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編輯丨溪談朱雀

在閱讀之前，麻煩您點一下「關注」，方便您進行討論和分享、增加閱讀體驗，感謝您的支持。

●—《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是追溯當前監管框架的歷史演變，並研究其對當前尼羅河沿岸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採用案例研究設計，以尼羅河流域的深入定性分析為例，說明共有水域複雜的跨界關係。

它使用源自新制度經濟學（NIE）的分析框架來分析管理尼羅河流域的制度框架的演變，以及它如何影響分配給每個沿岸國家的年度水份額。該研究認為，沿岸社會的歷史信仰和社會規範是影響過去一個世紀合作嘗試並決定其結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發展可持續合作的先決條件是通過消除阻礙合作的信念和規範，同時確定能夠支持合作的信念，從而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介紹》—●

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7000公里，流域面積超過3萬平方公里。尼羅河流域約占非洲大陸總表面積的十分之一。河道及其支流橫跨11個非洲國家的領土，這些國家是蒲隆地、盧安達、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衣索比亞、厄利垂亞、蘇丹、南蘇丹（自2011年起）和埃及。

儘管河流很長，流域面積很大，但尼羅河的總流量相對較小。總流量的較小是由於對尼羅河流量有重大貢獻的區域相對較小且孤立，只有兩個小地區是尼羅河的主要來源：東非湖泊區和衣索比亞高地。

相反，五分之二的流域面積是乾旱和超乾旱的，對河流的徑流貢獻很少或沒有，為尼羅河提供水源的徑流量占盆地總降雨量的很小一部分。雖然流域年總降雨量平均達到近1800億立方米，但到達埃及南部亞斯文的尼羅河年流量約為84億立方米。

換句話說，尼羅河到達埃及並與蘇丹共享的年流量不到盆地降雨總水量的5%，尼羅河流域的歷史及其重要性促使研究人員從不同的角度分析該盆地。這些觀點包括水文研究、歷史研究、法律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政治研究。

最近，尼羅河沿岸國家之間持續的緊張局勢促使研究人員使用博弈論來分析這些國家之間的戰略互動。然而，這些研究既沒有審查尼羅河流域監管框架的歷史演變動態，也沒有審查它們對尼羅河流域現狀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追溯當前尼羅河流域監管框架的歷史演變來填補這一空白，並研究其對當前尼羅河沿岸國家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

●—《分析》—●

本文採用源自新制度經濟學（NIE）的分析框架來分析管理尼羅河流域的監管框架的演變，並調查它如何影響分配給每個沿岸國家的年度水份額。所採用的NIE框架依賴於Elinor Ostrom開發的機構行動領域分析（IAAA）模型。

IAAA 模型是一個靜態模型，用於分析公共池資源 （CPR） 的監管結構。因此，它被用來繪製尼羅河流域監管制度演變的主要階段。

IAAA模型有三個結構組件，在第一個組件中，檢查作用於心肺復甦術的物理環境。影響行動領域的物理環境條件包括：共同資源規模，資源系統中的占用者數量，資源系統中資源單位的時間和空間變異性，共同資源的當前狀態，資源單位的經濟條件以及有關資源系統的數據的可用性。

次級模型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CPR的體制環境。這一層包括管理共同資源系統的正式和非正式機構的現狀。第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現狀體制環境下，CPR福利在分配者之間的分配模式。此組件有三個參數：流向每個分配者的資源單位的平均流量、流向每個分配者的資源單位流的可變性以及每個分配者收到的資源流的質量。

奧斯特羅姆遵循了道格拉斯·諾斯在他的制度環境模型中引入的制度定義。North將機構定義為行為者通過減少不確定性來降低互動成本而制定的約束。特定社會的體制環境由正式和非正式機構及其執行特徵組成。

正式制度是管理政體和經濟的書面規則。非正式機構是行為特徵背後的不成文慣例和守則。這些非正式機構可分為互補性、規範性和認知性機構。補充機構可以是正式機構的擴展、增強或調整。

規範性機構涉及限制個人行為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認知機構是潛意識接受的標準，信念和「發展意義的框架」，內部約束行為。

當一個制度框架的行動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其機構內化時，它才能在社會中獲得穩定。這種內化過程，也稱為制度化，首先是逐漸發展非正式機構，作為現有正式機構的補充非正式機構。

隨後，行動者將這些非正式機構內化，然後作為其形成感知的內部過程的主要決定因素，並根深蒂固並堅持不懈地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行為者將其非正式機構作為規範性機構傳遞給其後代，然後由後代將其視為客觀現實。

因此，這些非正式機構隨著逐漸制度化為獨立於其起源的客觀規範現實而加深。非正式機構越深入，制度框架就越穩定，對變革的抵抗力就越強。

●—《條件》—●

本文對尼羅河流域進行了深入的定性分析，建立現代法律框架的努力始於1882年英國對埃及的殖民統治。因此，研究期從1882年開始，一直延伸到2010年，就在衣索比亞單方面宣布在2011年建設衣索比亞文藝復興大壩之前。

由於這座大壩的建造以及關於其填埋和運作的談判仍在進行中，我們決定研究這一單方面聲明之前的時期。我們的重點是四個沿岸國家：埃及、蘇丹、衣索比亞和烏干達。

在研究期間，這四個國家被認為是「尼羅河流域主要利益攸關方的四方」。由於實際限制，本文主要使用二手資料，提供深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文使用奧斯特羅姆的模型考察了尼羅河流域制度結構的層次，首先分析了尼羅河流域的物理環境條件，尼羅河流域代表了該結構的第一層，並將這些條件與這一時期河岸各方的行動簡要聯繫起來。

分析包括對尼羅河流域監管環境的審查。監管環境的起源植根於在尼羅河周圍生活了數千年的社會的習慣傳統和文化。這篇論文描繪了這些規範尼羅河水的文化信仰和習慣規範。這些信念和規範代表了尼羅河監管體制框架的非正式機構。

通過逐步增加我們現代締結的正式法律協議的不同層次來繼續分析。這些協定代表了我們全流域體制框架的正式機構。最後，研究了構成尼羅河監管環境網狀的非正式和正式機構之間的相互作用。

●—《狀況》—●

本節使用IAAA模型的第一個分析組件，即作用於CPR的物理環境，來繪製研究期開始時尼羅河的物理條件。分析表明，這一時期尼羅河的物理條件是沿岸國家在法律和技術上管理尼羅河水域努力的重要催化劑。

幾乎所有管理尼羅河的主要管制協定都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末的時期達成的。這個歷史時期根據尼羅河的年流量可以分為兩個子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870年開始，一直延伸到1898年。第二個時期涵蓋二十世紀上半葉。

第一個子時期的特點是尼羅河年排放量大，由埃及開羅的尼羅河測量儀測量，該子時期的年平均排放量為109，775億立方米。尼羅河年排放量在該分期的大部分時間均在100億立方米以上。這一時期尼羅河最低的年排放量約為80億立方米，非常接近喀土穆目前尼羅河的年平均流量。

第二個子時期的特點是尼羅河的年排放量低，除100年外，記錄的年排放量大部分時間都低於5億立方米。這一時期的年平均排放量為82億立方米。6年，尼羅河年流量下降到1913億立方米，是近代史上尼羅河最低的流量之一。埃及是受尼羅河流量下降影響最大的國家。這種下降是45-5年亞時期尼羅河流域物理環境最重要的方面。

自1954世紀初以來，尼羅河年排放量的下降是促使埃及作為當時尼羅河水的主要用水國集中努力保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增加其年度供水量的因素之一。這些努力有兩種形式：技術努力和外交努力。

技術努力旨在埃及和其他尼羅河沿岸國家建立水庫和水壩，以減輕洪水和乾旱時期對埃及人口，特別是對埃及農業部門的不利影響。由於這些技術努力被認為不足以實現這些目標，埃及還必須加強其外交努力。

埃及與之前的殖民國聯合王國合作，建立了一個法律框架，保證埃及每年的用水需求。這些法律框架採取的形式是與其他沿岸國家簽訂具有約束力的雙邊協定。

●—《文獻》—●

【1】奧馬里一世（1421）《馬姆利克·阿姆薩爾 — 第四部分》

【2】Allan（1999）《尼羅河流域：尼羅河水管理方法的演變》

【3】Assmann（2002）《埃及的思想：法老時代的歷史和意義》

【4】Atkinson（1989）《烏干達阿喬利人種族的演變：前殖民階段》

【5】Ayalon（2000）《伊斯蘭教和努比亞大壩的傳播》

【6】Bitsue（2012）《尼羅河：從不信任和劍拔弩張到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