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到廣西考察，談到廣西的文物古蹟，郭沫若出人意料地問：「你們融水那塊《元祐黨籍》碑還在麼？它可是國寶啊！」一旁的陪同人員聽後面面相覷，誰也說不清楚這塊碑的下落。
根據融水苗族自治縣民族博物館館長石磊了解到的情況，當年縣委、縣人民政府機構曾經派人下來調查，去到老君洞看了，但發現石碑已經搬運到政府大院拿來填了水溝了。
融水《元祐黨籍》碑發現後不久，桂林市文管會在對本地摩崖石刻進行調查時，在龍隱岩內發現了另一塊刻有「元祐黨籍」的石刻，歷經八百多年，仍高懸崖壁，字跡清晰，書韻別具，文字內容與融水碑大致相同。
據考證，廣西境內保存的這兩方是全國僅存的宋刻《元祐黨籍》碑，可謂彌足珍貴。它們因何而造？為何只保存於廣西境內呢？緣由還得從發生在北宋的「王安石變法」談起。
北宋神宗時期，神宗和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於是在朝廷中逐漸形成對立的「新黨」與「舊黨」。宋神宗死後，繼任的宋哲宗年幼，前期（元祐年間）由太皇太后高氏實際執政，她反對變法，司馬光等「舊黨」得勢，罷廢新法，更激化了新舊兩黨的矛盾。
幾年後，高太后死去，宋哲宗親政，他不滿於與太后走得太近的舊黨，重新起用新黨人士，蔡京成為「新黨」領袖。哲宗病逝後，弟弟趙佶繼位，起用蔡京為相。宋徽宗前期延續了哲宗時期的形勢，蔡京利用與徽宗同好書法之便，買通宦官進獻書翰文物，巧言令色，獲取徽宗信任後，趁機以恢復新法的名義排除異己，對舊黨人士瘋狂報復迫害，將司馬光等在元祐年間得勢的舊黨人士，甚至連同自己看不慣的部分新黨人士一起，共309人列為「元祐奸黨」，列籍禁錮，形成著名的《元祐黨籍》。
「奸黨」以司馬光、文彥博為首，蘇軾、蘇轍，「蘇門四學士」 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等都榜上有名……蔡京請徽宗皇帝御書，刻石後放置在文德殿東壁，以達到排擠打壓、羞辱政敵的目的。
不僅如此，為了讓全天下的人都記住「奸黨」姓名，蔡京還將名單下發至全國各地，命令全國州、府、縣、郡，務必將「奸黨」名字刻在石碑上。他們的子孫不得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不得與皇族通婚……至此，一場執政理念的論爭徹底演變為了狂暴的政治迫害。
50歲那年，黃庭堅因被政敵誣告「幸災謗國」，被削除名籍和官職，以帶罪之身放逐宜州。但作為一代文豪和書法大家，垂暮之年的黃庭堅沒有怨天尤人，他開館講學，在宜州傳播文化，與當地文人弈棋賦詩，給窮人看病切脈，逐漸融入了宜州這片土地，並給自己取號「八桂老人」。然而，黃庭堅終究沒等到平反昭雪，不幸蒙冤羈管宜州17個月後，黃庭堅病逝於宜州，享年61歲。在黃庭堅駕鶴西去前4年，秦觀也因流放廣西橫州，最後客死藤州。
眼看朝中重臣紛紛被害，已無人可用的徽宗逐漸清醒，特別是立碑不久京城發生的一件怪事，令徽宗更為不安。崇寧五年正月的一天夜裡，彗星突然掃過天空，電閃雷鳴，景色怪異，文德殿東牆上的《元祐黨籍》碑也被雷電劈壞。「舊黨」趁機大做文章，將天象解讀為上天的震怒、「不祥的預兆」。徽宗大懼，不僅連夜偷偷命人將這塊碑徹底損毀，還下詔毀掉了全國各地數百塊《元祐黨籍》碑。
既然當年全國的碑刻盡數被毀，為何又會出現在桂林和融水？難道是毀碑時的漏網之魚，又或是民間文人故意隱匿碑刻的存在？
其實，一切真相，都藏在碑文中。
先來看這塊位於龍隱洞內高處的「元祐黨籍」石刻，石刻左下方赫然鐫刻著刻石之人的姓名：饒祖堯。據桂林地方志等相關文獻史料記載，在北宋毀碑的93年後（公元1198年），元祐黨人梁燾的曾孫梁律為靜江府鈐轄，同僚饒祖堯「愛其有前輩風度」，於是將梁律家藏蔡京書黨人碑拓本重刻於龍隱岩石壁。
而這塊收藏於融水苗族自治縣民族博物館中的《元祐黨籍》碑上，同樣清晰地記錄著刻石之人的姓名——沈暐。沈暐是黨人沈千的曾孫，由跋文可知這塊碑重刻於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
迭遭厄運的「元祐黨籍碑」於百年後重立，與當時的政局變化分不開。
南宋初年，有人把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歸罪於王安石變法，南宋高宗皇帝趙構一登基，立刻幫元祐黨人平反，改稱「元祐忠賢」。而被迫害幾十年而耿耿於懷的《元祐黨人》後裔，在揚眉吐氣之日紛紛為祖先申辯功過，這份由蔡京一手炮製的「奸黨」名錄成了一種榮耀認證。
雖然這兩塊碑都是宋寧宗時重刻，在名錄前都有蔡京141個字的題記，但仔細對勘，仍能發現很多不同之處：龍隱岩碑額版本為隸書，寫有「元祐黨籍」4個字，而真仙岩版本，是「元祐黨籍碑」5個字，為楷書。
龍隱岩的序在正文右方，跋文在正文左方，真仙岩的序在正文上方，跋文在正文下方。
此外，龍隱岩刻中，許多已故人名下方都標有「故」字，真仙岩版本沒有「故」的標註，兩種版本每行人數也不盡相同。由此可見，兩碑雖都說以舊藏拓本為依據而刻，但可能各有所本。
元祐黨籍碑是桂海碑林博物館歷史價值最高的一件石刻。這件石刻還有一個價值很高的地方就是它的書法價值。石碑上的文字是蔡京的親筆，蔡京的書法在北宋年間他的書法人們對他的評價很高，當時文獻上記載，他的楷書在當時受到人們的高度的評價。
南宋之後，元祐文人那份集士大夫學問道德文章與文人雅集生活審美於一體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格受到世人敬仰，許多文人墨客為了一睹這塊兼具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的古碑，不遠千里奔赴廣西觀碑、拓碑。
明崇禎十年（1637年）6月，進入柳州地界的徐霞客開啟了他的融水之旅。這位以探險為樂的旅行家之所以不辭辛勞隻身進入林深路險的大苗山，主要目的正是為了一睹當時聞名遐邇的真仙岩真容，同時觀賞並拓取岩洞中赫赫有名的《元祐黨籍》碑等古碑、石刻。為了購買紙張、等候拓碑，徐霞客在洞中待了整整13天。
時間來到晚清，康有為到桂林講學，遊覽至《元祐黨籍》碑，由新舊黨爭聯想到維新變法，不免感慨，於是在桂林碑旁刻下一方《觀元祐黨人碑題記》（光緒甲午之臘，南海康長素以著書講學被議，來游此岩，觀黨人碑而感焉。自東漢黨人，南宋慶元黨禁，晚明東林黨人，並此而四矣。其攻黨人者，則曹節、蔡京、韓侂胄、魏忠賢。其為黨人者，則李膺、司馬公、朱子、高、顧二先生也。後之觀者，亦不必為黨為諱矣。人亦樂為李、馬、朱、顧耶？抑甘從候覽、魏忠賢耶？）。
《觀元祐黨人碑題記》
不想不久後變法失敗，康有為逃亡，這則碑記成為燙手山芋，桂林士人只好將這則題記中康有為的名字鑿去，勉強保存了這塊摩崖。
1935年1月，胡適到桂林講學，期間遊覽桂林名勝時，最令他牽掛與動心的莫過於《元祐黨籍》碑。訪得親觀之後，不免還要詳加「考據」一番，胡適後來在遊記《南遊雜憶》中這樣寫道（屏幕出）：「龍隱岩往西，不甚遠，有小屋……崖上石刻題記甚多，那最有名的《元祐黨籍》碑即在此屋後。我久想見此碑，今日始償此願。」
多次立碑，終而銷毀；子孫再立，賡續精神。《元祐黨籍》碑事件對南宋代文化、藝術的發展脈絡乃至中國傳統文人精神的構建起到了不可忽略的研究價值。從刻碑、毀禁到重刻，《元祐黨籍》石刻在各個歷史時期承載著不同的內涵與意蘊，它是宋代黨爭的歷史見證，也是廣西地方歷史文化的一部分。
本周日（6月25日）21:20
廣西衛視
《廣西故事·古碑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