合一的屯田兵制度。以士族為主的屯田兵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旅費、兵屋、耕地和安家物資，從而成為北海道開拓史初期的主力軍。隨後，日本各地農民因地租改革政策、荒年歉收等原因紛紛背井離鄉，舉家遷徙至北海道。在此之外，還有一些漁民、工商業者和宗教團體的身影。
北海道開拓村一景 （溫橋/圖）
在明治政府主導的移居政策影響下，短短三十年間，北海道人口從1869年的六萬直接飆升至百萬之眾。進入大正時代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農產品價格飛漲，北海道移居熱潮也因此達到了一個巔峰。在一戰結束的1918年，當地人口已經超過兩百萬。之後，經過一個多世紀的顛簸與發展，這座因開拓史登上日本歷史舞台的北方島嶼早已今非昔比。只是，當我們行走在這片占據日本國土面積五分之一的大地上，看到札幌、小樽、釧路這些源自阿伊努語的地名，體驗著由東北、北陸等地區的鄉土文化融合而成的北海道文化，心中總還是會忍不住生出「回首來時路，白雲深幾重」的感慨。
原來，歷史的餘溫，它從未消散。
溫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