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名雖然生僻，但村史卻骨肉豐滿，走進壆崗村的昨天，它曾在抗日戰爭的血與火中，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壆崗村的足球和粵劇，一文一武，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那些尚未褪去色彩的故事，無不讓人感慨不已，血脈賁張。
■胡野秋
我敢打賭，「壆崗村」這個名字是深圳最生僻的地名，沒有之一。
因為除了本地人以外，幾乎鮮有人能正確地讀出它：壆，讀作（bó，博）。「壆」字，在嶺南方言中意為「田埂、田基」。因當年此地有一條綿延的山崗帶，形似一條高高的土壆，而村落依山崗而建，故得名「壆頭」。清康熙《新安縣誌》上有「壆頭村」的記載；到了清嘉慶《新安縣誌》中，開始出現了「壆頭崗」的稱謂；直至民國十三年（1924），「壆頭崗」正式改稱「壆崗」，屬寶安縣第四區管轄。
今稱寶安區沙井街道壆崗社區。
村名雖然生僻，但村史卻骨肉豐滿，走進壆崗村的昨天，那些尚未褪去色彩的故事，無不讓人感慨不已，血脈賁張。
一、遷居開基
壆崗村原住民大都姓陳，尊南宋理宗駙馬陳夢龍為開基始祖。
陳夢龍當屬南宋抗元英雄，汕頭人，宋開慶元年（1259）考中進士，娶宋理宗女兒趙氏公主為妻，授輕車都尉駙馬。陳駙馬的最大功績是在得知文天祥被元軍所俘後，仍不畏強敵，率九百殘兵奔赴海門解救，終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戰死於海門灣海堤之上。
如今壆崗村原住民，便是陳夢龍之七世孫陳宗順率家人自沙井辛養村遷居而來，彼時在明朝初年，至今650餘年矣。
其實，據史書記載，在陳氏後裔遷居壆崗之前，這裡曾經擁有一個優雅的名字：渡溪。大約因其幾面均有溪水環繞，渡口甚多。這個名字一下使人想起古詩里的句子，最著名的就是北宋王周的那首《渡溪》：「渡溪溪水急，水濺羅衣濕。日暮猶未歸，盈盈水邊立。」又或想起唐代詩人顧況的《代佳人贈別》：「萬里行人慾渡溪，千行珠淚滴為泥。已成殘夢隨君去，猶有驚烏半夜啼。」那種離情別緒，平添多少詩意。
放棄一個古意優雅的名字，選擇一個頗接地氣的俗詞，是否意味著陳氏先人遷居開基之後，執意要入鄉隨俗、紮根鄉里的決心呢？此中玄機，已不可考。
總之，雖然村名早已從「渡溪」更為「壆頭」「壆頭崗」「壆崗」，但壆崗的血脈一直清晰，氣象萬新，飛騰超拔。
二、風水蟹地
壆崗村的形貌頗為奇特。
地形南北長、東西短，神似一隻巨蟹，故有「蟹地」之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過統計：壆崗土地面積7331畝，也即29.67平方公里，覆蓋範圍極廣，涵蓋西鄉、黃田、三圍、福永、塘尾、灶下、萬豐、潭頭、松崗等十多處，享有「巨蟹出洞，魚游鶴立」之美譽。
在風水學上，螃蟹被稱作「招財大將軍」，因為它的八隻長爪，被視為「八方招財」，一對鰲足則呈奉獻財寶狀，因此，凡「蟹地」均有繁盛發達之象。
只要在村里四處轉轉，你便會發現「蟹地」之喻確非空穴來風。那兩口南北守望的古井，宛如兩隻「蟹眼」；蟹眼旁邊，各有一組暗紅岩石，恰似巨蟹的一對螯鉗；在「蟹眼」和「螯鉗」後面的山坡上，林木蔥鬱，儼然繽紛斑斕的「蟹蓋」；而順著放射狀的街道與河流向四面八方延伸過去的，恰若巨蟹的螯爪伸向不可知的遠處。
在這樣一處風水寶地，一系列保存完好的古建築參差錯落地散布於各處。
首當其衝的還是陳氏大宗祠，雖歷經滄桑，仍巍然屹立在村中顯眼的中心地段村前路。這座三開三進兩天井布局的古宅，始建於清乾隆甲寅年（1794），1987年重修。磚木結構，占地面積400多平方米。大門主牆以紅砂岩砌築，大門、中廳間聯以亭台式廊房，中、後廳間聯以卷棚頂廊房，屋脊均灰塑各類吉祥圖案。門額石匾刻「陳氏大宗祠」，落款為「乾隆歲次甲寅三月吉旦」。整體建築風格華麗，大氣考究。
宗祠最惹眼的便是那副鐫刻於大門兩側氣度不凡的木板長聯：
上聯曰：前面橋溪後面沙溪溪水長流湧出渡溪新氣象；
下聯曰：空中天馬庭中祿馬馬群超拔迎來駙馬舊家風。
一聯道盡宗祠的地理位置及陳氏來歷：上聯中的「橋溪」「沙溪」，就是指陳氏大宗祠正面相對的是新橋村（橋溪），背後西面的是沙頭村（沙溪），指明宗祠是坐西向東的格局。下聯中的「駙馬」即為開基始祖陳夢龍，「天馬」「祿馬」等均寓意陳氏代有才人、各領風騷。
與陳氏大宗祠相呼應的是「壆崗村史館」，村史館的前身是「智熙家塾」，建於清光緒戊申年（1908），也是深圳最早的華僑建築之一，建造者是旅越華僑陳才茂，號智熙。
陳才茂自幼家貧，曾到香港建築工地當工人，後應招前往越南海防參與港口工程，贏得法國建築師馬隆賞識，加入其建築公司。陳才茂從泥水工、包工頭逐漸成長為設計師，並成為清末越南聲名顯赫的三大建築師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法國在越南的總督府。陳才茂發達之後，熱心於社會公益，開辦東安學校，為東莞、寶安的僑民子弟提供讀書場所，晚年和妻子還鄉生活，遂修建了「智熙家塾」。該建築兼具家塾和家祠功能，建築規制與規模與陳氏大宗祠相近，也為三間三進兩天井，但被法國人薰陶出來的陳茂才，在中式建築布局中融入了西方建築的要素，既有挑檐、天井，也有歐式拱廊，家塾室內是傳統實木作梁架結構，但也有混凝土水泥加馬賽克，建築整體至今保存完好。
壆崗人是懂得珍惜祖上輝煌歷史的，前幾年他們找來飛地傳媒打造自己的村史館，飛地傳媒的老總是詩人張爾，他用詩人的情懷和細膩讓這個村史館充滿了藝術張力和人性光芒，張爾的團隊在完全尊重與保護原有建築的基礎上，採用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形式，通過色彩、紋理、材料等「新與舊的碰撞」，實現了歷史風貌與現代實用的和諧相融。村史館通過大量珍貴的實物、圖文、多媒體等各種形式，全方位、立體式展示了壆崗村在不同時期的歷史風貌、名人風采和民俗文化。我參加了壆崗村史館的開館典禮，最讓我驚喜的是，在後樓還有一個「無字天書」和「全息投影」等體驗互動項目，讓人恍如在元宇宙中穿越古今。
第三座值得一提的建築便是北帝古廟。
此座清朝古廟，位於村前路與北帝路之間的半山腰處，符合建廟「無寺不山」的原則，因為人去廟裡的任務是朝拜，所以仰望是最恰當的角度。當然，壆崗已無像樣的山了，只能在一個有點坡度的高地象徵一下。北帝是道教的神，全稱叫「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民間認為，北帝是北極星的化身，負責統領所有水神，又可以指引船隻航行於正確方向，而不至於迷失大海。而沿海居民世代以海為生，人們對水神的崇仰之情自然深厚無比。因此，北帝古廟的香火長盛不衰。據《新安縣誌》記載，當時南頭的北帝廟，與孔廟、關帝廟並列為官方認可的三大廟宇。相傳每年的三月三是北帝的生日，過北帝誕便成為古代漁民們的「聖誕」。
壆崗的北帝古廟不算太大，建築面積約170平方米，式樣接近另外兩座祠堂及書塾。主體採用花崗岩作基牆與角柱，牆上飾有灰塑圖案，正脊有繁綺灰塑，琉璃瓦檐。廟內有多根石柱，其中兩根硃砂岩石柱直撐到梁頂，並有梁架斗拱、駝峰和花角等木雕構件，圖案清晰，藝術價值頗高。
此外，還有一座「禪生新樓」極有意趣，這已到了民國，由壆崗旅越華僑陳禪生1915年所建，既謂「新樓」，必有「舊樓」。確實，準確而言應該是兩座比鄰而居的兄弟樓，一座是陳禪生建的「禪生大樓」（舊樓），另一座是他的弟弟陳梅生後建的「梅生大樓」（新樓），但村民嫌煩，在大哥名字和小弟樓宇之間，各取一端，叫成了「禪生新樓」。身處民國，這兩座樓便有更多的西洋風，禪生大樓（舊樓）在嶺南特有的碉樓基礎上，加入了國外的建築元素，比如花窗、穹頂等等。梅生大樓（新樓）又稱「壽仁堂」，外觀式樣和門窗等外立面均為西洋式建築風格，但其平面格局還是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式布置，新舊兩樓均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建築材料、建築技術和最時尚的建築風格。
在改革開放前，禪生新樓曾用作壆崗小學。更有意思的是，陳禪生還親任壆崗小學的第一任校長。現在院落門亭的橫額上仍有「壆崗小學」四個大字，但因為沒有落款，已不知是否為陳禪生的手筆了。
三、紅色基因
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是，壆崗村在抗日戰爭的血與火中，曾經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引述一段深圳市史志辦原主任黃玲女士的講述：「1938年11月22日。日軍登陸大鵬灣，攻陷了大鵬城。隨後在坦克飛機的掩護下分3路猛犯深圳鎮。1939年8月14日凌晨，日軍再在寶安附近登陸，深圳地區徹底淪陷在日軍的鐵蹄之下。」
日軍占領寶安後，所到之地，瘋狂燒殺搶掠。壆崗村也有一個日軍中隊駐紮，民間反日活動受到嚴酷鎮壓。不過，耳聞目睹了日寇種種惡行的壆崗人，心中的熱血和憤怒不會被熄滅。鄉村知識分子脫穎而出，成為抗日的骨幹。壆崗小學教師一時掀起了加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熱潮，陳君卓、陳響明成為其中的傑出代表。
陳響明曾創作壆崗小學校歌《雍睦鄉里的壆崗》歌詞。面對國難，他投筆從戎，1944年初加入東江縱隊， 不久即為抗日獻出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陳君卓最初在東縱寶安大隊二區、東寶行政督導處抗敵，抗戰勝利後轉移至香港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返回內地，相繼擔任寶安游擊區邊縱支隊長麥定堂和政委張勁夫的副官、區長袁衛平的區員，1949年10月作為代表接收解放的寶安縣城，當時的報紙上曾以《陳君卓入城記》為標題進行報導。
與此同時，壆崗的海外僑胞也毅然投身抗日愛國事業。
長期在越南興辦實業的壆崗華僑陳慶籌，懷著強烈的家國之情加入越南東京中華商會，通過旗下善之公司參與物資搶運，積極支援祖國。與此同時，陳慶籌還熱情接待當時借道越南轉奔重慶、延安的愛國志士和流亡學生，例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廣州嶺南大學創校校長鍾榮光等均是通過陳慶籌的幫助安全回國的。
當日寇於1941年末控制了越南海防，企圖找陳慶籌出面辦維持會，他聽到風聲，絕不願做漢奸，攜家人連夜逃亡至廣州灣（今湛江）。當時廣州灣由法國人管治，還未被日軍實際控制。陳慶籌租了一棟兩層樓房用作住所和商店，一邊開設才源行，經營木料、花階磚、石灰、水泥等建築材料，一邊繼續資助抗日愛國活動。
令壆崗人最為自豪的抗日壯舉，是在1942年，與相鄰的東莞長安錦廈村聯手抗日。
日寇突襲東莞長安的錦廈村準備搶掠，遭到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錦廈村是一個以耕作和打魚為生的村莊，因為時常需要防備強盜和海盜，有著槍彈儲備和作戰經驗。面對訓練有素的日本侵略軍，國讎家恨讓他們決心拼死反擊。錦廈村民挖了一條直通村外的地道，預先將老弱婦孺疏散，不知就裡的日軍陷入「空城計」，進村後被打得措手不及，傷亡慘重。未等日軍清醒過來，錦廈村的勇士們便迅速從地道撤離並從海邊乘船遠離，也有部分錦廈村民躲藏到壆崗村。
惱羞成怒的日軍放火燒毀諸多房屋，並揚言要血洗錦廈村，除非該村交出30名青年和糧草。與錦廈村早有深厚情誼的壆崗村在秘密接納錦廈村民的同時，壆崗村的日本華僑通過日方高層與日軍進行多輪交涉，經過艱苦斡旋，日軍終於撤銷了報復計劃，壆崗華僑設法將這場一觸即發的屠村悲劇給化解了。
四、兩張名片
壆崗村有兩張名片，一文一武。
先說武的。提起壆崗，便不能不提到足球，而我偏偏與這張名片有所交集。
我1992年在《深圳特區報》當記者，報社為參加第八屆深圳市「阿波羅杯足球賽」組建足球隊，我也成為隊員，踢左邊鋒。每天下班後訓練兩個小時，分組後第一場遇到的就是這支壆崗隊，當時特區報隊裡有幾位體育系的特長生，以為對付個村隊不在話下，不料下場後吃盡苦頭，我們遇到的竟然是最終的冠軍隊。當時的隊員中還有如今報業集團的唐亞明、崔衛平等人，教練是當時的體育部主任盧建剛。
也因為這次的「腳談」，記住了這個名字生僻的村子。
後來得知，壆崗足球歷史悠久，從1942年建立起壆崗第一支足球隊至今，足球已陪伴一代又一代壆崗人成長、成熟、成才。壆崗可以稱得上是名副其實「家家愛足球，人人上球場」的「足球之鄉」。
抗戰初期，壆崗海外進步青年與壆崗青年發動成立「壆崗青年同盟會」，同盟會以「足球強身，團結抗日」的理念，自發組建壆崗足球隊，並在一塊坡地上修建了沙井乃至深圳地區第一個約5000㎡的足球場。
人民公社時期，縣體育局以經費撥付形式支持壆崗足球發展，生產隊為參與足球訓練和比賽的村民記工分，足球運動成為本地青年的光榮使命，1977年曾代表寶安縣參加廣東省第五屆運動會。
1998年3月，中國足協為壆崗足球俱樂部註冊，這是中國第一個村級足球俱樂部，並成為全國足球丙級聯賽的五連冠，並多次殺進乙級聯賽，創造了業餘隊與職業隊同場競技的奇蹟。至於深超聯賽冠軍，更是如囊中之物。
壆崗的另一張名片是粵劇。
粵樂社是壆崗的一個文化符號。還是在1942年，壆崗青年在成立足球隊的同時，一併成立了壆崗文工團，此即壆崗粵樂社前身，悠揚的粵韻自20世紀40年代迴蕩至今。經過數代人的薪火相傳，這個由村民自發組織，為傳承粵劇粵曲鼓與呼的粵樂社，足跡遍布深圳、廣東及香港一帶，聲名日益遠播。
1996年，壆崗粵樂社參加深港粵曲「黃金夜」演出，獲得金獎；2002年6月，參加廣州地區「粵劇、粵曲」交流演出，名聲大噪；2004年9月，參加深圳市首屆「羅湖橋杯」粵曲大賽、廣東省粵曲大賽；2004年11月，參加廣州八和會館成立115周年誌慶演出，並與著名粵劇演員羅品超、小神鷹、鄭培英等同台獻藝……
與此同時，老一輩藝術家們也圍繞校園發掘新生力量，為粵曲文化培養出不少「小金花」。2016年，壆崗小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粵劇中國保護中心推廣基地」；2021年，壆崗小學表演作品《八大錘》榮獲第十二屆廣東省少兒戲曲小梅花薈萃活動集體節目一等獎。
古老的藝術在當下的都市滋潤而頑強地生長著。
壆崗，一如它的名字，神秘、堅實、低調，但是餘音悠揚，數百年而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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