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叄叔

編輯|胡叄叔

以「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特徵的區域文化背景下的電影創作具有鮮明的特色。

黃岡位於大別山鄂東地帶，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孕育出了以紅色文化、東坡文化和戲曲文化為代表的多種文化形式，構成了完整的「鄂東文化。」

從2006年開始，黃岡依託鄂東地域的特色優勢，致力於發展當代電影和電視劇，先後推出了包括《全城高考》、《鐵血紅安》在內的20多部地方電影。

其中包括兩次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和「華表獎」、「金雞獎」的獎項，被稱為「黃岡現象」。

黃岡地方電影和電視劇的拍攝，為鄂東地區的文化在象徵意義上的轉換和價值上的認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同時也為區域文化在當代的傳播提供了契機。

一、以「鄂東人物」為原型的形象設定與性格塑造策略

人是「鄂東」文化的締造者，是「鄂西」文化最具活力和生命力的要素。根據《湖北歷史人物辭典》和《鄂東人物誌》的資料；

目前黃岡地區共有1600多名著名人士，包括古代的1134人，現代的466人，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科技，文化，藝術，醫學，佛教等各個方面。

鄂東地區的名流在這段時間裡不斷出現，展現了鄂東地區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強勁的內在動力。

從而使其成為對當地文化的最好詮釋和最好的「代言人」鄂東地區名流的聲望和影響，早已超越了黃岡地區，甚至是湖北地區，給電影中的角色創造了最鮮活的素材。

應當說，《黃岡》電影的「本土化」，最早是從其角色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湖北特色。」

鄂東文化所蘊含的本土精神與生活觀念，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性特徵，並以此為媒介，傳遞到了當地的文學、戲劇與現代電影中。

一些歷史學者指出：「黃麻起義與南昌起義的區別就是，它的參加者大多是本地的農民或者農會成員，而不像南昌暴動那樣，是一場有著更高學歷，更有可能是一位優秀的將軍。

因此，它所誕生的將軍們，以他們質樸、勇敢的性格，成為了後世電影和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人物。」

在鄂東地區，有很多具有「鄉味」的建國將軍，比如和尚將軍許世友，李先念的「木匠司令」，「牧童指揮官」韓東山，「教書先生」王樹聲，他們的「身份標籤」都來自鄂東，在傳統的革命主題電影中，經常可以看到鄂東的將軍。

比如《夜襲》中的陳錫聯，《旋風司令》中的韓先楚，《驚沙》中的秦基偉以及《王樹聲征戰豫西》《胡奇才痛殲千里駒》等這些影視作品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歷史人物為對象，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個具體可感、真實可信的藝術形象。

因為《亮劍》中的主角「李雲龍」講述了自己在鄂豫皖的親身經歷，再加上他獨特的性格，很多人都把他和紅安的開國將軍王近山，也就是著名的「王瘋子」扯上了關係，還引起了很多人對李雲龍的討論。

《鐵血紅安》是國內第一個自製的電視連續劇，其主角「劉銅鑼」的形象在播放過程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論。

對於這個「敲鑼打鼓，赤膊上陣」，從霸道的土匪頭目，走出大山，最終成為一代名將，有的人相信他是以紅安名將劉福勝為藍本，有的人相信他是以秦基偉為藍本。

《鐵血紅安》的作者朱蘇進說：「劉銅鑼並無具體的形象，但在他的形象中卻能發現許多與他相似的地方。」

他們性情耿直，行軍作戰，驍勇善戰，戰術上也是不拘一格，不走常規路線。他們倔強，堅韌，一旦敲響銅鑼，他們就會達到最好的狀態。」

朱蘇進和他的同事們，在紅安的山區和鄉村里，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終於把二百多位將軍的傳說中的「劉銅鑼」這個人物塑造出來了。

這一「另一個李雲龍」的形象，集中了很多鄂東革命初期的共性，同時也體現了電影創作對於典型角色的本地化傾向。

「劉銅鑼」不僅「濃縮」了鄂東革命先烈們的形象，更是鄂東地方特色和地方精神的標誌。

從另一角度來看，關於「劉銅鑼」的爭論，恰恰說明了人們早已對鄂東的形象有了某種「期待視野」，從而在心裡勾勒出了「鄂東英雄」的形象。

二、以「鄂東生活」為底蘊的符號創造與意義賦予策略

格爾茨說，「從根本上說，文化就是一種象徵。「文化，就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張網絡。」

在電影創作中，為了完善電影的「意義之網」，製作者必須要通過典型的象徵來表達自己的經歷、思想和情感；

而在電影創作中，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從當地的生活中，「再現」出主角的生活，從而保證劇情的「可信度」和角色的命運的「合理性。」

鄂東地域背景是「鄉土」，其特殊的地域和歷史背景，形成了眾多的物質化的象徵，是當地社會生活最鮮活的「物證」，為影視生產積累下大量具有經典意義的視聽元素。

在鄂東文化影視轉化的過程中，這些凝聚了觀念、心理情感共識的經典符號，不僅成為內容敘事框架中的精華，還承擔起凸顯「本土化」色彩的功能。

黃岡電影的地方性，既表現在具有明顯地域性特徵的「鄂東人物」身上，又表現在與其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的「鄂東器物」身上。

可以說，鄂東小說形象敘述的文本中，「人」因「物」而生動，「物」因「人」而靈動，兩者本就是一個整體。

在黃岡本地的紅色電影中，橫跨鄂豫皖三省的「大別山」上，一面破敗的「銅鑼」，一片「杜鵑花」，一株頑強挺拔的「槐樹」，乃至一片蒸騰的「紅安若。」

還有一些還留存在鄂東的古代宅院，這些已經被經典和象徵化的革命先烈和開國將軍們，組成了一副真實的「鄂東印象」。

這種象徵的含義和價值，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被鄂東文化所賦予的鮮明、豐富和深刻的含義，也是鄂東文化最為典型的象徵。

在《大轉折---挺進大別山》和《風雪大別山》這兩部小說中，「大別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物理形式，更是一種地理和區域的象徵。

它已經變成了一種記錄，一種講述，一種推動，一種象徵，在後來的《紅槐花》、《鐵血紅安》等小說中都得到了體現。

根據何存中的《門前一棵槐》，在《紅槐花》中，「槐樹」和「槐花」已經變成了一種象徵，象徵著一種思想和感情。

在湖北和安徽兩省接壤的大別山一帶，有一種特殊的習俗，生了男孩要種松樹，生了女孩要種槐樹。

鄂東民歌「姐兒門前一棵槐，手扒槐樹望郎來，娘問女兒望什麼，我望槐花幾時開」，形象地表達了鄂東兒女們的感情。

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已經被改編成了一部《麻城風兒》，在中國第8個戲劇節上上演。

不管是小說、戲劇還是電視劇，都突出了「紅槐花」這個典型的象徵，它象徵著堅強、質樸、樂觀的女主角「鳳兒」——她只是大別山中一株普通的槐花而已。

三、以「鄂東文本」為源頭的內容轉化與故事表達策略

電影和電視是一種綜合性的美術，它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其它美術形態的創造。鄂東地區因其地理、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構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具備內循環、自增長功能的文化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不僅包含了歷史演變過程中遺留的經典民間傳說、歷史故事和英雄傳奇，還包含了小說和戲劇等地方性文學作品。

並匯集了大量的「鄂東文本」，這些都是以敘述方式體現出來的，它反映了區域文化對當地文學創作的全面影響。

對本地的電影創作而言，這類美術作品和作品的內容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不僅能為電影創作提供具體的題材、人物、故事和經典的文化象徵，而且還能將自己的表現手法與電影的畫面融合在一起，突出「鄂東風格。」

近幾年，黃岡的電影和電視劇大多是從本地作家的小說和黃梅戲中提取出來的，再加上對民間傳說中的角色進行了影視表達，從而使「黃岡出品」成為一種具有一定規模的電影。

因此，黃岡電影的地方性傾向並非一種獨立的表現形式，而是一種具有多種象徵形式的「鄂東文本」所共有的象徵戰略和精神訴求。

由劉醒龍，周濯街，何存忠所組成的湖北作家群體，始終維持著一種高水平的文學狀態，他們的電影和電視劇的轉換比例也比較高。

他們的創作融合了鄂東地區特有的社會生命體驗，對其區域的精神意蘊進行了形象的詮釋和表達。

從整個鄂東文化的角度來審視，黃岡電影人對當地文學創作的敘述方式有較大的繼承，尤其是對於「鄉土」和「回憶」的重視。

在《風凰琴》、《聖天門口》、《天行者》等影視作品中，劉醒龍本人和祖先的家鄉回憶，不但成為了故事構建和人物塑造的源泉，也成為了故事框架中永恆的、不斷推進劇情發展的因素。

儘管何存中的長篇小說《姐兒門前一棵槐》和《太陽最紅》都是建立在「紅色歷史」之上，但作家用「鄉土情懷」構築了鄂東特有的革命境遇。

「槐花」、「松柏」乃至大別山「太陽」，都成了某種特殊情緒的承載，「鄉土回憶既是展現人類本性的基礎，又是人類本性被構建的內部要素。」

之後的電影和電視劇，則將這種敘述方式以圖像-象徵的空間繼續下去。劉醒龍的《黃岡密卷》於2018年6月在湖南文學出版社發表。

當地媒體對其「以《黃岡》為藍本，大肆展開或展示20世紀黃岡地域文化的神秘歷史。」

小說中大量的地方象徵，如地名、物產和方言等，為電影和電視劇的創作提供了重新創作的可能。

結語

黃岡地方電影和電視劇的原點和根基在於鄂東文化，鄂東文化藉助當代電影和電視劇的共同作用而獲得「新生」，二者之間具有一種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聯繫。

近幾年，黃岡地區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製作和交流，使鄂東地區的象徵價值和精神內涵在圖像空間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並使「本土化」成為一種重要的內容敘述戰略。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只有通過這樣一條地方化的圖像轉換途徑，鄂東文化才能在新媒介環境下得到某種「展示」，才能得到繼承和傳播的可能。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把「本土影視」看成是一個單純的象徵性的組織手段，而是要認識到它在鄂東地區的文化生存和發展中所具有的正面作用。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

2.蘇軾《蘇軾集》

3.韓晗《黃岡文化軟實力》

4.曹蜚蜚《鐵血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