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亞洲天主教人口比例較高的國家，僅次於東帝汶、菲律賓、黎巴嫩和韓國，位列第5位。越南的天主教信徒超過600萬，約占人口的7％。
對於越南而言，天主教的到來對越南文化(尤其是越南語)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本文以政教關係為主線，探討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揭示內外大環境變化和主客觀因素對天主教傳播的正負面影響。
天主教傳入越南的背景及其動因
傳教士來到遠東傳教是多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地理大發現與繞地航行的成功是天主教來到遠東的前提條件。
15l0年，葡萄牙人占領印度的果阿，1511年占領馬六甲，1515年占領荷姆茲，控制了從東南亞到歐洲大陸的海上貿易航道上的幾個重要節點，取代了原先控制印度洋海上貿易的穆斯林商人。
第二，新教的崛起對天主教在歐洲的地位構成極大威脅，教廷被迫開拓新的領地。1500年代初，為應對歐洲新教改革運動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衝擊，歐洲的天主教強國發起了反宗教改革運動。
這一運動旨在重新奪回被新教奪去的陣地，恢復向海外傳播天主教的努力。1515年羅馬教宗利奧十世批准葡萄牙壟斷東方傳教權，1534年教宗保祿三世再次下令允許葡萄牙國王享有東方的「保教權」。
1539年，依納爵·羅耀拉成立耶穌會，旨在重申、傳授羅馬天主教教義並爭取新皈依者，亞洲成為其傳教的主要目標。
第三，歐洲對外貿易的極速擴張為傳教士搭乘商船前往東南亞提供了便利。經歷黑死病後的歐洲經濟得到恢復，人口增長，物價上揚，對外來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
16世紀初，傳教士們就跟隨進行香料貿易的葡萄牙商船，來到遠東，尋求天主教繁榮發展的新陣地。
起初，越南並不是遠東傳教的首選目標。1565年，耶穌會為了在澳門站穩腳跟，建立了一個常設會所，其目標主要有三：(1)作為前往日本的一個中途休息場所；(2)作為等候機會進入中國的踏板；(3)作為這座新興城市的傳教中心。
1594年，聖保祿學院首任院長孟三德在《聖保祿學院年報》中寫道：「既然於1592年日本召開的總協商會議認為，為了保持與發展耶穌會在日本的事業，以及傳播福音，在中國的澳門建立一所學院是至關重要的，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由此可見日本是當時澳門耶穌會的主要目的地，對進入中國傳教尚處於試探階段，還未觸及越南。
日本禁教是天主教遠東發展的重要轉折。1587年，日本的豐臣秀吉頒布《驅逐教士令》，勒令傳教士於20日內離開日本，自此之後，天主教幾經周折，終於被趕出日本列島。
這一事件既是對天主教在日本傳教事業的巨大打擊，也為越南天主教的發展帶來了契機。一時間澳門成了耶穌會士的避難所，這導致耶穌會士在澳門的數量大大超過澳門本地的傳教需求，而此時正值中國明朝萬曆年間，實行海禁政策，斷絕與外國的非官方貿易往來。「
到了17世紀，從日本被驅逐出來的耶穌會士開始把印度支那看作是他們活動的新地區」，既然耶穌會士很難進入中國傳教，於是將傳教的希望寄托在近鄰越南身上。
16世紀是越南封建王朝國勢由盛轉衰、由統一轉向分裂的動盪時期，具備接受天主教的條件。
1428年黎朝建立後，到黎聖宗時期(1460～1497年)達到全盛，侵吞占婆國領土，頒布《洪德例律》，立進士碑，編纂《大越史記全書》，文教和軍事實力取得空前發展。
然而在聖宗之後，黎氏家族內部的矛盾凸顯，爭權奪勢日益激烈，皇帝頻繁更迭，自1497至1527年的30年間換了6位皇帝，大都是年幼登基，政權由外戚把持，這就為日後外戚篡權埋下了隱患。
1527年，外戚莫登庸逼迫黎恭皇自縊並自立為王，黎朝舊臣阮淦等人擁戴黎莊宗舉兵反莫。1592年，阮淦的外孫鄭檢攻陷河內，莫朝滅亡，其殘餘勢力逃往越北山區。至此黎朝復國，越南進入短暫的和平時期。
莫朝初年經濟社會有所發展，但朝政不穩和連年征戰破壞了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在戰爭發生的地區，農田都被荒廢，而且賦稅不斷，導致農民起義不斷，社會動盪不安。
僅在1570～1583年間，雙方交戰就達l3場，使得越北中部清化到順化一帶的沿海地區成為慘烈戰場。
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言：「當一個社會出現政治、經濟、倫理、宗教、或心理危機時，人們就會對原有的價值觀念和信仰發生動搖，轉而去接受一種新的信仰和社會理念」。
天主教的末世觀念、救贖觀念、天國觀念以及傳教士的行醫救苦對流離失所的民眾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16世紀，天主教尚未在越南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傳教，只有零星的傳教團體和個人在越南展開小規模的活動，主要原因是語言障礙尚未克服，傳教活動的收效並不大。
根據《欽定越史通鑑綱目》的記載，黎莊宗元和元年(1533年)，有西方人名依尼樞者，自海上來，在南真縣的寧強村、群英村以及交水縣所屬的茶侶村(地處今天的南定、太平和寧平等省內)傳教，但《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並未記錄下該人來自哪裡，隸屬哪個教團。
在這一時期，活躍在越南的傳教團體主要有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1550年，多明我會的賈斯伯·德·聖克魯斯(Gaspar de Santa Cruz)神父來到今天的越南河仙一帶傳教，但收效甚微。
另據張永記的《南史》一書記載，1596年西班牙傳教士迪戈·阿韋特(Diego Adverte)最先來到越南南方傳教，但遭到了當地領主的驅逐。
16世紀下半葉，隨著戰爭的不斷加劇，為爭取來自西方的支持，北方莫朝和南方後黎朝都希望加強與葡、西等國的貿易往來，紛紛主動向澳門要求派傳教士來越南傳教，如後黎朝黎英宗(1557～1572年在位)的姐姐占公主曾三次派人到澳門去請傳教士，北方莫朝莫英祖(1562～1592年在位)也曾寫信要求傳教士來講道並允諾將建立一座教堂，但上述聯絡都沒能落實。
至16世紀末葉以前，葡萄牙人已經與南北朝都建立了經常性的貿易關係，使用澳門留居點作為貿易的基地。
天主教在越南的發展與傳播
1612年，日本德川幕府發布禁教令，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施行禁教政策，大批天主教信徒與傳教士受到迫害，於是很多人就逃往澳門。
一時間澳門成了耶穌會士的避難所，這導致耶穌會士在澳門的數量大大超過澳門本地的傳教需求，於是，大批傳教士來到越南傳教。
17世紀前半葉，與其他教會相比，耶穌會對越南傳教的貢獻最大，對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起到了主要的推動作用。
最先到達越南傳教的耶穌會士是弗朗西斯科·布佐明(Francesco Buzom)、迪耶戈·卡瓦羅(Diogo Carvalho)和安東尼·迪亞茲(Antonio Dias)，他們於1615年1月6日從澳門乘商船啟程，l2天後到達越南中部的峴港一帶。
此後又有數名傳教士從澳門出發來到越南，其中弗朗西斯科·德·皮納(Francisco de Pina)、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等人對天主教的在越南的傳播與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皮納是第一個通曉越南語的西方人，也是第一個開始使用拉丁字母記錄越南語語音的人，他甚至已經開始編纂越南語語法的相關著述。
羅德精通越南語，對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做出過重要貢獻，也是現代越南國語字的重要奠基人。
1642年，羅德在越南創立了第一個本土傳教團，該教團共有l0人，這10人在他離開越南後繼續向民眾傳教。
1651年，羅德編纂的《越一葡一拉丁字典》在羅馬出版，該字典以拉丁文記錄越南語口語發音，首次實現了越南語的拼音化，為日後傳教士掌握越南語和天主教的越南化奠定了基礎。
17世紀中葉以來，西、葡兩國因壟斷傳教權和爭奪「保教權」的紛爭不斷發生，羅馬教廷意識到這一紛爭將對天主教的海外傳播帶來不利影響。
為了與葡西兩國的傳教團相制衡，並且為法國爭取在遠東的利益，1660年，羅德經過不懈努力，終於說服教皇批准成立巴黎外方傳教會。
巴黎外方傳教會主要負責三個地區的傳教，一是越南北方的鄭氏政權、寮國與中國南方，二是越南南方阮氏政權與柬埔寨，三是中國北方以及朝鮮、蒙古。
17世紀尤其是18世紀，巴黎外方傳教會成為在越南傳教與進行教務管理的主要教會組織。1773年耶穌會被教廷宣布解散後，巴黎外方傳教會全面接管了在越南的傳教事務。
17、18世紀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取得了巨大進展，教堂和教民的數量都在迅速增加。1615年，越南歷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由耶穌會土布佐明在越南中部峴港附近建立。
1627年，羅德在越南清化省一帶主持興建了北方的第一座教堂。此後，由於傳教士對傳教活動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天主教在越南迅速發展，1590～1645年之間有19萬人受洗入教，而這一數字在1700年時增長到50多萬。
在教堂方面，1630年越南全國只有不到100座教堂，1650年，越南全國已建成500座教堂，到1750年，這一數字增長到將近800座。這一時期的教堂多由傳教士出資興建，結構多為木製，極易損毀，至今已無留存。
耶穌會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成功，首先歸功於教團自身的因素：從現實的層面看，向海外傳教對於教團的生存發展至關重要。
以巴黎外方傳教會為例，他們向海外派遣的傳教士越多，教團所獲得的威望就越高，該教團就能收到更多的來自社會的捐贈和支持。
從個人層面看，許多傳教士都出身於本國的底層社會，自幼就接受了為上帝和國家事業獻身的價值觀教育，這使得他們對於前往陌生地區傳教毫不畏懼，而且教團內部也對前往異鄉的傳教士和殉道者倍加讚揚，鼓勵修士們走向海外，實現個人的宗教理想，推動上帝之圍的來臨。
與此同時，越南社會動盪的加劇和發展海外貿易的需求增加，則是天主教士在越南能夠傳教成功的重要外因。1592年黎朝復國後，越南暫時結束了內戰，社會經濟有所恢復。
然而，1627年鄭氏和阮氏兩大領主之間又爆發了長達45年的戰爭，之後一個世紀內，農民起義在全國範圍內不斷爆發。
連年的戰事刺激了大量的武器需求，鄭氏和阮氏都看中了西方的火藥武器，兩個領主都把發展經濟和軍事作為首要任務。
尤其是對於南北紛爭時期的阮主來說，「必須抵抗一個任何方面比交趾支那大到兩到三倍的外區(即北方鄭主)，海外貿易成了內區(即阮主)發展的關鍵因素」，而且，在整個17世紀，阮主的軍隊數量只有鄭主的四分之一，所以阮主更需要大炮與炮兵。
西方傳教士在這一點上恰恰有自身的優勢，一方面，他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他們自身掌握天文、醫學、軍事等方面的科技知識，可以服務於越南的發展需求。南北兩個領主都看重傳教士帶來的既得利益，都極力拉攏傳教士。
儘管這一時期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教活動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由於東西方文化的衝突，天主教教義與儒學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衝突日益凸顯。
越南的統治者鄭氏、阮氏都不希望天主教在國內發展壯大，一旦發現傳教士無法帶來貿易與軍事利益時，就會採取一系列高壓措施，限制天主教規模的擴張。
1618年，阮氏政權統治區發生嚴重旱災，阮主因傳教士求雨無效，以民憤難平為由將他們驅逐出境，這是越南封建王朝發布禁教令的開始。
1630年，北方鄭氏政權將包括羅德在內的傳教士驅逐出境。1664年，南方阮氏政權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迫害天主教徒運動，導致37名傳教士和教徒殉教。
1721年的北方和1750年的南方，還發生了兩次全國性的「滅教」運動，禁止民眾信仰天主教，拆除教堂並逮捕傳教士。
天主教傳教活動在越南遭遇的打擊
阮朝初年，天主教取得一定發展。由於阮朝開國皇帝與法國傳教士百多祿(Pigneau de Behaine)的特殊關係，天主教在阮朝初年取得了較為自由的發展環境。
在百多祿的幫助下，流亡在暹羅的阮福映逐步推翻了西山朝的統治，於1802年在順化建立越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
嘉隆皇帝(即阮福映)在攻打西山朝時曾與法國傳教士百多祿簽訂了《1787年凡爾賽條約》，該條約第七條寫道：「阮主將竭力保障法國臣民及其財產的自由與安全」。
嘉隆皇帝因感恩於百多祿的幫助，所以對傳教士的活動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天主教在嘉隆時期的近20年間發展較為穩定。
由於之前西山朝末年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在1800年左右，越南全國約有32萬天主教徒。1806～1817年，在越南北方，每年大約有3500人受洗。然而，天主教在阮朝的發展隨著嘉隆帝的去世而受阻。
西方傳教士對阮朝國內政治事務的過多干預，是促使阮朝實行大規模禁教的重要原因。1820年嘉隆皇帝駕崩，明命皇帝繼位。與父親不同，明命帝自出生起就在宮庭接受了儒家傳統教育，對西方傳教士沒有好感，認為西洋宗教不拜祖先，違背傳統，視天主教為旁門左道。
儘管如此，明命帝在統治初期並沒有對天主教徒進行過任何迫害，這一方面是礙於父親與法國人的特殊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受到黎文悅等朝臣的阻撓。
黎文悅是輔佐嘉隆皇帝打敗西山朝的將領，在阮朝建立後，受封為嘉定總鎮，管理著半壁江山。
在嘉隆帝的最後幾年，黎文悅晉升為阮朝最高官員，深得嘉隆帝信任，因此明命帝對他雖有不滿，但也莫可奈何。
1827年，黎文悅前往京都順化，向明命帝奏表嘉隆帝的宗教政策，並讚美百多祿對阮朝的恩德，明命帝礙於黎文悅的威信，只好對天主教徒採取放任的政策。
1832年黎文悅去世，其親屬和黨羽很快被清除。1833年，黎文悅的養子黎文起兵叛亂，叛軍的主要力量是天主教民，傳教士們號召天主教徒起兵相應，明命帝得知後震怒，堅定了全面禁教的決心。
當年，明命頒布全國禁教令，規定所有入教之人必須放棄天主教信仰，拆毀所有教堂和教士駐所，並嚴懲堅持信教之人。
此後，1836年、1838年和1839年又四次頒布禁教令，指出發布禁教令是因為外國傳教士在越南傳教。
1841年，明命帝去世。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利也給越南封建王朝敲響了警鐘，繼任的紹治、嗣德不僅繼續執行明命的禁教政策，而且更加嚴厲地迫害天主教徒。
如嗣德十年詔諭：「凡容隱耶穌道長照例罪之，又必籍沒家產以嚴其禁」。自1848年至1860年間，約有25位歐洲神父、300位越南神父和近3萬教徒被處決。
儘管如此，天主教在越南還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850年，越南全國的天主教徒已達50萬人，其中北方38萬，南方12萬。
儘管嚴厲的禁教令不斷從朝廷發布，但隨著越南封建社會宗法結構的不斷瓦解，正統的儒家觀念在各階層的支配能力不斷削弱，禁教令無法得到徹底而有效的實施。
一方面很多傳教士善於買通官僚逃避檢查，另一方面很多傳教士與平民百姓的關係密切，他們在禁教期間得到了當地民眾的保護。
1858年後，隨著與西方國家不平等條約的簽署，越南的國家主權不斷淪喪，國家對天主教也逐漸喪失控制權，朝廷頒布的禁教令名存實亡，傳教士可以公開進行活動。
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對越南社會的影響
在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加速擴張的背景下，自明命時期開始的大規模禁教政策直接影響到法國在越南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
自19世紀40年代起，法國政府改變了拿破崙一世以來的對遠東政策，不斷派遣軍艦對越南的排教活動進行交涉。
1847年，法國殖民者藉口阮朝殺害傳教士，在峴港進行挑釁，擊沉順化朝廷的五艘銅船。1858年，法國遠征艦隊聯合西班牙艦隊炮轟峴港，開始了對越南的殖民侵略。
殖民主義者的到來，終結了越南王朝的禁教令，天主教的傳播以不平等條約的形式得到了保障。1858年，法國入侵越南以後，十分重視天主教在越南的發展。
1862年5月9日簽訂的《第一次西貢條約》就有一款「南國准許法國和西班牙教士入境自由傳教，並准許百姓自由信教」規定。1874年《第二次西貢條約》的第九款同樣提到自由傳教。
法國殖民當局在越南建立教堂、修道院、神職學院，安排神父在國民教育學校里擔任教職，還在軍中設立天主教隨軍司鐸，並且在官員選拔、任命等方面也提出皈依天主教的要求。
這一時期天主教在越南迅速發展，1860年，越南全國的天主教徒數量約為40萬人，但有約13萬教徒在文紳運動和勤王運動中被殺害。到了1890年，全越南已有近65萬名教徒，930座教堂。
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並非是天主教教義和西方文化對越南的單純同化，而是越南吸收並融匯西方文化進入本土文化的過程。
通過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越南文化的整體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東南亞文化共同成為越南文化的三大構成因素。
以教堂為例，法屬時期的越南天主教堂不僅在數量上和規模上發展迅猛，而且在設計上開始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當今越南國內著名的教堂絕大部分都建造於這個時期，這其中既有歐洲的哥德式、巴洛克式教堂，如河內大教堂(哥德式)、寧美教堂(巴洛克式)，也有越南本土的「越式」教堂。
越式教堂的內部設置均依據羅馬教廷的教規擺設，但卻採用了本土建築的外觀與內部結構，使用本土特色的建築樣式與裝飾圖案，將天主教堂的配置與本土建築藝術有機地結合起來，如發揚教堂、好儒教堂、博朗教堂等。
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不僅廣泛傳播天主教教義和西方文化，也直接推動了現代越南語的產生。
出於傳教和記錄當地語言的需要，在進入越南傳教之初，布佐明、皮納等耶穌會士就開始用拉丁字母記載越南的地名、人名和簡單的傳教用語。
羅德神父在學會越南語之後，奉命回到澳門講學10年之久，在這期間，他一邊講授越南語，一邊編纂教材。
1651年，《越一葡一拉丁字典》(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在羅馬出版，該字典共645頁，正文每1頁分兩欄，按字母順序排列，從A到za，每一個詞條分三部分，先給出越南語詞，然後是葡萄牙語解釋(斜體)，最後是拉丁語解釋。
這部字典的出版標誌著越南國語字的正式形成。在這之後，又有數位法國和越南的傳教士共同努力，對這部字典進行修正、補充，最終形成現在通行的越南語詞。
隨著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越南對西方世界的科技、教育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使得越南士大夫階層與傳教士之間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與碰撞。
來到越南的西方傳教士，大都在國內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掌握了一些科技知識。他們在越南不僅傳播了天主教教義，也帶來了西方的先進科技。
在越南南方的阮氏王國中，在1673～1773年百年間，共有12名神父在宮廷中服務，負責傳播醫學、天文、數學等方面的知識和服務，他們多在太醫院和欽天監兩個機構任職。
在他們當中，有的人甚至在朝中官位顯耀，如巴特羅摩·阿科斯塔(Bartolomeu d』Acosta)神父曾在阮福瀕朝中任太醫，胡安·安東尼·阿納多(Juan Antonio Arne—do)神父曾在阮福凋朝中的欽天監供職，協助朝廷觀測天象。
阮氏王朝對傳教士的科學才能也極為重視，阮福澍曾要求澳門派遣通曉天文和數學的專家來阮氏王朝。
在北方的鄭氏王朝，鄭靖都王時期(1767～1782年)的一場儒釋道耶四教人士就「何為正道」的辯論被天主教會記錄下來，編成《會同四教》一書。
傳教士編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揚天主教而抑三教，卻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天主教與越南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與相通，以及越南社會面對天主教的矛盾心理。
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也讓西方國家開始全面了解越南。根據教廷的規定，赴越傳教士隸屬澳門教區管轄，要定期向澳門主教匯報在越的傳教情況。
同時，很多傳教士還將在越南的見聞編寫成書，最先出版介紹越南書籍的是克里斯多福·波利(Christophoro Borri)神父，他的著作是《耶穌會神父的傳教活動與交趾支那王國的關係》(1631年，羅馬)(Relatione della nuova missione delli P．P．Della Compagnia di Gesu al Regno della Cocincina)。
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交趾支那(越南南方王國)的介紹，第二部分是介紹1615年起在越南的傳教過程。
該書出版後在歐洲非常受歡迎，兩年間重印9次，先後譯成意、法、荷、德、英等國文字。此外，羅德神父著有《東京王國史》(1650年，羅馬)(Histoire du royaume de Tunquin)，《使徒安德烈之光榮殉道》(La glorieuse mort d'Andre)(1652年，羅馬)等書。
除了記錄越南歷史、傳教歷程以及風土人情外，有些傳教士還對越南當地的物產進行了研究。
如來華傳教士葡萄牙人盧若望(Joao de Loureiro)於1742年從澳門出發進入交趾支那，1752～1777在順化擔任皇帝的數學教師，1778年到中國廣州任職。他本人著有《交趾支那的植物志》，研究了約697種當地植物。
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在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時，也給越南社會文化帶來一定的影響。第一，在天主教傳播過程中，西方傳教士為殖民主義者進入越南進行情報搜集、地圖繪製等大量為殖民政策服務的活動，客觀上加劇了越南社會的固有矛盾，影響了社會穩定和人民安居樂業。
第二，在天主教的傳播過程中，將越南封建統治者視為妖魔。如羅德認為越南是「靠偶像崇拜統治，以靈魂附體肆虐的國家」，這種宣傳動搖了越南人民對封建國家的信仰根基，導致20世紀初高台教等泛神信仰的產生。
第三，天主教傳播過程中，因記錄口語需要而創製的拉丁化越南語後來被法國殖民者發展為國語字，並在1945年後成為國家正式文字，使用上千年的漢字被徹底廢除。
對越南社會而言，國語字的出現和確立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滿足了越南人民(尤其是大眾階層)文字記錄的需求，實現了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完成了喃字未竟的使命。
另一方面，它又導致越南「社會文化平行性」的終結，之前使用漢字表達的精英文化無法得到繼承和發展，轉而通過漢越語等形式融入當代越南文化話語中，成為越南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結語
綜上所述，在法屬時期到來之前，天主教在越南的傳播和發展經歷了意識形態的強烈碰撞，也推動了越南與西方的文化交流。
儘管因意識形態衝突和政治事件捲入而不斷遭受打擊，天主教在越南規模不斷擴張卻是不爭的事實。
傳教士們從零星搭乘來往商船、成為皇帝的座上賓，到建立傳教基地、大規模前往越南，再到成為殖民者維持其殖民統治的幫凶，傳教士是天主教走向全球的見證者。
越南天主教傳播史是宗教信仰傳播、東西文化碰撞、政治權力鬥爭、國家利益維護、殖民主義擴張等因素相互作用的歷史，也是一部從宗教平民化走向宗教政治化的歷史。
作者觀點：
16世紀中葉,天主教諸修會在前往遠東開闢發展空間的過程中,隨著在日本遇阻和對東南亞地區貿易往來的增加,傳教士們隨商船來到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動盪分裂的越南社會為天主教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在耶穌會士和巴黎外方傳教會士的推動下,17、18世紀天主教在越南取得重大發展機遇,教徒和教堂的數量迅猛增長,傳教士在越南社會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然而,隨著意識形態衝突的日漸加深,天主教不斷受到越南封建統治者的打擊。在阮朝初期,由於傳教士對越南王朝內政的過分干涉,導致天主教遭受空前迫害,教產被沒收,傳教士被驅逐或處決,教徒被強迫改宗。
19世紀中葉,法國殖民者的到來迅速打破了封建王朝的宗教管理秩序,禁教令形同虛設,天主教在越南的發展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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