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式知識分子最大的遺憾
莫過於生不逢時
文：易枝、瀝泉 編：先知書店店長
北大的江湖，一直流傳著他的「段子手」傳奇：一口山西腔，語不驚人死不休，一生「放蕩不羈笑點低」，總是突然迷之哈哈大笑，學生商議著帶錄音機去逗他說話，只為了錄他的笑聲和段子。
1969年，他被關進「牛棚」，這已經是人生第三回了——前兩回是辦進步學生刊物，被國民黨抓了進去。
而他的改造，也讓「同棚」的季羨林看得嘖嘖稱奇——真有這麼畫風奇特的「反動知識分子」嗎？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的弟子、錢理群教授的老師，他叫王瑤，一個在學問上嚴肅不苟，但在人格上卻灑脫不羈的知識分子。他本該是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式的隱士，卻不幸生錯了時代。
在那個無論大事小事，都空前嚴肅的年代，他是唯一敢於「不嚴肅」，也做到了「不嚴肅」的人。
◎ 「明白人兒」 是怎麼破解三道難題的？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中國知識分子有著深沉的隱逸情結，而王瑤已無處可隱，乾脆就擼起袖子，隱居於「牛棚」。
我們知道，「牛棚一代」的知識分子中，不管是什麼學術大牛、文學巨匠、革命先鋒，統統都要做三道題：勞動改造、接受批鬥、寫檢討書。在這三件事上，沒有哪位比王瑤玩得更灑脫。
灑脫不羈的王瑤，教出來的學生當然也不走尋常路。錢理群寫王瑤，是怎麼寫的呢？在《歲月滄桑》中，他把王瑤從1952年到1969年寫的四份檢討書，逐一抖落出來，除了每份檢討書背後沉重的東西（推薦閱讀《歲月滄桑》第四章「1952-1969：我讀王瑤檢討書」），我們看到的，是「明白人」王瑤在面對三大難題，如何「放大招」的：
——教授們被趕去掃大街，一個個窘迫難堪，覺得「斯文掃地」，他搶先上前，「遊刃有餘，如入無人之地」，「不急不慢地一路掃去」。幹完活，更不忘尋樂：「偷偷泡上一杯茶，抽上一斗煙」。
——被批鬥時，他看懂了群眾批鬥的遊戲規則，成了最熟練的「矇混過關派」：認錯永遠最積極，反思永遠最深刻，卻總是編造自己的「小錯誤」來迴避「大錯誤」；道德污水從不回應，被學生批判從不解釋，而被要求揭發別人時，從來都是「我不認識」「和他不熟」。
——檢討書，他是一眾「大牛」里寫的最好的。別人一肚子才華都變成了極端年代的「八股體」：內容雷同、政策性強、詞條量少、句法簡單、檢討書文體，唯有他保持著「王瑤式文體」，語言精彩，金句頻出。
「上課馬KS，下課牛KS，回家法XS」，王瑤對於他的名言如此辯解，「我是在分析文學人物形象」。
世界逼他認錯，他精心應付，世界想讓他屈服，他卻懶得理睬。
事後來看，那個一切都要求嚴肅的年代，反而對生命和尊嚴最不嚴肅。而他是為數不多的，真正嚴肅對待生命和尊嚴的人。
知識分子，真的不簡單。
◎ 他一眼看穿了結局
在批鬥者看來，王瑤最狡猾，最頑固，也最不老實：
「王瑤時時觀測政治氣候，以便及時戴上口罩，預防瘟疫，這是何等的心虛。」
可他也有脆弱的時候，一是被子女劃清界限時，感到緊張、悔恨和痛苦。二是在學術問題上，他總有股不悔改的傻勁冒出來，吃了很多苦。
家庭和書齋，是王瑤式知識分子最後的精神寄居之處。孔子說，如果天下有道，讀書人應該入世，相反，則應該去隱居。這也是中國文化最後的精神退路——當政治理想無法實現時，鬱郁不得志時，至少可以做陶淵明、做嵇康、做王維，避居世外，回歸書齋和家庭，寄情自然、人文和學術，保持人格的獨立和尊嚴。
然而，在最具「徹底性」的革命洪流中，知識分子兩千年來最後的退路也被吞沒，無論是寄託學術理想的書齋，還是親情支撐的家園。
可王瑤畢竟是王瑤，不僅沒有像鄧大人說的那樣「哭哭啼啼」，反而在「牛棚式隱居」中，一眼看穿了那個年代的結局：如果連王瑤這樣無可救藥的樂天派都忍不下去了，還有幾個人能忍得下去呢？
邏輯簡單，卻無法辯駁，慢慢的，批鬥變成了奉命表演，法官和犯人都不認真相信和對待所說的一切，大家都開始走過場。王瑤長長吐了一口氣：事情做過了頭，就離結束不遠了。
◎ 他永遠是「飆車老頑童」，卻有著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
1987年，已73歲的王瑤，在北大學生的哄堂大笑中介紹自己：
「水深火熱」——天天喝水，天天抽菸；
「顛倒黑白」——牙齒黑了，頭髮白了，可還是個老頑童；
「語出多諧」——愛開玩笑，到死也改不了；
「時乘單車橫衝直撞」——原來，他竟是個被時代辜負的「飆車少年」。
一個王瑤式知識分子最大的遺憾，莫過於生不逢時，如果早生數千年，他也許可以和莊子談論魚的志向，和竹林七賢在山林中長嘯和裸奔，披著草提著酒壺去陶淵明家裡吃雞，和李白一起和酒杯里的影子對飲。如果晚生幾十年，他至少也可以在北大燕園裡飈起單車，捲起一片泥點子和尖叫。
當一個人的有趣刻在骨子裡，甚至深入靈魂時，就算外表滑頭，內心深處卻永遠無法媚俗，錢理群回憶，他和王瑤越來越熟後，就格外反感知識分子經歷那十年後的狀態——大都變成了「爬行現實主義者」。
樂觀到無可救藥的王瑤先生，內心深處也有無法彌補的隱痛——王瑤親傳弟子、被奉為北京大學精神符號的錢理群先生，在《歲月滄桑》中記述了這一幕：
當他和學生談到「中國需要學者，卻沒有大學者」時，聽者突然捕捉到他「眼光中的一絲惆悵，心中一震。猛然意識到，先生的不滿、失望也許更是對他自己的吧」——他的「做第一流的大學者」的夢想，早就終結在不斷的批判和檢討中了。
王瑤與他的學生（後排左二錢理群）
兩年後，王瑤去世，錢理群等學生送上輓聯，「魏晉風度，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傳世豈無好文章」。
寫下傳世文章，繼承往聖絕學，為天地生民立命，開萬世太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最深處的信仰。但這一信仰，也成了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跨不過去那道坎——夾在「修齊治平」的中國傳統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現代之間，但卻意外地被革命敘事俘獲，至今依然「為賦新詞強說愁」。
「是真名士，自風流」。錢理群先生筆下的王瑤，他生錯了時代，卻用爽朗的大笑，擊穿了鐵一般的沉悶現實，讓人們對知識分子重拾信心，卻又不免為之扼腕嘆息。這一逍遙、優雅而高貴的人格，已隨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離去日益迷失，他們的精神家園、內心追求和對時代的深刻洞察，也少有人再去追溯。
巨變時代，知識分子群體不只有王瑤這樣的逍遙派。名仕變節、巨匠厄運，也從未缺席過。錢理群教授在《歲月滄桑》中，足足描述了七位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七類最典型的知識分子，潛藏著七種不同的文化脈絡和思想根源。
然而，他們都迎來了共同命運——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革命敘事和歷史邏輯發生了大碰撞。
由此，也留下了苦難的人生傳奇，只有在碰撞的火星中才能迸發的人格魅力和高貴才華，以及用一生悲劇寫下，卻總是被時代忽視的教訓、反思和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