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來看，很難說清當時的約翰. 甘迺迪對我這代人意味著什麼。 甘迺迪當選時，我正當二十五、六歲的年紀，當時我還從沒有見到過哪位政治領袖與我這代人有什麼關聯。
我崇敬羅斯福那一代，但他們是我母親那個時代的英雄。 史蒂文森比艾森豪更為鼓舞人心，但後者卻打敗了前者。
尼克森也許是現代社會最不具備個人魅力的國家領袖，還幫助麥卡錫議員毀掉了我崇敬的許多作家、演員和活動家的畢生事業。
在這樣的荒漠當中，出現了頗具個人魅力的傑克. 甘迺迪──麻薩諸塞州議員、總統候選人。 雖然他大我將近二十歲，但他的言談卻面向未來，他邀請新一代人介入政治，他娶了一個有思想、有魅力的妻子，他把整個國家的觀念從「冷戰」式思維推廣到了「新邊疆」式思維。
他剛一入主白宮，就建立了和平隊，那是一項政府計劃，邀請各個年齡段的人作為志願者，參與到全世界的各種社區項目當中去。
對我來說，僅這一點就足以讓甘迺迪總統與眾不同。 大學畢業以後，我在印度生活了兩年的時間，就是這個擁有超乎我想像的幾千年歷史的嶄新的民主國家，永久地改變了我的人生。
然而，在國內，每當我談起印度，人們卻敬而遠之、漠不關心。 就是在這時候，甘迺迪總統的和平隊產生了，為各個年齡段的人們打開了通往亞洲和非洲的大門，讓那些原本就有意了解、施助、服務的美國人走出去。
白宮從一個受人仰視卻了無生趣之地變成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心，一個人們非常願意去的地方。 我和其他許多人一起，第一次感覺到個人與政治、與政府有了關聯。
問題在於，女性在甘迺迪政府並沒有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的參與度更高。 我們女性可能在和平隊當志願者比在華盛頓更受歡迎一些。
比如說，每屆總統一當選，就會任命六千多個聯邦職位。 接著還有聯邦法官，最高法院、所有聯邦機構的高層官員，加起來差不多有七千個其他職位。
這還沒有算上美國國家鐵路客運公司（Amtrak）這類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以及白宮自身的五千多名職員。 一九六〇年，在所有這些職位中，僅有百分之二. 四的女性，和艾森豪時期基本持平。
根據蓋爾. 柯林斯（Gail Collins）在她的著作《當一切都已改變》（When Everything Changed）中所述，埃莉諾. 羅斯福本人作為自成一派的壓力集團，促成了民主黨內和羅斯福新政下任用大量女性，她曾對記者談到過甘迺迪在任用女性問題上的失敗，男性只有被提醒才會意識到女性的存在。
甚至就連埃絲特. 彼得森（Esther Peterson），第一位支持甘迺迪政府的工會領袖，做到了勞工部婦女事務局局長，是甘迺迪政府中女性擔任過的最高職務，也評論說甘迺迪「新邊疆政策」下所任用的少量女性，其實只是「舊邊疆」中的一部分而已。
由於「厭女主義」造成的雙重標準，女性需要用更長的時間向上攀登，因此到達之時也就比男性老一些。 彼得森就比她的上司甘迺迪大了十多歲。
當然，偏見也會進入它所禁錮之人的內心。 許多女性已經接受了事實，覺得自己就該比同等位置的男性工作更努力、時間更長一些。 同時，很少有女性成長於父母平等的家庭。
婦女事務局當時是致力於改善工作條件的，但它認為母親還是要儘可能留在家裡。 根據該局1964年發表的報告所說，婦女事務局的政策並不是在鼓勵已婚女性離家謀職。
該局的雇員們本身的年工資最多也只有兩千美元。 正如一位國會議員所說：「世上沒有哪個女人值得賺再多錢了。」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甘迺迪總統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一九六一年，他成立了總統婦女地位委員會。 他甚至請過去總是批判他的埃莉諾. 羅斯福擔任委員會的主席。
兩人都同意一個議程：證明即使沒有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婦女地位也能得到提高。 在婦女獲得了投票權之後，ERA就成了婦女政權論者的下一個目標，但許多工會組織一直都把為婦女設立的「保護性法律」當作一個突破點，用以組織起來對抗僱主，他們可不想放棄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成果。
然而從邏輯上說，體能比性別更能檢驗一個人──許多女性在不拿報酬的家裡有力氣舉起那麼重的孩子，但卻不被允許她們在有報酬的工作崗位上舉起同樣的重量——那些建立在性別基礎上的歧視性法律的確該被平等權利修正案所取代。
這種利益上的衝突往往使工會運動站在了平等主義女性運動的對立面上。 甘迺迪成立的這一委員會，和埃絲特. 彼得森領導下的婦女事務局一樣，致力於為工作母親的托兒和減稅提供更多便利、維持對女性勞動者「合理的」限制與保護等，但並沒有致力於讓托兒和兒童早期教育成為每個孩子的權利。
我們前進的方式往往是：前進兩步，再後退一步。 然而，無論是否有意如此，甘迺迪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做了一件開創性的事：它讓婦女們走到了一起，互相學習，並不僅僅是在國家層面，而且是在每個州層面上的委員會裡都可以互相學習。
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的創始人之一、女權主義先鋒、非裔美國律師波利. 默瑞（Pauli Murray）說，甘迺迪在各州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後來成了啟發人們覺醒的各種團體，最終促成了NOW的產生，促成了性別和種族相關的國會立法，促成了平等機會委員會（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的產生，促使人們理解投票權不是唯一一項不分種族和性別、人人都該享有的權利。
有些婦女在維護民權和和平的運動中認識到，即使在這樣廣受愛戴的爭取社會公正性的運動中，女性也很難得到平等; 這些覺醒的女性在導火索上又添了燃料，點燃了一場全國性的婦女運動。
同時，這種前進兩步、後退一步的模式也可以用來描述甘迺迪總統在白宮那段短暫而輝煌的時光。 賈姬. 甘迺迪是一位鼓舞人心的第一夫人，她恢復了白宮的活力，而且走遍了全球，有時和她丈夫一起，有時獨自出行; 這也創造了歷史。
在他們的法國之行中，賈姬展現了她對世界各種問題的豐富知識和完美的法語，她的光環蓋過了她丈夫。 傑克也承認，他是「陪同傑奎琳. 甘迺迪出訪巴黎的男人。
他與其他女人的風流韻事為人熟知，而且也許就連賈姬也不驚訝; 她自己的父親就曾和她同學的母親鬧過婚外情。 而傑克曾讓自己年幼的孩子出現在總統辦公室並留下了照片，還鼓勵男性和女性互相跨界，這在當時的總統當中是很少見的。
甚至可以說，即使當時就有了性騷擾方面的法律，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們也不會站出來說他的主動接近是「不受歡迎的」、違反了法律。
女性和男性一樣，都受到甘迺迪太空計劃的鼓舞，雖然那一計劃將合格的女性航天員拒之門外; 非裔美國女性受到了一九六三年小馬丁. 路德. 金恩的華盛頓遊行和甘迺迪《民權法案》的鼓舞，雖然那次遊行中並沒有女性民權領導者發言，雖然當時的非裔美國女性不得不加倍工作，以應對性別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威脅。
甘迺迪啟迪夢想、促使我們開始為實現夢想而努力，正是他的這種激勵人心的力量，被我這一代人在他去世之後深深地緬懷哀悼著。
我們再次緬懷哀悼這種力量，是在羅伯特. 甘迺迪遇刺之後; 他對沒有權力的弱者，可能還更為同情。
當過去死去時，我們為逝者哀悼。 當未來死去時，我們為自己哀悼。 這兩兄弟之死 ──以及小馬丁. 路德. 金恩、麥爾坎. X（Malcolm X）之死──就是我這一代人的未來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