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言論與公眾的感覺相差越來越遠，真的不知道大家是否在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因為經常你會看到專家讓公眾驚訝到「掉了一地」。
最近，浙江大學資深教授李實提出每個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而且他還認為，我們使用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實際上是高於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國家劃定的標準。
此言論一出就上了熱搜，不是人們認同專家的結論，而是質疑專家的結論為什麼永遠與百姓的感受差距十萬八千里？
實際上，專家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結論是混淆了這一概念的本質內涵，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明確中等收入群體到底應該是什麼標準：
首先，中等收入群體本質是什麼？我們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誤判到底出在哪裡？
中等收入群體既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更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實際上從概論上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內涵上包括一定的收入水平，社會學內涵 上則是指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態的內涵。也就是說，僅僅一個收入水平是無法界定是否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還要包括在一定時期內，收入的穩定性、家庭殷實狀況、生活舒適程度、消費水平和生活方式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只有全部符合這些特徵的群體才是中等收入群體。
這就表明，中等收入群體除了要達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以外，更要體現出就業的相對穩定、生活比較寬裕、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較強，同時收入水平能夠覆蓋人們對住房汽車、文化體育、休閒旅遊、醫療康養、教育培訓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消費等更多的需求。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體不能單一地看收入水平的高低，更要看在這一收入水平之一能夠滿足的生活狀態和幸福程度。因此，我們對所有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劃分和收入水平的確定，必須同時考慮上面的內涵要求。
其次，目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被泛化和概念的濫用的起源在哪裡？
不能說專家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的說法沒有依據，但是恰恰作為專家採用了中等收入群體混亂的概念從而才更令人失望。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出現混亂始於2019年，說起來真的汗顏，出現偏差的是我國的統計權威機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報告，其中提出了一個概念：我國低收入群體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中等收入群體的月收入在2000-5000元；較高收入群體的月收入在5000-10000元；高收入群體的月收入在1萬元以上。這就是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邏輯混亂的起源和出處，同時無論是2000元還是3000元的標準都源自於這個報告。
但這個報告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一出來，就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爭議，最大原因是對於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與公眾自我感覺的差異太大。
月入2000-5000元就是中等收入群體？你不是在開玩笑嗎？有的媒體直接質疑：現在一個大學生只要畢業找到工資就是中等收入群體？那中等收入群體是否也太廉價了？
面對各方的質疑，相關機構緊急聲明：月入2000-5000並非是指「中等收入群體」，而是這次調查中的使用的「中間收入組」的概念。統計分析中組別的劃分套用了一個約定的概念，從而導致了一場世紀烏龍。
但這一烏龍的影響仍然是浣的，並沒有隨著相關機構的說明而結束，因為這開啟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混亂和濫用，專家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實際上仍然是這一烏龍事件的延續，實際上仍然在受那次調查報告中中等收入組的概念影響後果。
其三，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現實與理論的結論為什麼出現如此大的反差？
實際上，世界上關於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並沒有一個清晰準確的概念，世界銀行認為年收入在3650到36500 美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用購買力平價(PPP)換算匯率，則認為年度收入在3萬到28萬美元之間屬於中等收入。可見對於什麼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相差甚大。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現狀也有一個權威機構的數據，2019年1月國家統計局局長提出，當時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了4億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結論，按照我國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標準，我國年收入在10萬元到50萬元之間的家庭有一億四千萬左右，最終得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人數已超過4億人。
無論是月收入3000還是年度家庭收入10萬元，這個結論都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同，原因在於作為一個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如果僅僅是收入水平劃分是簡單粗暴的，真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狀態內涵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內容，而這一內容恰恰是因地域、人們消費習慣、已經占有資產的多少而不同。因此，要確立中等收入群體實際上非常困難。
人們一般認為中等收入群體有一項非常通俗的標準，那就是中等收入家庭必須具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日常消費的能力，這種需求在我國目前特別是一線城市有非常大的壓力，以至於目前形成了嚴重的千萬資產窮人的陷阱，從而嚴重地影響了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認知和結果的認同。
雖然我們認為現在說月收入3000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標準確實有一些牽強，但從目前現實看如何界定中等收入群體確實有非常大的難度，畢竟生活狀態的滿意度和生活的幸福指數主觀因素更強烈。但讓人可怕的是，一些專家基於脫離實際的主觀臆念而得出一些並不切合實際的結論並根據這些結論提出政策建議。這才是對社會現狀更大的破壞。（麒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