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的病人都是什麼樣的？

他們說，這裡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聰明過頭的，一種是笨過頭的。

這裡有物理學博士、法學院的學生和準備參加高考的孩子，也有正常人。

2017年，紀錄片《人間世》攝製組在上海滬閔路的一家精神病院，與這裡的患者們同吃同住208天。

他們用鏡頭記錄了這些「籠中鳥」的生活，也把他們被「封鎖」起來的那一面，展現在我們面前。

「籠中鳥」的自白

關於他們為什麼會被關在這裡，病人們有著自己的理解：「因為和世人不一樣，可是有沒有可能，有問題的是世人？」

這個問題困擾了很多人，也擾亂了很多人的判斷。

小娟原本是個大二的法學院學生，因為雙相情感障礙被父母送進這裡，而她得病的原因很簡單。

一是，她父母的關係非常不好，從她兩歲那年，就經常當著她的面互相大打出手。

二是，父親對她的要求很嚴格，而且不願意聽她的意見，這是原生家庭和高壓教育的結果。

當今社會的精神障礙，病源在家庭。很多人，表面上是因為社會壓力太大，但究其根本，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剛進醫院的那段時間，小娟天天抱著自己的課本央求醫生：「我快期末考試了，我得回去考試，要不就掛科了。」

面對父親想讓她在醫院繼續治療的決定，她哭著央求：「你讓我為自己做一回主吧，從小到大，你從來都沒聽過我的意見。」

不過，她的「肺腑之言」還是沒能打動父親，受到刺激的她再次發病，瘋狂用頭撞牆，然後，轉頭瞪著父親：「夠了不，滿意了不！」

在醫院的走廊上，女孩梗著頭和父親對峙，她試圖通過這種自殘的方式來讓父親妥協，這也是她在無能為力之後做出的「困獸之鬥」。

見事態不對的醫護人員趕緊上前拉住女孩，並催促父親離開，女孩死死把住窗台邊的欄杆，扭頭對著父親大喊：「你再走就永遠不要認我這個女兒！」

一旁的父親有些手足無措，不過更多的是愧疚，當女孩被醫生護士架走的時候，路過父親身邊的女孩使勁向後仰著頭喊：「你要記住，今天你可是怎樣當爹的。」

而此時的父親已經淚流滿面，為了治好女兒，父親主動找到醫生，了解與女兒病情相關的所有事項，最後他意識到，是自己讓女兒變成了這個樣子。

當他再次見到女兒的時候，他上前抱住女兒道歉：「爸爸對不起你，爸爸錯了，是爸爸讓你得這個病的。」

而感受到久違溫暖的小娟也繃不住了，她依賴的抱著父親，一邊哭一邊講：「你別難過，沒事兒的，你不要哭了爸爸。」

其實，小娟想要的只是父親的關注，她想讓父親聽聽自己的想法。

此後，父親開始聽取女兒的心聲，在得知女兒想回學校學習之後，爸爸直接請來了學校的老師和領導。

看到老師的到來，小娟直接上前擁抱，並對校領導致歉：「不好意思，承蒙你們掛念了。」

此時小娟不知道的是，老師和領導這次來，除了探望，還為了勸她主動退學。

病房裡，小娟高興的拉著老師看自己這段時間的複習成果。而在醫生辦公室，校領導極力勸解小娟的父親給孩子辦理退學。

校領導擺出一臉為大家著想的模樣表示，小娟的精神情況很不穩定，要是回了學校，學業壓力一加重，就容易產生更大的壓力，很容易復發，對孩子，對學校都不好。

同時他說：「小娟要是真想上學，可以回高中，隨便再考個專科，就在你家當地讀書，你們也好有個照應，畢業了找個活干，一個月三五千的，湊合過也挺好。」

聽了這話，女孩的主治醫生不樂意了，他直言，社會、家庭和學校還有普通民眾都應該扔掉自己的有色眼鏡，病人不會永遠是病人，要給他們重新生活的機會。

但是，這的確很難。

不過，經過這事兒，小娟和父親和解，她的病情也恢復的很快，一周後，小娟康復出院，在和病友們一一告別之後，她找到自己的主治醫生王文哲。

還是在那條醫院的走廊上，小娟笑得很開心：「謝謝你，帥醫生，認識你做我的醫生也是我的幸運之一吧。」

在鏡頭的最後，小娟跟著父母一起離開醫院。這個畫面讓我既替他們一家開心，又隱隱有些擔憂。

畢竟精神類疾病的復發率很高，所以很多患者都會有一種被「囚禁」的感覺。

有一位病人就寫了一首詩「籠中鳥」：這是一隻無憂無慮的小鳥卻失足被獵人抓住，從此與天空無緣。

看到一旁的護士，他一臉認真的解釋，小鳥是自己，獵人是醫生，醫院是籠子，天空則是自由，他們無不渴望得到自由。

護士認真聽完他的解讀之後，一字一句的說：「獵人應該是說你的病。」

醫院困住的只是他們的身體，而他們自己在心裡創造的「精神牢籠」才是真正把他們和外界分離的東西。

這裡的人都喜歡用「籠中鳥」自居，而他們的夢想也是希望能像個正常人一樣獲得自由。

鏡頭面前，住在L8病房的單柏年，淡淡的說出：「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不管，我只曉得要自由，回到家裡對吧，最自由。」

天才在左，瘋子在右

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為，我們現在對於瘋癲的一切知識源自於理性的偏見，而理性者掌握話語權，自然聽不到這瘋癲背後的聲音，

為了摒除理性的干擾，聽到這些病人內心的聲音，記者向他們問了幾個問題，他們的回答讓記者一度懷疑，究竟誰是「天才」，誰是「瘋子」。

第一個問題：「你覺得人生有沒有意義？」

聽到這個問題，李俊岩毫不猶豫地開口：人生肯定是有意義的，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一無二的。

面對同樣的問題，顏利波說道：「人活著就是意義，活著的意義本來就很大，可以享受和體驗生活，幫助別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

第二個問題：「幸福是什麼？」

住在D2病房的浦炳瑋的回答充滿哲思：「幸福的種類有很多，有一點就是，自我價值得到滿足的時候，人是幸福的。」

第三個問題：「你對過往的人生是否滿意？」

一個曾經想喝百草枯自殺的抑鬱症患者表示：很滿意，酸甜苦辣這才是人生。

第四個問題：「你覺得自己生病了嗎？」

對於這個問題，有人不認為自己有病，他覺得自己只是「一時糊塗」。有的人知道自己得病了，他說：不像個正常人最痛苦。

面對提問，他們對答如流，甚至聽起來很有邏輯，這讓記者一度懷疑人生。

不過後來醫生解釋：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在這裡治療了很久了，剛入院的時候，他們的情況可比這嚴重多了。

大爺伍寶祥就一直覺得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了，甚至覺得自己也會變成外星人，平時他做的最多的事兒就是掃地。

每當醫生護士問起來，他都說是外星人讓他這麼幹的。

還有患有精神分裂症，經常幻聽的姚四海，他從7歲開始，就覺得自己身邊有個女孩，兩人一起長大、相愛，然後一起相伴到老，就算是進了精神病院，他也能感受到女孩的存在。

姚四海在和醫生聊起「自己的女孩」時，一臉正經地說：「這個腦子裡面是有感情的，我們倆的感情比婚姻還要高級。」

還有，68歲的老小孩張東輝，雖然已經68歲了，但是他還是喜歡別人叫他「東東」。

東東不僅會說英語，還會唱歌，在鏡頭前，一本正經展示才藝的他很可愛。但是他剛進醫院的時候，可不是這樣。

他患有迫害妄想和行為異常，沒入院之前，他會突然失控，暴起傷人，家人實在是無法照顧他，才把他送了進來，這一治就是二十多年。

現在，東東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了，但是仍然存留著一些症狀。比如吃飯的時候狼吞虎咽，幾乎不怎麼嚼，而且還會搶別人飯菜。

所以現在，每次東東吃飯，都需要有一位護士專門看護著他。

除了他們，這裡還有物理學博士、畫家、小提琴手、鋼琴家。有時候，連記者也分不清，他們究竟是「天才」，還是「瘋子」。

這裡有救贖，也有拋棄

在這裡的人，有的是被家裡人送來治病的，也有的是被家人拋棄在這裡的。

就像肖雲生大爺，他當初是因為酒精性精神障礙被子女們送進來的。剛開始，女兒還會按時繳費，但是看到父親在這兒有吃有喝，女兒直接做了撒手掌柜。

她知道，醫院不敢把父親趕走，所以她直接捲走了父親所有的養老金，醫院的治療費用也不支付了，從此消失不見。

醫生也根本聯繫不上她，座機不接，手機不接，消息也不回，每每提起女兒，肖雲生大爺都會激動的揮舞著手臂表示：十年了，我在這兒養老送終。

因為常年不繳費，醫院斷掉了他的水果、牛奶，飯也只是最簡單的，能吃飽，但是吃不好。

而最後管他的竟然是離婚多年的前妻，前妻對他的遭遇也是憤憤不平。

她表示，女兒拿走了肖雲生的身份證、戶口本，手持其患有精神類疾病的證明，以此對外聲稱父親沒有行為能力。

這就導致肖雲生根本維護不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他拍的視頻、寫的證明都被作廢，攢了一輩子的養老金也揣進了女兒的口袋，只是因為他是精神障礙患者。

最後，肖大爺張開兩隻手，眼裡含著淚：「十年了，以前女兒兒子每年都會來一次，現在不來了，國家給我的探親假都12天，他們一年只來一次，一次就幾個小時。」

這就是他們面臨的，最後，結果是法律把他們排除在外，成為「流浪者」，實在是悲哀。

不過，雖然有這樣的反面案例，但是這裡的醫生始終相信人性善的一面。就像胡紹堂的哥哥，自從弟弟被送進醫院以來，他常來探望。

而當初胡紹堂被送進醫院，是因為他對母親的保護意識很強，強到有些執拗，他一直覺得哥哥是社會上的惡勢力，是來傷害媽媽的。

所以，每當媽媽生病的時候，他都會特別急躁，還會出現過激行為，哥哥挨了他好幾次打，最後家人覺得這樣不行，就把他送到醫院治療。

在醫院的胡紹堂經常畫媽媽，對媽媽的愛只增不減，甚至就算聽到病友的媽媽去世，他都會捂著臉痛哭一場。

但其實，他的媽媽在幾年前就去世了，哥哥怕刺激到他，一直沒敢跟他說。不過，可能至親之間是真的能夠互相感應的吧。

胡紹堂在面對記者採訪時有些不安的表示自己夢到了父母，但是這一次，父母很反常。因為平時父母很喜歡跟他說話，這一次卻只是看著他沉默。

在夢裡，胡紹堂急得直哭，最後把自己哭醒，結果一睜眼，環顧四周，發現自己在醫院，頓時心裡就感覺很失落。

對於胡紹堂的敏感，哥哥也很無奈，但是他表示自己肯定會對弟弟負責到底，他甚至安排了兒子：「這個叔叔你要照顧，他是個可憐人，你要照顧他的。」

醫院裡，人來人往。有人被送進來，又被接走，而有的人，在這裡一住就是一輩子。

1975年，18歲的周智玲因為雙相情感障礙，控制不住的打人、罵人，平時也經常猜疑有人要害自己，甚至有一次差點跳樓。

家人擔心萬一以後一個疏忽沒看住，她又想不開，於是把她送進了醫院。到紀錄片拍攝的這一年，她已經在醫院待了34年。

其實，她已經基本痊癒了，但是在這34年期間，她的父母相繼離世，哥哥也因為患有嚴重的眼疾，沒法接她回家，她只能一直在這裡住著。

現在的周智玲儼然已經成為一個正常人，她喜歡寫作，喜歡思考，平時也會教病友練毛筆字，而且在這裡，她還談了三段戀愛。

不過她的愛情很「柏拉圖」，也很純粹浪漫。她和現在的男朋友經常互相寫情書，兩個同樣詩情畫意的人，彼此以詩相贈。

她經常拿著男朋友給她寫的詩，看著窗外發呆：「紅豆生南國，此物最相思，巾帕訴友誼，禮輕心意重，人面不知何處去，余心依舊愛智玲」。

他們雖然多了一個「精神障礙患者」的頭銜，但是前提是他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對生活有著自己的思考，所以我們需要給予他們的是尊重。

早在2013年5月之後，國家就開始施行《精神衛生法》，其中對精神病人的合法權益做了明確規定，但是他們仍逃不出社會的認知偏見。

他們的最終結局就是被送進精神病院，與外界完全隔離。

就算是痊癒出院，他們面臨的仍然是人們的流言蜚語，這也是為什麼，這種疾病會反覆發病，除不了根，根在家庭也在社會。

據統計，我國有2.3億人患有精神障礙，嚴重精神障礙者約1600萬人，但是對於精神障礙患者的收治程序還不是很完善。

前幾年也出現過個別地方強制收治的不合理案例。

比如因為「家庭財產糾紛」而被家人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的廣東女子鄒宜均。被妻子送到精神病院的廣州千萬富翁何錦榮。因「赴京上訁方」被某鎮政府強行扭送精神病院的山東農民孫法武。

「被精神病」不時成為輿論的熱點，那到底誰有權宣判他們的命運呢？這個問題在精神病學界和法學界都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一個紀錄片展現不了所有的人性，但是能給每個人以警醒，被我們忽略的角落哭聲，你能否能聆聽，世界法則的規定，到底由誰來執行，其實能喚醒親人的最終還得是情。

人活一世，生病再正常不過，只不過有的人病在身體，有的人在心理。無論如何，都希望每個人都能在生病時被尊重，痊癒後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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