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外灘公園告示牌後可能的真相

看看新聞 發佈 2023-12-17T18:05:32.067290+00:00

有關「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說法由來已久,目前能查到較早的記載出現在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其中有寫到:「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鋪,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准入』七字」。

在如今外灘東北側黃浦公園的園址上曾有租界工部局於1868年時建成的外灘公園,因其英文名稱為Public Park,故而在當時也被翻譯成公共花園、公家花園等,而有關於這段歷史「最為大眾所熟知」的就要屬那塊曾經懸掛於公園入口處且令中國人感到無比屈辱的告示牌了,在過去不少相關文字的介紹中都有提到在這塊牌子上曾經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幾個大字。

有關「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說法由來已久,目前能查到較早的記載出現在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的日記中,其中有寫到:「上午乘車至高昌廟晤封燮臣,同至十六鋪,途中經(外灘)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一,大書』犬與華人不准入』七字」。

外灘公園舊照

後來這類記載更是頻頻出現,如在1923年蔡和森的《被外國帝國主義宰制八十年的上海》一文中也有寫到:「上海未開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點不是華人的?但是既開埠以後,租界以內,最初是不准華人居住的,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掛在外國公園的門上」;又如在1924年孫中山的一次演說(《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中也有講到:「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北四川路的公園應指當時的虹口公園,即現魯迅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但)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

從孫先生上述的這段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的上海除了外灘公園以外,其它公園中也存在過此類嚴重的「辱華」情形。比如方志敏在他《可愛的中國》一書中就有寫到他在當時去往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時的一段不悅經歷:「一走到法國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准進園』幾個字。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

如此之多的記載都指向了一個無容置疑的事實,即原本在外灘公園的入口處的確存在過帶有「辱華意味」的告示牌,但至於在這塊告示牌上是否僅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幾個字目前因證據的缺失故在學界還有著較大的爭議。如有部分學者就認為所謂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極有可能是從當時的公園遊覽規則(這個規則曾收入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中演化而來的,這個規則共有六條,即:一、腳踏車及犬不准入內;二、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三、禁止採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庸仆等理應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准入奏樂之處;五、除西人之庸仆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六、小孩無西人同伴則不准入內花園。如果我們拿上述規則中第一與第五條相提並論的話,的確可以讀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辱華意味」。

外灘公園舊照

對此,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在他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一文中有過一段比較客觀的評述:在歷史上,要證明某一事項曾經「有過」並不難,而要證明其「沒有」卻是很難的。無論積累多少「沒有」的狀況證據,也並不意味可以證明「有過」的證據沒有。僅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非正式小型告示牌,或許只是其實物或者照片沒有流傳下來,而實際上確實存在。但是,在沒有發現確定性證據的現在,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在正式向中國人開放之前,在外灘公園門口,有過限制中國人和狗入園的告示牌。但是,一般所想像的那種有將兩者連在一起記載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看起來好像並不存在。

我們在牢記這段屈辱歷史的同時也應自我反省,在這塊入園告示牌的背後除了當時「對於華人的歧視」之外,實則還隱藏著另一些以往較少被人提及到的隱情。

歷史上的外灘公園在19世紀後期也曾經一度也向華人有限度的開放過,但是由於一部分華人在入園後的不雅之舉致使公園管理方再次向華人實行了苛刻的入園限制。如在1890年7月8日《申報》一篇名為《中西異好說》的文章中就曾這樣寫到:「公家花園自去年聽華人領照入內後,夏令往彼納涼者頗不乏人。然有挾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愛花成癖,往往一見鮮花,必欲折取,此非愛花,實妒花也…華人之游於此者,時有滋鬧。前日有一人獨坐一凳,不肯與人共坐。是地之凳,皆可坐數人者,此人既欲獨坐,即有不得坐者。且彼既拒人以共坐,人必不肯心服,巡捕遂斥此人之非是,彼即罵詈不絕。又有遊園諸華人見此人與捕忿爭,亦不問事之是非,咸助此人,大有與捕為難之勢。嗣經諸捕咸集,始將其人拘去判罰」。

外灘公園舊照

不僅是在外灘公園,在該文中也有寫到1888年在上海徐園發生的一起同類事件:「徐園開得牡丹十二朵,含苞乍吐,縱人游賞…守花人一不顧及,已被折去十一朵」。

這些文字也在客觀上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中國,不光只是在堅船利炮上落後於西方列強。

1928年在各方的呼籲與爭取下外灘公園正式取消對於華人的入園限制,從此所謂「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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