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湖北刻書的起源
由於文獻、實物證據的缺乏，前賢未遑論及湖北刻書的起源問題。然而雕版印刷術從點到面的擴散有跡可尋，結合唐五代時期湖北的藏書、著書狀況，可以得出一個較為合理的猜想。唐代發明的雕版印刷術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廣後，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術「幾乎遍布當時較為安定的區域」 1，包括長江上游的前蜀、後蜀和中下游的吳越、閩、南唐。南平（今湖北省荊州市和宜昌市）處於上述割據政權之間（如圖1所示），而且其首都江陵府（今湖北省荊州市）有釋道素及其弟子釋弘景（634—731）開創顯密兼持的天台宗法脈，雕版印刷術的傳入具有充分的條件。
圖1南平初期形勢圖
在唐代，江陵府已經號稱「衣冠藪澤」2，永興縣則出現了東方朔讀書堂、元結書堂等私家教育機構3。唐末五代戰亂更引發北方士人南遷，居楚士人弦歌不輟，藏書家代不乏人，例如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在其治所襄州（今湖北省襄陽市）聚書數千卷4，又如南平觀察推官王惠范「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5，德安人陳兢（？—993）「建書樓於別墅」6。臣事南平的孫光憲（？—968）廣求天下書籍，甚至手自校讎，積至萬卷7。此時印刷仍未取得主流地位，但後唐長興三年（932）開雕「九經」之後，北方政權官方編定的儒家經典「皆為板本」。私家刻書也漸成規模，例如和凝（898—955）「有集百卷，自篆於版」8、毋昭裔刻印《文選》諸書9。孫光憲少時曾為前蜀陵州判官，對雕版印刷術應當有所見聞；暮年所記「曲子相公」掌故，即指和凝《香奩集》自刻本風行於世。孫光憲所著唐五代編年體通史《續通曆》十卷在北宋初期遭到敕毀10，是書卷帙浩繁而流傳頗廣，疑有孫光憲在南平末期的自刻本。
南平末期的孫光憲刻書不但具備留名後世的主觀動機，更有相當充分的客觀條件——內部條件包括：①豐富的經濟資本和社會關係，貞懿王在位時，孫光憲已是位極人臣的三朝元老，後又屢加榮銜（如表1所示）；②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市場號召力，分贈親友或公開發售都能使刻書物盡其用。外部條件包括：①南平政權持續安定繁榮，在政治方面先後向後周、北宋稱臣納貢、委曲求全，在經濟方面通過修城治水、輕關易道以實現通商寬農11；②南平領土物產較為豐富，僅首都江陵府就能供應刻印所需的木材、紙張和煙墨12-13 ，歸、峽二州也有豐富的林業資源14；③南平接壤後蜀、後周，且與之維持友好的邦交，刻工流動不受阻礙。
需要指出的是，《續通曆》也可能是北宋初年定稿和刊行的：我國向來有窮愁著書的學術傳統，此時孫光憲在荒僻卑濕的黃州擔任微職，可利用閒暇時間將《續通曆》整理定稿；而孫光憲之子孫謂、孫讜都考取了進士功名，入官之後具備將書稿攜至東京開封進行刻印的各種條件。《續通曆》若在開封刻印，在較短時間內就能傳入禁中、上供乙覽，以致觸怒龍顏、遭到敕毀。
2 宋代湖北官府刻書
為了呈現宋代湖北官府刻書的發展脈絡，按照時間順序輯錄宋代湖北官府刻書的基本信息（見表2），凡未單獨註明出處者皆采自曹之《中國古代圖書史·宋代湖北刻書知見錄》15。
表2剔除了一種似是而非的「宋代湖北官府刻書」，即湖北提舉茶鹽司本《漢書注》一百卷49，亦稱「湖北本」「湖北庾司本」等50-51，此本系由紹興三年（1133）至十三年（1143）之間的某任提舉常平官——呂抗、胡緯、董補之或賈思誠——初刻，其繼任者梅世昌於淳熙二年補版，張孝曾（？—1204）於紹熙四年補版，梁季珌（1143—1208）於慶元四年（1198）補版。該司主官劉籈於寶祐二年（1254）在常德府武陵縣設立思濟倉、刻印《可齋續稿前》八卷和《續稿後》十二卷，可證其治所由荊州移至武陵。
3 宋代湖北私家刻書
宋代湖北有三種私家刻書殘卷存世（見表3），通過牌記的釋讀和考證，可以進一步認識其中兩種書籍的刻印主體。
3.1 「鶴林于氏」的祖籍在常州
于氏自號「鶴林」，其家塾名為「棲雲閣」，而棲止雲林的仙鶴具有強烈的道教色彩。此人酷嗜道教且有財力刻印卷帙浩繁的「九經」，當屬常州于氏徙居入楚的支脈成員——於霆大觀四年（1110）為江陰縣丞，歷知漢陽軍、漢州，爵文安縣開國男，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與漢陽軍學教授施士衡合編《南紀集》五卷55-56；其子於倣（1132—1193）歷任定遠知縣、鄂州通判，「家富，好餌金丹」57。較為合理的推測是，於霆晚年退居興國軍，為訓課兒孫而刻書。
該書的閱讀史，也佐證了「鶴林于氏」即於霆的猜想：棲雲閣本並非官方編定的經書，卻在紹熙四年被鄂州州學教授許中應收入稽古閣58，至南宋末期仍然風行於世59。據此推斷，「鶴林于氏」必然是一位擁有豐富的社會關係和經濟資本的士人，才能招攬碩學通儒編校、僱傭良工巧匠刻印；甚至可以提前獲知經目改革的內部消息，從而使棲雲閣本符合科舉需要、搶占市場先機。
值得注意的是，《天祿琳琅書目》卷一著錄、何煌（1668—1745）和姚世鈺（1695—1749）經眼的高宗時期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鈐「鄂州州學官書」「鄂州官書帶去准盜」藏印60。或疑為建安余氏萬卷堂本61，紹熙二年（1191）余仁仲的題署為「國學進士」62，此時當為壯年，則高宗時期的余仁仲尚為稚子，絕無刻印書籍的可能。以時、地考之，當即于氏棲雲閣本，惜海內外公藏均未見。
3.2 「鵠山書院」當為南陽書院前身
鎮守鄂州的名將孟宗政（1164—1223）及其子孟珙（1195—1246）均被宋廷追贈為「太師」，「三安撫位」即指兼任四川宣撫使和京西、湖北兩路安撫制置使的孟珙。孟珙指派荊州通判史子翬在公安縣創辦的竹林書院在淳祐六年（1246）宋理宗趙昀（1205—1264）頒賜匾額後改名為公安書院63，結合南陽書院創辦於淳祐年間（1241—1252）的記載64，可知「鵠山書院」即孟珙於端平三年（1236）在鄂州創辦的書院65，後因理宗賜額改稱南陽書院。因此，鵠山書院本《資治通鑑》的刻印年代為端平三年至淳祐六年。
司馬光（1019—1086）本就有意識地將其夷夏觀融入《資治通鑑》，而「靖康之恥」「端平入洛」等民族衝突事件引發了人們對夷夏觀的關注，元代官府刪節《通鑑》、遺民胡三省（1230—1302）創作《音注》仍然是這種關注的餘緒66。最初創設鵠山書院的目的是收留因宋蒙戰爭而流離失所的襄陽學子，因此，刻印《通鑑》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意義，意在倡揚抗蒙報國的民族氣節，鼓勵修文習武的士人風骨。
3.3 宋代湖北刻書個案研究
以獨撰叢書形式面世的「東坡六集」的編刻，在蘇軾（1037—1101）詩文經典化過程中占有關鍵地位。探究「東坡六集」在黃州刻印的歷史過程和文化意義，有助於深化對湖北刻書的認識。
3.3.1 作為蘇軾過化之地的黃州
蘇軾謫居黃州長達四年零兩個月，在此期間的文化活動可分為以下三類：（1）撰寫詩文。有學者統計蘇軾在黃州撰寫了253首韻文、118篇散文和250函書信67，筆者另據《蘇軾文集·蘇軾佚文彙編》考得12篇散文68，即《賭書字》《戲題》《牛酒帖》《自跋勝相院經藏記》《夢中作祭春牛文》《書雲成老》《武昌西山題名（二首）》《師中菴題名》《孟仰之》《帖贈楊世昌（二首）》，則蘇軾在黃州至少撰寫了633篇詩文。（2）結交新知。蘇東坡在黃州最主要的交遊對象是黃州官民，既包括徐大受（？—1083）、陳軾和畢仲遠等流寓黃州的官員，也包括郭遘、古耕道和潘革家族成員等常住黃州的平民69。蘇東坡還與主持釋繼連為方外游，在佛學中得到了心靈的慰藉。（3）創作書畫。蘇東坡在黃州的書畫作品，基本上是出於親友交遊需要而創作的。上述250函書信，同時也是手札作品；此外，蘇軾還為親友書寫前人和自己的佳作，《黃州寒食帖》即為傑出代表作。蘇軾在黃州同樣創作了大量的繪畫作品，尤其喜歡畫竹以陶冶性情、彰顯風操70。
3.3.2 「東坡六集」的刻印主體
（1）初刻。韓駒（1080—1135），字子蒼，號牟陽、北憲居士，學者以其里籍稱為「陵陽先生」，政和二年（1112）進士，靖康元年（1126）由中書舍人左遷應天尹、再貶黃州知州，建炎元年（1127）辭官退居。作為蘇轍之徒，韓駒在思想學術上追慕蘇氏兄弟，所作詩歌也得到了蘇轍和黃庭堅（1045—1150）的稱賞。韓駒在黃州尋訪蘇軾遺蹟和故交的同時71，主持了「東坡六集」的刻印。韓駒《去黃州日》自稱「百日使君」，這一浩大工程無法在三個月內完成，應當由其繼任者趙令峸接替主持。趙令峸（？—1129），初名令裨，燕王房宗室，以祖蔭出仕，建炎元年被賜名為「令峸」、由鄂州通判升任黃州知州，殉職於宋金戰爭中。趙令峸在黃州為官本就有地理上的接近性，而其堂兄趙令鑠（1048—？）與蘇氏兄弟均有唱和，更增加心理上的接近性。
（2）補版。南宋高宗初期，黃州是南北政權激烈爭奪的焦點區域，甚至一度淪入金人扶持下的偽齊政權之手，直到岳飛（1103—1142）率軍北伐才收復失地。「東坡六集」的書版遭遇兵燹而受到損壞，直到史家所稱的「孝宗中興」時代才被修補。淳熙七年由知州錢衛之主持補版，錢衛之其人記載絕少，僅知乾道年間（1165—1173）任真州通判，淳熙六年任黃州知州，八年降兩官放罷。時代略早有錢雋之、錢及之，同時代則有錢沖之等；上述錢氏人物之名皆由動詞加上「之」組合而成，應當均為秦國忠懿王錢俶（926—928）72兒孫而以恩蔭出仕。蘇軾與錢藻（1022—1082）、錢勰（1034—1097）等人有交遊，而錢衛之或即錢勰的近支子侄。慶元元年由知州趙希明主持補版，趙希明，秦王房宗室，以祖蔭出仕，慶元元年至三年（1197）任黃州知州，嘉定元年（1208）任處州知州。趙希明叔祖、南宋孝宗趙昚（1127—1194）追諡蘇氏兄弟、御製蘇軾集序，大力提倡蜀學；趙希明祖父、崇憲靖王趙伯圭（？—1202）被賜宅在湖州居住，而蘇軾曾任湖州知府。趙希明受到家世和里籍的雙重影響，同為宗室的趙令峸更作出了表率，自然產生了修補「東坡六集」書版的動機。
3.3.3 「東坡六集」的文化功績
（1）強化了蘇軾詩文窮而後工的敘事。蘇軾臨終自我總結「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而其在黃州取得的文學成就最為突出。「東坡六集」作為蜀地後學韓駒主持編纂的官刻本，與當時坊肆為牟取利益而刻印蘇文的根本不同在於將蘇軾詩文置於發憤著述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之中、利用窮而後工的標籤化敘事傳播蘇軾其人、其文和其學。
圖2黃州本《東坡先生奏議》
（2）作為權威定本的校勘和輯佚價值。黃州本「東坡六集」是現存初刻時間最早的宋刻本蘇軾集，此時蘇軾手跡等原始文獻存世相當豐富；而黃州本「東坡六集」的各個刻印主體均有充分條件獲取蘇軾在黃州撰寫的詩文，因此獨具校勘價值。殘本《東坡先生後集》《奏議》（如圖2所示）已經提供了大量異文，下落不明的完本《東坡外製集》更是一座尚待發掘的富礦。《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如圖3所示）則兼具校勘和輯佚兩方面的價值：其校勘價值的實現，首先需要利用明末汲古閣影宋抄本《和陶詩》（如圖4所示）復原完整卷帙，然後通過對校包括羅田本在內的四種宋刻本陶淵明集，從而釐清版本系統、選擇適當底本，最終提供匯校宋本陶集；其輯佚價值則為保存了「欒城四集」所未收的11首《和陶雜詩》，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蘇氏兄弟酬唱佚文。
（3）提供了宋代湖北刻書的絕佳範本。同為北宋時期初刻、南宋時期補版的湖北刻書，黃州本「東坡六集」比鄂州本《花間集》更能說明宋代湖北刻書藝術風格的變遷：《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雖為歐體字，卻不拘一格；而《東坡先生奏議》的南宋補版端莊方正，十分接近浙刻。
圖3黃州本《和陶詩》
圖4影抄本《和陶詩》
4 宋代湖北刻書小結
如前文3.1和3.2所述，宋代湖北至少有54種刻書。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辨，可以發現宋代湖北刻書在產消主體、經濟效益和藝術成就三個方面的特點。
4.1 生產與消費均由士人主導
時任蘄州知州的葉適（1150—1223）認為，荊楚區域缺乏家弦戶誦的著書、藏書風氣73，而在宋代湖北刻書僅知2種醫書和1種佛典屬於士俗共賞的書籍，其餘書籍的生產與消費都是由士人主導的。
（1）書籍的部類迎合士人的閱讀需求。嘉泰二年（1202），隨州一度盛行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熊克（1118—1194）《九朝通略》等私修國史74，但是宋代湖北刻書史料沒有相關的印證 。身居高位的錢惟演（977—1034）自稱「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反映的是當時士人舉業之外的閱讀興趣，契合宋代湖北刻書中的20種經史類書籍、2種筆記小說和1種詞總集，《可齋雜稿》等別集亦有詞作收錄（如圖5所示）。
圖5清初毛氏汲古閣影抄南宋咸淳六年（1270）巾笥本《可齋雜稿》
（2）書籍的責任者和刻印者之間存在聯繫。類似於朱子學派的後學為宣揚前輩的理學思想而刻書，十九種宋人別集的修纂和刻印也多發生在以責任者為核心的社會網絡之中。例如治平二年（1065）至元豐二年（1079），夏竦遺文由其長孫夏伯孫等人編為一百卷，由夏竦世侄宋敏求（1019－1079）作序；紹興初年，夏竦族曾孫夏珙刻印了百卷本《夏文莊集》，並索序於其在鄂州的同僚江邈76。
（3）書籍的傳播也離不開士人的社會網絡。宋代湖北官府刻書占統治地位，因其有充足的資金保障，內部贈送和定向發售是兩種重要的傳播方式。定向發售，主要是官學面向生徒出售經史類書籍77；內部贈送，例如慶元年間（1195—1200），陳造（1133—1203）通過夏珙和江邈的繼任者鄭㮚78獲得《夏文莊集》，並傳之子孫79。
4.2 刻書利潤和刻工薪酬漸增
根據北宋時期的傭書薪酬和刻本書價推斷80-81，當時刻工薪酬應當不會太高。然而到了南宋時期，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刊元憲景文集序》記載，單字工價為5文82。根據文獻記載和筆者對金陵刻經處的走訪，可知熟練刻工日均刻字100個83-84，則其單日收入可達500文。當時普通家庭的基本支出為每日100文，刻工能夠維持較高生活水平而有餘裕。
刻書的平均利潤率增長，是南宋時期刻工薪酬得以提高的根本原因。根據《黃州雕造小畜集後記》估算，刻印是書的利潤率為146.1%85。此時刻書盈利雖然不如官營壟斷行業，但相較於民營工商業逐取「什五之利」「什一之利」，亦可謂暴利。在強幹弱枝的基本國策之下，刻書也是宋代湖北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86。
4.3 藝術風格多元而不失精美
宋代湖北刻書的藝術風格，可分為以下四類：
（1）自成一派者。如鄂州本《花間集》字體纖細遒勁，既有王羲之書法的質樸古拙，又有歐陽詢書法的剛健刻厲（如圖6所示）。論者謂之北宋鄂刻特色，而《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的北宋原板亦為不拘一格的歐體字（如圖3所示），可證其說近是。北宋湖北刻書的字體獨具一格，加上存世稀少，其外在特徵的特殊性和規律性尚有待發之覆。《集古文韻》改編自夏竦《新集古文四聲韻》五卷，但是二者在字形和排序等方面均有不少差異87，不能簡單視為同書異本。元初學者評價《集古文韻》「不可用」88，詳其文意，似謂《集古文韻》刊落原序和署銜、破壞了《新集古文四聲韻》的原貌，並非指斥其刻印質量。今存殘卷無界行，板面疏闊，篆法精麗，與陰文、帶圈的楷體字相得益彰（如圖7所示），而這自然與熟稔古文字學的釋寶達擔綱寫工有分不開的關係。
圖6鄂州本《花間集》
圖7 黃州州學本《集古文韻》
（2）近於浙刻者。《溫公全集》《建康實錄》《南華真經》的刻工大多來自兩浙，歐楷秀麗工整彎鉤外方內圓（如圖8、圖9、圖10所示），《小畜集》《小畜外集》兼用兩浙和湖北刻工，仍然具備融隸於楷、端莊方正的特點（如圖11所示）。浙刻風格對私家刻書略有影響，棲雲閣本《左傳》的字體在浙、蜀之間（如表4所示）。
圖8蘄州本《溫公全集》
圖9江陵本《建康實錄》
圖10 鄂州本《南華真經》
圖11黃州本《小畜集》
圖12鵠山書院本《資治通鑑》
（3）近於蜀刻者。較為典型的是兩種私家刻書：①鵠山書院本《資治通鑑》覆刻北宋末期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龍爪本」，據傳龍爪體由王羲之所創，但橫、捺等筆畫仍然有濃重的蜀刻韻味（如圖12所示）；②江陵府先鋒隘本《華嚴經》也符合豎筆弧狀、捺筆「燕尾」的顏楷特徵（如圖13所示），結合李安檜咨文中「重開」一詞，可以推測其覆刻的底本或亦為蜀刻本。
圖13江陵府先鋒隘本《華嚴經》
《竇氏聯珠集》《離騷草木疏》《陶靖節先生集》則略參柳體，弱化「燕尾」（如圖14、圖15、圖16所示），而南宋中期蜀刻本也有相同的變化趨勢。
圖14蘄州本《竇氏聯珠集》
圖15羅田本《離騷草木疏》
圖16羅田本《陶靖節先生集》
（4）近於建刻者。興國軍學雖然僱傭了少量福建刻工雕刻《左傳》書版，但其字體端正渾厚，略無挺秀瘦硬的柳體風格（如表4所示）。
圖17興國軍學本《楚辭集注》
直到南宋末期，建刻風格的對湖北刻書的影響才較為顯著，興國軍學本《楚辭集注》、黃州本《二程遺書》即為其證（如圖17、圖18所示）。建刻風格的影響遠至荊楚，正是元代建刻走向全面繁榮的先聲。
圖18黃州本《河南程氏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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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仁傑另有《易圖說》三卷與之「相輔而行」，或當刻於羅田。
34. 「復州」疑為「撫州」音近訛變：趙綱立淳熙二年（1175）至三年任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官，治所撫州；宋代復州並無刻書史實，而此時撫州刻書已經相當發達。
35. 尚有未詳是否刻印的八十九種宋代湖北方志，含五十一種圖經，參看附錄D.1.1。
36. 「均州」疑為「筠州」形近訛變，即蘇轍（1039—1112）曾孫、筠州知州蘇詡所刻。
37. 隆興年間（1163—1164）福建路提舉常平官姜詵刻印《中藏經》，樓鑰（1137—1213）得見閩本已隔三十餘年，獲睹從老家藏秘本又在此後，交由蘄州知州刻印更需時日。
38. 王氏疑即前漢陽知軍王璆，「璆」是由璞玉加工而成的玉磬，「成甫」訓釋其名。
39. 或據前至元二十年（1283）建安劉承父本僅有二十卷，推斷陳振孫著錄有誤。按漢陽軍本「一部四帙」，每帙七卷，而陳氏著錄作三十卷，當為通計《目錄》二卷所得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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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附刻校勘記《經傳識異》和陸德明（？—630）《經典釋文》音義是興國軍學本的體例，參看毛晃（1124—？）子毛居正《六經正誤》各卷引興國軍本佚文。
42. 柳貫（1270—1342）謂「《易程氏傳》……梓行於江浙閩楚」，楚本疑即黃州路的宋刻元修本《伊川易解》六卷，與《河南程氏經說》卷一《周易》相輔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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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穎
作者簡介
劉峰，男，江西贛州人，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圖書館學專業2020級碩士研究生。
李明傑，1971年生，江西豐城人，現為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文獻學與中國圖書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中國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國古代圖書著作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簡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民國教育（1917-1932）》（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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