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不平衡關係」理論的文化哲學意義 | 社會科學報

社會科學報 發佈 2023-12-22T12:02:27.239812+00:00

按照「不平衡關係」的理論,特定時期的文化並不一定與特定時期的經濟生活、物質生產關係完全相適應,也並非只於特定時期有價值,古希臘文化就是這樣。


滬上學人


按照「不平衡關係」的理論,特定時期的文化並不一定與特定時期的經濟生活、物質生產關係完全相適應,也並非只於特定時期有價值,古希臘文化就是這樣。馬克思使用了非常具有親和力的語言來說服人們相信文化的獨立價值。


原文:馬克思「不平衡關係」理論的文化哲學意義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部教授 黃力之

圖片 | 網絡


隨著人的主體性的崛起,文化概念在18、19世紀的歐洲學術背景中有著明確而重要的位置,一度使得無術語而有實際體系的文化哲學有了基礎性成果。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即使在大量討論我們今天所言之文化問題,卻較少使用「文化」這一概念。


為什麼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不把「文化」概念當成一個中心概念來使用,而且還十分警惕這種中心化的傾向呢?這是因為,18世紀的「文化史」觀念中確實泛濫著唯心史觀,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亨利希·庫諾(Heinrich Cunow)曾經指出,這樣的「文化史」觀「認為理智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原因,而文化發展的本身又構成了政治歷史最主要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是不認同的,他們創立的是全新的歷史觀,必須與延續已久的唯心史觀加以嚴格的區分。


只是,當20世紀以來的世界產生越來越多的文化問題時,只關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忽視文化本身的思路就不免捉襟見肘了。


貝爾認為馬克思只重視財產關係而忽視文化的存在


上世紀70年代,貝爾在構建自己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理論時,不時在否定的意義上提到馬克思。如說「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現代的社會科學家都把社會看作依照某種單一的關鍵原則建成的統一『系統』(對馬克思來說,這關鍵原則是財產關係。對塔爾柯特·帕森斯來說,它是主導價值觀,即成就原則),這些原則通過自己在不同重要機構里的『再造』,滲透到全社會。我的看法頗為相悖。我認為最好把現代社會當作不協調的複合體,它由社會結構主要是技術—經濟部門、政治與文化三個獨立領域相加而成,這樣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況。」顯然,貝爾認為馬克思只重視財產關係而忽視文化的存在。


在貝爾看來,馬克思的理論框架只能說明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如何永遠相適應地運行著,文化存在的理由只能通過經濟基礎來闡釋,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恰恰證實了一種不相適應的運行狀態,證實了文化對自己的經濟基礎的解構作用。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沒有文化理論,如果說有,那只是自我矛盾的理論。


貝爾的質疑集中在方法論上,貝爾認為馬克思只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看作一個協調的統一體,只服從經濟這個軸心,而他自己主張三個特殊領域都服從於不同的軸心原則,它們並不相互一致,變化節奏也不相同。它們互相衝突的模式,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


的確,在總的歷史觀上,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強調社會經濟生活的決定性,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就承認:馬克思總是設法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中來揭示命定主義的根源,不接受社會變革「來自蒼天、來自人們的想像設計」的觀點。今天的人們如果要說明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發展階段,還得從馬克思的論斷出發。


文化藝術與社會物質生產之間的「不平衡關係」


仔細閱讀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可以說貝爾的結論至少是不嚴謹的,甚至是草率的。有充分證據表明馬克思並沒有忽視過觀念形態、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在1857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提出了文化藝術與社會物質生產之間的「不平衡關係」,比較詳盡地作了如下闡述:


「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係。進步這個概念絕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就藝術等等而言,理解這種不平衡還不像在實際社會關係本身內部的不平衡關係那樣重要和那樣困難。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絕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古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係中有這種情形,那麼,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係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按照「不平衡關係」的理論,特定時期的文化並不一定與特定時期的經濟生活、物質生產關係完全相適應,也並非只於特定時期有價值,古希臘文化就是這樣。馬克思使用了非常具有親和力的語言來說服人們相信文化的獨立價值: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他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不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貝爾斷章取義地說:「當有人問馬克思,為什麼在科學和產品之新物質形式的時代,我們仍然欣賞希臘繪畫和悲劇時,他回答,那是因為希臘代表了人類的孩童時期,我們被它的豐富藝術性所吸引。」似乎,馬克思不能從文化與社會機制的關係來回答這個問題,只好以藝術魅力來含糊其辭了。


貝爾為什麼不把馬克思的話全部托出呢?難道馬克思沒有把問題歸結到文化與社會機制的複雜關係,而且是一種平衡與不平衡的辯證關係上來嗎?馬克思已經明確指出:藝術的一定的繁盛時期絕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絕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所以,工業社會不能再生產出神話來,但神話的價值是永遠存在的。貝爾自己也注意到,宗教在中世紀瓦解後依然存在,並非與之同時消逝,但是,在今天,一般情況下也不能再創造出新宗教來,它只是存在而已。


1857年以後,馬克思繼續豐富和完善自己的「不平衡關係」理論。在1861年至1863年的《剩餘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在批評施托爾希時說:「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繫,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對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徵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


在這裡,馬克思提出的「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也可以視為「資本主義文化生產」,而「資本主義生產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則是用新的話語形式明確指認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表現,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機制之下,發達的科技和生產力水平並不一定帶來文化藝術的繁榮與發展,比如所謂後現代主義的一些戲謔之作,很難真正被賦予其審美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總是指向實踐的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總是指向實踐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終結了舊社會和舊秩序時,社會發生變動是必然的邏輯結果。新的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是否一定緊密反映經濟基礎或者生產關係呢?的確,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適應模式,問題是,適應即「緊密反映」嗎?用貝爾的話來說,經濟基礎這一主導的生產方式可以產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嗎?


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Ruymond Williams)認為,不要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意思,「困難還在於馬克思最初描述的公式:如果有人不是把『基礎』與『上層建築』看作一種啟發性的類比用語,而是把它當作現實的描繪,那麼謬誤自然也跟隨而來……即使這些詞語被看作類比用語,它們也需要修正」。他說,「既然馬克思主義強調社會現實的所有因素彼此依存,既然在分析中強調運動及其變化,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合乎邏輯地在『整個生活方式』——一種總體的社會過程——的意義上,使用『文化』概念」。顯然,威廉斯覺得,只要使用「文化」這樣一個整體性概念,便可以克服「緊密反映」的謬誤。


因此,有必要警惕,那種過分追求經濟基礎與文化藝術的「緊密反映」關係,簡單化地進行「戲劇革命」的做法,試圖消滅舊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傳統戲劇,只允許「革命戲劇」存在,最後只會無果而終。完整準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的文化哲學理論,包括「不平衡關係」的理論,有助於促使人們去思考文化藝術問題的全部複雜性。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56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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