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章元（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本文基於作者在4月20日由復旦平安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青年經濟學者沙龍系列》講座的演講內容整理而成。內容經作者確認。）
一直以來，人口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特別關注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人口紅利」的本質含義是，老年人和兒童青少年對經濟不做貢獻但卻要消費。當老人、兒童和青少年等非勞動力人口的占比較低的時候，能夠為增長做貢獻的勞動力人口占比就較高，因此有利於總體經濟增長。
Bloom和Williamson1998年曾發表文章，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得出，1970年-1995年間，在東亞經濟年均6.1%的高速增長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可以達到1/4至1/3。這是關於人口紅利對東亞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的基本結論，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是廣受認可的事實。
具體到中國是什麼情形？下圖藍色是總撫養比，可以看出，201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即非勞動人口數量與勞動人口數量的占比—編者注）下降到最低，然後上升到現在的約46.3%，略微呈倒U型。如果忽略作為2010年前短暫的下降，可以說，過去十幾年，整個的人口撫養比是在上升的。
但如果把總撫養比拆分為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就會發現兩者的趨勢是不一樣的。老年撫養比是大家最擔心的，從2005年的10.7%上升到現在的20.8%，過去16年間增加了10個多百分點。與此同時，由於生育率的下降，少兒撫養比從28.1%下降到了25.6%，略微下降了兩三個百分點。不管怎麼說，如果看這個數據，那人口負擔率最近十幾年一定是上升的。
再看絕對數據。據國家統計局，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量在2013年達到了10.1個億的峰值，是我們勞動力數量最多的一年。從那之後，這個數據開始慢慢下降，到2021年只有6.56億，從高峰下降了大概4.5億。
爭議「劉易斯拐點」
實際上從2003年到2005年左右，就有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提出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拐點。2003、2004年左右東部沿海一些城市出現了「民工荒」，即招工困難的現象，引起了媒體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些人口學家表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到了。但實際上，後來我們研究發現，如果僅僅根據勞動力工資的急劇上升來判斷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可能是不準確的。利用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農村勞動力的日平均工資，從中發現了四個非常明顯的階段（見下圖）。
第一階段是90年代中期之前，農村勞動力日工資水平基本維持在每天大概幾塊到十塊錢的樣子，水平比較低。到了第二階段，9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增幅非常平穩；從2003、2004年左右開始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其實並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從2008年2009年或者2010年以後，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一下子就竄上去了。
因此，如果要根據勞動力工資的升幅來判斷，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不應該是在2003、2004年，而是在2008、2009年或者2010年左右。
R Minami1968年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識別日本經濟的劉易斯拐點的方法。他認為，不能根據簡單勞動力工資的上升來判斷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而應該看農業勞動生產率或農業勞動力的工資有沒有提升一個台階式的跳升（A Jump），並且同時還應該觀察農業部門使用的資本是否也出現明顯抬升，因為剩餘勞動力被消耗完畢後需要更多地用資本來替代勞動力。
基於此，我們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是到2010年左右才出現的，但實際上即使到了2010年，中西部地區可能還是有少量剩餘勞動力，只是東部的剩餘勞動力可能沒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劉易斯轉折點是一個理論抽象，拐點的到來沒有考慮農業技術進步以及現實中存在的各種複雜因素；而現實中農業其實是有技術進步的，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會提高簡單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準，中國21世紀初還實施了農業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等惠農政策。所以把現實理論抽象後，會看到一個拐點；但在現實中你想要識別這個拐點其實並不那麼容易。
人口負擔率還是經濟負擔率？
在我們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除了人口撫養比指標，其實還有一個指標是經濟撫養比。
也就是說，當我們看人口撫養比的時候，分子是0-14歲人口以及65歲以上人口，這部分人不創造勞動果實，而分母——15-64歲勞動力人口，是創造勞動果實的。撫養比描述的是，一個勞動力創造的勞動成果裡面有多少被不創造勞動成果的人給消耗掉了。分子越大，消耗的就越多，對經濟發展就越不利。然而，只看這個指標可能過於簡單了。
如果計算經濟撫養比指標，即把分子的負擔人口的平均消費乘以它的數量，然後把分母的勞動人口乘以平均每個勞動人口創造的收入，就可以得出一個經濟的負擔率。舉例來說，一對父母養了兩個兒子，高中畢業後都去打工了；另外一對父母只養了一個兒子，但兒子受過大學教育，收入很高。如果簡單來看，兩個高中畢業的兒子贍養一對父母，負擔似乎要小於一個大學生兒子，然而實際上，收入很高的這一個大學生兒子，可能只需要拿出很少一部分收入來贍養父母，他的負擔率可能反而更低，而不是更高。
因此，相比人口撫養比，經濟撫養比的指標更精確。人口撫養比上升，並不意味著經濟撫養比也會一定上升，後者甚至可能會下降。
我們幾年前曾做過一個粗略的測算，計算出負擔人口的消費水平，然後計算出1997年經濟撫養比實際上只有11.82%，而1997年的人口撫養比是47%，這兩個指標之間相差30多個百分點。從1987年到2015年，中國的經濟撫養比其實是在下降的，從11.82%降到9.42%。
我們繼續把經濟撫養比拆分為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老人的人口撫養比從5.43%上升到了6.24%，略微上升，但老人經濟撫養比由6.39%下降到了3.21%。
另外我們還可以利用省級統計數據做回歸分析，發現少兒撫養比和GDP增速負相關，老人撫養比和GDP增速正相關。
老齡化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提高
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可能並不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城市化率到現在也只有60%多，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業人口。對農民來說，並不是說到了60歲或者65歲以後就退出了勞動力大軍。從這個意義上講，也許我們還可以通過農業機械化進一步解放農村60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力。即便到了劉易斯拐點，農村勞動力依然也還可以通過農業技術進步進一步轉移。
很顯然，我們如果只看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可能就忽略了中國人力資本的顯著提高，比如說健康水平的提升。我們基於地級市的預期壽命展開研究發現，一個地方的預期壽命越高，這個地方居民的健康狀況越好，而健康水平的提高顯然也有利於經濟增長。
中國的老齡化不同於西方
中國的老齡化與西方的老齡化過程也不一樣。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從人口結構上看，人口老齡化導致50、60歲左右的人群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些人的教育水平比較低。而新進來的是二十多歲為主的年輕勞動力，他們的平均教育年限要高得多。例如，根據2010年到2015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可以測算，55-60歲的那部分勞動力人均教育年限只有7.37年；而20-25歲年輕勞動力群體的人均教育年限可以達到11.08年，幾乎相當於前者的1.5倍。
從人口普查數據看，中國的人均教育年限在1964年只有2.35年，但到了2020年上升了8.8年.
而在發達國家，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人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的教育年限的差別就沒有這麼大。一進一出，人口老齡化看似嚴重了；但如果看存量人力資本水平，其實還是上升的。
老齡化意味著預期壽命延長，進而會提高家庭儲蓄率
人口學家將人口紅利分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高於消費人口的增長速度，由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增加而帶來的經濟增長。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可能持續增加，因此第一人口紅利是短暫的。
第二人口紅利指隨著老齡化的提高，社會的人均資本存量也會上升，進而也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老齡化是第一人口紅利消失的原因，也是第二人口紅利產生的原因。
老齡化意味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壽命延長對於城鎮勞動力而言，可以提高家庭的儲蓄率。我們可以用生命周期理論的框架來解釋。
紅色線代表一個人一生的收入水平。綠色線代表消費。假設個人一生的消費要平滑，所以在收入最高的時候要進行儲蓄，以便在退休收入下降後還能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但如果預期壽命延長，退休年齡不變，那就不得不降低前面的消費率，增加儲蓄率來應對退休後更長時間的生存，這樣才能平滑一生的消費。而因為預期壽命延長而提高儲蓄率，這對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也有明顯的影響。
中印對比
我們再把中國和印度做一個比較。近期聯合國發布人口預測，稱印度人口今年開始將超過中國。對此，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一個國家的人口紅利既要看總量，也要看質量，既要看人口，還要看人。
1971年，中國人口有8.5億，印度是5.5億。但如果比較一下，就會發現197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比印度還要略低；中國是17.26%，印度是20.1%，但到了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49.95%了，而同期的印度只有30.1%，它的城市化率用了30年的時間只爬升了10個百分點。
再比較一下人均國民收入。1971年，中國是109美元，印度是111美元；但到了2010年，我們是三千多美元，印度只有一千多美元。
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的過程中，資本的積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比1960年中印兩國的資本形成。第一個是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紅色線代表中國，藍色線代表印度。從圖中可以看出，在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要比印度高出幾十個百分點。
國內儲蓄率也是如此。中國的儲蓄率也是一直遠遠高於印度。
中國和印度在1970年代的經濟發展起點差不多，但短短几十年中國就把印度甩在後面，一個原因就是中國資本增長速度非常快。
中國和印度人口質量的對比也是如此。1982年，中國的成人識字率是65%，印度只有40%；但現在中國達到了96.84%，印度只有74%。在預期壽命方面，中國也將印度遠遠甩在了後面。
綜上，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可能並不是當前經濟高質量增長面臨的最大挑戰。未來人力資本提升，加上過去幾十年的長時間的資本積累，依然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相比人口老齡化，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資本的配置效率或者投資的效率——如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我認為這才是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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