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閆侃史
編輯|老閆侃史
在台灣，小蔣（蔣經國）的名聲要比老蔣（蔣介石）的名聲要好一點。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蔣經國展現在大眾面前的，往往是他那隨和、親民的形象。
與父親常常是一板一眼，正襟危坐所不同的是，蔣經國最喜歡做的就是和部下們開懷暢聊，有時說到動情處，常常是故意將聲音提高八度，為的就是讓更多的人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只能說，蔣經國畢竟是曾經留學蘇聯、並且和美國政客常打交道的，他對於政治作秀這方面，可以說是有著自己十分獨到的理解的。
在1988年，蔣經國突然離世，隨即他的存款也被公開，但是裡面的餘額，卻是讓人們不禁產生了疑惑和詫異。
那麼圍繞蔣經國的一生，究竟有什麼跌宕起伏的故事呢？又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會讓他臨終之前，對自己的三兒子蔣孝勇做最後的囑託，一定要將自己的財產公開呢？
留學蘇聯的「熱血青年」
蔣經國對於父親最大的繼承，就是繼承了父親的「政治投機」。
1910年4月27日，蔣經國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他自小時候起，就對於其父蔣介石沒有什麼過多的印象，只是總能時不時的從自己母親的嘴裡聽到關於父親的事跡。
他從小便是在他姨娘的教導下熟讀四書五經，按照他的回憶，在他十歲之前，關於父親的印象，常常是只存留在母親和姨娘的口中，以及一張母親毛福梅一直壓在枕頭下已經發黃的照片。
雖然蔣經國對於父親沒什麼印象，可是他的父親對於他卻是一直都是關注有加。在他10歲那年，父親從廣東回到浙江奉化祖宅，他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這個已經開始成長起來的長子，十分的欣喜。
在蔣介石當天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幾年不見，經兒愈發強壯，十分喜人，只是過於弱怯，只敢待在其母的裙子後面。」
從蔣介石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自己的這個長子一方面是十分喜愛的，但另一方面也覺得他太過於膽小，缺少陽剛之氣。
為了培養蔣經國的男兒陽剛之氣，以及親自帶在身邊進行言傳身教，所以蔣介石在第二年返回上海之時，特意將蔣經國帶走。
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達到高潮，蔣經國也被送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那裡，發生了兩件改變他命運的大事。
其一是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其二就是他結識了小平同志，那一年二人一個15歲，一個21歲，常常以兄弟、同志相稱。對於國際局勢和國內政治事件，他們也常常是互相交談，二人之間的關係顯然是不錯的。
根據後來蘇聯方面的解密檔案看，蔣經國在留學蘇聯期間，多門功課都能拿到5分，也就是滿分，要比同時期的鄧等人成績更好。
但有時候，個人的命運常常會隨著國家的命運的轉變而變化。1927年4.12日，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經國得到這一消息後，竟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帶頭鼓動學生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
他在第一時間就對外發表了聲明，強烈的譴責了蔣介石的惡劣行徑，他在電報中是這樣說的：「他（蔣介石）已逐漸叛變革命，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陣營，他是我的敵人。」
僅僅一夜的時間，年僅17歲的蔣介石就成為了國共兩黨青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青年革命領袖」。初出茅廬的蔣經國，第一次的見識到了自己在未來的政治曙光。
此時他在蘇聯不僅加入了「聯共正式黨員」，還在蘇維埃的一個部門裡面做到了副部長，老子是中國的反革命分子，可是兒子卻在國外做著共產主義的「接班人。」這對父子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諷刺。
從1927年到1936年底，這10年間，蔣經國在蘇聯過著純粹的共產主義生活。但是到了1936年底，因為中國國內的一場「兵諫」，讓一切都變了天，也就是從此時起，蔣經國正式的開始步入自己人生的新階段。
西安事變後的倉促歸國
蔣經國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自己會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回到他闊別了12年的中國。
1936年，張學良聯合楊虎城在西安搞出了一個「西安事變」，軟禁了蔣介石，蔣介石十分擔憂談判會崩塌，所以向周總理提出，如果能保證讓長子蔣經國平安回國，那麼他可以接受部分條款。
顯然，此時的蔣介石已經在開始做最後的安排了，但是在這個時候他還惦記著那個在報紙上譴責自己的長子，說明父子二人根本不像外界宣傳的那樣「勢同水火。」
在周總理的運作之下，僅僅半個月之後，蔣經國就踏上了回國的征途，回國之後的蔣經國，對於蔣介石的很多做法都感到不能理解。
他認為父親最大的失誤就是不該搞出「四一二政變」，應該在國共合作中占據主動權。
蔣介石沒有想到，小時候那麼怯懦的兒子，竟然敢指責他的做法，根據陳布雷的說法，蔣氏父子有一段時間時常吵得很兇，就連侍衛都不敢靠近，就連宋美齡，也常常是到別處躲清靜去了。
有時候吵到激動處，蔣介石還會呼喊侍衛官將蔣經國拉出去槍斃了，但蔣經國也反駁道：「要殺就親自動手，何必要拉上別人呢！」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畢竟只是蔣介石的一句氣話，他還是最終下定決定將蔣經國送回到浙江奉化的老家，讓蔣經國「閉門思過。」
抗戰初期的兩年中，蔣介石命蔣經國在家中老宅閱讀《曾文正公家書》以及《王明陽全集》，逐漸的，也不知道是蔣經國逐漸被蔣介石在思想上「同化」，還是蔣經國本身就不是從心底認同「共產主義」。
在1939年開始，蔣經國開始多次給蔣介石寫信，希望自己能出來幫助父親一臂之力，同年底，蔣經國生母毛福梅所住屋室受到日軍飛機轟炸，最終被炸身亡。
不久後，蔣經國就前往重慶，在那裡，他與前來機場迎接的蔣介石進行了一個父子間的擁抱，從這刻起，布爾什維克的蔣經國就徹底的留在了過去。
在當晚蔣介石的日記中，他這樣寫到：「數月之陰霾，在今日與經兒相見一刻已化為烏有，今晚心神最為舒適，亦以後起有人，後生可畏，足以自慰，國家之有希望也。」
自此之後，蔣經國在仕途上面的每一步，都是在蔣介石的刻意安排之下完成的，首先就是一腳就踢開了蔣介石曾經的接班人「康澤」，然後無論是在軍隊，還是在政務上，蔣經國都是極力拉攏。
當時間來到1948年的時候，蔣介石第三次下野，被迫辭去「總統一職」，唯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蔣經國一直都侍奉左右，親力親為。
成為蔣介石最為信任的人，正如蔣經國所言：「撤離大陸之時，父子共冒危險，出生入死，同受誹謗和攻擊。」
此時無論如何，蔣介石都再也難以離開蔣經國這個實施內政外交的重要幫手了。
極力要求死後公布財產
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長子，自然是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父愛的，但是更多的，他能接觸到的是蔣介石的政治手段。
1968年，此時剛58歲的蔣經國，就因為遺傳性糖尿病而住進了醫院，蔣介石十分的慌亂，他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基業無人可守。
他甚至將隨時貼身照顧自己的侍衛醫官，派到蔣經國的身邊，他囑託他們，蔣經國的病症一旦出現意外，要第一時間向他報告。
此時在蔣介石的心裡，自己兒子的安危已經是超過了自己的個人安危。
值得一提的是，蔣經國的身體之所以會如此快速的就衰敗掉，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他吃東西從不忌嘴。
有時候為了給外界留下一個自己能吃能喝身體好的印象，他還故意多吃肉，多喝酒，與部下推杯換盞。
其次就是蔣經國對於權力的迷戀，在當時的情況下，蔣介石已經開始退居幕後，更多的具體事務則是由蔣經國來完成，為此他不論大事還是小事，全部都是自己親力親為。
就連他的胞弟蔣緯國就曾經這樣評價過他：「我哥哥是個十足的工作狂，他一個人做著幾個人的工作，似乎還總是精神飽滿。」
蔣緯國的評價，似乎給人留下的是這樣一個關於蔣經國的印象，那就是他似乎一切都是為了工作。
但實際上，蔣經國之所以會獨自一人打理所有的政務，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整個台灣，他幾乎已經沒有信任的人了。
蔣經國擔心大權旁落，擔心會有人試圖奪取他手中的權利，所以他對於各方面的權利都是牢牢地抓住，他基本上是從不委託他人協辦。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平均每天都要參加至少10次以上的會議，他平均每天的睡眠時間，只有區區的4個小時，所以他為了補充自己的體力精神，常常是暴飲暴食，但殊不知，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行為，讓自己的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
1985年8月，蔣經國的糖尿病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他的右眼甚至已經失明了，為此，他不得已只能將自己的長子蔣孝文和三子蔣孝勇給叫到床前，開始逐漸的給他們安排接班工作。
但是蔣孝文卻很明顯無心繼承所謂的「家國大業」，他更多的想法，就是在美國做一個踏踏實實的富豪。
相比之下，他的第三個兒子蔣孝勇就顯得積極很多，在早年他自軍校畢業以後，就開始讓他進入商界，此時的蔣孝勇，已經是中興電工的董事長，可以說，蔣氏一族，在台灣省早已經是政商兩界人才輩出了。
蔣家的資產，從明面上看就至少有幾十億美元的資產，在當時的情況下，老大蔣孝文從不過問家族事務，老二蔣孝武更是因為在早幾年搞出了一個「刺殺案」，所以只能是遠走新加坡。
所以此時的蔣孝勇，已經成為了蔣氏一族的實際掌權者。
直到1988年1月13日下午1點55分，開始口吐鮮血，他的生命開始正式的進入到了倒計時的時間。
就在此時，蔣經國除了一份一些老調重彈的政治遺囑之外，他還特意的拉著三兒子蔣孝勇的手說道：「我離世之後，一定要將我的財產公開。」
這很特別的一句交代，讓蔣孝勇十分的不理解，但是不理解歸不理解，他還是按照蔣經國留下的銀行密碼，將裡面的數額公開，沒成想裡面只有不到一百萬台幣。而這些，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幾十年的存款。
雖然這對於普通人家來說，可能已經是巨額的一份財產了，但是對於握有幾十億美元資產的蔣家來說，這些只是區區小錢而已。
實際上，蔣經國之所以會這樣做，做大的目的，還是要向世人證明自己的清白，外界一直瘋傳他貪污。
那麼他到底有沒有貪污呢？老實說，他用不著貪污，因為他手中握有的財富，要遠比去貪污得來的容易。
蔣介石運往台灣的黃金，就足有2577358兩，其他珠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資產一部分被他賞賜給部下，一部分被送給美國人作為活動經費，但是更多的，還是被他們父子二人緊緊的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所以蔣經國所謂的「公開自己的資產數額，以此證明自己的清白，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鬧劇。」
蔣經國的名聲雖然遠勝蔣介石，可是一生也都是在作秀，政治作秀，生活作秀，其心思最為難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