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大臣傅玄曾在一封上書里寫了句話來概括漢末魏初時的風氣：
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則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傅玄稱曹丕「慕通達」的行為令天下人都變得不愛守節，致使倫理綱常遭到破壞。
宋朝人也有類似的評價：
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盪。
這段話顯然要更加客觀。雖然放曠之風確是由曹丕所倡導，但東漢人對名節的重視到了一種變態的地步，足以稱之為「苦節」，而正是因為對「苦節」的反感，才使得魏晉名士們走向了與之相反的另一條路。
首先曹丕的「通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學驢叫，給馬掛骷髏這種行為藝術之外，曹丕經常語出驚人，他在為自己選定墓地後發了道詔書，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
曹丕作為曹魏的開國皇帝，卻認為國家都是會滅亡的，墳墓也都是會被挖掘的，並以漢末的狀況作為例證。毫無疑問，曹丕這兩句話是與禮教相違背的大實話。
曾有算命先生說曹丕可以活到八十歲，結果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病入膏肓，於是在死前打趣地說原來對方是把晝夜一起算了。無獨有偶，孫吳的開國皇帝孫權也曾讓人占卜自己的政權能存在多少年，得到了五十八年的回答，而他卻對結果表示滿意，認為子孫後代的事自己管不了。
漢末的戰亂和瘟疫使當時的人陷入了一種朝生夕死的狀態，例如建安二十二年（217）的瘟疫一口氣讓建安七子裡尚在人世的五個人同時離世。這件事對曹丕的觸動極大，他在和朋友的書信中懷念同這些人的交往，並擔心其他朋友或自己也可能突然離世。所以對自己壯年去世這件事，曹丕多少是有點心理準備的。孫權的幾個兄弟更是只活了二十多歲就早早離世，兩人在這種特殊的末世環境下也產生了看淡王朝興替，不計子孫福祚的超脫心態。
曹丕還在這封信中寫道「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認為文人能夠不拘小節更為可貴，而名節並不能用來自立。他曾在文章里寫下這樣的語句：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認為人的壽命是有限的，榮華享樂都只是一時的，只有文章可以永遠流傳後世，是不朽之盛事，和當時重經學輕文學的價值取向迥然相異。
曹丕曾在宴會時問大臣如果只有一粒藥時應該救父親還是君王，被邴原怒懟說救父親，但曹丕絲毫沒有介意。大概曹丕出這個問題，本來也是想為難尊奉禮教的君子士大夫們，欣賞他們左右不安的樣子。
投降被俘的于禁回國後，曹丕對其好言相勸，卻又轉頭將其投降場面進行侮辱，令于禁羞愧而死。要是于禁無恥到底，對自己投降的事毫不介意，甚至編出一套實用主義的說辭來，可能曹丕反而還會感到滿意。
曹丕的行事風格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所謂東漢「苦節」的風氣來源於察舉選官的制度，想要做官就必須擁有良好的名聲。而博取名聲的方式越往後越匪夷所思，二十四孝里僅東漢人就占了三分之一，造成了偽君子遍地的情形。
雖然東漢朝廷這樣重視名教，這幫由察舉制精挑細選出的「君子」們卻沒能挽救世道，朝堂之上依舊朽木為官，政權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潰，這不得不令世人對名教本身產生了懷疑。如果尊奉名教的就是君子，那為何還會世風日下？
當日子越過越差的時候，再滿口理想主義仁義道德，只會讓更多的人否定理想和道德。務實的人早就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例如曹操提出的「唯才是舉」便是想要否定這種以名聲為先的選官標準。
對於漢末喪亂之後出生的曹丕而言，東漢所重視的名教對其沒有任何吸引力和說服力，他從小所接觸和了解的就是名教崩潰後的人間地獄，因而對於名教所構建的一切事物只會感到虛無縹緲，甚至懷疑其本質。
例如漢魏禪讓前大臣皇帝組織了多次勸進，曹丕則故作姿態地拒絕，大臣把曹丕吹捧成古往今來最謙虛謹慎的人，而曹丕則裝成忠臣的樣子，直到禪讓結束後，曹丕說了句「堯舜之事，吾知之矣」。在曹丕看來，經籍中那些誠心禪讓的君主和虛心受位的繼承者們所經歷的事不過跟漢獻帝和自己經歷的一樣，自己明明乾的是卑鄙無恥的行徑，包裝一下就是仁德典範。
而這在那個時代卻成了標準模式。曹操在殺伏皇后時，讓尚書令華歆帶兵前去抓捕，把伏皇后從牆壁暗格中拖了出來並帶走，漢獻帝對御史大夫郗慮說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而郗慮在之前也曾作為曹操的幫手陷害了孔融。孔融則在曹丕娶了袁紹的兒媳甄氏後稱武王伐紂後把妲己賜給了周公，理由是用現在的事來揣摩，過去自然也是這樣，看上去與曹丕說的話倒有異曲同工之處，內里卻完全不同，孔融諷刺的是曹操父子破壞禮教，曹丕諷刺的則是禮教本身。
曹操殺孔融的理由是孔融不遵禮儀，否定禮教，而真正破壞禮教的曹操、郗慮、華歆、曹丕等人卻坐在朝堂上代表著禮教。這時候如果再信奉禮教，那不是書呆子就是偽君子了。因而當察舉制走向衰落，九品中正成為最重要的選官標準之後，士人們自然就把長久以來對禮教的不滿都發泄了出來。
禮教於是成了個專門的靶子，務實的人罵它，務虛的人也罵它，出身好的人罵它，出身差的人還罵它，淳樸的人罵它，浮華的人同樣罵它，只有當權者們在維護它。而當權者又是什麼人呢？是曹操父子，是司馬昭父子，是華歆、鍾會這些人。
孔融譏諷曹操被殺，嵇康在家裡打鐵也被殺，罪名還都是不孝。想要當個忠臣，或者只是想謹守個人本分，最後卻被定性為不遵孝道，所謂的禮教完完全全成了皇帝權臣們殺人用的工具，王朝賴以為本的思想綱領已然名存實亡。
在這種失去精神依託的後末世環境裡所成長起來的一些人深知名教的虛偽，視舊的道德觀為糞土，但又不敢公開反對名教，因而圍繞著清談玄虛建立起了一套崇尚自然無為的價值體系，尋求精神超脫。這種價值體系自然是消極虛無，經不起推敲，只能起到負面作用的，但也在特定環境下使某些人成功逃避現實並麻痹自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當時的思想界。
但自我麻痹永遠不會成為解決問題的出路，因為問題不會和人一起被麻痹掉。所以當本該肅清世道的上層官僚們也崇尚玄學之後，政權便直接從根里爛掉了。因而雖然魏晉名士們的玄學思想由來有因，但毫無疑問把政權和自己都拖入了更進一步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