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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8月下旬，日本政府的巨大財政支出大大加劇了業已存在的通貨膨脹趨勢。然而，糧食問題僅僅是日本國民經濟中需要立即加以注意的一個方面而已。再則，由於1939年9月以來官方從未放寬對物價的限制，所以投降以後，物價突然猛漲。

早期的財政控制

例如，根據統計局的計算，在東京靠工資生活的人的平均生活費用從1945年中期的指數254猛躍至投降後4個月的指數2 670。因此，要制止通貨膨脹，就需要同時控制通貨與物價。由於日本政府不願認真處理通貨發行過多的問題，日本銀行的紙幣發行總額從1945年8月15日的303億日元增加到1945年11月下旬的456億日元。

所以，盟軍最高統帥部下令，凡發行新貨幣和通過新預算必須得到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批准；同時禁止再向日本銀行借債，禁止向過去的軍職人員支付年金。為了清算戰時盈利，要求政府立即制定一項新的稅收法。政府過去為了生產軍用物資而承擔的一些支付款項，支付時只能記入凍結帳戶。兩個月以後，盟軍最高統帥部在1946年1月21日發出的一項指令中，進一步提出了控制通貨膨脹的廣泛政策。指令要求減少政府開支，要求通過增加個人儲蓄而不是通過進一步借貸來支付政府的財政赤字。

這些步驟不足以阻止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和物價的上漲，特別是因為內閣越來越表現出既不急於、也無力控制通貨膨脹。投降後5個月，紙幣發行量增為原來的2倍，物價上升到原先水平的將近3倍。因此，盟軍最高統帥部計劃對通貨膨脹的各個主要根源同時發動進攻。他們打算更換通貨，凍結存款，通過加稅來抵消戰時賠償和戰時贏利，並設立一個新的、有效的經濟安定部。作為第一步，在1946年2月18日發布了緊急財政法令，規定以法令發布的前一日為準，凍結所有的存款。

提款受到限制；對每個靠工資收入的人，每月最多只允許付給現款500日元。工資超過500日元的，付給支票，記入凍結帳戶。舊的貨幣，除了小額貨幣以外，最遲在1946年3月2日一律更換成新貨幣；除每人可持有100日元以外，所有的新貨幣都必須存入銀行。這項更換貨幣的政策立即生效。銀行的存款增加了近300億日元，向日本銀行借貸的100億日元還清了。更為重要的是，日本銀行的紙幣流通量從610億日元降到151億日元。日本政府自豪地宣稱，此後紙幣的發行量將限制在300億日元；到1949年，國民經濟將完全穩定。

然而，以後幾周中所出現的趨勢和發生的事件立即表明，更換貨幣的效果只不過是暫時的。1946年8月成立的經濟安定部，過了一年還沒有能成為一個有效的控制機構。政府、工業界和私人家庭都過著入不敷出的日子。由於因循敷衍和缺乏興趣，一再拖延了對取消戰時賠償的法律和對資本課稅的法律的制定工作。

最後，在1946年9月，向國會提交了一項議案，要求對戰時賠償征100%的稅，資本稅則在25%至90%之間靈活決定。大藏大臣石橋敦促修改資本稅，其修改使得資本稅的有效性大大減低。經過修改之後，資本總數少於10萬日元的法人和財產可以免稅。而且，財產估值以1946年3月為準，這樣就擴大了免稅的範圍。由於到第二年才徵收稅款，而此時財產的價值已經增大，因此稅率降低到財產價值的大約50%。資本稅本來可以在制止通貨膨脹的計劃中起有益的作用，可是由於拖延徵稅就把這種作用抵消了。

生活費用上漲

隨著物價的不斷上漲，隨著貨幣流通總額的急速增加，來自各方面的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也愈來愈大。各行各業的工會以每天成立兩個的速度建立起來，這些組織堅持說，工資遠遠跟不上高漲的物價。當時對生活費用的研究，得出的結論都支持這些要求。例如，在1946年初估計，只有14%的工人賺的錢足以應付上漲的生活費用。從1937年到1946年，收入增加到原來的4倍，而生活費用卻上漲到原來的14倍。

而且，政府打算用規定支付工資的最高現金限額來控制開支，但這個辦法在現實的壓力下不久就失敗了。支付津貼和額外生活補助費的辦法，逃避了這項法令或不理睬這項法令。當通貨膨脹的輪子以螺旋形上升的加速度轉動時，工資的輪子比物價的輪子轉得慢多了。雖然通貨膨脹的程度同實際工資下降之間的差距，根據作為基點的年份來看似乎出入很大，但是有幾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生活費用從1937年12月的基數104上升到1946年3月的3 590。例如，食品價格上漲了44倍，衣服價格上漲了31倍。

零售價與工資之間的關係就更為重要。如果以1930年為基年，那麼到1946年底，物價上升了26倍，而工資僅上升13倍。到1947年，物價飛漲到基年價格的90倍，而工資只增加到46倍。儘管以後物價和工資都上升了，但應注意到：物價與工資之間的比率仍保持原樣——即二比一。對於有關的人來講，物價與工資之間的差距越是持續得長久，他們的生活就越苦。根據經濟安定部1947年7月的報告，東京每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每月2 756日元。他們每月的支出是2 930日元，每月虧空174日元。據估計，他們的開支總數的70%到85%是在黑市上花掉的，因此，政府採取嚴厲的措施是恰當的。大部分必需品繼續實行配給，這使得總的形勢進一步惡化。例如，為了增加出口量，對國內的布匹使用繼續加以限制。

因此，1946年全年每人購買布匹被限制在2.6磅，比前一年的定量增加了100%，但是比戰前的消費量10磅，就差得太遠了。最後，得到吉田內閣的支持，作為刺激就業的公共工程計劃，由於沒法確定「一般工資」而失敗了。工人們聲稱，都、道、府、縣當局規定的工資比在其他地方可掙到的工資要低。結果是，到1946年年底，這個計劃只解決了原來打算解決的失業人員總數的2%。公共工程計劃，職業介紹所，或是一個效率低的物價與工資穩定機構，這些都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參考資料

《總結》第22期（1947年7月）第18—55頁上的研究資料。

《總結》，第11期，1946年8月，第189頁。

《總結》，第6期，1946年3月，第201頁。

《總結》，第4期，1946年1月，第173頁。

科恩：《戰時和重建時期的日本經濟》，第459頁。

《總結》，第22期，1947年7月，第30—31頁

總結》，第22期，1947年7月，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