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危險思想：演化與生命的意義》 丹尼爾·丹尼特 著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工作室
在對付適應性這個難題時，達爾文的確表現出色並取得了勝利，不過，他在多樣性議題上的工作卻收效有限——儘管如此，他在給自己那本書命名的時候，提到的仍是他那個相對失敗的嘗試：物種起源。——史蒂芬·傑·古爾德
因此，在類群之下再分類群的自然歷史中的這一偉大事實（因其司空見慣，而不足以讓我們感到驚訝），在我看來，已得到了充分的解釋。——查爾斯·達爾文
請注意，達爾文在上述這段總結中壓根兒沒有提及物種形成。這段總結完全是在談論生物體的適應性，談論它們在設計上的卓越之處，而不是多樣性。此外，從表面上看，這個總結將物種的多樣性當作一項預設：「所有有機生物之間及其和存在條件之間，有著無限（原文如此）複雜的關係。」造成這種驚人（即便實際上並非無限的）複雜關係的原因是，如此繁多的生命形式，及其如此繁多的需求和策略，在某一時刻同時存在（並爭奪同一個生存空間）。達爾文甚至無意為第一個物種或生命本身的起源提供解釋；他從中間開始，假設大量不同且技能各異的物種已經存在，他還宣稱，從這個中間點開始，他所描述的過程必會磨鍊現存物種的技能，並造成技能的多樣化。那麼該過程會進一步創造出新物種嗎？其實，達爾文看到他的思想一舉解釋了兩大奇蹟之源。他指出，適應性的產生和多樣性的產生是單個複雜現象的不同方面，而能將二者統一起來的洞見，就是自然選擇原理。
那段總結說得很清楚，自然選擇會不可避免地產生適應，他主張，如果條件合適，當適應累積到一定程度時，物種形成（speciation）就會發生。達爾文深知，解釋變化並不能解釋物種形成。動物繁育者們知道如何在單一的物種中繁育出變種，達爾文孜孜不倦地向他們討教秘訣，但顯然，他們不僅從未創造出新物種，還對這個觀念——他們繁育出的不同品種可能具有一個共同祖先——冷嘲熱諷。
達爾文主張，一個物種進一步分化為不同物種，是因為如果在（單個物種組成的）一個種群中有多種可遺傳的技能或裝備，那麼這些不同的技能或裝備往往會為該種群的不同子群提供不同的回報，這樣一來，這些子群往往會分開，每個子群都去追求各自偏好的那類卓越性，直至最終走上完全分離的演化道路。達爾文自問，為什麼這種分異會導致變化的分離或聚合，而不是展開為扇狀，其中只有或多或少連續的微小差異？達爾文以單純的地理隔絕來部分地回答這個問題；當一個種群或是由於重大的地質或氣候事件，或是由於隨機遷徙到了孤立的區域（如島嶼）而被分隔開時，這種環境方面的不連續性，理應最終反映在兩個種群中可觀察到的有益變化方面的不連續性上。一旦不連續性站穩了腳跟，它就會不斷自我強化，直至它們分開為截然不同的物種。達爾文的另一種十分不同的觀念是，在種內爭鬥中，往往是「勝者通吃」原則在發揮作用：應該記住，那些在習性、體質和構造上彼此最為相近的類型之間，競爭通常最為激烈。因此，介於較早的和較晚的狀態之間（亦即介於同一物種中改進較少與改進較多的狀態之間）的所有中間類型和原始親種本身，通常都會趨於滅絕。
關於自然選擇的無情鐵手如何以及為何創製出物種之間的邊界，他還構思出了諸多其他既新穎又合理的推測，但直至今日，它們仍舊是推測。人們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用某種程度上可被證實的解釋取代達爾文那高明但無定論的、有關物種形成機制的揣摩。關於物種形成機制和原理的爭論仍未平息，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無論是達爾文，還是後來任何一位達爾文主義者，都沒有解釋物種起源。正如遺傳學家史蒂夫·瓊斯的評述所說，倘若達爾文是在今天用這個書名出版他的大作，「那他就會由於違反《商品說明法》而惹禍上身，因為要說《物種起源》的內容與什麼無關，那就是與物種起源無關。達爾文對遺傳學一無所知。而我們如今掌握了大量的遺傳學知識，儘管物種起源的方式仍然是一個謎，但它是一個已經被人們填充了許多細節的謎。」
（作者為認知科學家、科學哲學家，哲學教授）
（原標題：達爾文解釋了物種起源嗎）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丹尼爾·丹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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