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還刷到一個視頻，是溫鐵軍早年的經典反問，他的核心意思其實只有一句話：那就是靠著二畝三分地致富，完全沒有希望。
我不難理解他這句話的本意，致富顯然靠的不僅僅是勤勞，而是比較優勢。
要說勤勞的話，在過去的五千年歷史里，可能農民都是最勤勞的，但不管是盛唐還是相對自由的北宋，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實並沒有特別大的變化。
那什麼是比較優勢呢？
比較優勢就是什麼賺錢做什麼，什麼利潤高做什麼。成本是放棄了的最大代價，一個人選擇送外賣、進廠，那麼他可能放棄的就是種莊稼、種地的收入，但種地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呢？
如果僅僅靠著二畝三分地的話，在一些經濟效益農具落後的地方，一年能有上萬的收入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但同樣的，如果你選擇進廠、送外賣，三個月收入上萬，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有疑問了，如果大家都不種地，那糧食安全怎麼辦？誰又來填飽大家的肚子？
這個問題可以說非常巧妙，儘管沒有人願意自己去種地，但大家對宏大問題的關心程度，又遠遠超過了自身利益的關心程度，儘管讓他自己去種地，他可能並不情願。
我們以養豬產業為例，當豬肉價格過高的時候，人們看到了養豬的利潤，就會一擁而上紛紛養豬，這個時候供應上來了，需求不變的情況下，豬肉價格又會下跌，當豬肉價格下跌的時候，人們就會離開養豬產業，這個時候由於供給減少，豬肉價格又會上漲。
如此周而復始，養豬周期就形成了。
但糧食價格為什麼沒有周期呢？那是因為事關「安全」，價格並非市場化。
我們的糧食一直以來就比較依賴外部進口，但從歷史來看，我們對糧食的態度也並非一成不變，從退耕還林到退林還耕，背後其實是越來越嚴重的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這個詞雖然聽上去令人不安，但事實上嚴格來算的話，在全球所有的發達國家中，幾乎或多或少都面臨著形形色色的「糧食危機」。
糧食危機如何發生，如何影響我們的安全，往往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糧食危機。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牛肉和各種海鮮產品雖然出口全球，但日本當然也有糧食危機，日本的人均耕地面積比我們少了很多，這就導致日本的蔬菜、水果、和主食其實也高度依賴進口，如果按照我們的定義，糧食應該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的話，那東京圈其實也可以搞搞退林還耕。
為什麼我們看新聞很少看到日本談糧食危機呢？
這裡又有一個問題，因為牽扯到了國際形勢。
危機一般都是各種「戰」的代名詞，不管是經濟戰還是熱武器戰爭，只有在「戰」的大背景下，危機一詞才會被頻頻使用。
自二戰以後，全球建立的國際貿易體系，直白來說其實就是自由貿易，利用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原理，各國進口、出口、貿易，用貿易來解決紛爭，用貿易來解決過去農耕時代對土地的需求。
而糧食的定義其實是非常廣泛的，水果、蔬菜、吃的、喝的、各種肉類、海鮮，嚴格來說都是糧食，這也就導致了，由於各國地理位置、產業結構、經濟效益的不同，理論上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做到糧食完全自產自銷。
而比較優勢的原理就在於，你缺什麼，你就找富餘的國家去進口；同樣的，對方國家缺什麼，又找富餘的國家出口。
而我們在水稻方面其實還算是比較自產自足的，這依賴於東北黑土地的豐沃，那邊土地面積大，更適合大型機械收割種植，利潤自然也就更高，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才會形成產業。
但我們的飼料，例如大豆、玉米反而比較依賴進口，過去從美國進口居多，現在由於局勢不穩定，關係不穩定，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調整戰略，從過去的退耕還林到今天的退林還耕，是有其時代背景的。
不過那個時候是從經濟和環保的角度出發，而今天，則是從戰略和安全的角度出發。
由於兩者側重點不同，也就不能單單以經濟效益去衡量，但由於糧食是需要人種的，這其中涉及的可能也不單單是經濟效益，還包括行政（農管）、就業、收入、環境等問題。
最近的成都環城綠化帶變耕地、4月23日的廣西南寧剷除菸葉種糧食等問題，這些不僅僅帶來的是經濟效益的問題，可能還會帶來損失的問題。
「一拆一修」，GDP上去了，但其中的浪費和修建的成本，可能更多的還是由個人去承擔。
當然，糧食安全重不重要，這一點毫無疑問，相信很多70後、60後乃至更大的人，永遠也忘不了那幾年的艱苦生活，啃樹皮、吃南瓜葉，這樣的日子其實就真實發生在幾十年前。
也就是說，幾十年前我們的生活，和過去唐宋明清普通人的生活，跟數千年前古人的生活沒什麼區別，甚至某些時候還要更糟。
我們從吃飽飯到吃肉自由，其實也就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
不過重蹈覆轍的事情，我們顯然不會做，也不至於陷入到那一步。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對饑荒的研究，近代社會發生饑荒並不僅僅是因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機制的不公，即人們的正當權利沒有獲得制度性的保障。
阿瑪蒂亞·森說，儘管有很多饑荒是發生在糧食產量下降之後，但有些饑荒卻發生在糧食產量的高峰時期，例如1974年孟加拉饑荒，當年孟加拉糧食產量比上一年增長13%，人均糧食產量增長5.3%。
但當地農民因為之前發生的洪水災害，無法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就業機會，從而通過貨幣交易獲得糧食的機會也大大降低。
因而，阿瑪蒂亞·森得出結論：在現代歷史上，一些地區從來沒有發生過饑荒，而發生饑荒的地方，沒有一次是因為糧食不足。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只要有錢、貨幣還有購買力，那麼一個人餓肚子，或是一群人餓肚子的現象，就不太可能會發生。
因為在市場經濟下，理論上金錢可以買到大部分的食品。
進一步延伸我們還可以得出結論，失業、收入下降、沒有收入，才是導致饑荒的「罪魁禍首」。
聯想到今天我們的青年失業率，以及越來越多的畢業生人數，乃至今天的結婚率、人口出生率，我們其實也可以把這些社會現象全部串聯起來。
除此之外，回顧歷史我們也會發現，饑荒要麼是因為天災，要麼是因為「人禍」，例如我們都知道的馮小剛導演的電影《1942》，其中固然有天災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至少有一半。
行政如果完全乾預指導糧食生產，市場的力量就會失去作用，在失業本就嚴重的今天，固然農村可以提高就業問題，但如何讓人們的口袋更鼓，收入更高，才是解決更大的問題的根源之道。
在一個國際貿易體系中，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背後，其實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貿易，其實是需求和供給之間的貿易，換言之，只要我們有需求、有鈔票、理論上可以買到任何市場下的商品。
但同樣的，在全球局勢複雜多變的今天，卡脖子現象也客觀存在，雖然卡脖子卡的是高科技領域，不是糧食領域，但未來不排除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因此我們也的確需要做完全準備。
但也正如我的擔憂，如何兼顧糧食安全和經濟效益，似乎是一件兩難的事情，魚和熊掌難以兼得。
今天還有年輕人會種地嗎？還有年輕人願意種地嗎？
如果讓年輕人到大有可為的農村去奮鬥，年輕人還會奮不顧身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過去是那樣一目了然，但在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不僅僅是外部的不確定性，還有內部的不確定性。
在這樣一個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或許我們都應該尋找到一個共識，這個共識不僅僅是內部的，同樣也是外部的。
例如對糧食的共識、對收入的共識、對確定性的共識，甚至就連罰款創收，我們也都需要找到共識，什麼能做、什麼一定不能做。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擰成一股繩，共同前行。
如果我們繼續互揭傷疤、互相找對方的「軟肋」、缺乏甚至是沒有共識，那麼未來的危機可能還會更多，糧食也不過是其中最後一道防線。
因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最最基本需求，首先就是吃飽飯，至於是住宿、安全、環境，最後才是各種精神需求。
尊重基本人性、尊重法、尊重經濟規律，這是內部所需要的共識；而在外部，我們需要一個貿易上的共識，例如糧食、各種市場商品等等，這些共識能夠給我們確定性，讓我們未來的每一步走的更有目標，而不是亂下棋。
二十年前我們退耕還林，如今我們退林還耕；四十年前我們計劃生育，如今我們鼓勵生育。
成本，其實就是放棄了的最大代價。
在確保長期性的措施上，我們其實可以通過尋找共識來獲得答案，有時候一些話，顯然可以放在檯面上講出來。
關起門討論，容易導致信息閉塞，增加溝通和反饋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一旦猜錯信息的含義，那麼就很難及時止損。
糧食安全值得我們每個人重視，但糧食安全又不僅僅只關乎糧食安全，這背後所牽扯到的複雜因素，當然也不能簡單的以「是否」去衡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看重什麼，我們擁有怎樣的共識，以及我們所期望的未來，到底是怎樣的未來。
end.
作者：羅sir，新青年的職場內參。關心事物發展背後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關注我，把知識磨碎了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