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報恩寺街是西安城含光門裡朝東的一條巷子，位於西安城西南角靠近南城牆處，東起太陽廟門西口和四府街南口，西至甜水井，南邊一擺子住戶院子如有後門可通順城巷，當時我們叫「馬道子」。
含光門曾是唐皇城西南邊一座城門，而含光門裡靠著報恩寺街附近曾經是「鴻臚寺」和「鴻臚客館」所在地。鴻臚，本為大聲傳贊、引導儀節之意，主外賓之事，主要負責外事接待、民族事務活動及凶喪之儀，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鴻臚寺」的寺不是報恩寺這樣的宗教寺院，是官署名，唐代九寺之一。此外還有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等。「鴻臚寺」下屬的有司儀署、典客署、禮賓院等，還有「鴻臚客館」，用以接待各少數民族使者與國外來賓的館舍，相當於今之國賓館，在 「鴻臚寺」之西。唐穆宗長慶元年（821）五月，太和公主出嫁回鶻，一次安置回鶻迎親使團五百七十三人。唐德宗時，一次外國使者入唐而不能返回，四千多人就住在鴻臚寺旁，膳食、供養均由鴻臚寺負責，可見「鴻臚客館」規模空前之大。唐朝政府為此每年撥糧一萬三千斛專充招待費用。
大唐盛世，報恩寺街至朱雀門一帶成為絲綢之路對外交流經貿活動最為繁華旺盛的中心地帶，「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帝國都城的長安成為人口上百萬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當時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國家有七十多個，主要有朝鮮、日本；東南亞的天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泥婆羅（尼泊爾）、獅子國（斯里蘭卡）等；中亞、西亞、歐非諸國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佛林（東羅馬）等。因之大批外賓客商會聚長安。
「文革」初期的1966年，報恩寺街改名為東升街西段，1972年又改名為東升街，直到1981年才恢復原名。
報恩寺街因寺而得名，但這個得名比較複雜。
一些人認為，報恩寺街有寺名而無寺，一些當地老住戶回憶：相傳報恩寺是為了表彰唐初大將秦瓊在臨潼山救駕有功，被特准修建報恩寺的。還有文章這樣說：「唐中宗時辟鴻臚寺一角在皇城第七橫街修懿德寺。」
但是，我對「辟鴻臚寺一角在皇城第七橫街修懿德寺」存疑。因為西北大學教授張永祿先生主編的《唐代長安詞典》中明確指出：長安外郭城坊里之一的延壽坊「南門之西，有中宗時為懿德太子追福所立的懿德寺」。而延壽坊卻在今西安城外西南西北大學新村及其以西處。
實際上，報恩寺街為明清西安城老街巷名，位於府城西南隅，靠近南城牆含光門東，在原隋唐鴻臚客館處，唐末以皇城改築為新城，後漸形成居民街巷，元代這裡已「巷陌委曲」，並設有養濟院，明清時為長安縣領衛水池坊屬區。清代雍正年編的《陝西通志》祠祀報恩寺條載：「元至元中賜平章也先捏夫人也魯為花圃，嘗見白石像放光，因舍為寺。」初敕額 「大興國報恩寺」。明初稱報恩寺。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修。如此看來，報恩寺街上的報恩寺，應該創建於元代。
九十年代拆遷改造前，有巷子中老居民回憶：報恩寺街有門有戶的院落約四十五個，坐南朝北方向的院子三十二個，坐北朝南方向的院子十三個。如包括六和巷的十多個院子就接近六十咧。報恩寺街應是城牆內一條幹道，原先有2 路公交汽車經過，在巷內設有站點，可惜時間較短。
二
我從認識到熟悉這條街，全是因了當年西安最有名的報恩寺街小學。1956年，我在報恩寺街西邊隔著含光門的私立東西甜水井街小學上學。當年「甜小」屬私人辦的初級小學，到高小時我就能升入報恩寺街小學，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因為它曾是陝西省立第一實驗小學校，簡稱「一實」。可到我該上五年級時，「甜小」變成完全小學，所以我沒上成「一實」。到我1962年畢業後，「甜小」才成了報恩寺街小學的分校。
「一實」地址在報恩寺街23號。創建於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908年），始為四川尹昌齡先生於城牆下南教場西（即現校園內西側）創立的客籍學校—公立客籍中學堂。因當年作為省城的西安，官員多是外省人，這所學校專收少爺公子，相當於今天的貴族學校。1914年改為省立單級師範學校並設附屬小學，是為學校前身，其後幾度易名。1933年，始用陝西省立第一實驗小學校名。1949年5月還曾更名為陝甘寧邊區西安第一實驗小學，1956年才以所在街名命名，2003年原五星街小學併入「報小」。
由報恩寺街小學畢業的人中最有名的是音樂家劉熾。他的音樂作品有歌劇《阿詩瑪》《白毛女》，歌曲有《我的祖國》《當我們盪起雙槳》《英雄讚歌》《新疆好》《祖國頌》等，他是中國音樂界無人不曉的超級大腕。
還有田克恭，先後擔任西安市二中校長、西北對外友協副秘書長。他岳父董正誼先生，清末秀才，民國三年創辦「省立單級師範傳習所」，後為了便於師範生實習，又創辦了附屬小學。董先生曾任「省立單級師範傳習所」的主任，後又改稱為校長。
田克恭在他著的《西安老街巷》書中有 「蓮湖區報恩寺街幼兒園的過去與現在」一章。他在文中寫道：「這個幼兒園的地方是報恩寺的遺址。……是單級師範傳習所的西偏院。」
我西安市二十七中同學楊勁漢告訴我，當年，他上過報恩寺街幼兒園，而他兒子後也上過報恩寺街幼兒園。他父子為同一幼兒園的園友，因之對此園感情特別深。
抗戰時期，這一帶城牆都挖有防空洞，大約七八個，有幾個洞能從城內通城外，防空洞有二三米寬、一人高。東邊小南門上有警杆專為這一帶街巷老百姓升降紅綠燈。實驗小學大門口有一座東西長約百米的地下室，是躲警報用的，一旦敵機轟炸，全校學生很快就可進入躲避。夏天，附近居民可到地下室乘涼。1949年後，地下室就被填埋了。
田克恭上學時的二十年代中期，學校校門是「洋式門樓」，他回憶到：「臨街處是一排鐵柵欄，進中間鐵柵門走下一小段漫坡路，正中是學校大門。」到了「文革」時六十年代中期，學校一進大門就是一堵很大的照壁牆。
不少「報小」學生回憶：民國年間「報小」這裡是一個很大的澇池，當時可能排水不暢，為防大暴雨而挖的澇池。後來街道有了排水道，就棄用了，水蒸發完，於是成了個大坑。當時的報恩寺街小學，校園較大，校門外，還有一道圍牆，地勢也是南高北低，而且落差大概有一米，為了防滑，學校用豎著側立的青磚鋪一條斜坡路，才進得學校大門，而學校的北面也要經過一條約七八米長的下坡路才能出門，所以在操場北牆東邊開有一個小後門。後門外是冰窖巷，對面就是陝西省高等法院。
還有學生回憶：學校建築布局是以教務室為中心，兩邊如雙翼展開，列有教室兩排八間。後面一排有四間大點的教室，其中二間形成一拱形門，很是別致。校內翠竹與古樹交相輝映，教室皆以遊廊貫連，有樓亭點綴的園林色彩。當時，學校操場南邊，還有一棵古槐樹，樹幹粗壯，需三四個人才可合抱，樹冠遮天，枝繁葉茂，很是古樸蒼勁。
田克恭《西安老街巷》書中有《省立模範學校—報恩寺街小學》一文，文中提到：「1927年上半年，楊明軒同志任教育廳長時，將原來的模範小學改為『省立第一模範小學校』。」「1931年，這所小學校劃歸省立高級中學，今西安市二十中前身的附屬小學，名實驗小學。可能由於當時已有西安師範實驗小學，所以將這個實驗小學定名為『第一實驗小學』」，簡稱「一實」。當年學校的校歌是：「一實校，一實校，綠枝短牆四面繞。熱心學，苦心教，師生忘辛勞。忙過一年一年到，養成健兒把國保；一實校，一實校，禮義廉恥是目標。」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學生「大串聯」，報恩寺街小學還成了接待站，學校的教室用來安排外地串聯的革命學生、紅衛兵臨時住宿。床不夠就用課桌並成床，地面也鋪上草墊、涼蓆以應急。還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時，學校的教室還成了西安抄家成果的展覽館。從「官僚資本家、地富反壞右」家中抄出的金銀珠寶、高檔家具、名人字畫擺了幾圈。據說，冰窖巷北邊土地廟什字的天主教堂成了西安市抄家物資倉庫，不少展品都是從哪裡拿過來展覽的。
記得「文革」中1968年前後，報恩寺街小學被火藥局與四知村之間的西安砂輪機廠接管，改名為「西安砂輪機廠五•七學校」。當年宣揚的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
三
我認識的朋友中畢業於報恩寺街小學的有「神童畫家」韓少立，他畫的馬聞名畫壇，為西安一絕，繪畫大師齊白石還寫信讚揚鼓勵過他。他十二歲就被陝西省美協吸收為會員，當年轟動一時，是我孩童時崇拜的偶像。我們交往甚密，2008年，同時被吸收西安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同時，從西安市市長手中接過市政府的聘書。
還有西安美院美術史論系主任、趙農教授，他是清代軍機大臣趙舒翹的重孫。我在《甜水井街的趙家大院》一文中寫到過他。
還有畫家陳鈞先生，他告訴我：「1946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在一實（報恩寺街小學）上了一年。學校規定穿黑制服，戴小黑皮沿帽，翻白領，背黑色皮書包。」
陳鈞世居西安，還是一位室內空間設計師，曾任陝西省室內裝飾學會副主席。
再有油畫家、中國美協會員、寶雞市美協副主席、寶雞油畫院執行院長的屈凌君。他的油畫參加過幾次中國美協主辦的全國大展，擅長連環畫、書籍插圖、紙雕等藝術門類。家住報恩寺街小學對面的21號，他和我的詩友渭水是陝西師範大學二附中的同學，一起插隊寶雞的知青。
他的父親屈映明1938年參加八路軍一二九師，曾任朱德總司令的警衛員。l942年，進延安魯藝學習，與詩人渭水（原名周抗美）的父親周軍住一個窯洞。1949年，在西安任陝西省軍區文工團教導員。屈凌君的母親是于右任先生外孫女，曾在西安市六中當老師。他的外祖母是于右任先生的二女兒於雲浦，外祖父王鴻俊是于右任先生的秘書。
還有西安音樂學院教授梁建群，又名梁欣，外號叫「面人」。在陝西音樂界名號特響亮，他是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竹笛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陝西竹笛學會名譽會長。他也是我西安市二十七中的校友，當時在南院門市委禮堂聽過他吹笛，他也是我心中的「笛子王」。還有西安音樂學院教授程天健，銅川市文聯副主席、銅川市音協主席王黎明。
音樂上還有家住報恩寺街27號院的郭大力。郭大力和我的朋友油畫家屈凌君是髮小、同學。2018年初春的一天，我和屈凌君一起去看望眼睛幾乎失明的郭大力。凌君告訴我：大力是一位琵琶、二胡演奏高手，當年他從「報小」畢業，考入西安市六中，下鄉後因音樂上的特長，被招聘到涇陽縣秦劇團，1978年，調到西安市木偶劇團樂隊，調他的原因就是他精通兩樣樂器，一人能頂兩人用。郭大力現在仍住在報恩寺街，在春發芽葫蘆頭泡饃館西邊隔四五個門牌的一個門洞裡，一座簡易加簡陋的拆遷安置樓房中。
大力向我介紹自己，他少年時學拉二胡，師從的是家住在東西甜水井街的陝西省歌舞劇院歌劇團的二胡首席喬太和先生，後師從陝西省歌舞劇院古典歌舞團二胡首席余奮揚年先生，因之強將手下無弱兵。他還說他們家住的27號老宅院，為二進院子，一家獨院住了一百多年。房子是早年參加辛亥革命的他外公購置的，外公民國年間是西安的一位名中醫，門樓上掛有患者送的匾，上書「和其妙哉」四字讚揚其醫術高超，妙手回春。他的父親郭亞雄和母親周景霖，就在這座老宅院中結的婚。他父母親民國年間是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生，父親還是因學習成績優異，被直接保送到北師大的，可謂書香門第。他父親是陝西同官（今銅川）宜古村人，是銅川第一個考上國立北平師大的高才生。畢業回陝後， 1943年，在武功楊陵西農任圖書館館長，接著被銅川邀請回任銅川市一中校長，再在蒲城堯山中學教書，西安高級中學（解放後改為二十中）的教師， 1964年調入在後宰門的西安市教師進修學院。母親在西安市東南中學（解放後改為五中）當老師。（同事張乾一，是臧克家的老師）父母皆從事教書育人工作，一輩子桃李滿天下。
他兩個哥哥也都是文藝、體育上的人才，大哥郭大朋，西安市七中畢業，二胡拉得好，曾經被蓮湖區雜技團借調在樂隊伴奏。二哥郭大地，西安市五中畢業，擅長揚琴，青少年時打藍球更是中學生中的尖子選手，是西安市業餘體校少年隊員，參加多次省市的藍球比賽。
說到報恩寺街小學，郭大力更是興奮異常。讓他難以忘記的是，上世紀1958年5月，革命老人吳玉章來「報小」巡視推廣普通話，學校安排讓只有六歲的大力在黑板上寫：吳爺爺您好！並當場用普通話念給吳玉章爺爺聽。大力是個有心人，他珍藏有六十年前的這些老照片，但可惜的是和吳玉章爺爺的合影弄丟了。
吳玉章老人延安時期就被稱為五老之一，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全國教育工會主席、中國自然科學普及協會主席，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郭大力把這些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在《西安晚報》《華商報》上，發過五六篇。
大力是個重情感的人，他一直都和從「報小」走出的一大批影響西安的藝術家保持著聯繫，他先說西安音樂學院兩位教授，一個是笛子王「面人」，一個是西字鼓樂的資深研究者程天健。再有西安公安局警官藝術團團長、男高音歌唱家的扈樹義。
他特別說到扈樹義 「報小」同班同學阮演奏家的寧勇。而扈樹義和筆者是經常聯繫的初中同學，我們住的很近，六百多米距離。
一次同學聚會說起寧勇，扈樹義隨後給我發來一堆有關寧勇的資料，我才算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寧勇1982年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曾任西安音樂學院副教授。後南下任華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教授，還是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阮專業委員會副會長。被譽為「中國最負盛名的阮琴大師及改革者」。他創作了《絲路駝鈴》《終南古韻》《玉樓月》等阮曲六十餘首，出版《阮演奏教程》《長安古風阮曲二十首》等專著。作品具有濃郁的西北地方特色，對繼承、發展和應用長安古樂做出了突出貢獻，是阮長安風格樂派的創始人。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寧勇先生譽滿天下。尤其值得一說的是，由寧勇填詞譜曲創作的《絲路駝鈴》樂曲，是一首輪響懸殊、起伏大的大阮獨奏曲(也可以用中阮演奏)，由新疆手鼓和碰鈴伴奏。其中兩段樂曲被獲得奧斯卡音樂大獎的電影《臥虎藏龍》所採用。
從報恩寺街小學走出的作家中，有聞名西安的「兒歌大王」魯遷，他原名龐斌，1940年生。因崇拜魯迅、司馬遷，給自己起筆名魯遷。他也是由報恩寺街小學畢業。1985年，魯遷患上了神經根炎，雖然經過搶救保住了性命，但行走不便，然而他沒有放棄兒歌寫作，身殘志不殘，以寫作為生命。魯遷退休後，仍擔任報恩寺街小學校外輔導員和鐘樓小學名譽校長。五十年來，他累計創作詩歌上千首，其中有大量兒歌，同時收集兒歌近千首，像他這樣堅持為兒童寫詩的「兒歌大王」全國罕見。
我十分敬佩這位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業餘創作的老作家。我主編的《集郵年華》一書還收有他的散文《郵冊伴我病榻上度過400個日日夜夜》。他退休前，先後在東倉巷、古蹟嶺、湘子廟街小學當語文教師，還是商子秦、杜愛民等幾位作家的小學老師。我曾在西安城牆管委會組織的一次活動中見過魯遷先生一面，並為他和商子秦合影，也讀過杜愛民寫的散文《魯遷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