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現代歷史上，昭通可謂人才輩出，大關縣尤其突出，其中龔自知因為最早在昆明實施義務教育卓有成效，創辦《尚志》《民覺日報》《雲南日報》等報刊，以教育家和「著名報人」聞名於世，其實他還是最早在雲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有識之士。
龔自知的祖父龔壽渤曾經「以諸生從戎」於四川，父親龔藩「援例報捐知縣，分發四川」，其父娶成都女子馬氏為妻，龔自知於1896年出生於成都，在成都度過了少年時代，私塾學習8年後，又讀了3年中學。
據說，龔自知在成都讀中學時愛看當時的進步報刊《民報》和《新民叢報》，頗受影響。這個說法為龔自知中學時代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為後來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埋下伏筆。但是，仔細查找史料卻發現有不合理的地方。龔自知受《民報》影響大體沒有什麼問題，《民報》於1905年10月創刊，這個刊物辦的時間比較長，孫中山先生在創刊號上首先提出了「三民主義」，並對中國實現三民主義寄予厚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民報》在成都已經有了廣泛的影響。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葉良一遺作《親歷辛亥革命在成都的片斷回憶》記載：「辛亥年前，我在新軍中就早已看到同盟會在日本出版的秘密書刊《民報》《革命軍》和《黃帝魂》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在成都鳳凰山和東校場的新軍十七鎮中廣泛傳播著。」
辛亥革命之前，《民報》已經在軍營裡面廣泛傳播開來，可以推想一般學校肯定也會傳播開來，搶占年輕人的思想陣地從來都是革命者的主要鬥爭策略，李大釗和陳獨秀也是先在北京大學宣傳其進步思想，後來才普及開來的。因此，在成都讀中學的龔自知受到《民報》的影響有生理基礎，那時他正值12—15歲，正是急於探索新世界的少年時期；也有物質基礎，即《民報》當時還在發行之中，而且在成都確實很有影響。從後面龔自知的發展軌跡來看，這種影響也是明顯存在的。
1935年5月4日，龔自知在其創辦的《雲南日報》創刊號上,以「春水」的筆名寫了一篇《喚起民眾與打開出路》的社論，他強調當時要「教亡圖存」，指出：「我們革命導師中山先生的遺教，便是我們出路的指南」「喚起廣大民眾，共同一致向前奮鬥，然後出路才有可能打開，中國才會得救，這是我們的信念，是本報致力的唯一目的。」這個時候正是國民黨剿共猖狂的時期，也是紅軍在雲貴川邊境長征並進行戰略轉移的關鍵時期，此時作為國民黨機關報的《雲南日報》在創刊號上沒有「剿共」「安內」等論調，反而以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為旗幟，本身就很有深意。由此可以看出龔自知思想意識裡面，《民報》倡導的精神一直有影響。當然，這是後話。
龔自知中學時代可能受到另一個刊物《新民叢刊》影響的。該刊從1902年2月創刊到1907年11月停辦，整個存活期正是龔自知從6歲到10歲的兒童時代，這個時候能受其思想影響的可能性不大。前期的《新民叢報》著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政治學說，對中國知識界發生過較大影響；但是後期，《新民叢刊》因為保皇思想與《民報》的宗旨不對路，二者處於論爭狀態。也不是說與《新民叢刊》論爭就反動，但至少已經沒有先進性了；這且不說，關鍵是龔自知讀中學的時候，《新民叢刊》已經停辦了。所以筆者對一般文章所載龔自知受《新民叢刊》影響的言論存疑。
但不可否認的是，成都讀中學這段經歷對於龔自知的進步思想培育具有奠基作用，為其播下了覺悟和進步的種子。1912年，龔自知家因「辛亥鼎革，成都有十月十八之變,闔家倉皇避亂,露宿屋後菜畦中三日夜。吾父以亂且亟因棄官,挈自知還里，旋來昆明，遣自知就學北京。」（龔自知《龔母馬太夫人墓志銘》載《昭通舊志彙編·大關卷》）
龔自知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是1913年至1917年的事情。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廣泛傳播之前，有20來年的培育時間：即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在中國傳播之前，首先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在中國被引進而逐漸被推廣的。李大釗是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的先驅者。
龔自知在北京大學預科學習的4年間，正是陳獨秀、李大釗等出入北大、創辦《新青年》宣傳新文化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準備時期。
雖然沒有證據證明龔自知得到陳獨秀和李大釗關於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親傳，但是以龔自知回滇後即於1917年11月，仿著《新青年》創辦了《尚志》雜誌以及該雜誌當時刊載的文章極具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民主與科學」的特質來看，龔自知是深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新文化思想影響的。
其中重要的標誌是：《尚志》於1919年第2卷第3號全文轉載了李大釗發表於1919年第1期《新青年》上的《Bolshevism的勝利》。這是中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介紹十月革命的著名論文之一；熱情歌頌了十月革命，熱烈歡呼社會主義的勝利；宣告「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尚志》緊隨《新青年》之後，在1919年第2期即全文轉發，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和支持，可見龔自知對李大釗新思想的擁護，這也在雲南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先河。說他是雲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當不為過。
現在將龔自知主編的《尚志》各期文章匯聚起來觀照，即可發現龔自知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痕跡。除了轉載李大釗的《Bolshevism的勝利》以外，《尚志》還在「書報簡介」欄目中專門介紹了《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日刊》（見《尚志》1919年第2期）等進步刊物。
《新青年》的進步性當然不用說了。《北京大學日刊》於1917年11月創刊，是蔡元培掌管北京大學後所辦的第一份校園刊物，也是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的工具與成果；徐寶璜任編輯主任，主要編輯有陳獨秀、沈尹默、胡適及孫國璋；以這些新派人士組成編輯群，正是要藉此提升北京大學校內對於新文化的接納程度，不少在《北京大學日刊》撰文的師生，同時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其進步性可見一斑。
再從龔自知發表在《尚志》上總計15篇文章來看，除了學術方面的文章如《論人類社交本能》《自然教育與集合教授 》《論科學之目的與方法》外，還有社評《一九一九年》《威爾遜主義》《時代精神與歷史思想 》等熱情歌頌民主、自由等文章。龔自知在1920年前即具有清醒的民主思想意識並積極宣傳馬列主義是值得肯定的。
1919年10月，龔自知隨隊赴美考察，離開了《尚志》，後由於多種原因沒有繼續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轉而關注並發展雲南的義務教育等，為雲南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後在擔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期間，於1935年5月4日創辦了《雲南日報》併兼任主編10年，龔自知利用副刊以及其他方法來宣傳抗日。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後，龍雲到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龔自知隨行，旅途中在西安與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同機到達南京，回來後在《雲南日報》發表了《隨節入京記》，稱中共領導人「真豪傑之士也」。
《雲南日報》在抗日戰爭時期，為對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做了大量工作，在鼓舞和動員民眾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雲南新聞史上也占有獨特的地位。王作舟在其《雲南新聞史話》（前言）中對他的評價是準確的：「著名報人龔自知最早在雲南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並創辦《民覺日報》《雲南日報》，業績卓著。」
龔自知雖然沒有成為紅色革命家，終究也是歷史的一種選擇。作為在雲南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實幹的教育家和著名報人，他對雲南有過卓越的貢獻。以他後來追隨龍雲策動雲南起義，並為盧漢起草雲南起義的宣言等行為來看，他一直是一個追求進步的人，其為馬克思主義在雲南的早期宣傳起到的引領作用，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
來源丨@昭通日報 微信（ID：ztrbwx）丨作者 任繼敏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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